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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老田的“李杜范式”与“新制度主义”

杨大庆 · 2007-11-23 ·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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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老田的“李杜范式”与“新制度主义”

                                                    杨大庆

看到老田一篇评张素华所著《变局》一书的文章标题中有“李杜范式”的字样,先是颇感奇怪,这李白杜甫如何与“七千人大会”相干?继而又自作聪明,认为是说在“七千人大会”中或评论“七千人大会”时有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两种态度或观点。及读正文,方知李乃李锐,杜乃杜润生;而“李杜范式”则是“李锐和杜润生开创的党史国史叙述路数”,而此路数已成了“党史和国史研究领域的‘潜规则’和‘公开标准’”,“几乎垄断了国内的党史国史研究领域”。对史学界如此大事,我竟浑然无知,真是孤陋寡闻。于是便正襟危坐,仔细拜读老田大文。

读完之后固然眼界大开,但疑惑也颇多多。诸如有没有“李杜范式”?若有,它是何时形成的?它若仅限于“杜润生先生关于农业的著述最终认定除非个体农业将无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李锐先生的著述集中于党内生活的非民主化责任问题,认定公有制或者集体化必然导致生产下降和找寻党内错误的责任人”这“两大要点”,为何能一手遮天?它能否涵盖李维汉、薄一波等中共元老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它能否囊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沙健孙主编的中共党史著作和《十年论战》(吴冷西)、《为毛泽东辩护》(许全兴)一类为数不少也绝非可有可无的著作?它与此前的党史研究代表作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之“叙述路数”区别何在?都是有待通过思考和学习才能解答的问题。

而令人沮丧的是,与上述疑惑相比,我的不懂更是多多。特别是老田的文章所引史料虽然我并不陌生,可读起来居然费力无比,真使我的自信心遭受打击。硬着头皮多读几遍方才悟出,老田此文走的是以论带史的路子,其“论”为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而我在西方经济学知识方面是个有待扶贫的困难户,当然如读天书。于是,便知难而退,不欲班门弄斧,与高手较短论长。但费了半天劲连个嘴都张不开毕竟于心不甘,而讨论的又是我素来关心的党史国史,便喉头发痒,不自量地生出一大堆废话来。

据我有限的见闻,制度主义或“新制度主义”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强调或突出“制度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决定性作用,主张以“制度分析”为起点建立经济学体系的学术流派。它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都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新出现的问题提出过各自不同的主张,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度过危机、走出困境、实现稳定增长方面也各收一时之效。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如同凯恩斯主义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政策指导,新自由主义在英国掀起了“撒切尔革命”的浪潮、在美国催生了里根的保守主义一样,新制度主义也构成了北欧“第三条道路”即谢韬等人十分向往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石。这种种主义通过执政党的经济政策和与之相配套的社会政策在不同时期对所在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社会的某些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这些主义不管如何灿烂夺目,它们的代表人物不管如何聪明睿智,也做不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对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所有社会现象作出解释。特别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本身的运作,根本就不受各种主义和思潮消长嬗替的影响,它秉持的是行政中立的古老原则,遵行是既定的行政伦理和行政理念,执行的是既定的行政规章和行政制度。而在那些有能力竞争执政地位的老牌政党中,用于处理党内事物的,也只能是植根于经验理性的历史传统。因此,新制度主义者除了在以“制度变迁”说明经济史上有突出表现外,对社会史、政治史、政党史少有涉及。当然,别人没做过的事未必我们也不能做,但不该忘记的是,不论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种种主义取得的成就多么辉煌,它都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重要的是至今为止它发生作用的范围仅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度内,它只能活动于私有制、发育充分的市场体制、宪政民主、代议制之类的平台上。超出此范围,则有桔越淮而成枳的危险。这么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改革无不从西方的种种主义包括新制度主义中找药方,但治好病的不多,落下后遗症的不少。能做到政治经济双丰收的更是少而又少——不是没有,但仅限寥寥几个被二战打断了宪政传统的小国——就我们中国而言,这些年饥不择食吞下的就有新制度主义这棵树上结的果子。如产权改革、管理层收购、高管持股、年薪制、职业经理人等等。至于效果何如,充其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绝非一片叫好声。而现在老田却欲用之解释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种种问题,评判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是非,实看不出根据何在?而老田对新制度主义的把握,似乎也并不十分准确。

比如他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执行过程’三个部分构成,但是李杜范式在研究视野方面,则主要局限于新中国的正式制度方面,认定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曲折和错误,只能是联系正式制度变革来看待,党史国史研究中间屡屡见到对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和票证制度那些千篇一律的‘不同’见解,而对于非正式制度和执行过程则刻意予以屏蔽。”而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区别何在呢?在老田看来,“对于非正式制度的表述方式,除了上层建筑革命这种概括方式之外,马克思(还有恩格斯——笔者)在《共产党宣言》中间宣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正式制度被马克思界定为实现‘与传统所有制’的决裂,建立公有制,这是正式制度的变革方面,而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变革,这是新的正式制度必须配套的非正式制度变革过程”。“毛泽东非常强调‘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这些都是对适应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非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表述”。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老田的“正式制度”是指所有制的变革,而且仅指所有制变革。而毛泽东历来重视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均属“非正式 制度”(老田说的“与毛泽东主要是从‘上层建筑’革命方面去界定非正式制度不同,马克思是从‘下层建筑’――从民间和普通人的思想观念角度去界定非正式制度的”是什么意思,我始终没弄懂,特别是何谓“下层建筑”,更是不懂,故存而不论)。但是,这符合《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本意吗?符合新制度主义的本意吗?《反杜林论》指出,上层建筑乃由“政治设施和法律设施以及宗教观点、哲学观点和其他观点所构成”;新制度主义大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认为,所谓制度,是用于约束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社会规则。“有些制度是成文的,并且有专门的权力机构来保证实施,被称为正式制度,如法律、政府法令、公司章程、商业合同等。一些文化的东西,如习俗、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也是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所谓的非正式制度”(王东京等《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广西人民1998版、244——245页)。显然,《反杜林论》中的“政治设施和法律设施”就是诺斯用于“保证实施”“成文制度”(首先是宪法)的“专门的权力机构”,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按照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在此问题上部分形成的重叠共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无产阶级需“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以“争得民主”;《法兰西内战》总结出的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无产阶级应“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阐发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毛泽东在1957年7月的青岛省市委书记会议前后针对反右运动强调政治、思想两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突出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既是《反杜林论》所说的“政治设施和法律设施”,也是新制度主义所谓“有专门的权力机构来保证实施”的“成文制度”(即“法律、政府法令”);所以,它载之简册、铸为彝鼎,至今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完完全全是可以与 “票证制度”比肩而立的 “正式制度”。而按老田的逻辑,只有所有制革命才形成“正式制度”,这很容易滑向只要所有制的改造完成,政治、法律设施及需靠强力推行的成文制度均属可有可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谁胜社负用思想战线上和风细雨的说服教育便可解决的结论。这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老田没有从内涵上厘清当代中国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一些人所共知的具体经济现象或事件的解释,也使人疑窦重重,雾水满头。

老田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战略,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后来被人概括为‘三面红旗’,这是新中国早期基本经济制度安排的核心”就颇令人费解。这被人们称为“三面红旗”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分别出台,在当年8月的中共北戴河会议后才打包上市。而在1949年后中共实行过被资产阶级留恋不已的新民主主义,1953年6月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搞工业化、搞“发展主体、改造两翼”,这都是三面红旗鞭长莫及的——大跃进更是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立“八字方针”后便逐渐淡出舞台,虽然类似冲动直到华国锋时代都未褪尽,但“一天等于二十年”壮观场面终究再未出现——为什么以其为核心的“制度安排”能管上三十年?而三面红旗与新制度主义又有甚相干?这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老田都没有作进一步说明。当然,作为经济事件和经济现象,人民公社和总路线确实明显可以成为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对象,前者涉及所有制,是正式制度;后者是动员口号,属非正式制度。可这 “大跃进”又算哪门子“制度安排”?按新制度主义的解释,“用于约束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社会规则”才是制度,而大跃进是超英赶美,是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高速度,是全民炼钢、高产卫星,是凡事“大办”------凡此种种,都是响应毛泽东“向自然界开战”的号召,是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只能是老田前面说过的“执行过程”,与制度并不搭界。

而老田谈到“执行过程”的一些话,问题似更多。

他说,“新制度经济学中间,执行过程是研究的一大重点,由于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不为零,执行者(或者称为‘代理人’)可以脱离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获得一定的便宜行事空间。已经有多位西方经济学者在这些方面取得卓越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在中国的党史国史研究中间,本来也具有非常丰富的材料和很有研究前景的一片领域,却被李杜范式按照某些官员的政治需要,从研究领域中间粗暴地驱逐出去了。”既然把“执行者”称为“代理人”并以之与“委托人”对称,而“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不为零”实际上是指信息不对称,想必此处强调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模型。然而,信息不对称并不必然要求实行“委托——代理”制,贾府的焦大和林妹妹之间信息肯定不对称,但何来“委托——代理”。“委托——代理”制只在有交易(协商)发生的情况下才有效力。在市场法则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生活中政客要选票、选民要承诺,也是交易,人们对此也不以为怪,习以为常。这也完全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党史和国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但是,这不是列宁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民主吗?这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要与之“彻底决裂”的“传统观念”吗?它怎么会成为“在中国的党史国史研究中间,本来也具有非常丰富的材料和很有研究前景的一片领域”?不错,社会主义中国有“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这未始不是“交易”,但在“四项基本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制度下,它有没有值得一提的活动空间?而且,在老田的以“委托——代理”制对中国的党史和国史研究中,委托人是人民,代理人是执政的共产党。可是,共产党“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外别无任何其他利益”(《共产党宣言》),他有什么理由和必要“脱离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

另外,新制度主义制定的“委托——代理”模型的核心是“激励机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生活中这是靠选民将更多的选票投给执政意欲执政的党来实现的,可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党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它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武装,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历史使命,因而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而他们与人民的联系是“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所以,他们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地位是由宪法保证的。人民怎么激励共产党?总不能发奖金吧?况且,建立“激励机制”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代理人的“败德行为”以使委托人规避“不利选择”;但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言,这种要求是不是低了点?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分置决策、执行、监督权的“行政三分”,十七大提出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不是更能保障人民的利益?是不是更符合“立党为公”的宗旨?

再说“便宜行事”,也大有可议之处。首先,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这“便宜行事”是指日常事务还是政治路线、大政方针?若是前者,犯不犯得上由诺奖获得者来研究?若是后者,除非突发事件,以中国而言,国家大政归全国人大(每年一次)及其常务委员会(每年六次以上),党的路线制定归党的代表大会(在从1847年马、恩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到列宁领导的联共(布)和中共早期,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中共八大又提出过实行代表常任制)、方针政策归其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书记处(延安整风时中央曾经授予毛泽东“最后之决定权”,近有研究表明,这不但为时甚短,而且仅限日常工作),这“一定的便宜行事空间”在哪里?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有没有过政治路线和大政方针“便宜行事”的例子?若有,它符不符合民主集中制?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如中国国史上有1953年薄一波擅行“新税制”,毛泽东“看报始知”,这算不算“便宜行事”,后果如何?1958年毛泽东党中央举“三面红旗”,李井泉、吴芝圃等一干墨吏却乘机刮起了“五风”,这又算不算“便宜行事”,后果又如何?其次,按新制度主义的理解,在政府和执政党内部,上下级也应是“委托——代理”关系,下级也应有“便宜行事的空间”。可是,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而言,它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区别在哪里?它会不会破坏毛泽东历来珍视的“五统一”?会不会损坏毛泽东历来强调的集体领导?会不会导致毛泽东历来反对的分散主义?中共党史上有1953年3月毛泽东撤消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直归党中央领导;5月又两次明确指示,非经他本人同意,任何文件均不得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事例,这是不是有意打压“便宜行事的空间”的实践?再看如今的中国官场流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搭顺风车等层出不穷的花样,是不是“便宜行事”开的口子?它是不是造成中央的政策效力层层衰减,尾大不掉,“政令难出中南海”的原因?

至于老田在非难“李杜范式”对毛泽东为“反冒进”批评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的发问:“毛泽东作为管理者,有没有权利批评下级?”看似理直气壮,实则文不对题。“反冒进”和庐山会议面对的都是路线问题,岂是靠“管理”解决得了的?单就这共产党不是企业,党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事务而言,就大可问问何来“管理”一说?共产党内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同志关系是基本的关系,上下级只是分工的不同,而非职务的高低,中共十七大更是强调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毛泽东历来重视的是“党的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他何曾如“刘玄德自领益州牧”般将自己视为“管理者”?若党的“管理”如此重要,党校何不于“党建”课外另开“党管”课,中组部何不于“党建研究所”外另设“党管研究所”,或索性由“党管”取代“党建”。

其实,只要撇去“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执行过程”、“便宜行事”、“管理者”之类的浮沫,老田笔下自有一泓碧水,所论并不难懂;作为对“李杜范式”的批评,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但老田却偏要标新立异,拉起新制度主义这面大旗作虎皮,这无疑是为对抗他眼中“李杜范式”的强势话语而剑走偏锋。然而,他的目的达到了吗?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过:“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如前文所说,新制度主义是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特殊矛盾运动,而非研究政治生活、政党活动的。它属经济学而不属历史学、政治学或政党学,它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代中国党史国史中的问题自有其“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它可以而且应该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制作工夫,从国际国内形势,从历史当事人的政治态度、阶级立场,思想方法、认识路线,从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的理解和运用出发,既就事论事以辩真伪,又上纲上线以明是非;但像老田这样用新制度主义这个不折不扣姓“资”不姓“社”、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研究、政府治理和政党活动领域中都基本未经验证的主义来说明当代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相关史料披露极不充分而引起的种种复杂问题,是很难接近历史真相的。即以对“李杜范式”的批判而言,老田虽自持有得过诺奖的新制度主义撑腰而分贝颇高,但也只怕是自说自话,激不起充耳不闻的李、杜两位老先生半点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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