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为谁招魂？—新右与老右合污

《南方周末》为谁招魂？　　　　

     ——老右派替老右派邀功，新右派与老右派合污　　

◆柯孜　　　　

一、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本人连续订阅《南方周末》三年，在阅读这份报纸过程中，感到它的内容有些异样，或叫“别有洞天”，后来逐渐地厘清了它那条粗粗的主轴线。　　　　

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持之以恒、不厌其烦、花样翻新地宣传所谓的“自由”、“民主”和“人性”，还有近来的“普世价值”，并且每期都见缝插针地批判中国由来已久的“大一统”思想，还有什么“集权”、“专制”、“立宪”等等。　　　　

（2）今年4月24日的《南方周末》，在文化版“读懂中国”栏目里，整版地介绍了已故的　李慎之　先生。仔细看来，从文章编排到大幅的人物照片，都是精心采写和严谨编撰的，可谓文化含量相当高，思想意识相当深。　　　　

谈到这位　李慎之　先生，就不能不牵涉到敏感的反右问题。不过，这次拜读纪念、追思他的大块文章，却可以说受到了很大启发，比较理智地看清了一些本质问题。　　　　

因为本人1978—1983年曾由于工作需要，亲自查阅档案，内查外调，详细写评审材料，给一些人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因此，对反右有了一些了解。不过，那时只能认识到，反右运动确实是扩大化了，使不少人蒙冤受屈。所以，对那些右派分子是基于同情态度的。　　　　

（3）所谓反右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资料记载：〖反右运动〗  系中国1957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1957年 4 月2　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但也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　1957年 5 月1　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 ，《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多数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　　　　

在笔者看来，以上资料恐怕是客观、权威地概括了反右运动。　　　　

简言之，就是那时本来是发动群众搞党的整风运动，旨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但后来事情却发生了变化，针对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攻，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不过，运动严重扩大化了，冤枉了一些好人。　　　　

说实话，就我当年接触的那些右派人物的档案来看，还真没有从根本上攻击党的领导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而是一些批评基层党组织、具体领导人和对社会一些现象的意见、看法。所以，他们确实是被冤枉的，是运动的扩大化害了他们。　　　　

二、　李慎之　先生之所以成为右派的根据　　　　

　　4月24日　　《南方周末》为纪念　李慎之　先生，发表了邵燕祥的《李慎之的“服罪”与“不服罪”——读李慎之的私人卷宗》和王学泰的《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纪念　李慎之　先生》两篇文章，以下简称“邵文”和“王文”。　　　　

邵燕祥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1979年平反后至1984年任《诗刊》社编辑，“近年来常在报刊上发表杂文‘文笔犀利、挥洒自如，颇受称道。现在中国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他还发表过《1957：中国的梦魇》、《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等文章，对反右和反胡风集团进行了冷嘲热讽和全面的否定。　　　　

王学泰 系“中国社学科学院研究员。1942年生于北京。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人的幽默》、《中国流民》、《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　　　　

邵文开宗名义，直截了当地披露出　李慎之　先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根据：　　　　

“有幸读到他自己保存的部分卷宗，主要是他在1957年及其后若干年间的‘检查’、‘交代’的草稿或副本，如闻其声——虽是在特殊年代语境中的文字，我仍然从中听到了他的真的声音。”　　　　

邵文又进一步说：“这回读李慎之的材料，我却又仿佛更接近了他的深心。在这些作为被批判者、被整肃者而写的材料中，保存了他对自己原始思想状态的清醒描述，使我找到了他晚年思想的源流。”　　　　

好了，这里既然是　李慎之　先生 “真的声音”，“ 他的深心”，“ 他对自己原始思想状态的清醒描述”，乃至又是“他晚年思想的源流”，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可和确定这一切的真实价值了，就可以以此来作为鉴别他当年之所以被打成右派的根据了。　　　　

邵文明确披露：“1957年反右派时，李慎之是新华通讯总社国际部负责人之一。”“只要看看（他检讨报告）各节的小标题就可以略知大概：　　　　

1、两党制如何起到制约作用；　　　　

2、党管哪些，应该管哪些，不该领导哪些；如何领导？　　　　

3、党群关系，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问题；……”　　　　

我想，仅从1、2两条来看，　李慎之　先生的问题确实十分尖端，十分要害了。这是我在地方那些右派档案中，绝没有看见的观点。　　　　

所谓“两党制如何起到制约作用”一条，就是不要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主张两个以上的党来执政，或者有更多的党来轮流执政；所谓“党管哪些，应该管哪些，不该领导哪些，如何领导”，则是认为共产党管得太多，是“一党专政”，而且领导得不好。　　　　

这两条归纳起来，结论只能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很显然，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帮助党整风的范围，而是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的问题了，正是属于毛主席《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范畴。　　　　

“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请看，以上毛主席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的这两段论述，不是完全切中　李慎之　先生那两条意见的要害吗？　　　　

邵文接着披露：“再看他一篇‘向党、向人民请罪’的未定稿（刊于新华总社机关内部《前进报》　1957年11月4日　第四版）其中涉及划他右派所据的‘右派言行’，如：　　　　

推荐《人民日报》上卜无忌（后来知是邓拓）的署名杂文《废弃　　　　

 ‘庸人政治’》（按：邓文是从成语‘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引申立论的），反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新闻业务》上发表《试揭一个矛盾》，怀疑新闻从属政治的原则，实际上攻击新闻工作是‘愚民政策’，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　　　　

曾经觉得（土改中）打地主不文明，就是‘民主革命中的表现也不彻底’的证明；　　　　

认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他们否定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区别”，“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请看，以上毛主席《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的这两段论述，不又是完全切中　李慎之　先生那后三条意见的要害了吗？　　　　

勿言自明，有了上述几条　李慎之　先生的观点和意见，他当时被定为右派，看来是根据充分，一点儿也不冤枉的。换句话说，他是混在我们党中央新闻机关中的一个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　　　　

要知道，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八年，我们的党也才刚刚执政八年。　　　　

在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国家里，要建立一个亘古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要实行土改，要肃清敌对势力，要进行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要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荡涤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要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要面对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事件，要顶住苏联“二十大”之后“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要建立起年轻共和国的工业基础，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的党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功绩，同时担负着多么繁重的历史使命，而且还面临着多么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况且，正如毛主席所说，“他们（指右派）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3页）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严峻的阶级斗争情势下，右派分子们却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公然要共产党下台，拱手放弃对国家和人民事业的领导，这是能让步能妥协的吗？不仅共产党自己不答应，历经旧社会千般苦难，流血牺牲跟着党奋斗，并且刚刚过上新中国温饱和平生活的广大人民群众也肯定不会答应。　　　　

于是，就有了一场党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斗争，也就有了　李慎之　先生的“服罪”与“不服罪”之说。　　　　

三、邵燕祥为　李慎之　先生邀功　　　　

邵文非常坦白地披露了　李慎之　先生被打成右派的根据以后，则更加坦诚地开始为其邀功。　　　　

为什么会如此“坦白”而“坦诚”？为什么会如此为李慎之邀功？　　　　

我想，不仅是当年那场严肃、尖锐的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被一风吹了，不仅是如　李慎之　先生这类真右派也被平反了，恐怕还因为，他们认为现今的社会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了，现今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领导权，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了。不然，如邵文、王文这类赤裸裸的翻案招魂、核心理论观点与中央精神大相径庭的文章，怎么可能在《南方周末》这种全国性大型媒体上，堂而皇之、连篇累牍地发表呢？　　　　

邵文在接下来就说：“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按照中国特色运作的。尽管世界法治国家的通例是一罪不二罚，但在我们这里则是‘新老账一起算’”。“于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李慎之，在八年之后的1965年，还要写《关于服罪问题的检查》。”这里，邵燕祥用的是西方的政治标准，跟如今那些惟西方标准马首是瞻的“精英”们一样，显然是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个法宝来为　李慎之　先生辩解。　　　　

邵文说：“李慎之这样儒雅地表达了他对当年所犯错误的认识：我在1956-1957年间，资产阶级思想的恶性发展，已达到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全面怀疑，全盘否定的程度……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及新闻政策、干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根本性的攻击。就是说，他承认他是就国家政治的根本制度进行思考和建言的，不是仅就干部作风、干群关系的一般负面表现，做一些枝枝节节的批评。”　　　　

“他说，‘我诬蔑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我希望党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效法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文盲制度、出气洞等等……‘”　　　　

请看，邵文披露　李慎之　先生的上述尖端观点，似乎是在展示，这位所谓“理论大家”是多么的“睿智”，多么的“有远见”。　　　　

不难看出，邵文是在参照了现行社会的弊端和问题才要这么展示的。他看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两极分化和既得利益集团，看到了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大行其道。他暗自窃喜又很不满足。高兴的是，随着私有制的强劲发展，许多他所盼望的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实现了。不满的是，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在一党执政，甚至仍然还坚持着一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国家还没有最后实现“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　　　　

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这种既喜且恨的矛盾心情，与　李慎之　先生那篇《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奇文真是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关　于李慎之　先生的这篇文章，本文将在附件中加以评析，这里暂且不加以赘述。　　　　

邵文紧接着提纲挚领地指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批判斗争对象‘欲加之罪‘或欲加其重罪时，总是指责他们是’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反党，然而大半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而在李慎之这里，他的政治思想带有纲领性，他所发挥的这些条条，互相贯通，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宣言‘”。　　　　

不错，邵文一点都没说错，把　李慎之　先生的右派观点串联起来，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千真万确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宣言！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年我们的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反右派斗争，并不是像卜无忌（后来知是邓拓）的署名杂文《废弃‘庸人政治’》里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庸人自扰”，也不是像近三十年来一些“专家”、“学者”、“精英”们所说的“望风扑影”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是有着绝对的现实的针对性的。像　李慎之　先生这类右派分子如此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执政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难道不应该领导广大人民奋起反抗、对他们实行打击、实行专政吗？　　　　

因此我们要说，邵文的如此坦诚真是太好了，他替　李慎之　先生的邀功，如此大言不惭地公示当年右派分子的政治纲领，真是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　　　　

有了这个反面教材，就能让更多的人，包括我这个曾给一些右派（其实是跟李慎之、邵燕祥等吃了瓜落的）平反、并曾给予同情的人，看清了当年那场反右斗争的实质内容，看清了那时确实有真正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看清了那些阶级敌人的凶险的反革命意图；　　　　

有了这个反面教材，就能让更多的人，从那场斗争的实质方面，认识到我们伟大的党和英明领袖毛主席，为了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为了保卫人民政权，开展的那场斗争该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必要；　　　　

有了这个反面教材，就能让更多的人，看清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建党宗旨和立国根基的偏离，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致使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企图彻底颠覆人民江山的新老右派们是多么惬意，多么有恃无恐，又是多么猖狂和嚣张！　　　　

但是，这正如毛主席所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一批蠢人。”（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邵燕祥此时开诚布公地将　李慎之　先生纲领性的反动观点合盘托出，让他的右派分子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但说明某种炫耀和邀功的性质，而且是想进一步证明他们在政治上的一贯正确性。试想，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他们就“高瞻远瞩”地看到了由于共产党一党执政，就“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现在怎么样？国家不是已经实行私有化了吗？共产党不是已经腐败成风，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了吗？社会主义不是已经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了吗？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不说　明李慎之　先生的“远见卓识”了吗？　　　　

这里，我们说，社会现实之所以有今天，并不是因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极权”和“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相反，恰恰是因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松懈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私有化的恶果，也正是国内外资产阶级里应外合、推波助澜而造成的。　　　　

炫耀也好邀功也好，这还不是目的，他们还有更进一步的政治诉求，他们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邵文继续披露说：　李慎之　先生“坦白地承认”“他自己的这些纲领性政见”、“它的基础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而以普遍人性、以人性天然就有善有恶、永远都有善有恶为立论前提。”还说，“他提出这些意见的动机决不是要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也不是如他所说要‘使社会主义千秋万世’，而是要使资产阶级式‘民主’国家千秋万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才是‘永恒的理想’。”　　　　

邵文还特别强调，　李慎之　先生“回朔或阐发他曾有的主张时，都是用的自己的声音”，并说“看来，李慎之的‘不服罪’是一个历史事实”。最后，他不无赞叹地概括：“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的荒原上，曾经游荡过怎样的思想者的背影！”　　　　

其实，通晓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人，恐怕并不会对　李慎之　先生的观点感到什么新奇。因为大家知道，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等老牌修正主义者就曾反对和诅咒过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自中国革命胜利以来，海内外的大小新托派也一直在攻击列宁和毛主席的“一国共产主义”和对资产阶级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托派分子王凡西当年就恶狠狠地说过：“极端专横的官僚统治绝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绝不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现在，在洞晓了这段历史并认识反右斗争的实质以后，除了那些与　李慎之　先生一脉相承的“专家“、“学者”、“精英”和既得利益者以外，人们恐怕就毫不奇怪他的被打倒、被管制以及顽固不化的新反扑了。因为毛主席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在批判梁漱溟的时候就曾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11页）　　　　

说穿了，邵燕祥之所以不遗余力为　李慎之　先生大发感叹、急切邀功，不仅是怕有人抢了头功，怕别人不承认　李慎之　先生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先驱”和“鼻祖”，更殷切的心情，更迫切的愿望，恐怕是想让现在的党和人民，接受　李慎之　先生等“思想先驱”的指导，彻底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好最终实现他们的“永恒理想”—— 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尽快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　　　　

三、王学泰与　李慎之　先生同流合污　　　　

在《南方周末》的同一版面上王学泰《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纪念　李慎之　先生》一文，是他与　李慎之　先生同流合污的铁证。　　　　

王文的导语是：“　李慎之　先生强调否定和批判专制主义。因为它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有相当的抗打击能力和超强的稳定性。”　　　　

这里，王文跟其他“精英”学者、专家们一样，谈到“专制主义”一类问题，从来都是超社会超阶级的。所谓“历代统治者”，包括不包括建国后和现时的最高领导者呢？他却不敢明说。　　　　

王文回顾了　李慎之　先生在写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后，与他的商榷和切磋，表明他们非同一般的交往。并给我们复述了李的文章要点：　　　　

“必须分清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如果是前者，可继承发扬的当然是极多的；如果是指后者，那么，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继承为顽固的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必须代之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里的要害是：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必须代之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清华大学校门内的碑铭。）　　　　

为此，王文批了一通近年来所谓的“国粹”之风，还把鲁迅抬了出来，说“　鲁迅　先生曾说汉唐具有无所畏惧的气魄，因为那正是国家民族的强盛之时，对外来的东西，往往是来者不拒，照单收纳。”并不顾上个世纪30年代的历史背景，把鲁迅描绘成宛如当今的洋奴学者、专家、“精英”一样反对“国粹”。进而得出结论说：“这个‘国粹’指的是传统演进中的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国‘之’粹‘，就是前面说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专制主义。”　　　　

这还不够，紧接着他又抬出马克思，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专制主义的特点就是蔑视人的，不把人当作人，不承认个人的价值。”笔者不知这里为何不引用马克思的原文，更没有注明具体出处。况且，这里的“专制主义”和“人”也都是抽象的，超社会超阶级的。似乎十九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也宛如当今洋奴学者、专家、“精英”一样，主张“人性”和鼓吹“个人的价值”了。　　　　

不难看出，王文抬出鲁迅和马克思，无外乎是拉大旗作虎皮，核心还是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旗帜下，鼓吹“一切向外”、“ 来者不拒，照单收纳”和贩卖人性论及所谓个人价值观。　　　　

“中国皇权专制主义在等级压迫、君臣名分等根本问题上又很少有弹性，一遇严重的天灾人祸，必然导致社会的震荡和动乱。”这里，是用“等级压迫”来替代“阶级压迫”，认为社会震荡和动乱，仅仅是皇权专制主义缺乏“弹性”，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基本上是50年一小乱，200年一大　　　　

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给百姓造成了极大苦难”。这里，是用所谓“皇权专制主义“的历史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历史，以此导论出：“专制主义不仅不能将中国引向现代社会，而且是制造社会动乱的本源”的结论。　　　　

王文继续论证道：“　李慎之　先生强调否定（所谓否定就是实现制度变革）和批判（所谓批判就是进行启蒙教育）专制主义，因为它与历代统治阶级利益密切相关，有相当的抗打击能力和超强的稳定性。”　　　　

那么，否定和批判借鉴何种经验呢？王文告诉我们，　李慎之　先生开出了明确的药方：“他曾说，西方只有否定中世纪基督教的黑暗统治和野蛮的宗教裁判制度，基督教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如‘爱’、‘忏悔’）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瞧瞧，西方，西方，又是西方，仅仅是西方。在他们看来，本民族的东西顽固而落后，“有相当的抗打击能力和超强的稳定性”，简直不可救药，惟有西方的圣明才能救中国！　　　　

行文至此，我们不能不问，不能不思考，文化传统=专制主义吗？　　　　

我们要问，泱泱中华，悠悠华夏，茫茫九州，上下五千年，自从盘古开天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难道就等同于专制主义吗？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的封建集权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运河建长城，抵御外敌，发展经济，难道对中国就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吗？没有那时候的“大一统“，哪有如今的九州大国？没有封建社会的高度集权，哪有如今涵盖五十六个民族的华夏版图？　　　　

我们有些奇怪，一个我党所领导的中国社学科学院大名鼎鼎的研究员，怎么会与当年顽固不化的老右派沆瀣一气，也赞同如此历史虚无主义的陈词滥调？就连无党无派的台湾学者李敖都驳斥说：“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　　　　

我们明显感到，这种荒谬的论调，与当年彻底否定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彻底地否定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民主革命，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之路即资本主义道路的电视专题片《河殇》异曲同工，完全如出一辙。　　　　

这样，让我们看清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由于偏离了建党宗旨和建国根基，我们的高级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已经渗入了一些接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新右派。他们借改革开放之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处心积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肆无忌惮地兜售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干扰、破坏党的大政方针，致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整个地向右转，急剧地与西方资本主义全面接轨，直到现如今出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积重难返，埋藏下了重大的社会危机。　　　　

王学泰秉承王元化、李慎之等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不是当年具有“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内涵，而是要接过那些耄耋之年、气息奄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老朽的衣钵，继续推进他们企图搞垮我们党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业“。所谓”独立“和”自由“，难道可以是超阶级超社会的吗？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就是要”独立“到资产阶级那里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是要”自由“到资本主义那里去，难道还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吗？　　　　

四、结论：为资本主义扬幡招魂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南方周末》。　　　　

其实，已经不难得出结论，不管这份报纸发表的大量现实报道也好，评论也罢，还有诸如纪念一些所谓“学理大家”、“思想史的学者”的采访、专访等等，都是力撑它的一根主轴：　　　　

就是一直在高唱“民主“、”自由“、”人性“、”普世价值“的论调的同时，在极力反对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批判建国以来的“专制“声中，拼命地鼓吹改革开放以后应该尽快”立宪“！　　　　

比如　5月22日　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　　　　

个新中国》，在危难面前，全国人民心系灾区，齐心相助，明明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写照，我们中华大家庭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凸显（见　2008年1月31日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却非要风马牛不相及地扯上“普世价值”，还差强人意地硬说是什么“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什么“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似乎在这之前，我们千年中国还是野蛮社会，只有遵从了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才”拐“到了”文明社会“。　　　　

比如笑蜀的评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就更大言不惭地宣称：“传统的中国情怀和现代的普世价值就这样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构成南方周末的核心价值体系“，真是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　　　　

我们说，“大一统”是分崩离析的对立物，是被侵占、被瓜分乃至割据、独霸一方的对立物，也是眼下“藏独”、“疆独”、“台独”不可逾越的障碍。没有这个“大一统”，就没有中华各民族安康、稳定的幸福生活，就没有抵御外来侵略、干涉，乃至战胜天灾人祸的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整个华夏子孙的前途和未来。　　　　

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到新中国建国前，那样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吗？难道也要像前德国、前越南和现朝鲜那样，分为东西、南北两个国家吗？难道也要像苏联那样惨遭解体，变成十几个分散、混乱、仰西方鼻息的“独立”国家吗？难道也要像南斯拉夫那样，在西方的操纵下，一个分两个再分出第三个小国，成为人家的势力范围和附庸吗？　　　　

难道我们应该遵从达赖喇嘛的意愿，实现他的“大藏区”，把整个西藏连同所有藏族居住区（包括四川、甘肃一部分）都划出祖国版图，再满足“疆独”的分裂要求，把新疆也拱手相让，满足“台独”愿望，让祖国宝岛永远分离出去吗？　　　　

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笼而统之地批判“大一统“，这是反动的、万恶不赦的卖国逻辑！　　　　

我们承认，“专制主义”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对立物，是反动统治阶级奴役、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的罪恶制度。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来，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争的就是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生活。　　　　

但是，我们绝不承认泛指的、超社会超阶级的所谓“专制主义”。我们承认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了反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才能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才能扬眉吐气做主人。　　　　

我们说，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多弊端的今天，也不能同意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人民民主专政！　　　　

因为，不管社会上有多少问题，党内有多少腐败分子，十三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土地上，至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能让中国如此稳固、高效率地发展，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党能挑起民族振兴的大业，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党能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力量。至于“精英”们吹得天花乱坠的西方民主、多党执政，甚至全面私有化，则是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亡国之策，是绝不会被党和广大人民所接受的。　　　　

当然，我们知道，“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由于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所以，它最艰难、最复杂、最惨烈，因而也必然遭到最强烈、最顽固、最持久的反抗。它的曲折和反复是在所难免的，这近30年来的斗争和演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偌大的中国，在繁纷复杂的阶级、政治斗争中，有一个《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并不足奇，有一帮试图瓦解、麻痹、误导人民的“学者”、“专家”、“御用文人”也不足怪。只要我们能逐渐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就是人民胜利的第一步。　　　　

反正笔者和众多的有识之士，已经从这份报纸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并且完全明白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最终意图。　　　　

这就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扬幡，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招魂！                             （　　2008-6-13　　）　　　　

【附件】——————————————————————　　　　

1、        对李慎之《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的评析　　　　

2、        对王元化《我的三次反思历程》的评析　　　　

（注：蓝色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的评析。为了认清《南方周末》利用它的报纸都宣传了何方神圣，为了真正弄清　李慎之　先生等都是何等人士，我劝没有拜读过他们文章的同志、朋友能够耐心看下去。）　　　　

李慎之：《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　　　　

一样是雄壮威武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　　

一切都那么相似，唯一的差别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我已经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么长的路，站那么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脑子里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了？不是时间的沧桑，不是物是人非，而是理想、信念发生了根本的颠倒。）　　　　

一九四九年我是二十六岁，临时受命去迎接据说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那是当时唯一的外国来的贺客）。在天津迎到了贵宾，住了一夜，　十月一日上午　才乘专车到北京，在前门车站迎接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这样一些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北京饭店参加完欢迎的宴会以后，我本来应该回机关了，不料已经戒严，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的团长好像是上城楼了。其馀的人就由我们陪著在临时搭的西观礼台就坐。这样就从三点钟一直呆到十点钟。　　

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是并无丝毫倦意，整整七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中若干委员的名字的声音。我不断回忆从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经历，回忆自小从启蒙到觉悟到参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当年的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热泪盈眶。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惊叹他说话总是那么简洁，那么有力，那么响亮。　　

但是，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脑子里不断重覆"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这样一句话。这种感情，到九点多钟广场上从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带领著北京各大学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天安门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达到顶点。　　

我曾经长期感到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囗号，但是这个时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著喊了。　　　　

我自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结果还是有人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　　

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个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而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呢，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毛主席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现在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苏联作样板，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甚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这时，革命胜利巨大地、实实在在地摆在了面前，所以不能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还充满着自己的幻想，自己心中勾画的未来前景。）　　　　

时间开始了！我历来是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的，但是这一句话是神来之笔，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　　

我绝对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也绝对想像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风去世三年之后，这个案子才得到最后的昭雪平反。　　

我当时绝对想像不到的还有，八年以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而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反革命"，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有这样怪异的事情吗？这是怎样的革命？你又是怎样的儿女呢？这里没有丝毫对自己的反省和检讨，只强调个人的冤屈，而丝毫不披露自己在革命要前进的时候，你是怎样与党分庭抗礼并猖狂进攻的。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除了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国庆。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没有举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甚么活动了，晚上则我以犯严重错误之身还有幸应邀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看，这是多么阴暗的心理。对于“六四”动乱，为什么不讲正是因为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鼓动全盘西化，煽动年轻的学生闹事，才遭到惩戒的？学生们遭难，精英们逃遁，方励之等人不是至今仍在美国煽风点火，干着出卖祖国的勾当吗？）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个人坐著打扑克。人家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烟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覆，不知有几个人曾经预见到。　　

现在是又十年过去了。国家似乎又繁荣了。就为准备这次国庆，据说就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　　

观看庆典的群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几回逢？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还要从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远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只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　　

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五十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许多最重要的事情都被掩盖了，埋藏了。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毛主席的原文是：“‘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宗旨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75页〕）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为什么会“一震”？如果你是革命的，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赞成人民民主专政的，恐怕绝不会有这种异样的感觉。因为这是你所欢迎和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但是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看看，他可以对毛主席的论述“心头不免一震”，却对意大社会党的这种修正主义观点一拍即合。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立场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角H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H腐败”。而那是我在开国的时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像不到的。（这里，甚至把封建皇族阿克顿勋爵的话也当成了精典，能说他和党是一个立场吗？）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几乎没有间歇过。（看来，他对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都有看法和意见。他要求我们的党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国民党特务都要“施仁政”，不然，就是“独裁”，就是不民主。）这些，按马列主义理论来讲，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汉年案和五月的胡风案（还未提至今没见人说得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饶案）就已经反到自己的营垒里来了。（共产党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营垒里就水清见底，就纯洁无暇。除奸、整风就是要搞掉自己营垒内的叛徒和教育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从建党几十年来不是一贯如此吗？至于有扩大化和误伤好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事件，随之发生了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冲激波扩大，在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觉得大势不好，又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事实上不是“引蛇出动”，而是一些真正的右派分子直接打将上来，比如他　李慎之　先生不就是要搞两党制，意欲让共产党下台吗？）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下半年就发动反右派运动，无端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五十五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一九五八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此言不实，是以讹传讹。作为“思想大家”，怎能犯这种低级错误，拿谣言来论战？）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一九五九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建军元帅张闻天、彭德怀这样的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击，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十年，当时八亿人囗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的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因为“敌人就在共产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改革开放30年的现实，不是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了吗？）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三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如果用“腥风血雨”来概括新中国的历史，那就证　明李慎之　先生不仅是党内真正的右派，而且已经和台湾的蒋介石反动派如出一辙了。我们的镇反、肃反是要杀人的，可是其他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却是要通过改造让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重新做人的。对反右斗争，毛主席就主张“一个不抓，一个不杀。”党内历史上那么多的路线斗争，除了王明等极左时期错杀过人，建国三十年来，只杀了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并没有指示要杀右派分子。）毛主席一生的转折点就是胜利、建国，而是作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就宣传了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毛主席后来说社会主义从建国就开始了。当然物质建设总是有进步的，几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还造了金字塔，秦始皇还筑了万里长城呢，何况人类的技术发展已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也已经搞了一百多年。　　

由一九七九年开始的邓小平时代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囗，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反右斗争等一风吹，他　李慎之　先生又复出了，给了他那么高的地位，给了他著书立说的权力，给了他与内外极右势力相互交流的机会，所以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党进攻了。）　　　　

但是每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只能认为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这是因为，毛泽东的体制还能管理这个国家，还是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或者说，我们的党还没有完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至于确有工农民众“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那正是因为有　李慎之　先生之类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走资派沆瀣一气，极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　　　　

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行，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开始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但是“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因为要“全盘西化”一时还走不通，胡耀邦没行，赵紫阳也没行。因此让　李慎之　先生如此失望和不满，真是对不起了。）这就是为甚么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改革虽然大大红火了一阵又归于蹭蹬不进的原因，更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十年来当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大多成了遗闻秩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　　

难道是中国无人吗？不见得。这主要是领导上禁止人们知道，禁止人们思考造成的。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们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晓，视为天方夜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请看，　李慎之　先生对新中国五十年间的进程，是多么忧心如焚！对毛泽东主席是多么仇恨！鲁迅说过，谩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号称“学者”、“大家”的他，竟然也图穷而匕首现，与李锐、辛子陵、谢韬一样开始了最恶毒的攻击和谩骂。这除了证明他们是一些伪学者、伪学问家之外，还能证明他们对复辟资本主义是何等地急切，何等地迫不及待！）　　　　

积重难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有何等困难？（事情可不像　李慎之　先生想的那样简单。其实，早在“六四”动乱之前，就有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王震等人不顾压力和开除党籍的风险，针对相对地批判了鼓吹“全盘西化”否定人民革命的电视专题片《河殇》，有人想否定毛泽东和他开创的革命事业确实相当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过大功，而且按照中国宪法曾担任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连名字都在五十年的历史上不见了，甚至也当过两年"英明领导"的华国锋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　　

我们的导师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离开理论的研究的。"而我们居然生活在谎言中。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又怎么能进行改革呢？　　

日本对中国发动了那么残酷的战争，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拒不忤悔，还要赖帐，装得没事人一样，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的谴责。照说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应该更加自知忏悔了，却并不。难道东亚民族都没有忏悔的传统和品格吗？　　

这次国庆还有一个极度夸饰之处，就是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马力夸张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张中国的国际影响。《尚书》上说："满招损，谦受益。"在中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已经得到满足，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十分危险的。　　

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为当局计，其实大可乘这个日子大赦天下，并且抚恤受难者，这样不但可以收拾全国人心，给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础，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使中国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然而他们竟视若无睹，轻轻放过。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法轮功聚众与打砸美国使馆两件事已足以证明党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　　

中国传统的说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却置国计民生于不　　

顾，是事与愿违。　　

今年还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然而|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囗号，还有"个性解放"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今年上半年发生的"法轮功事件"既说明了科学精神在中国还远未养成，也说明了民主也没有在中国出现。处理法轮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义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轮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样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种各样的舆论工具中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论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者暴力革命了。（一点不错，正是在　李慎之　先生等一干人的期望和出谋划策之下，和平演变在中国已大见成色。但是很显然，他们并不满意。现在的演变成色，大概是离他们的期待相去甚远。）我这样的人已经参加过一次革命而且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暴烈的战争和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吗？错了。没有暴烈的战争和革命，能有伟大的十月革命和新中国的胜利建国吗？列宁尖锐地指出：“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因此，世人称赞的邓小平的"渐进主义"，我是赞成的。甚至在他进行"六四"镇压，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囗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么办呢？"　　

但是，渐进的要义是要进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是可怕的。　　

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但是，套毛泽东的一句话：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从"六四"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江泽民入承大宝，正位核心也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无尺寸之功，但是仅仅因为"人会老"这条自然规律，他的龙庭已经坐稳了，中国已经没有可以向他挑战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人"，现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了。（可惜呀，如此披心沥胆的忠告并没有凑效，且无人领情。因此他在这里便讽刺挖苦，无所不用其极。）　　　　

既然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囗冤气，理顺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为甚么你不能学他的榜样，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甚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真是的，在他看来，江泽民完全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期。）　　　　

"六四"已经过去十年，邓小平也已死了两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实行“民主”？什么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无产阶级民主？）　　　　

我注意到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甚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两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可以基本复辟了，他也就可以瞑目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　　

不要害怕会失掉甚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真是奇怪的逻辑！如果实现了资本主义，就保住了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难道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只有实现资本主义才能保住的吗？恰恰相反，那正像毛主席生前说的，他会被打得粉碎的。）　　　　

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立下的榜样，蒋经国就是在国民党垄断政权六十年之后开放报禁与党禁的。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垮了吗？没有。（没有？没有为什在他手里丢掉了国民党的执政党的地位？）当然，国民党要千秋万代是不可能的，变化是辩证法的铁则，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完成和平交班，向宪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了。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已经预告了共产党的灭亡。在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冲激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说的“圣之时者也”。　　

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呜呼，恐怕李公也只能是“归于空幻的梦想”了！）　　　　

（全文完）　　

著名学者、文艺理论　家王元化　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08年5月9日　在上海逝世。本版今日选登　王元化　先生的旧作《记我的三次思想反思》，以表悼念。在这篇文章中，　王　先生真诚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思想变化历程，反映出一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认真的自省精神。

　　在我从事写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

　　第一次反思
　　第一次发生在抗战时期1940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举例来说，1939年我写的《鲁迅与尼采》一文，发表后有较大影响（甚至至今还有人提到它）。但我坦率地说，那时我并没读过多少尼采的著作，我的许多看法大多袭自苏联一本论尼采的著作。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大后方传来了一股学习古典名著的热潮，孤岛也受到了影响。阅读名作，座谈心得，一时蔚然成风。我在读中学时热爱鲁迅，这使我的思想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

　　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编者注：文学翻译家，王元化妻子张可的哥哥），对我这次反思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两人常为一些文艺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曾发表文章批评我的机械论，指出我在艺术与政治的观点上，以及从藏原惟人（编者注：日本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那里转借来的所谓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标准等是错误的。这些争辩十分激烈，但并不影响我们的友情。不过，我纵然明白了自己思想中的问题，倘要克服，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直到沦陷区时代即将结束，时间已过去了三四年，我才取得一些进展。当我把我写的一篇小说《舅爷爷》和评论曹禺改编《家》的文章给一位朋友看时，这位朋友禁不住说：“真的脱胎换骨了。”这时我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则主张回到马恩的原初理论上去。　　　　

（看来，他的第一次反思，一是由于“热爱鲁迅”和“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二是意识到“所谓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标准等是错误的”。）

　　第二次反思
　　我的第二次反思发生在1955年我因受到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时期。对这场政治风暴，我毫不理解，更无法防卫。它使我感到了大震荡。后来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是一场灵魂的拷问。过去长期被我信奉为美好的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茫茫的荒野，惶惶无主。”这是我一生所感到的最可怕的时候。

　　多年以后，我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在这场危机中，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认识、再估价。这就是我在隔离审查时期发生反思的由来。经过一年来的审讯和内查外调，问题清楚了，我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但由于我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组织上说我对抗审查，所以不放我出去，继续关在隔离室内，要我转变立场，端正态度。这样拖下去，我真不知道要伊于胡底？幸而我一再提出的读书要求，终于被批准了。

　　隔离室监管人员同意代我去家中取书或代我去买书。不久，我就定下一个作息时间表，有计划地去读书。我的读书生活，就像军营生活那样机械刻板，严格按照计划进行。这样读书的最大好处，就是使我没有浪费分秒的光阴。现在回顾起来，在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这样思想集中、专心致志地去读书过。这样坚持不懈地钻研，锲而不舍地全神投入，自然会从读书中获取回报。　　　　

我开头读的是《毛选》，我发现《实践论》主要是阐发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思想精要，而《矛盾论》则是阐发列宁《哲学笔记》中《谈谈辩证法》的精要。自然其中也夹杂不少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理论的观点。这以后，我再去读列宁的两本原著。读完我更进一步去探索马恩哲学的思想世界，几乎把马恩的哲学著作读遍了。

　　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二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这些笔记现分别藏在上海档案馆和上海图书馆内。这次读书的重点主要在哲学方面，这是我过去没有涉足的领域。哲学对我1956年的反思是有重大意义的。那时反思的重要成果可归纳如下：

　　———认识到感性——理性的认识论是不充分的，必须补入知性阶段；

　　———认识到“抓要害”（是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衍化出来的）是一种片面的知性分析方法（在认识过程中，知性是理性认识的一个环节，或照黑格尔说法是认识的一个“时段”，知性的功能决不可少，但一旦把知性的功能和知性的方法加以绝对化、片面化，并取代辩证的理性，就陷入了简单的形而上学）；

　　———认识到断言只有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一般人性的存在，是违反马克思论人性观点的。马克思认为人身上存在着“不同历史时期变化了的人性”，也同时存在着“人的一般本性”；

　　———认识到凡人的思想莫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一命题，正如否定一般人性存在的观点一样。《资本论》所提到的那些工厂视察员和公共卫生报告医师，就是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局限的。《自然辩证法导言》所提到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也是不受阶级局限的。《资本论》还说“超利害关系的研究”和“无拘无束的研究”是存在的，只是在庸俗经济学出现后才消失。这种研究，也是没有阶级烙印的。　　　　

———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命题，并不是如过去理论界所认同的是指由“研究方法”到“说明方法”，而是表达了感性—知性—理性的过程；

　　———认识到我们跟随苏联的理论界批判德波林的差异说，断言差异就是矛盾，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不承认非矛盾性的差异存在，抹煞了多样性的统一，必将导致斗争性的绝对化； 

　　———认识到《唯批》将政治概念引进哲学，认为哲学也有党派性，也有路线斗争，并断言从希腊罗马开始就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可是《唯批》后来写《哲学笔记》接触同一问题时，就不同于上述观点了。但我们理论界仍将前者奉为圭臬，作为必须严格遵守的经典原则；

　　———认识到在反胡风斗争中对“人格力量”、“人的尊严”、“艺术良心”等等进行批判是一种极左思潮，与马恩的观点并不相侔，甚至与列宁斯大林的观点也不同……

　　以上是我在这次反思中所得的结果，我把它们都写在当时的笔记中，等到将它们整理成文，已是在20多年以后，我经过平反可以发表文章的时候了。这些有关文字虽然都在文末注明的是写作时的日期，但实际上其中的观点早已萌生在1956年的反思中。过去那些灌输在头脑中的既定观念，在不得不遵守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的路向的时代，虽然也产生某些质疑，但我没有力量去揭示它们的错误，如今我在自己精神危机的时刻顾忌皆去，解决了这些思想问题，真使我感到是一场大的解放。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丧失身体自由的环境中，却享受到了思想自由的大欢乐。　　　　

（他的这第二次反思，是受到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以后，“由于我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 ，“组织上说我对抗审查，所以不放我出去，继续关在隔离室内”，“ 过去长期被我信奉为美好的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认识、再估价。”因而，背叛了原来的立场，收获颇丰：　　　　

1、认识到毛泽东《实践论》“感性——理性的认识论”是不充分的，必须补入知性阶段；　　　　

2、认识到《唯批》（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将政治概念引进哲学，认为哲学也有党派性，也有路线斗争，并断言从希腊罗马开始就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　　　　

3、认识到在反胡风斗争中对“人格力量”、“人的尊严”、“艺术良心”等等进行批判是一种极左思潮，与马恩的观点并不相侔，甚至与列宁斯大林的观点也不同。）　　　　

第三次反思
　　第三次反思也是发生在一次大的政治风波以后，这次反思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90年代。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

　　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其政治原因。当时中国社会环境太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解体，西学的输入，传统文化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1919年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所爆发的那场中西文化问题论战就透露了个中消息。激烈的反传统虽然并不是萌生于五四时代，它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就已露出端倪了。但那时断断续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时代风习，像“五四”那样对当时和后来发生巨大的影响。

　　因而我的反思由激进主义而进入到对“五四”的思考。我尝言，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我生下的那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颁布了中小学应一律使用国语读本的命令。我一直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直到八十年代下半期，我编《新启蒙》和写《传统与反传统》一文时，都是秉承了这样的思路。那时我虽然也有一些独立思想，但在“五四”的问题上，仍像今天许多人一样，认为这是一条必须坚守的底线：“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

　　上述看法的改变是由我被朋友嘱托写一篇《杜亚泉文集序》所引起的。这时我发现，过去我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所读到的那些资料的汇编，理论的诠释以及史料的著述等等，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资料只限于被既定观念所认定是改革、进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则多被刊落，纵使少量收录，也往往加以主观上的取舍和判定，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相。当我着手要写有关杜亚泉的文章时，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去阅读过去资料汇编等所没有收录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阅读和思考，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　　　　　

1956年我在隔离时期，黑格尔哲学曾经把我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那时我多少次从他所说的“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段话里获取了力量。但九十年代我对黑格尔哲学作了再认识再估价。

　　首先是关于规律问题。过去我一直认为规律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而理论的工作就在于探寻规律也是不容置疑的。七十年代我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这本书的重点就在于阐发文学的规律性。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我认为事物虽有一定的运动过程、因果关系，但如果以为一切事物都具有规律性，那就成问题了。

　　我对黑格尔哲学中所阐发的规律性的质疑，就写在九十年代初刊行的《文心雕龙讲疏》序中。实际上，我们在宇宙万物中所认识的规律性是微乎其微的。不错，在人类继续发展和知识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人可能掌握更多的规律。但宇宙万物是不是都具有规律性，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当今科学家中，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知识界，我最钦佩的人是爱因斯坦，但我不能苟同他所说的“上帝不掷骰子”这句话。我认为量子力学所提出的测不准原理是值得考虑的。尽管我对自然科学没有什么知识，但我发现测不准原理在其他领域内也同样适用（比如社会科学、艺术创造某些方面等等领域）。

　　由此我更进一步思考了黑格尔哲学中著名的总念三范畴论和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的命题，这是我曾经多么赞美的理论啊！可是，过去那么引起我喜悦之情的信念动摇了，破灭了。特别是当我对卢梭的《社约论》（编者注：《社会契约论》）作比较深入的探索时，我发现卢梭的“公意”和黑格尔的“普遍性”，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我回过头去再去查阅黑格尔的《小逻辑》，发现《小逻辑》在阐释普遍、特殊、个体三环节关系时，就援引《社约论》的“公意”“众意”“私意”三范畴作为例证，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公意才是意志的总念”。黑格尔的三范畴和卢梭的三范畴都认为普遍性可以一举将特殊性、个体性囊括在自身之内。这样就将普遍性（公意）、特殊性（众意）、个体性（私意）视为同一的了。而囊括了特殊性和个体性于自身之内的普遍性以外，哪里还存在独立自在的个性呢？　　　　

但我们必须承认，独立自在的个性，有些方面是不可能被普遍性所涵盖，或统摄于其自身之内的。我从黑格尔那里发现了这种同一哲学，再从他的前辈卢梭那里认识到这种同一哲学运用在国家学说中的危险性，这是我在第三次反思中一个重要的收获。当时我并没有借助别人的看法，我不知道海外的有关著作是否谈过这些问题，当时我的身体虽然比现在要好，但已没有力量旁骛了。我读书的习惯是精读，不善于从涉猎中获取知识。因此，我读的书并不多。上面这些看法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思考。这一点，　张汝伦　教授（编者注：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他的一篇评论我的文章中曾经敏锐地揭示过，他说对了。

　　最后，我必须说，在这次反思中，我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我对于个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取得了新的认识。

　　过去我一直认为，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是可以扫除一切迷妄，无坚不摧的。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从黑暗中世纪的昏睡中觉醒，认识到人的精神和理性是一种伟大的力量。确实，从那个时代开始，人的力量和理性力量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启蒙时代的一些重要学说，更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一种普遍信念。

　　但是，在这次反思中我逐渐感觉到，过去的看法也有它的缺陷。把人的精神力量和理性力量作为信念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偏颇，认为人能认识一切，可以达到终极真理，但他们往往并不理解怀疑的意义，不能像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所说的“我知我之不知”，或像我国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一旦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成了独断论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于是就将这种人视为敌人。结果只能是：不把他们消灭，就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那样的人。　　　　

由此我回想到过去，我初读哲学时，当时我所赞成的“反映论”，未必比它所反对的认为认识是“近似的”象形文字论，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本文由我口授，请曼青笔录，谨向她致谢）二○○四年元月十八日
　　（摘自《清园近作集》，王元化著，文汇出版社出版）　　　　

（现在可以看出，王元化的三次反思，是渐进性的，是由个别到一般，由局部到全局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遭到革命打击后，如何一步一步背叛革命理想的过程。　　　　

这三次反思也是一个慎密的系统，是从宏大的历史“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到微观的哲学的，可谓既重大又深邃。　　　　

然而，仔细想来，也不难让人看出，不管他研读多少历史和哲学著作，甚至思考了长达20年时间，他却没有冲出个人遭贬的经历和阴影，更没有站在广大劳动阶级和人民的立场来判断社会的演变、时代的变迁，而是钻进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狭小空间里不能自拔。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李怀宇的时候就承认，“有人讲，王元化也不一定读了很多书，他的思想往往是跟他的切身经历，跟他的遭遇联系起来的，我觉得这是‘知我者也’。”　　　　

首先，他“痛定思痛”，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　　　　

这个“痛定思痛”，思的是个人或同命相连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痛”，还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或广大劳动民众的“痛”？当然更不可能去思作为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而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共产党的“痛”。　　　　

所以，他一直追溯到“五四”运动，也不能看清那场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实质，不能肯定正是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和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盘剥和压迫，才有了“五四”运动的那一声呐喊，以及其后的社会进步和天翻地覆的革命，而只强调要反对“‘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于是，就归纳出“读中学时热爱鲁迅，这使我的思想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　　　　

这里，他不能认识到当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之所以“热爱鲁迅”受“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是因为鲁迅和那个时代的进步文学代表着穷苦大众和进步的阶级说话，正因为鲁迅和那个时代进步文学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精神，才受到最大多数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热爱”。至于由此所引发的“激进”，是一种觉醒了的人民和知识分子的革命激情，而不能简单地被概括成““左”的教条倾向”。　　　　

其次，他读《毛选》，研究《实践论》，认识到所谓“感性—理性的认识论是不充分的，必须补入知性阶段”，他所发现的不是广大人民通过革命实践的感性认识，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性的阶级意识，是一个多么可贵的认知飞跃，而是认为他所“发现”的“知性的功能和知性的方法”，被毛泽东“加以绝对化、片面化，并取代辩证的理性，就陷入了简单的形而上学”，还认为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将政治概念引进哲学，认为哲学也有党派性，也有路线斗争”，就“只有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一般人性的存在，是违反马克思论人性观点的”，进而成为了他抹煞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斗争学说的哲学理论根据了。　　　　

再次，他从黑格尔“《小逻辑》在阐释普遍、特殊、个体三环节关系时，就援引卢梭《社约论》的‘公意’‘众意’‘私意’三范畴作为例证，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公意才是意志的总念’。黑格尔的三范畴和卢梭的三范畴都认为普遍性可以一举将特殊性、个体性囊括在自身之内。这样就将普遍性（公意）、特殊性（众意）、个体性（私意）视为同一的了。”　　　　

于是，他说，“我从黑格尔那里发现了这种同一哲学，再从他的前辈卢梭那里认识到这种同一哲学运用在国家学说中的危险性”。所以，他绝不赞成任何“集中”或“专政”的政党的、阶级的、政治的理念，片面强调“个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认为“一旦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成了独断论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于是就将这种人视为敌人。结果只能是：不把他们消灭，就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那样的人。”　　　　

他甚至评论鲁迅时都说，“他搞了许多遵命文学，他当然不是遵统治者的命，是遵无产者、弱小者的命。但是我觉得一个思想家如果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遵任何人的命，都是会出问题的。所以他果然按照当时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观点，批评“第三种人”像施蛰存他们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照这种逻辑，中间派比反革命还坏。甚至发展到“一个都不宽恕”，这有什么不可以宽恕呢？”　　　　

接着他便赞扬胡适：“我觉得胡适终其一生没有做过太违心的东西，他有我认为很不赞成、很反对他的东西，但是他没有说过违心的话。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就说出来。在人格上，我觉得确实像他们辩论当中一方所讲的，他是个“比较完人”。” “ 后来胡适的日记发表出来，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跟蒋介石这么争，为了《自由中国》的问题，为了雷震的被捕，他还是没有什么个人的考虑，他是为了他的思想，为了他的信仰，他没有放松，也没有退步。”他特别赞赏胡适说过的一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见《王元化访谈》 　　2008-5-21　　 解放网）似乎知识分子就是超乎一切阶级和政党之上的神灵，是任何人也主宰不了的，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所以，他反对我们党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反对党所领导的反右斗争，反对一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人民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就完全是不足为怪、理所当然了。　　　　

由此可见，他所提倡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并不是清华院内碑铭上这两句话的应有之义，并不是反帝反封建意义上的独立和自由，而是一种为我的、唯心的、带有强烈资产阶级自由化色彩的“独立”和“自由”，是一种不顾社会的、阶级的分野，欺骗广大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伪“独立”和伪“自由”。以这些荒唐理论所鼓吹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说穿了，就是与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相对抗，就是一种没落的、以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吠和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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