起底《炎黄春秋》主编洪振快：亲美反共历史虚无主义代表人物

　　《炎黄春秋》因刊登其执行主编洪振快抹黑狼牙山五壮士一文，被梅新育骂作狗娘养的。洪振快起诉梅新育，丰台区法院已经立案。

　　洪振快，《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历史学者，专栏作家，目前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上海证券报》等报设有专栏。出版的著作有《讲武论剑》、《红楼梦古画录》、《亚财政》等，其中2008年出版的《亚财政》引起广泛关注。目前主要研究经济史，特别关注财政、税收与历史变迁、社会发展的关系。代表作品有《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没有制度现代化，中国难以真正实现现代…》、《权利的贫困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贫困》、《“官二代”，何时会退出历史舞台?》、《统计数字不精确原因何在》、《国家财政不能变成私家财政》等。

　　通过对其文章的分析发现，洪振快善于对史料进行断章取义，选择性使用，对民族英雄、中共历史充满了痛恨与反感，极尽所能地进行造谣、抹黑、歪曲与否定，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而对英国殖民者、美帝国主义、晚清卖国贼主导的洋务运动、蒋介石政权治下的民国十年，却出奇地抱有极大的好感，对这些团伙犯下的滔天罪恶一概不见，相反，却常常是无中生有地美化这些中国历史上最邪恶的集团、无尽地赞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那几页。

　　《炎黄春秋》让如此反共亲蒋、反中亲帝的人充当执行主编的角色，充分暴露出这本杂志同样的反共亲蒋、反中亲帝立场，而《炎黄春秋》的社长杜导正、副社长杨继绳等人，也都是一路货色。这群人以《炎黄春秋》为阵地，多年来已经熟练掌握了歪曲史实、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历史虚无主义手法，大肆宣传其反共亲蒋、反中亲帝的文章，借以达成颠覆中共政权、推行资产阶级宪政的目的。

　　目录：

　　选择性使用史料抹黑民族英雄

　　为殖民者辩护：英国鸦片战争带来文明

　　假如没有美国，中国抗日战争结局是个未知数

　　洋务运动 民国十年 好时代

　　选择性使用史料污蔑中共大搞鸦片贸易

　　接过杨继绳造谣接力棒：饿死三千万再出发

　　爱国不等于爱朝廷 用投票选举的方式更换朝廷

　　小结

 

　　一、选择性使用史料抹黑民族英雄

　　洪振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http://www.yhcqw.com/html/qsp/2013/118/13118161626b7h749310h7f149gkb1k6hfj.html一文，引用了不少史料，也下了一番功夫，但因为带有对民族英雄的强烈反感、抱有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目的，所以在资料的选择上只取对抹黑有利的而不取对抹黑不利的，试举几例：

　　1、对于华北治安战的取舍和误用。

　　洪振快质疑狼牙山五壮士毙敌50余这个数字，引用了《华北治安战》中敌110师团的记录：“敌方损失，遗尸5616具。俘虏3769人。……我方损失战死84名、负伤224名。”与《聂荣臻年谱》中：“北岳、平西的秋季反‘扫荡’作战结束，历时66天，作战800多次，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我抗日军民伤亡1900多人”相对照，一句潜台词是“八路军吹牛”。战争中的数字本来只能是参考， 《华北治安战》中的数据连同在 《华北治安战》中的敌人折田贞重都不相信，这里不多说，需要指出的是 敌110师团只占敌人扫荡中使用的进攻兵力的三分之一，21、33两个师团的损失在 《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而且一定不要忘记八路军的歼敌数中有大量的伪军。

　　同在《华北治安战》中，还可以找到狼牙山五壮士的线索， 而不是象洪振快所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在日军总结的这次作战的教训中提到以下两条与狼牙山五壮士的作为极相似："其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444页)这就说明，象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战斗不但存在，而且绝不仅仅只有一次。

　　2、是跳崖还是溜崖。

　　这个就不费口舌了，请质疑的人到狼牙山溜一个试试。还非得瞄准崖底再起跳，你真比日本鬼子都狠。

　　3、有没有地雷。

　　洪振快认定“当天夜里，根本没有布置地雷”，但就在他引用最多的葛振林的《狼牙山跳崖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突然从石缝里钻出一个人来，穿便衣，看样子像地方工作同志，他连声喊：‘别走，那边有地雷!’话还没了，地雷响了。我把宋学义一拉，就地一滚，又滚了一次山坡，幸而没有伤着。”为了吃萝卜，为了跳崖，洪振快把这文章都翻烂了，竟然没有发现地雷，怪吗?不怪，因为他犯了选择性失明的病。其实，所有的报道中也没有提狼牙山五壮士布雷，地雷应该是早就布置好的。

　　其他的不再说了，因为相信大家已经看透了洪振快写这文章的目的，以及这文章本身是什么货色，依我看，骂它还是轻的![1]

 

　　二、为殖民者辩护：英国鸦片战争带来文明

　　洪振快《被忽视的<南京条约>第一条》http://www.yhcqw.com/html/gujt/2011/310/1131019134CJJF3828532CB1GGDHC33CGA.html一文中，提到：

　　“这一条的要义是，英国公民在中国，其人身权和财产权要由中方提供保障;同样，中国公民在英国，英国政府也承诺保障人身权和财产权。应该说，这是合理的要求，也是平等的要求。”

　　“英国人将这样的内容列入《南京条约》第一条，是因为他们极其看重这一点。”

　　“英国人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南京条约》第一条，典型地反映了英国人的思维，这个思维源自悠久的历史传统——一个英国人极其引以为豪的历史传统。”

　　“中英双方对这一条文的不同态度，刚好折射了两国的历史命运。英国人如此重视的内容，在中国人却几乎视而不见，这种视而不见甚至一直持续到169年后的今天，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一条对于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重大意义。”

　　该文认为，鸦片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是英国人为中国人带来了现代文明(人权、财产权)，乃至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因为林则徐违背了现代文明的做法(程序正义、财产权)而导致的。且不提“文明”英国在美洲对土著民族的屠杀、且不提“文明”英国在非洲进行惨无人道的黑奴贸易，单就“文明”英国进行毒害亿万中国人身心健康的鸦片贸易、“文明英国”发动屠杀中国人的数次战争、“文明英国”烧杀抢掠中国的天量财富，也难以让人相信这就是“现代文明”者、极其重视“人权”、“财产权”者的作为。不得不说洪振快所向往的现代文明真是中国人的灾难，在洪振快的梦里，只有殖民者的人权、财产权，没有中国人的人权、财产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洪振快如此反感中国的民族英雄，要尽一切手段抹黑抗日英雄了。为帝国主义洗地辩白，可见过比这更无耻的吗？

 

　　三、假如没有美国，中国抗日战争结局是个未知数

　　洪振快在其《历史如何让亲美变成仇美》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32779977.html一文中称：

　　“1943年，抗战艰难时期。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评，题名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洪文引用这篇社评试图证明：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应该”普遍地“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

　　很可惜，这篇所谓的《新华日报》社评又是赤裸裸的造谣。这篇文章根本不是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的社评，而只是普通的读者来信或投稿。当天的社评文章是《巩固工作竞赛成绩》。

　　看下面的图片，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1-4版全文照片;

 

 

　　新华日报头版：

　　接下来是新华日报第二版：(基本是国内或者亚洲新闻，真正的社论就在这一版上)

　　这才是当天的社论!题目是《巩固工作竞赛成绩》!

　　接下来看第三版，新华日报国际新闻：

　　所谓的《民主颂》这篇文章，在第四版的新华副刊上。新华副刊是干什么的?刊登读者来信和投稿文章，诗歌，音乐，杂文以及第四版广告的。

　　该文引用完所谓的“社评”文章后，进一步推断：“客观地说，假如没有美国，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恐怕是个未知数，至少，抗战不会八年就能胜利。”

　　对于接触大量史料的而言，说出这样的话，绝非是无知所致，而是故意屏蔽真实的历史信息，再一次祭出对历史断章取义、曲意解读的手段，为帝国主义洗地辩白。

　　什么是真实的历史？

　　抗战爆发，美国一直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但却源源不断的向日本输出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支持，中国对日本的战争早就打赢了。中国战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缴获的日军武器显示有多个零部件为美国制造。

　　美国对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持纵容态度。美国有时在口头指责下日本，以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但却通过供应日本的战略物资来提供实际支持。

　　美国政府和美国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军火公司的资本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纵容，表现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美国不但不谴责这一侵略行动，反而与日本密商谅解。1932年1月3日，日本侵占锦州，进逼中国关内。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政府，对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的局面和足以损害美在华权益，违反‘门户开放’及中日间的任何协定、条约，美国均不予承认。但在次日，美国国务院又表示美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条约权利’。此即史汀生主义，其实质是企图以牺牲中国东北来维护美在华的权益。它是此后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史汀生主义_百度百科)

　　1938年7日1日，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飞机公司说，美国政府不同意把飞机和飞机零件出售给正在进行狂轰滥炸的国家。这就是有名的“道义禁运”。哈美派也常以“道义禁运”来证明美国反对日本侵华。但“在‘道义禁运’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家反而增加了对日本的输出，如1937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为248.4万美元，而在实行所谓‘道义禁运’以后的1938年，美国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却增加到1745.4万美元，这个实例足以说明罗斯福政府的所谓‘道义禁运’的虚伪性。”(《美国通史简编》 615)

　　美英以这种方式间接参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但美国却不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而美国在苏芬战争期间对苏联实施贸易禁运。这儿关键的是,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问题。美国人也知道，“维持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一半以上的原料，特别是铁、钢和石油，都是从美国获得的”(〔美〕林克、卡顿《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册172)，

　　“直到1940年7月……罗斯福才对供应日本的石油和废铁实行许可证制度……事实证明,许可证制并没有起重大的影响。1940年8月间发给的对日出口的石油产品许可证要比1940年的前6个月所发的总和还要多。在生铁和钢的供应方面情况也与此相似。1940年8月间,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输往日本,这个数目约与1940年前半年所供应的数目相等。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汽油比1940年同一时期要多131%。”(《现代国际关系史》661、662)

　　1939年“美国输至日本军用物资达1.869亿美圆，约占该年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的86%。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的军用物资达1.9亿美圆，约占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84%。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圆，其中军用物资总值占7.039亿美圆。美国资本家唯利是图，供给日本大批军火物资，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欠下一笔血债。……美国力图借此诱使日本进攻苏联，并保全美国在华南的经济利益，利用日本抑制中国的革命力量，以达到美日妥协，共同榨取中国人民和反共反苏的目的”(《美国通史简编》614)

 

　　四、洋务运动 民国十年 好时代

　　洪振快在《没有制度现代化，中国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289-4066.shtml一文中称：

　　“真正用于建设的时间，主要是晚清洋务运动、抗日战争之前10年和改革开放30年。”

　　我们会发现，洪振快对晚清卖国贼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民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主导的“黄金十年”有着强烈的好感，称之谓“真正建设的时间”，而完全抹煞了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这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案例。我们要问，为何洪振快不单对殖民者、帝国主义有强烈好感，而且对卖国贼、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同样有着如此强烈的好感呢？

 

　　洋务运动：唯一成功的是摧残民族工业

　　所谓“中兴”和洋务运动，由曾国藩的外购，到李鸿章的建厂，“第一要务”均为用外洋船炮镇压国内人民反抗。李鸿章1865年9月20日有“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摺”，说到他1862年在上海设制炮局、后来创江南制造总局，宗旨皆为平定太平天国，对洋技术之被百姓掌握，用于发展国内生产和资本主义的民族工业，则须“向例设禁”、“随时设法羁縻”。

　　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31，收有一篇署名俞赞的《卹商论》，如此评论洋务运动：“开矿、商务、机器织布等局，事事步其后尘，事事为所愚弄”，结果不过“化子虚为乌有”，“到处创办，到处无成”。唯一成功的，是摧残稚嫩的中国民族工业。这也正是西方列强的本意。《时务报》第8册，刊有原载1896年9月29日上海《字西林报》，署“英人某”的匿名文章《论机器不宜进中国》。

　　在朱伯康、施正康的«中国经济通史(下)»中，对官僚资产阶级掌控的企业，充满了这样的记载：

　　“疯狂地购买洋设备，引用洋员。”

　　“隔省官员挂名应差，支领薪水者甚多，而委任各员任意开销，浪费侵蚀，私囊日充，公款日亏。经人告发时，李鸿章又袒护亲信，案情不了了之。”

　　“每个高级官员均任用私人，冗官冗员均领高薪，工人工资极低，工作时间长，矿工得病不加医治，生活疾苦。”

　　“官场舞弊，层层盘剥，费用大，往往入不敷出。”

　　“效率低，浪费大，管理无能，资金短缺。”

　　“因内部腐败，运输又不便，开支浩繁，亏损甚大，经费发生困难。”

　　“因用人不当，大肆挥霍，尚未竣工，费用即耗去4万余两，有买空卖空舞弊行为。”

　　史实证明：洋务运动不是遏止而是推动了精英集团的聚敛狂潮。这一则导致大众民不聊生，二则导致地方实力派崛起。结果一方面是流民四溢，一方面是“朝旨不出午门”。而一个孱弱的国度是无法“敌外国”的。甲午战败证实了“敌外国”之落空，“平中国”之梦则被满清覆灭及随后的军阀混战粉碎。“平中国”、“敌外国”之梦导致了“乱中国”、“附外国”的现实。

 

　　民国十年：工业的自宫效应

　　这十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并不可观，特别是在整体经济规模较少的情况下，虽然个别产业的增长率达到了接近两位数的水平，但对于经济的整体促进作用并不是很明显的。

　　特别钢铁产业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凡是了解一点经济学的网友都知道，钢铁是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大跃进”中才热衷于钢铁(还有粮食)产量的增长。然而，据说拥有大量西方留学归国经济人才的蒋氏南京政权，却似乎根本没有钢铁生产的意识，不仅自己不建设钢铁产业，而且把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拱手送给外国，结果造成了可怕的“自宫效应”。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更值得注意的是，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中，大部分并不是自己的民族企业生产的，因为其中的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设立工厂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民族钢产业的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后来我们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印度相比，我们的人均生铁仅为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在这所谓的“黄金十年”，由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唯一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于抗战后交给国民党中央的。这家炼钢厂于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月8日，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

　　下表为1927年到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只知道从外国买钢铁，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成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皇亲国戚当然皆大欢喜，也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业倒退的情况。例如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枪管钢，经过民国“黄金十年”的“大发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

　　补充一点：三十年代苏南富裕农村的死亡率

　　表一1931—1934年江苏省江阴县农村人口贫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 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贫穷者 总 计

　　1931—1932　　　26.5 　39.6 　45.6 　42.8

　　1932—1933　　　32.3 　31.0 　39.6 　36.1

　　1933—1934　　　33.9 　49.3 　56.0 　52.0

　　1931—1934平均　30.9 　39.9 　47.4 　——

　　2.婴儿死亡率

　　年 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贫穷者 　总计

　　1931—1932 　161.3 　　219.8 　198.2 　203.4

　　1932—1933 　275.9 　　240.2 　239.2 　241.8

　　1933—1934 　379.3 　　373.5 　403.4 　309.3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1936年)。

　　野草注：之所以选择1931—1934年的该地资料，原因在于手头没有全国性的资料(恐怕以当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调查)，而该地在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

　　1933年富裕的苏南农村的死亡率，比解放后最困难的1960年的全国农村(包括广大内地和西部，且被右派称为“大饥荒年”)平均死亡率高出近一倍。1931-1934年苏南农村平均死亡率比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正常年景的全国农村平均死亡率高出三倍，比七十年代高出6倍。

　　这样的“洋务运动”和“民国十年”，到洪振快嘴里就成了“真正建设的时间”，真不知这些人的底线在哪里。

 

　　被洪振快忽略的毛泽东三十年

　　反毛者从来不提毛时代的建设成就。这里仅摘录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对于真正对中华民族有建设意义的毛时代三十年，洪振快视而不见，完全彻底地否定前三十年，即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

 

　　五、选择性使用史料污蔑中共大搞鸦片贸易

　　洪振快《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http://www.yhcqw.com/html/qsp/2013/88/138810331784K0H9232K9F0AHGCGADG2DE_2.html一文，引用大量史料，力图证明中共在延安大搞鸦片贸易，而且中共高层对搞鸦片贸易具有统一意志。

　　该文开头即称：“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

　　这种栽赃令人叫绝。

　　1.谢觉哉在1943年6月6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边区政府关于禁绝鸦片的指示，不仅包括禁止种植，禁止运输，还制定措施严禁食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谢觉哉日记"(上)第485页)。但是造谣者从来视而不见，断章取义，手法卑劣。

　　2.谢觉哉日记中所说的“特货”根本就不是鸦片，而是陕西定边县出产的花马池盐。谢觉哉在1943年6月26日日记中记载“花马池盐是边区特产”(“谢觉哉日记”(上)第496页)。日记中说因为东南盐区被日本占领，青海盐区路途遥远，所以边区的食盐在周边地区很畅销。国民党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困难，食盐出口成为边区经济的主要支柱。

　　该文拼接各种片段性史料，充满了各式花样的猜测。行文至结尾，该文仍旧无法证明中共高层支持鸦片贸易、更遑论支持种植鸦片了。理屈辞穷，不得不搬出《延安日记》来为自己的文章做结。

　　但是《延安日记》的来历是很成问题的。以弗拉基米洛夫的名字出版的《延安日记》，是在日记的主人逝世以后20年出版的。是1968年由苏共中央有意命令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整理相关资料出版的。5年后整理完毕出版。也就是说，《延安》并不是当年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的直接作品。(《弗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延安日记>》，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

　　1968年到1973年的时代背景大家应该不陌生。那正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珍宝岛之战就发生在1969年)。而《延安》正诞生在那段时间。所以其中对中共的消极描述的真实性就难保证了。曾任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的前苏联学者罗维奇·杰留辛严肃指出书中许多地方,一会使用英文资料,一会使用中文资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译,有的按中文音译。不难看出这本书是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而日记的实际编纂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也承认，这部日记的编纂也是为适应当时的反华需要而作(出处同上)。

　　的确，如果弗氏确实有那么一部日记，其子要整理出版，何至于要整理5年之久?可见其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过。那么，《延安》中说陕甘宁边区大量种植鸦片的说法，会不会也是出于当时的反华需要而炮制的呢?这是一个重大疑点。

　　我们听听当时其他到过延安的外国人的说法。

　　1942年12月荷兰人布朗基(Brondgeest)向英国外交部所作的报告，与《延安》中所说情况可以说是同时期的。在报告中，布朗基提到“在延安，没有黄包车，没有勒索，没有妓女，没有鸦片和乞丐”。

　　还有英国学者林迈可。他在晋察冀边区和陕甘宁边区居住多年。在他的相关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即上文所说的记者团来到延安后，“无拘束地访问了延安各地方”，在回到重庆后，有些记者报道“延安边缘地区‘种植有罂粟’。接着就有外国记者登报声明，说这完全是胡说造谣，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一颗罂粟，连《中央日报》的外国顾问武韬也在这份专用声明上签了名。”(《英》192页)林迈可估计说延安种鸦片的那些人可能是受了专门的指派，只能那么些才能交差。试想以武韬等记者当时的身份，林迈可写回忆录时的背景(1986年，英国)，根本没有任何必要专门为中共说好话。所以他们的话与《延安》相比，其可信度更强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可能有人会问：《延安日记》1944年4月28日记载了为了迎接记者团而派两个旅去铲除已经播种的几百公顷罂粟，外国记者看不到鸦片很正常嘛。但问题是此外林迈可到达延安的时间比记者团还要早(1944年5月17日)，可是他似乎既没有看到大量种植罂粟的情景，也没有看到大量铲除罂粟的景象。而且，难道延安在遭到封锁，粮食紧缺的时候大量种鸦片，等到封锁松动了，形势好转了反而不种了，未免也太匪夷所思。《延安》中用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口气断言“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可惜不但隐瞒了前来的外国记者，瞒住了《中央日报》的外国顾问，还瞒住了在共产党根据地工作多年的林迈可。其可怪也与?[2]

　　其实，洪振快也意识到《延安日记》只是一个孤证，容易遭到质疑，于是在文章最后做了一个补充：“(《延安日记》中的记载)还有待档案或其他材料证实。”但他并不提及《延安日记》这本书本身是出于反对中共的政治目的出版的，涉及大量造假，严肃的历史学家是绝对不会引用这种材料。引用即显示了洪振快的偏好。由于洪偏爱这种反共材料，便坚持予以引用，进一步坐实共产党支持大肆贩卖鸦片的猜想。

　　相反，在洪振快十分热爱的民国“黄金十年”，西北地区鸦片极度泛滥。但这并不影响洪振快做出“抗日战争之前10年”是中国“真正用于建设的时间。”

　　在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以前，西北地区一直是仅次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二大罂粟种植与鸦片生产基地，也是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据记载，20 世纪20年代末期，陕西、甘肃两省的婴粟种植面积曾分别达到农田总面积的90%和75%。陕西每县几乎都具有生产3 万两鸦片的能力，甘肃积存的鸦片可供全省使用10 至20 年，男女老少普遍吸食。1930 年，陕西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灾荒。1931 年1月的《陕灾月刊》发表文章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

　　1937 年，陕北登记的烟民仍然很多。邑、榆林等县都在3000 人以上，米脂、绥德、神木、淳化也都超过了1000人。邑一县的烟民每月吸食量高达3000 两。瓦窑堡所在的安定县，烟民占总人口比例约为60%，其中不但有年富力强的少壮青年，也有老年人，甚至还有未成年的儿童。这些地区本来就缺乏粮食，然而在1921 年后，改植婴粟的耕地竟然占三分之一。1936 年12 月红军解放延安时，延安计有居民1096 户、4841 人，就有烟民1500 人以上。当时有民谣曰“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烟民之多可见一斑。

　　与洪振快挖空心思要证明的相反，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大力禁止鸦片种植与鸦片贸易。自1941 年至1945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法令，这些法规法令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严禁种植罂粟。故意违犯者，严惩不贷，一般规定要处1 年以下徒刑或劳役,并200 元以下罚金;

　　严禁买卖或贩运烟毒。烟毒价值在3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者，处3 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1000 元以下之罚金。烟毒价值在500 元以上者，处死刑，并没收其家产;

　　禁止吸食或注射烟毒，违犯者要受到严厉处罚。凡隐匿不肯登记或登记后逾期未戒绝的，或戒后又复吸食的，或经过劝导鼓励而仍不愿戒烟的，查出后由区乡政府或司法机关法办。一般要处半年以下徒刑或苦役，并科百元以下罚金，仍要再限期戒绝;

　　严禁帮助或庇护他人吸食注射及买卖贩运烟毒，严禁抗拒禁烟禁毒职务的执行，违者视情节轻重处1 年以上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2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罚金;

　　严禁设立传布烟毒的商店机关，违者视情节轻重处1 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奖励查获烟毒者和举报人：有人报告因而查获私贩私卖鸦片的，报告的人给予所获鸦片价值十分之二的奖金。如直接查获烟土送政府的，赏金加重;

　　严禁在禁烟禁毒中徇私舞弊、栽赃陷害;

　　政府公务员、军人从事毒品犯罪活动要从重处罚;

　　严禁与日寇勾结,以烟毒危害民族抗战：凡直接或间接受日寇之主使，以烟毒危害民族生机者，按惩治汉奸论罪，视情节之轻重判其有期徒刑或死刑，并没收本犯之全部财产，或处以罚金。

　　1942 年3 月4 日，边区政府召开第13 次政务会议，讨论根绝烟毒问题。会议制定了禁种、禁贩、禁运、禁吸条例和具体办法，其中特别规定：“对制造、贩卖毒品者给予较重处分，普通公务人员和在职军人犯同类罪者，加重三分之一处罚，禁烟人员加重二分之一处罚。”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禁毒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数十个关于禁毒的专门性法规法令，内容较为系统和完备，涉及禁种、禁贩、禁售、禁吸等查禁工作的主要方面，为边区的禁毒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1942 年2 月11 日，《解放日报》公布了边区建设厅宋桂年违犯政府法令私售鸦片、贪污公款案。1942 年1 月15 日，林伯渠亲自处理了边区税务总局科员冯维贤与现役军人郭树华贩藏烟土175 两的案件，将他们撤职法办。林伯渠同时指出，“如政府机关藏此败类，贻害匪浅”，并希望通过这一案件，“以期惩一警百，并应以此教育所有同志，以造成廉洁奉公之美德”。

　　铲除烟苗和帮助戒烟在每年的春播季节，边区政府都要强调铲除烟苗。尽管如此，在边区偏僻之地仍有不法之民偷种鸦片，但一经发现，严令地方政府立即铲除。如1943 年春季，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接连发出两件事关铲除烟苗的快邮代电。一件是“近据绥德报告，人民偷种者甚多，安定更多，希立即彻查，速令铲除，并严饬安定县府详细报告为要。”一件是“据查各县偏僻地方仍有不少偷种鸦片烟苗者，希立即深入检查，严令彻底铲除，改种粮田，并查办结果报告本府为要。”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在接到快电后，立即做了查处，第三天就做了汇报：“关于禁烟及铲除烟苗事，职于此次到子长县时已严令该县铲除，目前未见出土，铲后复活，并已决定出土即铲，更责成县区乡长绝对负责，不得玩忽。”5 月31 日，曹力如又致函边府秘书长李维汉，详细汇报了子长县铲除烟苗的经过。1939 年春，在国民党靖边宁条梁保安大队副张廷祥的纵容下，当地蒙人在巴兔弯种鸦片700 余亩。当地县政府根据禁烟条例将种烟的汉人逮捕，并命令群众铲除烟苗，重种田苗。这些事例足以说明，陕甘宁边区不是强迫老百姓“广种鸦片”，而是强迫种植鸦片者铲除鸦片。

 

　　六、接过杨继绳造谣接力棒：饿死三千万再出发

　　洪振快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一文http://www.yhcqw.com/html/wenzjc/2014/55/JI5D.html。

　　孙经先批驳该文：“在我们批驳杨继绳、曹树基的文章(发言)分别在《红旗文稿》、《开放时代》发表以后，眼看‘饿死三千万’这一谣言就要破产了，洪振快就跑了出来。

　　一方面洪振快在《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的文章，漏洞百出地继续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谎言辩护。我正在写文章对洪振快的文章进行批驳。在这里我要首先指出的是，这篇文章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它唯一的就是利用一个极为荒谬的所谓‘数学公式’，继续编造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谣言。我们已经多次指出了这个所谓‘数学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极端荒谬的、完全错误的。洪振快要想让人们相信他编造的谎言，那么他就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从学术上论证这一‘数学公式’的正确性。如果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就从根本上都是错误的。我们等待着洪振快回答这个关键问题。如果他不回答，那就表明他已经承认了他的这篇文章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洪振快采取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手法编造谣言、公然撒谎，对我本人、相关领导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行诬陷和诽谤。即使使用这种卑下手段，也同样挽救不了“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谣言必定破产的命运。”

 

　　七、爱国不等于爱朝廷 用投票选举的方式更换朝廷

　　广东《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11日刊发洪振快文章：《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http://www.douban.com/note/67289027/借古喻今，剑指新中国和党的执政地位。

　　文章称：“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

　　根据洪振快对洋务运动、民国十年、英国殖民者的肉麻鼓吹，我们知道其所谓的“民”根本就是政府对立面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绝非广大老百姓。政府是需要真正的人民监督，而不需要资本的操控，成为资本的代言人。最终，洪振快露出了狐狸尾巴，提出了用选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政府监督问题：

　　“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这无非是资本永远坐庄，而多个利益集团政党轮流走马的英美模式，并不新鲜。从西方几百年的实践看，这种模式根本无法为真正的人民服务，倒是很好地切合了资本的利益。

 

 　　八、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号称历史学者、《南方都市报》专栏、《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洪振快，竟把人均钢铁产量不如印度、富裕农村死亡率超出60年大饥荒平均死亡率一倍的民国十年称作中国历史上“真正用于建设的时间”，而完全否定毛时代三十年，无视毛时代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洪振快也不管延安时期大量国内、国外的严肃记载证明中共禁烟的伟大成绩，竭尽心力寻找孤证（反中共的孤证《延安日记》）、乃至断章取义、妄下猜测，试图证明中共在延安大搞鸦片贸易与种植。相反，洪对于民国十年，尽管“陕西、甘肃两省的婴粟种植面积曾分别达到农田总面积的90%和75%”、尽管“陕西每县几乎都具有生产3 万两鸦片的能力，甘肃积存的鸦片可供全省使用10 至20 年，男女老少普遍吸食。”，尽管那是个大多数人过着悲凉凄惨生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年代，也不妨碍洪振快根据自己的反共亲蒋立场做出判断，认为那是“真正用于建设的时间”。

　　洪振快不单反共亲蒋，还反中亲帝。他故意删改史料抹黑抗日民族英雄，而称英国殖民者发动对华鸦片战争是带来“现代文明”，称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最重要的（体现在《南京条约》第一条）是为了“人权”、“财产权”。我们发现，洪振快的“文明”殖民者们，大搞鸦片贸易残害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发动数次战争屠杀中国人、天量掠夺中国财富、火烧圆明园，但依旧是“人权”、“财产权”的坚定信仰者、捍卫者的形象，而林则徐保卫中国人身心健康、财产安全，则成了反“人权”、反“财产权”的反“现代文明”代表人物。此外，洪振快还认为没有美帝国主义，中国的抗日战争结局难讲。他做出这个大胆判断，完全无视他最亲爱的美国的国会议员司克脱在1938年洛杉矶发表演讲：“请大家注意，日本目前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资本作为帮凶而杀死的。”，也无视大量的《美国史》、《美国通史简编》中记载的二战期间、美国源源不断的向日本输出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对于以查阅大量史料写文章讨饭吃的知识分子，做出如此选择性的历史解读，决不是无知的问题，而是立场的问题了。

　　反共亲蒋，反中亲帝，立场先行，史料拼接篡改后跟上，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及其《炎黄春秋》杂志的一贯作风。更可怕的是，本文所列举的洪振快写的文章，对于《炎黄春秋》杂志制造的数不尽的党史谣言来说，仅仅是九牛一毛。
 

 

　　注：

　　[1]三斗文章《<炎黄春秋>选择性使用史料抹黑狼牙山五壮士》//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4/05/320686.html

　　[2]《延安的鸦片问题分析》//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1/12/2746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