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药家鑫案已经盖棺定论。但是，药家鑫杀人动机却没有定论。精英们所说的激情杀人，弹钢琴式杀人，因其荒谬而被公众嗤之以鼻。而药家鑫杀人动机究竟何在？我们实有探讨的必要。
首先，我认为可以排除预谋杀人的动机。药家鑫和张妙素不相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药家鑫开车撞上张妙不是预先策划好的。而是因偶然的车祸引发的杀人案。有人提出，深夜里药家鑫车上为什么有现成的管制刀具？这个问题我认为和预谋杀人是没有关系的。质疑管制刀具的人可能并不了解经常上夜班者的生活状态，对社会现实未能深入调查研究。据我所知，很多长期在深夜里上班或下班的人，手边都带有某些“家伙”。我看过某报纸夜班编辑在当地“百姓话题”栏目里写的《手上多了一把刀子》，其中说道，因上下夜班时要步行通过一段较为偏僻的路，而且在这路上曾经遇上杂痞滋事，从此就随身带了一把刀子。至于是什么刀，水果刀还是管制刀具，文章中没有说。反正是从此他给自己多了一个防身的手段。我认识的熟人中，上下夜班时不带刀，因为带刀容易被警方怀疑，他们带别的东西。有人带一根尺多长的钢管，遇歹徒挑衅时足可抵挡一阵了。钢管外用报纸缠裹，拿在手上也不会招来别人异样的眼光。还有人随身带一把扳手，12吋的扳手，不大不小，冬秋季节揣进裤子口袋里不会被别人发现，如果与歹徒搏斗，其重量足可将其“钝器击打”致伤甚至致死。带扳手有个好处，不会受到警方的干涉，这种常用工具在家里或单位上都可能用到，随便找个理由就搪塞过去了。即使是女士，往往也要带瓶可以“喷雾”的防身用品。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治安逼出来的，不必多说，人人都懂。药家鑫随车带管制刀具这肯定不对，但是，夜间上下班的人随身带防身器物，这却要让警方来回答才对。让我们的社会来回答才对。
然后我们来说车祸发生以后的事情。每当发生车祸，司机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停车看看，适当采取措施。二是逃逸。药家鑫撞上张妙发生在夜里11点多，如果药家鑫选择逃逸，以后的事就都不会发生了。从这一点上看，药的品行还不算最坏。当药下车发现张妙还活着，他又有两种选择，一是立即施救（打120急救电话，或者自己开车送张妙到就近医院抢救），二是逃逸。但药没有立即施救。以常理推之，应该是医疗产业化阻挡了他施救的步伐。是利益与自私的龌龊考虑，阻挡了他立即施救的步伐。如果施救，且不说因交通肇事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光是巨大的医疗费，就可能让药家从小康变为穷光蛋，价值14万元的车是保不住了，音乐学院还能不能继续读下去，都难说得很。而且，从此药家甚至还要背上巨额债务。这种后果，即使没有上过大学，凡是生活在当今的中国人都能够预料得到，而且几乎在一瞬间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利弊得失。所以药家鑫没有选择立即施救。但也失去了逃逸的机会，因为他发现身受重伤的张妙在努力记车号，在这一瞬间，杀人念头就占了上风。杀机因此而起。
有人说，药家鑫道德低下，品质恶劣。这话也不算错。但道德的力量太脆弱了。以药家鑫的道德水平，最多可以让他在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让个座，或者捡到100元钱交还失主。但是，在无数高官纷纷因腐败落马的今天，在社会道德大面积滑坡的今天，在普遍的礼崩乐坏的今天，让一个在读大学生在全家人成为穷光蛋甚至还要背负巨额债务，与侥幸逃脱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两种选择中，能够主动选择牺牲自己的前程还有家人的前程以完成道德的升华，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药家鑫在一瞬间决定杀人灭口，既有个人的原因，更有时代的原因。我们可能都听说过车祸中“压伤不如压死”的说法。这是医疗产业化投给时代的阴影。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是教育产业化杀死了张妙，是教育产业化杀死了药家鑫”。现在我要说，也是医疗产业化杀死了张妙和药家鑫。
按照犯罪学的理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人是很复杂的集合体，有些罪大恶极的人，也可能在一瞬间流露出不忍之心。有些平时一惯以品质高尚为人称道的人，也会有邪恶的念头发生。恩格斯说过：“人类来自动物这一点决定了人类难以摆脱兽性，只是在于摆脱得多些和少些的区别罢了。”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的制度和体制。在好的制度之下，坏人想做坏事不容易。在不好的制度下，即使是好人也可能做坏事。本文不来争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也不来争论药家鑫算是坏人犯罪还是好人犯罪。这些都没有实际意义。至于目前受到关注的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诉张显名誉侵权案，我觉得更没有意义了。本文要说的是，任何时期的犯罪现象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犯罪现象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因此，本文仍以昨天一篇文章的结尾为结尾：
借鲁迅的话说：我们将上下以求索，用世界上最黑最黑的语言诅咒发明了“教育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那些败类。他们的后代将操最贱的生业，将会在最深最暗的坑道里匍匐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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