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归真返朴
————谨以本文的呼声，献给一九二一年的战友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但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需要，我们不能光停留在空洞的概念上，受肤浅的文字理解所束缚。必须沿着它对中国的改革历程所起的作用，考查其进步意义，予以发扬光大，成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起点；检察其反动之处，予以吸取教训，成为换一种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在解放思想的道路上，虽然没有什么禁区的设置，可以阻碍我们去怀疑一切，但是昨日的流血牺牲，今日的金融战败，这一整个世纪所发生的事实，是无可怀疑的。发生在这世界上大量已知的事实，其中所包含的教训和经验，也不能因为默守怀疑之顽性而不予吸取的。没有这最后一道的吸取工作，一味地强调“过时”而随便抛弃，就像熊瞎子掰棒子，一路抱去一路丢，或者叫做“过程就是目的”，那等于是没有最终目的之过程，还要去检验真理，是干嘛呢？不理解我们的今天，是怎样地从昨天，一步一步地实践过来，何以能有效地一步一步地实践到美好的明天？不懂得，科学理论和技术知识的积累，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不用理论知识积累起来的历史工具，分清人类实践的前沿位置在哪里，怎么能站到社会发展的最高点上，以高瞻远瞩的大手笔，大气魄，把改造中国的实践，推向那合乎发展真理的科学轨道上？不过，受那个时代的局限，只能随管理者认识水平或个人意愿所限，无可奈何地去閹割历史进程所包含的真理，不由自主地专拣可赚钱的理论观念，作为我们暂时有用的实践工具，也许不失为解放思想的一个现实的唯一可行方式，这确实能形成人们重新认识和确认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的起步点，也是情由可谅的。这样做，毕竟在延续历史真理的认识，也属于对历史的一种继承，并没有切断已获得真理认识的标准观念。
因为，早在东欧政变以前，我们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已感到非常困惑。这种极好的社会制度，为什么总觉得不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什么理论总是与实际脱离，成为领导干部的普遍问题呢？东欧政变以后，我们才明白，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早已动摇了应有的信仰。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回忆录中写道，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这几个用凝重的历史代价，铸写出来的文字，非常清晰地向世界人民表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遭遇重大挫败的原因就在这里。原来如此，从事该项伟大事业的领导人，自己都不懂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何以能指导社会主义的实践？何以能让大家理解并相信社会主义的道理有几许的真实性？此种情况，同样十分严重地存在于中国，在“两个凡是”的人士中，很难看出有几个真正懂得科学理论的人，常常是空洞的概念一大堆，枯燥的名词一连串，常常是成绩不大，沾沾自喜，非吹不可，现实问题，视而不见，推诿搁置。其实都没有弄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毛泽东屡次提醒共产党的执政者，一定要努力下工夫，好好学习在领导人民实践时所应具备的理论知识，当然也包括经济管理的科学思想，包括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和超越。他谆谆教导人们阅读著作时，要相信“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这八个字，这由此成了广为流传的名言。甚至还曾列举了当时必读的原著，殷切希望大家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掌握社会变革的真理。可在反“两个凡是”后，从当初“摸着石头过河”所流行的言论中，其内隐现的改革理念来判断，在中国的共产党内，依然没有一位领导人，能够准确掌握社会变革的真理，远不如毛泽东所达到的那种思想深度，能把握中国社会前进方向那种伟大的洞察力。所以说，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打破教条主义的空洞理论，改变那习以为一贯的思维定势，在改革的当初，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有助于执政党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向历史发展的纵深处，大踏步前进。事实上，在前十五年所取得的改革成绩，也是可以令人民所欢迎的。（笔者的业余学习并不多，但在这一时期，开始从人际环境中，有所认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价值，也从心底敬仰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但这样的成就，并非全凭改革者的瞎摸所能摸出来的，毕竟包含健在的许多无产阶级革命老前辈，已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经济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弹指一挥间，真理标准之讨论以后，十五年的实践很快过去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政治事件，足以暴露出一个道理：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就失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我们的改革就成功。按此检验出来的道理讲，我们的认识，正在更深层次上，逼近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中国的改革大有希望。恰巧相反，正是这一个节骨眼上，出现了历史所无法避免的曲折性，令人扼腕地沉沉叹息，让演进中的历史，给浮躁的人们大大地开了个玩笑。因为中国的历史，已不是人民在主动地创造历史，而是少数人控制着历史的创造。在经过十五年改革的事实面前，所谓的实践标准，其概念本身，竟然已演变得那么地空洞而模糊。这一个实践的检验标准，使本来很明白的道理，变得不明白了。因为没有人再去阐述它，究竟是一个衡量真理的什么尺度，这个尺度被谁拿着？也不清楚所要衡量的真理是什么，到底在哪里？或许多少吨钢是真理，或许多少吨粮也是真理，人们手头的“人民币”增加了一倍，更是真理。于是，掌握社会变革的真理，成为政治家们轻而易举的事情；于是，产值，收入等数量指标，成为官员们标榜政绩，成为唯一能看得见的真理。只要善于玩弄这些代表真理的符号，就会授于更大权力，作为人民全部利益的代表，因而也就可以把个人的意愿表述，代替着人民真实的意志表达，也就能成为创造中国历史的少数一族。检没检验，标不标准，竟然能被纷乱的利益冲动，搅成了一片又一片的混水，太多庸俗的真理观点，使各种廉价的真理探讨，毫无必要了。实践的检验标准，开始被閹割历史真理的主观标准完全地取代了，所以也开始閹割了十五年改革的事实，閹割了事实所显露的道理，确实令笔者大大地失望。这无可奈何的失望，也许是我看走了眼，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连自己糊口的问题都未解决的笔者，不可能费时费神地去排遣这十分幼稚的也许，当然也就无法凭自己浅薄的非专业知识，凭这人微言轻的一个可笑角色，立马与理论界的大师们，进行旷日持久地抗争，只好悻悻离别那个知识贵族的领地，去为三斗米而折腰。（当然，要不是网络提供发言的偶然机会，我也没必要花费精力撰写本文。）因为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的堂堂理论界，涌现出无数篇的学术论文，都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真理，却标以理论创新的头衔，令人应接不暇，我这区区小民，实在是无力承此重压。虽然我无力批驳这些宣扬剥削有理的过时谬论，但我坦然，但我坚信，通过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辛勤劳动，种种误导实践的谬论创新，终究将被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所推翻。只是从又一个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投入这种劳动的人太少了，况且，这又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取得成效的，又不是戴上一顶理论家的桂冠，就能轻松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虽然，那些以创新理论而著称的权威人士，也有喜欢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但首先从这些冒牌的主流理论家之手法开始，任意将马克思学说与社会主义实践大肆割裂开来，竟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是笔者十多年中极少看书报杂志以来，所始料未及的。原本就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越加成为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严重障碍，更不用说行动方面的障碍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局面呢？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这玩笑也真是开得太大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已经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勃烈日涅夫，在执政党内外四处活动的身影。无论是远在天边的中央领导，还是近在咫尺的领导干部，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无知，或教条主义之成见，使他们在资本经济的大潮中，不断动摇了原来对真理的信仰。在马克思学说上的疑虑与日俱增，直至完全失去信仰的领导干部，都在紧随资本理论家的后尾，最终完全“与时俱进”地转变到资本运作的利益观上。虽然没有像胡长清之流那样，昭然若揭其注重个人的利益观，但这些怀疑马克思学说，并以“资本观”为荣的，大有人在，确实潜存于中国的领导层，并不在少数，着实让人担忧。把资本社会观，标以初级阶段论；将“以资为本”的政策举措，贴上“以人为本”的思想标签。思想的解放，潜化为物质力量的解放，使代表物质财富之符号的货币，完全成了脱离缰绳的野马，脱离了劳动人民的管控，反过来制裁人民的意志愿望，一切良好的劳动愿望，都在资产者的剥削行径中，都在各种各样的压迫中，饱尝新的磨难。除了资产者怀着喜悦的心情，感受到这思想解放的惬意和信心，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确实是弄不懂了，那标签不断翻新的改革理论，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但从劳动所经历的磨难中，没有一个人不懂得，这新标签的理论力量，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渺茫与冷酷，带来了陷自己于弱势群体的劳动制度，是那么地让人无奈，让人丧失信心。连今天抗震救灾的患难深情，都在受着赤裸裸金钱观念的大肆沾污，可见货币的威力之大，也足见那崇拜货币的思想理论之占着统治地位的邪恶能量。面对劳动利益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格局，谁要是胆敢在理论界，为底下的工人农民说几句话，都将遭到理论大师们的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所以，不只是经济的弱势，而且话语权也处于弱势。诚然，新的利益格局，使劳动地位严重受损的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但要心底里拥护这一类，与己利益相对立的改革措施，恐怕是只有故意在误导中国改革的资本理论家，才会做这样的遐想。他们只会看到工人的不敬业，有赖于老板的恩赐，才能糊口，绝不会看到这不敬业的根源，也决不会承认工人的无辜。
从那时候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即使再进行一场讨论，也没有意义了。不只是毫无意义，而且已经滋生了反历史价值的意义，从正面的促进作用转到了逆向而动的作用，起到了背离历史前进方向的反作用。这个反动的错误作用，错就错在它否定了既有历史真理的指导作用，过分强调了怀疑一切的检验观点。这种观点，仅仅限于学术讨论，未尝不可；仅仅限于认识论的范畴，也是对的。问题在于，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太大了。它在改革开放的前十五年，所起到的进步作用，全被此后的反动作用，抵消了还不够。越是检验，使改革的理论离开社会的真理就越远，就越是掩盖了实践中存在严重的利益冲动之盲目性。错就错在没有真理制导的实践，可以不受约束地沿着谬论的道路，放纵个人利益膨胀地进行越界实践，冠冕堂皇为侵占劳动者利益，寻找合法的理由及欺诈的借口，摧残了社会发展所需的生产力，扭转了社会前进的历史步伐。错就错在它是以少数人暴富的实践，代表了多数人难富的实践，作为证明改革理论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从而竖起了资产者的赢利方式作为社会榜样，成为影响全社会成员无可估量的模范作用，影响着以企业职工及农村劳力为主体的基础生产力。金融的投机规则，构成了一把无形的枷锁，扼制着社会的生产力，可以由于其无形，使那些非吹不可的人士，视而不见，只见到歌舞升平。因为，对于一些影响历史时期较长的重大理论，对于一种社会变革理论的检验，不是在几天，或几个月，甚至不是在几年之内的实践，就能证明清楚的。或者是，即使证明了，也不能把所证明了的优缺点，在实践当期能明白地“标”示“准”确的。所以说，除了特殊情况，别无他法的紧急情景之外，我们都应避免对于改革的理论，采用此种“试错”的检验方式。谁都不愿在饱受损害的巨大痛苦之后去当“马后炮”，谁都不想总是在过后才知之的严重事态面前，祈求上帝赐于能够准予后悔的验方，而且不可能在检讨中悔过而允许自新的。应当看到，历史很少提供较长时期的机遇，让人们在碰到严重挫折时，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错误的指导思想，继续坚持百年不变的思维模式，继续坚持历史沉渣所泛起的经济理论。这样的“继续”，很难保证自己的生存权，不会惨遭灭顶之灾。谁要模仿勃烈日涅夫之辈的不学无术，仍想长达十年廿年之久地坚持试错，或者盲目地试验那些昙花一现的各种经济学家之创新理论，（其实调查一下历史就知道，很多是已有过实践定论的过时之见。）谁终将会被历史所淘汰，一不小心还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那么在改革的实践中，应当怎样去避免实践的盲目性，怎样去考察改革理论的前瞻意义呢？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应当从继承人类发展的历史正果出发，才能有效地解决我们预知未来的前瞻性问题。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也是我们继承人类全部精神文化遗产的有力工具。其次要认定，对于社会变革的理论，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经过百年实践的检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此外，颠扑不破的真理，经得起各种理论的批驳，但受不住动用武力的批判。封建时代的一个社会特征，叫做“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尚残留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还没有被思想解放的大潮所洗涤干净。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把自己的真理，现成地拿出来提供人们享用；不可能只凭连篇累牍地宣传，未经人们的思辨，就能轻易地被理解，被接受。况且，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思辨过程，受控于少数人，随时根据其私人的需要而终止，难以进行到底，当然不可能达到那种归真返朴的境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可以被少数人用来维护剥削的制度，也可以为多数人用于创设没有剥削的制度，这两派人士虽然冲突，但只要有理有据，合乎逻辑地竞相思辨，必定能在围绕社会发展规律的共同思考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充分地展示出来。特别是，即使我们的民众有着避免盲目性的强烈愿望和操作思路，要想避免中国的社会实践之盲目性，也是难度很大的。因为思想的路子，在不同的人等，所起历史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像我等无名之辈的思路，至多允许在网上发个帖子，被大家看成是表达一些情绪的牢骚话罢了；而在极少数人的思路，却是具备非同一般的庞大作用力的，可以授予政府的智囊身份，影响着中国整个人群的社会实践。君不见，那吹得天花乱坠的泡沫思想，提供了制作泡沫政策的毛坯原料；然后，理论上是科学的发展观，实践却是资本的扩张力，私利的膨胀欲，在一些政策产品的消费进程中，鼓足了经济泡沫的虚幻之气，进行无风险的套利；然后把泡沫撑破了的责任，默然无声地降落在民众的身上，由大家来承担是天经地义的，包括远离金融市场的工人农民，也无一幸免，必须得一起承担市场的货币风险；然后让大家深深体会到或无情证明着，站在全体民众利益的立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是最没劲的活计，最干不出什么成绩的事，要做也是无用功，白费；然后证明由全社会成员创造历史的观点是靠不住的，只能由站在人民上面的精英管控整个社会，才是最可靠的，只有少数人属于先进的生产力，我们大多数人都落在后头，是自己没本事，只能规规矩矩地按照精英们设计的蓝图行事，谁有意见谁就是破坏稳定的局面，就是破坏人民所需要的改革；然后证明了资本社会的游戏规则是最先进的，代表了中国社会的改革方向，必须得依照精英的指点，应当全力以赴地与之接轨；然后开始明确了，经过全面接轨的游戏规则，是要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底的，不能有丝毫违背的，否则就要遭到“发达社会”的制裁，就会遭遇经济危机的惩罚，就不会获得西方国家的“无私”援助，保住我们的饭碗。很少有人像郎咸平那样讲真话，用“6+1”的产业价值链来说明，只不过在把人家扔掉的肮脏饭碗拣过来，让我们为了成全精英的理论，硬撑起这改革的盛宴。这就是我们从那时候开始以来的改革实践，这就是凭少数人控制的中国式实践，不能说完全是稀里糊涂，但可以说，几乎要达到仰人鼻息的程度，是很难让中国人民满意的。因为在近十五年的改革中，多数人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的问题，已不属于实践的主要方面。中国改革的主要方面，已经被货币的运动所替代了，为货币运动的主导者服务，取悦于大资金人物，是彰示政绩、炫耀能力的最节省最有效之途径。这一个途径也同时在昭示了，只要讨好一两个头面人物，而不需讨好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就能成为人民的代表而行使权力，是最省劲最有效的仕途。因而，中国过多地关注货币利益者的改革实践，深受那些掌握巨量货币的少数人所欢迎，欢迎中国继续满足资产者的希求，满足他们那种无止境的欲望。那些死帮大资产者的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个满足不满足的思路上，热切地盼望中国更多地解放思想，希望人们从信仰真理的观念中，解放到崇拜货币的意识上： 甘心接受资本力量的奴役，总比社会主义的企业要自由；承认大资金控制的价格发现机制，要比社会主义的管理更民主。他们最得力也是最愚蠢的口号是，政府不要干预市场，让我们的人民认作是社会进步的方向，是社会发达的标志。
其实，历史早已有定论，现实也使人体味，资本社会的自由民主，其内容是多么贫乏，其应用是多么虚伪。即使一些造诣很深的学者，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范畴内，也已经计穷技尽，很难挖掘出什么新花样了。因为他们崇拜市场经济的意识，永远也摆脱不了包含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由极少数人凭借货币的巨大力量，在保护商业秘密的暗箱中，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实施专制的本质，对社会需求的资源及其信息实施垄断的本性。昨天有铁矿石，今天有石油。明天又会有别的东西，必然层出无穷。在人吃人的丛林法则下，祈求那掌握巨量资金的少数人，也是好不容易在残酷的竞争中取胜的人，让其放弃竞争的利益观念，为多数人利益服务，简直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他们由此研究出来的经济理论，如同痴人说梦一样地无用。叫嚣不要干预市场的歪理邪说，只不过让政府，把控制货币力量的社会调控权，在货币运动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上，一次又一次缴械于大资产者的老爷们，从而连那些抱着自由经济幻想的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的被动局面中，也难以逃脱那受制于金融寡头们翻云覆雨的险幻命运。相对来讲，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内涵的深广，远非资本社会所能比拟的。而此丰富的内涵，之所以无人承认，是因为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现成地拿来供大家直接享用。它需要经过辛勤的劳动，需要依靠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者，长期地不断地耕耘，才能揭示这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其实，干体力活，是劳动；管理生产是劳动；学习思考也是劳动。劳动就是实践；管理也是实践；思想当然同样是一种实践；思想纷争的人们，共同围绕客观规律所进行思辨的过程，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没有获得彻底解放了的“思辨过程”，就不会有社会变革的真理发现，就不可能领悟到马克思主义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处在当代，不是一般的思辨工具，不可能为所有人掌握的，因而也不易为所有人接受的。无形的，看不见的实践，允许有盲目性，允许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是，在转换到有形的，看得见的实践上，是不允许盲目的，是不允许犯错误的。因为前者有纠正的余地，后者一去不复返。所以，从思想的形成，转换到即将付诸行动之际，从理论的研究，变化为开始改革实践之初，必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必须对随后要实践的思想理论，让大家进行合乎逻辑地分析，评估它的前瞻意义。其实，评判各类标新立异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评价各种经济学家们务实的理论创新，就主要方面来说，可归结为分析它对马克思主义，是违背原则的修正还是坚持原则的创造？做这种分析当然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功夫，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花大力气完成的任务。但对于普通群众来讲，不需要什么深奥的学术研讨，只需要看它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中的三要素，只要违反“立场观点方法”这三要素之任何一个，我们就能预见其必然碰壁的历史结局。不争论，看要素，这样做也行，总比盲目地投入惨重的代价要好。
但不要忘记，群众的不争论，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研究的理由。不但要研究资本理论学者的务实精神，去伪存真，把那些包含着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明白的辩证法原理，取出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只要符合基本原则的任何思想理论，都可以作为改革的措施，付诸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予以检验，看它能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有没有社会效益。还要研究，我们的理论分析，作为一种务虚工作，如何才能像务实工作一样，能够卓有成效地展开起来，既宣传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张，又保证经济管理者的实务方向，必须是服从于平民百姓的需要，服从于全社会的利益。既然我们之信仰马克思主义，全在于它是一门关于社会智慧的科学，我们当然要用之于变革社会的实践，当然要从资本社会的原理中，阐明其否定资本社会的可行性逻辑，创建一种令人信服的逻辑所推导出的新型社会。一句话，唯有社会主义原则下的管理制度，才具备尚待开发的制度创新之意义，也唯有此种创新的制度，才具备需要通过实践检验的价值。（如果条件具备，笔者会将新制度框架的研究，撰文论述。）我们阐述的社会制度创新，可以不必拘泥于导师的只言片语，不需拘泥于那个时代的某些结论，但三要素原则，是绝不能动摇的，必须要坚持到底的。不坚持原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性质，不成其为对人类精神财富的有效继承。就是说，我们并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完整地坚持基本原则，而且要通过制度来保证每一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无可推诿地把三要素原则落实到行动上。不只使泡沫经济制所否定的立场观点，重新回归到政策措施中，而且明确要在现有条件下，采用反货币的新方法，形成真正具有独创意义的新社会组织。这个方法并不神秘，在哲学上就叫唯物辩证法，了解马克思理论之常识的人，应当熟悉，无需聱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以自己含辛茹苦的工作，在思辨的处女地上一点一滴地耕作，虽然此种原始的耕作方式，非常缓慢，但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毕竟是能够揭开这块风水宝地的现实方式。毕竟能通过这种方式，逐渐来证明走资派阻止对真理探索的思辨进程是愚蠢的；逐渐来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并非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比任何一种社会学说，都要更为紧密地贴近实际，更为深远地影响未来，是一个完全基于社会实践的现实主义者。因此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者创新的管理制度，其包含的客观规律是与资本社会一致的，但对于客观规律的把握形式，有所不同，也就使新的管理制度，具有截然不同的革命性质，只要尊奉社会主义信念的执政党，给予一点阳光，就会变得非常灿烂。
总之，我们已然不是一百年以前的历史时代，在这已逝去无穷多个“实践”的世界上，什么样的错误修正未曾见过？什么样的资本理论未曾实践？与其莽撞行事，不如好好分析人类实践的历史事实，总结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这不但可以避免重蹈资本社会不可救药之覆辙，而且有利于我们深入思考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远远比资本社会更先进的制高点上，把握规律性发展的科学真理。当然，我们也深切体会到，要让社会发展的真理，战胜改革中难免出现的谬误，那是多么地艰难呵。从一九四九年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上，当初所迈出的步伐，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确实不能令每一个华人所满意。但因为也不过是些“摸着石头过河”所难免的问题，就无端怀疑着不能迎头赶上资本社会的发展水平，值得我们推倒重来吗？让我们倒退回资产阶级革命的原点上，用圈地圈钱圈资源等低劣的手段，重复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以少数人对资本的扩张和垄断，代表着受资本奴役的多数人之利益，作为检验我们改革社会成功的真理标准，此类得不偿失的改革实践，能有多大的检验价值呢？重复资本社会初级阶段的改革实践，将亿万人民的利益，置于那充满风险的经济赌场中，与老奸巨滑的资本大鳄，在经济生态失衡的洗牌中接轨，能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航向，带来进步的意义吗？如此崇拜市场价格发现机制的试错行为，其实在纵容帝国财团的价格控制力量，通过货币的传导机制，紧紧扼住那企望自强之中国的命脉，早该可以休矣。我们强烈呼吁中国的共产党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混乱的盲动的试错观念中解放出来，千万不能让那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人，出于其社会背景的利益冲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冠以“无效论”、“过时论”，强加到属于人民的事业上，横加干涉全体人民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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