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质疑
10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开幕，根据此前委员长会议的建议，本次会议将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反间谍法草案、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等法律案。其中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是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随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草案中最引人关注的是：
“拟对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罪的刑罚规定作出调整，取消死刑”。
“拟删去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并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保留适用死刑。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
关于取消9项死刑罪名，引起广泛争议，专家们的意见是：
中国人大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这次取消的9个死刑罪名属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对于这类犯罪少用、慎用死刑是大势所趋。”
中国人大法学院教授刘明祥：“减少死刑罪名，标志着我国在严格限制死刑方面，又向前迈进一步，将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人权，引导社会对生命权利的尊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说：“并非罪行设置得越重，就越能有效地预防犯罪，而是应做到罪刑相当。” 一般情况下，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这两类犯罪是非暴力性犯罪，但如果强迫卖淫过程中有暴力致被害人死伤的，可以采取法律适用上的应变，以强奸罪论处。
对于专家将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认定为“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感到诧异。如果不具备相当的暴力基础、特殊的身份以及巨大的破坏愿景，根本与这几项罪名无缘，也就是说能够犯这几项罪的人，必然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有巨大破坏力的犯罪分子，怎么能轻描淡写的以“经济性非暴力犯罪”而概之?如果不杀一儆百，又怎么能震慑这些对安定社会破坏极大的犯罪分子?
将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认定为“非暴力性犯罪”，更加不可理喻，如果没有暴力作为基础，如何能组织卖淫、强迫卖淫?逼良为娼，卖淫嫖娼这些对社会风气破坏力极强的勾当，本应严惩，而组织者却被取消死刑，如此怎能对社会风气的扭转起到警示震慑作用?“如果强迫卖淫过程中有暴力致被害人死伤的，可以采取法律适用上的应变，以强奸罪论处”，这种论调表明专家对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不是不知道，但是竟然还要为其开脱，而 “采取法律适用上的应变，以强奸罪论处”，很有可能造成具体案件在法条采用上的分歧，并不一定能够将犯罪分子从严惩处，结果还是会使这些严重损害受害者身心、败坏社会风气牟取暴利的犯罪分子逃脱死刑的制裁，实在有悖于“以德治国”的精神延伸。
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看起来似乎是“经济性非暴力犯罪”，但是此等罪行并不仅仅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更多的是对国家金融秩序和社会安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贪污受贿罪都保留了死刑，这些罪名更不应该取消死刑。
2011年人大已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项死刑罪名，并作出“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的规定。随后的几年社会风气、社会安全是好转还是恶化，相信自有公论。时隔三年又要取消9项死刑罪名，未免步子迈得太大。
死刑的制定，并不应该仅仅看犯罪的直接结果，间接结果、社会效应也需要参考评估。“减少死刑罪名，将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人权，引导社会对生命权利的尊重”，这样的论调，对于犯罪者似乎是个福音，但是被侵犯者的人权会不会因此而被削弱呢?草案欲取消的9项死刑，无一不是恶性犯罪，被侵犯的主体广泛，犯罪结果影响深远，如果照顾了犯罪者的人权，则意味着更多的人权受损，引导社会对犯罪惩处的弱化思维方向，会不会间接鼓励更多犯罪分子挺而走险?
再说说“拟删去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这非常让人疑惑是因为最近因反腐而烧坏多部验钞机而做出的决定。媒体却众口一词的宣传“刑法修正案(九)提交审议或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果真如此么?
“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并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保留适用死刑。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
法律如果不严明，执行起来就会不严肃，这样含糊其辞的规定，是将法律的解释权放给了具体办案法官。“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究竟怎样确定呢?
现行法律对贪污罪的量刑标准为: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阮齐林指出：“97年制定的标准，97年的物价水平定的，17年之久，价格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能适应现在经济发展”。
按照现行法标准，贪污十万元以上就判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可判死刑，那么现在被爆出的贪官动辄都是百万千万上亿的贪污数额，基本上都够枪毙好几次，所以“不适应现在经济发展”?
从97年到现在工资又涨了多少?97年毕业的大学生，起薪在千元左右，17年以后顶多涨3倍，但是物价涨幅却不止3倍，那么请问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究竟应该以社会居民收入的变化为依据，还是以物价的变化为基础?如果以房价十几年的涨幅为贪污定罪数额的递增速度，那就是对社会大众的讽刺和侮辱。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这样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表述，没有任何参照和标准的定义，必将在现实案件中引起检方与辩护人的巨大分歧，并对法官造成困扰和压力。这样粗糙、不负责任的修改，究竟是法治的进步还是倒退?这究竟是“加大惩治腐败力度”，还是通过修改法律，以含糊不清的法条让贪污腐败者成为漏网之鱼?
刑法修正案(九)，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对掌握社会较多资源的犯罪轻判，如以上所举取消9项死刑罪名和对贪污罪的含糊处理;对社会草根的犯罪加重打击，如“增加危险驾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将多次抢夺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增加规定组织考试作弊等犯罪”等等，这种倾向令人不安。
中国目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增，社会风气堕落，不安定因素频现，本应乱世用重典，但是在法律的修改上却出现了重罪轻判、轻罪严判的倾向，不能不说体现出某种阶级差异的色彩。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在司法天平上不应有这样的倾斜，这样的倾斜在维护谁的利益，路人皆知。每一个人大代表、有责任的公民都应对此表示关注和反对，否则将逐渐失去你本拥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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