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7月30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吴波同志文章《知识分子正蜕变为“功利分子”》(以下简称吴文)。读后感到这是一篇好文章，好就好在揭露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现状。“功利分子”就是把个人利益摆在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之上的“自私自利分子”、“利己分子”。笔者也是一名在大学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仅目睹整个中国教育的蜕变，也目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堕落。这种现象不仅教育界，新闻、出版、文艺、宣传、医疗卫生、研究机构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笔者前几年也曾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指出“当代大学教授、博导中颇多‘水货’”，“知识分子丧失了羞耻感”、“知识分子正在把自己变为小市民、商人、政客”……。许多群众也把专家、教授称为“砖家”、“叫兽”。其实整个社会各个阶层人员不同程度地都在蜕变为“功利分子”，包括头戴“共产党员”桂冠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说这些蜕变为“功利分子”的知识分子与其它阶层“功利分子”不同的话，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仅仅是追逐个人名利地位，而且被西方国家收买，充当间谍、汉奸、卖国贼，且以吸收西方文明为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径、手段、方法大肆和竭力推销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马前卒和急先锋。茅于轼、袁腾飞和南方系、炎黄系等所谓“社会精英”、“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这类人物。“普适价值”近些年来在中国的猖狂泛滥就是这些人的所谓“功绩”。知识分子蜕变为“功利分子”只是现象，其本质是什么呢?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蜕变为“功利分子”呢?笔者认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一、主观原因
1、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意识
明代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人们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意识是最起码的要求，掌握人类更多的精神成果的具有特殊地位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意识应该比其它社会阶层更高、更强烈。康有为在广州办学校时，要求他的学生“事事以救世为事，刻刻以救世为心”。所谓社会责任感意识就是要把追求社会、他人的功利和幸福摆在个人功利和幸福之上，甚至为了社会和他人的幸福牺牲个人的功利和幸福，甚至个人的生命。马克思早在他中学的作文中就表达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他说，只有为人类的完美、同时代人的完美，才能实现自身的完美。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却把这种社会责任感意识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把追求个人名利地位或放大了的个人名利地位作为支配自己生活、工作的唯一或主要准则。
2、背离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引领社会风尚的基本职能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有两种重要的社会职能：一是追求客观真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无穷无尽的奥秘都需要人们揭示和探讨，社会进步的一个极其重要标志就是真理性认识的不断拓展和深化。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追求和探索客观真理。哈佛大学的校训是：吾爱柏拉图，吾爱亚里士多德，吾更爱真理。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固然知识分子也追求价值，没有任何脱离价值原则的真理原则。但这种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的价值原则是符合人类利益的原则、符合大多数人功利的原则，而不是个人价值原则。那种忘却或放弃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人就只剩下了功利化的个人价值原则。其实这种价值原则也离不开真理性原则。但这种真理原则不是客观真理原则，而是“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二是扬善抑恶，引领社会走向文明、进步、高尚。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过：“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谁不是善良的人，谁就无法顺利地致力于提高人类道德风尚的工作。”要引领社会风尚，知识分子首先就必须有对生活中的善恶美丑的辨别力。爱因斯坦在谈到教育思想时，强调要使学生有道德上对善恶的辨别力，如果只有专业知识而没有辨别力的话，就是一只受过训练的狗。做人是如此，做知识分子更是如此。我们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丑恶现象和不完善因素包括制度方面，知识分子就要在正确识别的基础上，努力带头去抵制它、批判它、改变它，并自觉做真善美的践行者、带头者，为社会树立良好的榜样，去努力影响他人和社会。而这样的基本常识也被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完全抛弃了。他们是非、善恶、美丑不分，不仅不抵制、批判错误和丑恶现象，而且推波助澜，其言论和行为甚至比其它阶层有过之而不及。如前两年，北师大一位博导对他的学生说，四十岁之后，不挣够四千万不要来见我。吴文中所提到的“精致利己主义”和知识分子公然公开“为异化的权力和欺压劳动的资本代言和辩护”，就说明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不单纯是追逐个人物质利益的“功利分子”，而是社会的精神蛀虫和害群之马。
二、客观原因
1、否定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
自人类社会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相对独立的脑力劳动之后，就出现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即知识分子。唯物史观认为，在私有制社会中，社会群体的划分归根结底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对产品的分配不同而划分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从事精神、文化方面的活动。但文化根源于物质生产劳动和经济基础，从来没有离开一定经济基础的文化的创立、宣传和教育。文化活动不能离开经济基础实质是不能离开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在阶级社会中也有少数知识分子站在被统治阶级和新兴阶级的立场从事文化建设活动。因此，知识分子依附于什么阶级，为什么人服务的世界观就成其为文化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确实有大批知识分子抛弃和背叛了其原有的剥削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立足点和感情逐步和彻底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极其突出的贡献。钱学森就是这批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典型代表。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当多数知识分子头脑中固有的旧的立场、世界观、方法论并没有真正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揭示的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种种立场、情感和方法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存在，且已经不同程度地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和危害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人需要改造，工人、农民需要改造，知识分子更需要改造。二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责给其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强化自身世界观改造，把立足点彻底转移到工人、农民方面来，并强调知识分子要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本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爱护和关怀，希望他们能够彻底抛弃自身立场和世界观方面的不足，真正能够对新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然而这种思想受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抵触，同时利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部分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受到的批判和冲击，更加怀恨和憎恶毛泽东这些思想。特别是文革后，随着毛泽东晚年理论的彻底否定，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思想也受到严厉批判和否定。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为了讨好知识分子，不正视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立场、感情方面不同程度存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做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片面结论。从此，不仅“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就连“世界观改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中彻底消失了。从此，知识分子再也不承认自身世界观、方法论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不允许任何人对自身的批评和批判，以自己头脑中旧有的立场、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为出发点，主观任意地从事各种活动。吴文中揭示的知识分子的种种功利化现象恰恰就是这种立场、世界观、方法论的具体表现和充分表演。那些公然公开为社会腐败丑恶现象、为资本和资本主义辩护，公开或暗地恶毒歪曲、丑化、贬低、攻击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其根本问题就是阶级立场和世界观问题。这一客观事实恰恰进一步证明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和真理性，也恰恰证明了邓、胡等人结论的荒谬性。
2、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种种糟粕性内容的严重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儒家权力至上、拜权主义观念是这种文化的核心。因此有否社会地位就成为人们贫穷还是富裕的最重要条件，并由此派生出人们改变自己和家庭生存条件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读书而获得功名利禄。 “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就是这种文化塑造的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其不仅影响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当代教育作用仍然极其巨大。重要表现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根本否定毛泽东关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的教育思想，以培养所谓“人才”为目标，实际是培养脱离工农、脱离劳动、脱离艰苦的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只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上人”。这种人格特征表现在对待权力的态度上就是“权力至上”、“权力真理”、“唯权是从”。现代版的“指鹿为马”现象比比皆是，其不仅指官场上的官员，而且也真实反映了知识分子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强权、强势面前的麻木不仁和奴才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以拜金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与权力至上的中国文化相互结合，构成了中国当代最腐朽的文化内容，由此塑造出更多的奴性、虚伪性、内耗性、功利性等特征的所谓“人才”。西方思想家马尔库塞曾经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大量“单向度的人”，中国当今的人格特征也是这种扭曲的、丑陋的“单向度的人”。吴文中揭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功利化”现象恰恰就是拜权主义与拜金主义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单向度的人”的具体表现和典型特征。据笔者观察，实际生活中知识分子的这种蜕变、堕落现象比吴文中指出的严重得多。
3、扭曲、错误的改革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助长和强化知识分子蜕变和堕落过程。
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够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错误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出现蜕变和堕落现象除历史和文化的根源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实践根源。这个实践根源就是中国当代扭曲、错误的改革理论与实践。改革初期，强调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是把个人物质利益与贡献结合起来。总体讲没有错，但它有两个前提：一是强调个人物质利益的同时不能取代和凌驾于国家、集体的利益之上，不能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二是必须制定评定劳动者贡献大小的科学标准。但是在改革实践中却片面、无限夸大个人物质利益的作用，忽略甚至完全抛弃我们党长期积累的政治挂帅的基本原则，同时制定的考核劳动者贡献的许多具体标准本身就不合理。这种方法对于直接的物质生产部门都不正确，何况对于主要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教育、出版、新闻、医疗卫生、文艺等领域更不应该片面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因为精神文化产品很难用数量化的东西考核其贡献大小。然而在改革实践中，上述部门主要甚至完全依靠物质刺激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为此制定较为详细、具体、量化的标准。以大学为例，考核教师工作业绩主要是三项：一是科研工作量(依据科研项目级别、获奖项目、发表论文数量级别、出版著作等，且一律量化为具体分数，且不同级别分数差别极大)，二是教学工作量(依据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数量，研究生课1节课可折合本科身1.2、1.5或更多)，三是学生生评教成绩。如此细化的标准完全不合理。科研成果数量多、发表级别高、有科研项目未必科研能力强、未必成果优秀。中国当今有多如牛毛的科研成果究竟有多少真才实学呢?学生的生评教成绩更不能真实反映教师教学水平。以如此扭曲、错误的考核标准刺激教师的所谓积极性，必然导致多数教师紧紧围绕这些具体指标采取“白猫黑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方式完成指标，造假现象比比皆是。评定职称更是如此。不仅衡量教师个人，衡量一个学科、一个学院、一个学校的发展状况也具体量化为各项内容，尤其是科研数量、项目、获奖成果、研究生点等等。因此促使基层教师、干部疯狂追求这些具体指标的完成。由此导致教师们不是为培养合格学生和追求真理而进行教学和科研，而是为饭碗、为奖金、为职称、为个人和小团体政绩而工作。同时，由于现实生活中各级权力者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为自己和亲近者谋取各种私利，对于敢提不同意见或得罪领导的群众打击报复，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分子的“权力至上”观念，追逐权力、依附权力、溜须拍马等现象在高校中也极为普遍。前些年，深圳一所高校几十个教授争抢一个处长职务就是这种现象的形象写照。这种观念还表现在科研选题和科研内容上，特别是文科研究，要么是搞对领导者言论的吹捧性研究，要么是搞严重脱离社会现实问题的所谓纯学术研究，以求公开发表和获取奖励。如吴文中所说的“学术犬儒主义”。其它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也基本类此。这种改革理论与实践怎能不使知识分子蜕变为“功利分子”呢?
另外，这个社会改革过程中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倾向也直接影响精神文化系统和部门。由此造成这些部门、单位也把经济效益摆在极其重要地位，促使私有观念进一步扩散和渗透深入到这些领域。这也是造成整个社会知识分子蜕变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
三、知识分子究竟如何防止自身蜕变为“功利分子”？
笔者同意吴波同志关于知识分子正蜕变为“功利分子”的科学结论，并不是说，中国当代所有知识分子都在进行这种蜕变。其中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有理想、有信仰、有主见、有骨气，把自己的追求目标紧紧与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不为名不为利，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说真话，干实事，不唯上，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笔者曾听过中国科学院蒋高明教授关于在山东农村搞“弘毅”农场的试验和云南财经大学顾秀林教授关于反转基因的学术报告，非常钦佩他们的真正敢于创新、坚持真理、求真务实的精神，他们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真正和杰出代表。我想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当代中国数量也相当多，但总体比例还相对较少。最近从报纸得知，原天津老知青后任天津农学院副院长的郝广杰同志退休十年后，于2010年4月带上户口和组织关系，再一次回到他曾经插队落户的地方—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并于转年再次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带领毛家山人民改变山区面貌，共同富裕。这不同样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吗?他们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利主义”气味。如果说有功利性的话，他们追求的是人民的功利、民族的功利、社会主义事业的功利。他们正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学习榜样。
那么对于多数的正在蜕变为“功利分子”的知识分子究竟如何防止自身的蜕变，使自己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呢?固然造成这种蜕变和堕落的社会大环境很难在短期内迅速改变，但知识分子首先可以从自身入手。笔者简要提出几点要求：
1、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人类当代文化中，马克思主义是最杰出最优秀的文化。文化的实质是化人、塑造人。要做一个真正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做贡献的合格的知识分子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知识分子要多读一些马恩列毛的基本著作，了解和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及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把自己的追求和奋斗目标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紧密结合起来，并自觉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和处理社会问题。在当今世纪，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不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运用，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名符其实的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
2、正确处理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做改变环境的社会主人
知识分子不能以中国当代恶劣的社会环境为自身的蜕变寻找借口。面对着周围恶劣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三种态度：一是要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生活中善恶、美丑、是非的对立是任何社会永恒对立的现象。作为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知识分子应该“明辨之”，这也是中国古代对读书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如果知识分子自身都不能明辨是非、善恶、美丑，不知羞耻感，还配称知识分子吗?而那些蜕变为“功利分子”所谓知识分子恰恰是最基本的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都丧失了。二是要独善其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就有身处污泥而不染的典型。如战国时期楚国人屈原因向君王纳谏而遭贬流放江边。一渔人劝其说：“举世混浊，你为什么不随波逐流?众人皆醉，你为什么不吃点残羹剩饭，非要守身如玉呢?”屈原回答：“人怎能让清洁的身体接受外界污垢呢?我宁愿跃入江流，葬身鱼腹，也不能让高洁的品格受世俗的污染。”固然屈原投江自尽不可取，但其洁身自好的精神难道不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学习吗?三是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改变环境。马克思认为，环境与人的关系本质是实践关系，环境改变人，同样人也改变环境。人不能做环境的奴隶，要做改变环境的主人、主体。这种主体、主人主要是人民群众同时也包括要求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扬善抑恶，引领社会走向进步、光明、高尚的社会职能就是现代知识分子改变环境的具体体现。知识分子只有首先明辨是非美丑和独善其身，才有可能去改变环境。如果善恶是非不分，同时不能自觉抵制外界诱惑和污染，谈何去改变环境呢?
3、实事求是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
实事求是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也是改造和发展自己的前提。知识分子要防止自身的蜕变，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认识自己。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影响，总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视清高，大摆其知识架子，瞧不起他人，更瞧不起没有学历或学历低的普通工农。正如吴文中说，这些人以“精英”自居，爱以大众救世主面貌出现，以高傲的姿态俯瞰大众。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认识。一是知识分子无非是书本上的文化知识比一般人特别是比普通工农多一些，人品素质未必比普通工农群众高。二是仅有书本知识还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善于将书本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实际中才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而中国相当多数所谓知识分子无非就是留过学、学历高、头衔多，但应用知识的实际才能极其低下。同时，必须正视和承认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当代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立场以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自身的缺点、不足，才有可能去自觉改造、提高和发展自己。
4、自觉向工农学习，向小人物学习，走与工农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任何社会都存在正义与邪恶、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同时正义与真善美的因素永远都存在于最基层的普通劳动者和普通群众身上。中国当今社会也是如此。笔者曾是知识青年，在与最低层的普通农民的接触中，发现他们身上有我们这个民族中最可贵、最优秀的品格。今天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仍然有大量普通的工人农民不为金钱利益所动，坚守做人的底线。去年底沈阳一退休三轮工人被他人撞之后说，我有医保，你走吧。前不久，河北保定一农民冒死救下一列火车的事迹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真善美因素和正义力量的体现吗?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与工农和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从被以往一切统治者和学者瞧不起的普通群众中发现了无产阶级身上最可贵和最优秀的品质。他们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他们要受教育，同时他们也可以对教育者进行教育。恩格斯1890年曾说过那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毛泽东也多次说过，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毛泽东这些思想没有过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防止自身蜕变、堕落，并真正对社会有所作为，最主要、最根本的道路就是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小人物学习，向工农学习，自觉与工农和实际相结合，才能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对社会有益的合格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正蜕变为“功利分子”现象只是中国当今整个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它与整个社会腐败愈演愈烈、贫富拉大、社会矛盾尖锐、道德滑坡堕落、思想混乱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既有共同的原因，也有特殊的原因，同时相互影响。不可能孤立解决这一问题。但笔者最忧虑的问题是当今所有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引起最高决策者的真正承认和高度重视，更没有认真揭示造成这些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且某些改革措施还在加速这些问题的严重化。但笔者同时坚信，历史总是前进的。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只要我们每一个不愿做奴隶而要做主人的普通人民群众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行动起来，联合起来，持之以恒，永远斗争，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定能够成功。
附吴波同志的文章
知识分子正蜕变为“功利分子”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群体，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利益结构中都呈现出显著的分化。
几年前，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指认那些“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知识分子。他还提醒道，“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这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一次深刻解剖，也是对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的强力破题。
知识分子理应承载民族的良心和理想，理应取义忘利，但部分知识分子功利主义的倾向，显然与这一理想人格背道而驰。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群体不以言利为耻、关注物质生活的改善无可厚非。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有人却已然将知识甚至理想视为市场中可以兜售的商品，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以博取升官晋级发财的机会;有的借助自身的学术领导地位垄断学术资源，巧取豪夺，大获其利。这群人名义上关注的是公共事务，但落脚点无一不停留在对自身利益得失的考量上。俨然一副学官商合一的样子，不仅与西方视野中的知识分子概念有本质区别，也与中国古代“士”的精神差之千里。
也有部分知识分子，没有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般堕入红尘，而是选择在改革的大潮前做犬儒。针对学术界的犬儒主义，有学者曾发表题为“学术犬儒主义应当缓行”的评论，文章指出，这部分知识分子标榜罪恶都是别人的，与我无关，而我则玉树临风，红尘滚滚而清者自清。去批判化和去思想化，是学术犬儒主义的当下写照，正是这一特点塑造出知识分子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明知是非却不管是非，明晓利害善能趋利避害。虽然貌似清高，拒绝合作，心里打的还是功利主义的算盘。还是这位学者不无辛辣地写道，对世俗的全盘否定与对世俗的照单全收，其思想方式是一样的，二者都没有确定的价值标准。正因如此，学者可以明码出售，被买入的学者作为学科带头人就是拿项目;一旦项目来临时，则先是为分配争斗，后就是为报销发愁。
当下以精英自居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这些“精英”们能否名副其实，恐怕要打上个问号。有的“精英”爱以大众救世主面貌出现，以高傲的姿态俯瞰大众。有的“精英”信口开河，发出的一些言论不仅理论根据不足，而且缺乏基本常识。有的虽然一副为中下层民众代言的姿态，但表里不一，思想和行为已严重脱离大众;有的则公开跳出来为异化的权力和欺压劳动的资本代言和辩护。
这些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精英意识，是功利主义的另一种典型表现，真正内心忠实于大众和劳动的知识分子，不会有所谓精英的意识与做派。不得不引起警惕的是，一些所谓知识精英与干部队伍中脱离群众的一部分人以及部分资本的所有者，已经组成与大众相对立的精英集团。他们相互唱和，试图影响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在智库建设正如火如荼的今天，如何有效抑制精英主义倾向，坚持大众主义立场，就成为一个严重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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