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已成为吴敬琏推销自己观点的主阵地之一，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爱，臭味相投，惺惺相惜，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凤凰网本身就是一个极右派言论汇聚的网站，凡是大陆发表不了的反毛非毛等文章，该网站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传播的责任，真可称之为右派分子的喉舌。吴敬琏，一个顶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头衔，又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可谓是声名显赫，其在国内许多论坛上的演讲材料，虽然有在国内主流媒体发表的机会，可此人却偏好凤凰网，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演讲稿送到凤凰网发表，可见其对凤凰网情有独钟，此种厚爱，恐怕不是一两话可以解释清楚的。
近日吴敬琏又有高论发表了，虽然这篇演讲稿不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例行的“学术报告”，但吴敬琏绝不是甘心在内部讲讲就可放下的人物，自己的观点不扩散出去，蛊惑几个人，煽动人们激情涌动，是万万不肯罢休的。这篇题为《政府掌握太多的重要资源权力 吴敬琏谈体制障碍》，其阐述的思想观点，没有半点新意，不过是其众多文章观点的老调重弹。这种老调重弹，反映了吴敬琏在追求私有化改革方面的矢志不移和坚忍不拔。与其说吴敬琏做学问不随波逐流，倒不如说其推行私有化改革顽冥不化，的确是一个决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混球。
吴敬琏在文章中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的确有“反潮流”精神。在这篇文章中其根本目的没有像以往那样直言不讳，而是隐秘地推销斯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说。吴敬琏将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内部差异之争摆在读者面前，卖弄自己鹦鹉学舌般经济学常识，攻讦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拯救经济危机的措施，并斥之为短期行为，似乎不无道理，颇具迷惑力。至于吴敬琏的长期行为，无非是听任“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魔爪肆虐全世界经济而无动于衷，说穿了就是用自由市场经济手段拯救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行为引发的经济危机。如此拯救经济危机的高招，让全世界资产阶级政客们不敢为之，这让吴敬琏心有不甘。于是作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派的孝子贤孙的吴敬琏，不分场合地加以鼓噪，制造舆论，希期在执政者的头脑中获得一席之地，以便捞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说吴敬琏们在学术研究上专心致志，太有点抬高他们了。他们的坚持，仅仅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争权夺利、狗咬狗的厮杀，根本不是从造福中国人民的立场出发的，这一点无需生出疑心的。
吴敬琏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在他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已有详尽表述。按其表述，扩大生产，增加消费的途径，最终的目的是造就一批“白领”（与“中产阶级”一样的舶来品），借此提升消费水平。至于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似乎并不是吴敬琏们首选的关心对象。众所周知，在中国“白领”（中产阶级）所占份额较小，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工农阶级，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才是中国扩大内需的动力所在。造就一大批“中产阶级”，提高消费能力，前景十分诱人。然而，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客们为普通百姓墙上画饼的故伎重演，继续玩弄骗人的把戏，就有点太低估普通老百姓的识别能力了。二战后，欧美国家出现中产阶级，那是因为由于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国家的外在压力，欧美资产阶级不得不缓和国内矛盾。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泛滥，自由市场经济泛滥，无论是欧洲、美国、日本两极分化都在加重，中产阶级萎缩。在毛时代及8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但是经过吴敬琏倡导的私有化改革，工人的生活一落千丈。
所谓不受政府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资本家阶级利益最大化的体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于底层人民的，如增加福利、加大对富豪的税收等等，一种是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如美国拿工人的税收救助金融寡头。而吴敬琏所反对的正是有利于工人农民的政府干预。纯粹的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有弊端，这是连美国主流经济学都承认的常识，现实和历史也证明自由市场经济、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会造成两极分化。
喧嚣尘上的收入分配问题，最近似乎有点沉闷，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与好事者议论纷纷，最终也找不到造成分配严重不公的真正根源，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私有制、雇佣劳动、剥削制度的存在是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根本所在，然而资产阶级学者们转移视线，将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罪责归咎于垄断行业的高工资，而对资本家或私营企业主攫取全部剩余价值，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低工资刻意回避，真有点让人看不懂了。要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根除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普通劳动者就永远无法摆脱贫困，也就无从提高消费能力，那么吴敬琏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是一句废话。
吴敬琏懂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值得怀疑。这样一个鹦鹉学舌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传人，奢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就有点奇怪了，不过这并不影响其篡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的行为。如今在中国这个号称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并无市场，倒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说十分活跃，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被“吴市场”们糟蹋殆尽。就资本主义经济学说而言，无论是斯密还是凯恩斯，都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服务的，也是为挽救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诞生的，所以吴敬琏们根本不配谈社会主义，更无资格讲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死敌。
吴敬琏热衷的改革，其中心目的就是私有化，这是其一贯的观点。吴敬琏的改革思路，就是将国家重要资源配置的权力全部私有化，更露骨地说，就是让西方帝国主义掌控中国的战略资源和经济命脉，对中国经济实行殖民化，从而进一步消灭残存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以便为已喧嚣的资产阶级政改铺平道路。因为吴敬琏们清楚地懂得，经济基础一旦全面资本主义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自然激化，迫使执政党按照经济基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迫使中国共产党按照西方政体模式指引的道路前行，这就是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热衷政改的本质。他们绝对不会大搞回归毛泽东路线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会大搞让人民群众重新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资改派们十分清楚，他们热衷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动起来，就会激起滔天波浪，直接冲击整个社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说不定就会爆发一场伟大的革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的伟大业绩。
吴敬琏限制政府权力的说教，不是其首创，而是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说的鼻祖斯密及哈耶克等人的杰作。
当政府利用权力推进独裁专制式的私有化改革时，这些自由派学者高呼万岁。比如吴敬琏的老祖宗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派学者就极力支持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搞私有化、搞针对左翼的大屠杀。而吴敬琏也一直支持中国资改派官员侵吞国有资产，支持针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独裁专制的下岗运动。而吴敬琏因为极力支持中国的私有化改革，从而获得某些独裁官僚的青睐而风光无限。而当政府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开始限制资本家的财富，增大对资本家阶级的税收，增进人民大众的福利、或者试图恢复公有制时，吴敬琏们就跳出来反对权力干预市场。吴敬琏们们不过是独裁官僚们的走狗及资本家阶级的御用文人，是工人阶级人民大众的死敌。
三十年来，他们靠资改派掌握的政府强权，摧毁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今他们为了保护私有化成果，当然不希望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不管这种自由市场经济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的灾难，也决不允许政府对“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的魔爪进行约束。他们希望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放任资本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尽管这种可怕的无序行为已经被历史证明行不通，可吴敬琏是见了棺材不掉泪的顽固派，仍然矢志不移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死心塌地地推销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说。然而在中国资改派中，鲜有几个大脑进水的政客敢于冒天下之大讳，敢于放心地采纳吴敬琏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说管理经济，这让吴敬琏们伤心不已，哀号不断。但是他们断然不会闭上自己的臭嘴，还要继续喋喋不休下去，直到老死为止。
吴敬琏倡导的改革是不会造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一点早已被三十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 “伟大”历史所证实。吴敬琏因为推销市场经济有功，被人民群众“誉为”“吴市场”，就是最好的证明。三十多年前，吴敬琏与厉以宁们要么市场经济高效，要么一股就灵，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折腾散了。这种改革使得他们自己的腰包鼓起来，使得工农阶级再次沦落为弱势群体，成为他们享乐的陪衬。如今吴敬琏摇身一变，似乎成为工农阶级的救世主，现行经济体制的反潮流者，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其实吴敬琏并不是反对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是对中国残存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极为不满，恨不得在一夜之间将其彻底摧毁。吴敬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全面彻底私有化。他很清楚，凭着中国私营资本家那点功底，根本就不是西方资本家的对手，其倡导把中国的重要资源交给他们使用，就是十分清楚这些重要资源最终会变成西方帝国主义的囊中之物，届时中国的经济就会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掌控。一旦对中国经济实现操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受到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牵制，当权者即便不想改变政权颜色也就无能为力了。吴敬琏们转变经济增发展模式，绝对不会动私有制经济一根毫毛，而是千方百计地摧毁现存的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国有经济，因为中国的国有经济才是西方帝国主义最为嫉恨的经济基础，也是令西方资本家心有余悸、竞争乏力的经济实体。
当今中国，无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还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看似造福百姓，实则包藏祸心，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西方世界喧嚣的所谓普世价值。这股妖风已经刮起，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准备反击和斗争，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彻底揭露和粉碎资改派的阴谋诡计。写于2010年10月10日
附文：
程恩富：直接影响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
人民网记者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0年07月14日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141339.html
劳动报酬占比与经济发达程度并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
记者：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应该怎样客观认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
答：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统计指标，其实际情况如何取决于权威统计部门。国家统计局是这样的部门，全国总工会也有调研渠道，但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是不是也具有相关的调研渠道，我们不清楚。
从目前披露的数据和理论上的依据来看，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和工会未能在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客观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含内资和外资）越大，劳动报酬占比往往越低。而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左翼力量和工会运动的程度和效果不同，不同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与其经济发达程度并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苏联解体后，随着工会运动受到打击，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也普遍下降了。
直接影响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
记者：“劳动报酬占比”与“劳动报酬”之间是什么关系？直接影响百姓收入多少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答：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相对量，而劳动报酬是一个绝对量。劳动报酬高不等于劳动报酬占比高，反之亦然。与劳动报酬相比，劳动报酬占比更能反映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劳动报酬占比越低，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越低。
直接影响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统计资料显示，非公经济中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占比一般是低的，而劳动报酬通常也是低的。尽管某些外资企业中劳动者的报酬较高，但是由于这些劳动者本身的素质较高、劳动强度较大和劳动时间较长，所以与劳动贡献相比，实际报酬并不高。这就是在某些中外私企拿较高劳动报酬的人还要跳槽到劳动报酬较低的单位之缘由。
提高职工工资目前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记者：各地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这是否反证我们的劳动报酬太低了？在当前形势下，提高职工工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答：即使各地已经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按照新的标准，与企业高管层收入、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相比，劳动报酬还是偏低。况且，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与近些年来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关，主要是通货膨胀积累的结果的反映。
在当前形势下，提高职工工资，解决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至少具有下列重要意义。一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成果要合理分享的需要；二是刺激国内消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三是促进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升级的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工资太低，使用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因而英国发明的机器曾经只能在北美使用。工资偏低同样是目前我国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调整与提升不快的原因之一。有舆论说，这些劳动者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不值得为他们说话，这是谬论。
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记者：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有哪些？与各种统计口径、经济结构转型等因素，有什么样的关系？
答：各种不同的统计口径计算出来的劳动报酬占比会不同，但真实的劳动报酬占比只有一个。最合理的计算方法是全国进行专项普查，否则计算误差会较大。
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其次是工会等职工维权组织作用的没有发挥。在私有经济中，雇主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必然极力压低工资，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尽量为雇主和资本所得，从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必然越来越低。当前，中国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强调更多地发展私有经济和对外招商引资，现存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也大量被股份私有化，这必然会导致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
企业的利润是由劳动创造的，资本只是提供创造的客体条件而已
记者：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普通职工收入的正常增长，有专家认为，企业的利润是由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企业利润分配理当由经营者和劳动者共同决定，所以，采取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或叫“工资共决”，对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答：企业的利润是由劳动创造的，资本只是提供创造的客体条件而已。正如我们不能因为黄世仁出租土地给杨白劳去劳动，我们就说粮食及其价值是黄世仁和杨白劳共同生产出来的。实际上粮食的源泉是杨白劳的劳动与土地、种子、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只是凭借私有产权而不劳而获地收取实物地租。同样，企业的剩余价值或其转化形态利润同地租的性质一样，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自身的价值只是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不会创造新价值。不具体参与生产经营管理的私人雇主与地主在获取“剩余索取权”（西方产权理论用语）或剩余产品（马克思用语）这一性质上是相同的。
工资共决可以抑制雇主对于工资的过分压低，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只要雇主能够获得利润，资本的积累就会越来越多，资本所得的占比就会越来越大。
政府应当像当年英国政府一样向企业派出工厂视察员
记者：企业应对职工工资之策无非有二：要么不给员工涨工资，据统计，目前我国70%以上的劳动者在非公企业就业，加不加工资主要由老板说了算，政府干预的空间很小；要么通过产品涨价消化工资成本，那样又会引起物价快速上涨甚至通胀，影响百姓生活和社会稳定。而有专家认为，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最可行最合理的办法是降低政府财政收入。对此，您怎么看？
答：不能混淆居民收入与劳动者报酬。降低政府财政收入只会增加雇主的收益，而对于改善劳动者报酬无益，甚至有害。因为这减少了政府通过再分配向劳动者转移的份额，反而会降低劳动者报酬的占比。
目前中国所有严重的现实问题往往都是有误的理论左右着人们的思考和决策。首先，政府干预的空间很大而不是上述理论所认为的很小。实际上，如果严格检查落实法定劳动时间和劳动合同法等保障劳动者利益的措施，甚至立法规定所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增长应与企业的高管层收入、劳动生产率和利润三者增长密切挂钩，那么，劳动者报酬本来可以更高一些。政府应当像当年英国政府一样向企业派出工厂视察员，对于侵犯职工利益的行为直接进行起诉，而不能仅仅要求每个单位的工会一对一的集体谈判，每个职工花大精力去进行效果不佳的维权，并导致许多企业内外不和谐的行为和局面。政府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应当看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节和干预的空间非常大。
其次，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资本家能够通过产品涨价消化工资成本，那么即使不涨工资，资本家也早就涨价了。那种认为涨工资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只是代表雇主利益的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而已。
新建企业员工的收入共决机制以提高劳动占比
记者：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对于劳动报酬问题，国外走过什么样的路，有何借鉴作用呢？
答：首先是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而不能是毫不动摇地大力发展非公经济，而毫不动摇地大力消除公有经济，在积极发展壮大公有经济过程中扩大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用工量。这是因为，统计资料表明；在相同情况下，公有经济的平均劳动报酬高于非公经济，劳动报酬占比相对较高。其次是国家立法规定职工收入的劳资共决制度和增长制度。其要点，一是规定企业高管层收入（广义收入含变相收入即福利）、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的增长须同职工收入的增长保持一定的比例。二是新建企业员工的收入共决机制。加强工会在企业职工收入的劳资谈判中的作用。只有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或成立相关分配和福利机构）与工会集体谈判的书面协议，才能作为董事会最后通过的法定有效协议。
对于劳动报酬和福利问题，二百多年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始终走在雇主阶级与雇员阶级此起彼伏和程度不同的博弈道路上。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再次引发欧洲、日本等雇员阶级的不断罢工和游行示威。因为西方政府是站在雇主阶级的立场上主要是事后来协调劳资关系的，这就要求作为人民政府而非“中性政府”的社会主义政府记取西方的教训，应当站在雇员阶级的立场上主要是事先和主动地积极协调劳动关系或劳资关系。过去西德法定企业董事会中雇员的比例和收入共决机制、工会依据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谈判雇员收入的合理增长、日本企业依据职工工龄的增加而增加收入等等，都是我国可以借鉴和进一步变通创新的。
记者：值得关注的就是产业工人收入分配占比问题，据说是逐年下降的。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2006年的数字，农民工报酬只占当地城镇居民的37.8%。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具有什么样的重大现实意义？
答：逐年下降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外私有经济的比重是逐年提高的；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是逐年进行的。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不仅可以大大推动中国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和外贸结构的升级，而且可以大大缓和社会各种矛盾，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和雇员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正义社会意义非凡，也可以带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等其他领域人员收入的相应提高，从而拉动各阶层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记者：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劳动报酬占比究竟多少合适？劳动报酬占比提高到多少，才能使劳动报酬增长与GDP增长大体同步？劳动报酬占比有没有一个“黄金比例”，以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答：劳动报酬占比究竟多少合适，取决于劳动报酬的绝对量和GDP的绝对量。GDP越小，劳动报酬的占比应当越高。从劳动报酬的绝对量来看，劳动报酬应当使劳动者及其家庭维持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最低生活水平以上。要使劳动报酬增长与GDP增长大体同步，必须采用指数化工资，即每年参照GDP的增长率制定工资的增长率。
这样看来，劳动报酬占比并没有一个黄金比例，但西方经济学通常用柯布和道格拉斯最早测算的比例为75%即四分之三。如果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比例，自然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同方向变动和互相促进的关系
记者：劳动报酬占比不仅关系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更关系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十七大报告指出，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改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对此，您是如何解读的？
答：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辩证法的。这是因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如果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那么初次分配就会随着再分配的进行而发生反向变化，使得再分配无效反而成为对于资本家的补贴。例如，英国的地主和租地农场主曾经付给农业短工极低的不能养活自己的工资。其差额部分由救济金补足。而如果没有救济金，这些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将不得不支付农业短工可以养活自己的工资，正是由于没有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结果救济金就转化成了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地租和利润。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同方向变动和互相促进的关系，也就是说，越公平，效率越高，反之则相反，而并不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说的二者呈现反方向变动和互相替代关系，即越公平，效率越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过去流行的所谓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是错误的观点和政策。十七大报告纠正了以往种种有误的观点，强调两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准确的。
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同保持经济发展和出口比较优势并不存在尖锐的矛盾
记者：过去我们的经济高增长特别是出口高增长，是以我们的低劳动力成本为代价的，特别是低劳动收入为代价，今后既要保持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又要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实现体面劳动，如何处理这个二难选择？
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与劳动力成本有一定的联系，但主要与劳动效率有关。只要两个国家的两个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这两个国家就都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低劳动力成本有时也没有比较优势，否则，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的工资比我国还低，为什么他们没有实现经济高增长和出口的高增长？
显然，随着中国劳动者报酬的提高，企业将升级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而在新的产业结构中，即使中国提高了工资，相对于国际市场，仍然可能具有较低的所谓比较优势。譬如2008年，作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这就是说，我国涨工资收入的空间还很大，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同保持经济发展和出口比较优势并不存在尖锐的矛盾，有时往往看似坏事，其实是好事，能够产生新的层次较高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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