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讨论”的非科学理性迷失
——评一场只有中学生水平并历经了三十年的“讨伐”
小学
谨以此文纪念最可爱的共产主义战士魏巍！
“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与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
富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的时候，不仅需要“外部的证实”这个实践标准，而且还需要“内在的完备”这个理论标准。——汶狄
“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列宁
“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恩格斯
三十年前，在中国出现了一股急不可待地要“讨伐”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并急于抢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政治势力。在这股政治势力的支持下，几个不学无术的哲学贩子，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标准”、“哲学”话语，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演出了一场历经三十年的认识论闹剧，欺骗蒙蔽了相当大数量的中国人，为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登台扫清了意识形态舆论道路。三十年过去了，不学无术的哲学贩子至今还在行骗，闹剧继续在上演。大批受蒙蔽者至今不知上当，仍然在为修正主义路线和所谓“真理标准讨论”唱赞歌。有鉴于此，我们只能接受挑战，真正开始推动一场三十年前走资派根本不允许的讨论。
一、“讨伐”三十年的大浪淘沙
衡量一个政治领袖，不单看他说了些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些什么。
中国最终能够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靠的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披荆斩棘、艰苦奋斗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原则。
三十年前，毛泽东主席逝世才仅仅两年，华国锋就把他费尽心机抢来的权力糊里糊涂地丢掉了，至死他也没搞清楚自己下台与他同意进行的真理讨论之间的微妙关系，写下了比《三国演义》中马谡失街亭还要可笑得多的短暂春秋。
从此，中国的上空偷偷地升起了有D特色的“真理”旗帜。这面旗帜虽然从不忘记用红色作为点缀，但其基本“真理”色则是由黑白灰褐揉成的旧社会酱缸的颜色，是一面阶级投降、民族投降旗帜，一面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旗帜。
三十年大浪淘沙，历史的真相越来越清楚。D在没有取得中国最高权力的时候，假惺惺地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D一朝权在手修正主义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如果说，1978年12月15日，D在中美建交谈判的暗盘交易中，私底下同意美国在中美建交后仍继续可以卖武器给台湾，并希望将来美国售武台湾能保证是秘密成交，这还只是D放弃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坚持的中美建交的原则立场，拿中国的主权做了交易。那么，D搞的“补资本主义课”的所谓改革开放大思路，就是把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和原则，拿来与资产阶级做了交易。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虽然共产党仍然在执政，五星红旗依然在飘扬，但执政的内容和红旗的颜色已经变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重新掌握了生产资料，甚至重新出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主宰中国命运的可能性。D在1985年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D在说上面这句话时，他的意思是清楚明瞭的，如果在他的领导下出现了两极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那么他就必须承认自己是毛泽东所说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白纸黑字，对号入座，机关算尽，食言自肥，D的真实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目睹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革命力量的迅速衰退，另一件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两件事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权威海耶克.弗里德曼和波鲁尔等人的学会在1947年就已经成立了，为什么要等三十年，他们的观点才能大行其道？这是由于，除了凯恩斯国家干预学派在当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影响还存在之外，更有社会主义节节前进的影响。如果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得以在他去世后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绝不会有它大行其道的大好时光。革命力量的衰败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权落到了修正主义者的手中，特别是落到了走资派的手中。修正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组合，只有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高层领导，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才是货真价实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观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状况，中共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似苏共二十大，胜似苏共二十大；D不似赫鲁晓夫，胜似赫鲁晓夫。苏联的赫鲁晓夫还在形式上保留着有特权的社会主义，而D的“大胆解放思想”在中国搞出的是一个有特权的资本主义。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中国已经从过去的社会主义，经由国家资本主义，演变到“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当年誓言，要“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胜利推向前进”的D，也许连他自己都不一定会想到，三十年后，他会成为扼杀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号革命叛徒。这一点已经逐渐在国际上形成公论。为此，纽约市立大学的大卫.哈维(David.Harvey)教授，在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还特地辟出一章，专门讨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改革开放”这句口号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其内涵。毛泽东的改是改封资修，发展社会主义；而D的改革是改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提倡的开放是革命的大开放；而D提倡的开放是接受美国招安的小开放，甚至跑去替美帝国主义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出现的怪事是，D却在美军兵败越南，美国不得不放弃对中国的围堵政策，处于一次战略性失败而不得不后撤的危难时刻，去帮美帝国主义的大忙。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79年初D访美，美国总统卡特要把他当成上宾接待了。哈维教授看出了这其中的奥秘，在他探讨新自由主义一书的封面上，并列着四个新自由主义关键人物的头像，除了资本主义头子里根、皮诺切特和撒切尔夫人之外，还有一位就是D。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一位号称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共产党领导人，竟然与世界上最坚决反共的政客同流合污了。是光荣，还是可耻，自有历史的公断。哈维在书中写道：“我们可能绝不会确切地弄清D是否是一个秘密的‘走资派’……改革发生时——很难认为改革是同时发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偶然事件——恰好与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解决办法相重合。在中国结果是建构了一种特别的市场经济，它日益把新自由主义的因素与独裁的中共控制交错在一起。在其他地方，如象智利、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和谐共存已经明显地建立起来了。”
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麦格达夫曾是《每月评论》的共同主编，他们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经济形态，根本不存在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他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发展，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那里所有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倾向，从来就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是D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坚决反对者。
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兰斯伯格和布尔克特二位教授合著的《中国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一书，极其鲜明地揭露了中国市场改革的皇帝新衣特色。他们立场非常明晰地指出“中国的市场改革，并没有引向社会主义的更新，而是引向了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复辟，其中包括外国的经济支配。”（文稿曾发表在《每月评论》杂志2004年七、八月合刊上。）
纽约大学政治系的乃.奥尔曼教授，对市场社会主义有非常深刻的批评。1995年，他利用到日本讲学的机会途经中国。他在中国的每一次讲演都不会忘记重复下面那一段话：“市场经济是一架绞肉机，而不是开罐机。你们已经掉入了这台绞肉机之中，还假装已经掌握了这台机器。”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最坚决、最热情、最忠实的宣传家和捍卫者，是毛泽东的美国知音。有意思的是，韩丁对于D的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不知到知之的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他也曾怀疑过，认为“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但是，在走过一段弯路之后，他很快就认清了两条路线的区别，即D的路线是毫不动摇地“相信少数人，依靠少数人并发动少数人”，而毛泽东一直主张的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发动群众”。
韩丁在1993年为他的《深翻》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诚实地检讨了他的认识过程。他说：“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在美国长大，我至少有许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也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个部门都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样，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学到什么。他们尝试这个或反对那个，也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不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摸石过河’（一种非政治的概念，因为它不告诉你他们要过哪条河）。相反地，这是一套有意识地、逐步去执行的、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地拆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石。”
韩丁在序言中揭露了所谓“改革者”的罪恶意图：“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的关节，作为开始攻击的对象，再掩盖和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的联系。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栓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
三十年过去了，由于支持三中全会而形成的党内联盟早已分裂。邓派，也就是千方百计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走资派，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小看这很小的一部分，由于他们控制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因而能够推行一条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文，他们全都是犯有窃国罪的罪人。一场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名的改革，最终演变成有D特色的资本主义，虽然走资派可以暂时得逞，但它却使改革失去了合法性。
政治骗子能够在部分时间中欺骗全部的人，也能够在全部时间在欺骗部分的人，但不能够在全部时间中欺骗全部的人。复辟在世界历史上是正常现象，复辟派受到历史的惩罚也屡见不鲜。在中国，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可能把走资派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令人可喜的是，一批又一批的老将军、老战士、老部长，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重新回归毛派立场。毛派才是中国共产党的脊梁。没有毛派，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老同志们纷纷回归毛派，说明复辟不得人心。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章太炎先生竟敢以大总统授予的勋章作肩缀，在总统府门前痛斥袁世凯，其情可歌，其勇可敬，其理可通，其义磅礴。请看一位老战士的评论：D“从毛泽东去世后的1977年5月6日，被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同志众星捧月般地将他捧出，到他1997年2月19日去世这20年，是他彻底背叛党、背叛人民，最猖狂、最反动的一个时期。”“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D，要负主要责任。”这样的老战士不就是今天的章太炎吗？
当年支持三中全会的人士中间还有不少人，他们至今仍在毛派和邓派之间游移不定。社会主义曾是他们的理想，资本主义复辟的丑恶现实与他们的理想相冲突、相违背。他们是真心诚意的改革派。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看见过革命胜利的人，还要看到革命的失败；没有想到中国会重新走上一条由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主宰国家命运的道路，重新走上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十多年前，他们已经看出，当共产党在脱离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向右蜕变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导致社会主义社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早晨彻底变质。种种原因使他们拉开了与邓派的距离。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回归毛派，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能正确地评论文化大革命，依然固守《历史决议》中那些根本早已破产了的分析和结论。这样的立场，使他们不能深入地分析、揭露和批判D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有时还会成为这条路线的尾巴，帮助走资派去哄骗天下人。
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还不能说已经最后完成，中国不经历一场深刻的复辟危机，走资派不彻底改变中国现存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就没有最后安定下来，锤落定音。事实上，走资派在党内只是一小撮，如果有更多的原来支持三中全会的人士站出来和走资派作斗争，走资派的后院就会着火，人民大众会站在哪一边那是不必怀疑的。
直到今天，那些高叫“第三次思想解放”，“寻求破局新路”的人真的敢把他们的想法公开讲出来吗？他们不就是想彻底清算毛泽东，改朝换代，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埋葬掉吗？
为了认清D路线的实质，有两点值得在此一提。
第一、在毛泽东的路线和D的路线之间，其实不存在第三条路线的可能性。列宁说过：“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有那些阶级的力量；至于具体情况，实际情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才能表明。”毛泽东的路线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坚决地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他所开创的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并不容易，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大方向是不能改变的。至于“改革派”所强调的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只是具体政策的制定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要说改革，人民公社、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发展无产阶级的民主、允许工人罢工、逐步让劳动者参与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如此等等，不都是改革吗？至于“开放”那更是“改革派”错误地提出了问题。文革十年间，中国是世界上的大赢家。原来的两元世界，变成了三元世界。美军兵败越南，不得不放弃对中国的围堵，出现越南战争综合症，经历了一次战略性的失败，美国才被迫向中国开放。如果没有世界大局有利于中国的变化，D的“开放”还不知从何谈起？
第二、“D理论”只不过是一个根本不能成立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假说”。1960年，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发动批判修正主义的论战时，他已经看到有两种没有前途的社会主义。一种是苏联式的有特权阶层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南斯拉夫式的有资本家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虽然都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正沿着下降的路线滑落，其结果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看到的正是历史后来要证明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结局，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开创新路，使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
一个理论是否正确，最重要的是要准确无误地预见未来。毛泽东明确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如果不这样办，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些话今天都准确无误地应验了。
现在，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说，D宣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改革派”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身陷这个骗局中迟迟不能自拔原因又何在呢？
中国的改革从学南斯拉夫起步。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强调工厂要由工人自治，还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而D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把工人排斥在改革的大门之外。用工人们的话来说，“D拿着刀，硬是把我们从毛泽东时代得到的好处，一刀又一刀地刮走了。”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早就把D反工人阶级、反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看得一清二楚。
从逻辑上来说，先搞一段资本主义，然后再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只是无知妄说。资产阶级一旦重新产生，外国资本一旦在中国站住脚跟，它就一定会要求在政治上的全面控制，对中国的政权提出要求。从这个层面来看，假共产党的统治不可能有和谐，不可能有长治久安，也是毋庸置疑的。不彻底批判D的走资路线，不把走资派赶下台，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无从谈起。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虚假概念。社会主义意味着不搞两极分化，市场经济必然要造成两极分化，生硬地把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结合到一起，以为可以点石成金，不过是大胆的胡说而矣！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对应的现实，只是从过去的社会主义向将来的资本主义过渡转化的短暂时期。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搞社会主义不可以利用市场，而是要把市场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肯定，建设社会主义要利用市场，又都肯定，要限制和改造市场。D的改革不对市场加以严格的限制，资本主义就如此迅速地卷土重来，这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如下论断：“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清D路线的实质是一条贪污腐败、依附卖国、敌视工农大众、反对社会主义、顽固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十年过去，今日之中国，基尼系数直追美国，四个现代化无影无踪，社会主义的国本已经耗尽，五化（私有化、两极化、腐化、西化和分化）乱中国的幽灵正在中国的上空徘徊。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联盟，一旦它和这个基础相脱离，它的政权必然成为无根弥留政权。这样的政权要想不分崩离析难于上青天，一场改朝换代天下大乱的复辟危机正在逼近。
经过三十年的大浪淘沙，那些不愿为D路线殉葬的共产党人，是否已到了要与D路线拉开距离的时候了？那些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危，珍惜社会主义历史机会的朋友们，是否已到了与D路线彻底决裂的时候了？
回顾历史，南宋之亡，秦桧的依附求和路线有不可推卸之责。依附求和，必腐丛生，忠臣良将被拒于庙堂之外，国虚富却不能强兵，楼虽高尽纸醉心迷。这样的政权不过是一个腐败的弥留政权。从这个角度来看，D路线就是秦桧依附求和路线的现代版，D路线必不可免地会导致中共亡党亡国。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朝覆亡，D就会被当着当代秦桧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那些想当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走资派，也将成为D的走卒而永远被广大中国人民所唾弃，永远被历史放置在毛泽东陵墓前类似象秦桧像那样的罪人之中。
二、认识论问题
三十年前，几个不学无术的哲学贩子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唯标”）并演出的认识论闹剧，为D的修正主义路线登台扫清了道路。今天，我们接受挑战，推动一场新的哲学理论讨论。
在讨论中我们要说明的是，“唯标”们即几个哲学贩子，存在着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肤浅地理解，严重地歪曲和实用主义地诠释。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从“讨伐”、“不争论”和“假说”三层意思着手：
其一、讨论是要有各种观点，而不是只有一种观点，特别是要让对立面的观点能有发表的权力和机会，只有在综合了多方意见，获得某种共同真知，讨论才能达起到目的。如果只是一家之言，“讨论”就会变成“讨伐”，如中学生年岁的年轻人有时会在因观点不同的激烈争论中引起拳头的“讨伐”。三十年前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且根本就没有让展开讨论，那只不过是一场披着学术外衣的夺权斗争，一次借“真理标准讨论”为名的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讨伐”。 三十年过去了，还有所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里不知羞耻地大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宽松自由的学术讨论，他们的良知究竟到哪里去了？
其二、把“讨论”演变成“讨伐”，这是与这场闹剧的主角D的人品和理论素养有关。D总企图将自己打扮成周恩来的化身，但是他根本没有周恩来的光明正大，他只不过是一个玩政治骗术的能手。由于卡特日记的公布，现在大家都知道，D在1978年12月15日的中美建交谈判中，放弃了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帮助美国搞一中一台，而且根本就不向中央政治局和当时的党中央主席报告，就是最好的例证。D从来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兴趣，他只是看准了这场“讨论”对他夺权有利，而他一旦操控了“讨论”，就自鸣得意地说，“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更看清他的卑劣人品。
其三、众所周知，作为科学上的一个常识，任何理论、学说，如果没有经过某种检验、证明，都只能称之为“假说”。但“唯标”一文的，似乎有意完全忘记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常识。他们从标题一开始就已经步入了歧途，对已经被实践检验过成为真理的理论，他们硬说那只是“假说”需要检验，把真理变成为非真理；而在应该要求检验假说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假装不知道还有假说，将假说自动变成为真理，此种心态，实属荒唐。在哲学领域，检验假说（即是否真理）与对真理再检验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检验。例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经过总结了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实践经验，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再经过文革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检验，中国确实没有复辟资本主义，更加证明这个学说的真理性存在，而走资派和哲学骗子却硬说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阶级斗争实践是“假说”不是真理，用所谓“需要实践检验”来对其加以否定；而D为复辟资本主义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理论，实实在在地不过是D的一个假说，对于这个假说是否正确，才必须是要经过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广大中国人民在具体的实践，用中国是否复辟资本主义来检验的。
今天，当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人士，纷纷奋起揭露和嘲笑D“假说”的荒谬、反动的时候，“唯标”们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还藏得住吗？
三、几个认识论上的骗子
搭乘飞机的旅客，在登机前不但身体必须通过安全检查，而且随身携带的行李也必须从安检机通过。如果安检人员对已经通过检查合格的旅客提出要进行再次检查的要求，这很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判断，要么是安检人员发现自己在前面的检查中有疏忽，要么就是旅客认为安检人员有意刁难。如果都不是的话，应该说，同样的物品经过同样的检测手段，只能得出同样的结果。否则只有使用不同识别功能的安检机进行再检查，再检查才有意义。
什么是真理？
马克思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中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理就是人的头脑对于客观存在的正确反映。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内在规律性的正确认识。显然，真理可以是真事，也可以是真律，即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这样的正确认识，尤其是“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论理的认识，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反复进行，才能达到。此外，在人类的知识中，有一部分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客观世界实在的存在，例如数学物理公理化系统，它从一开始就是只是假设，因而也就不存在客观物质现实事物实践检验的问题。在一个公理化的体系中，命题如果是按照公认的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它就是正确的。实际上，实践验证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是否真理”的问题，是要检查假说能不能得到证明的问题。一旦“是否真理”的问题解决了，真理才能出来。
关于“是否真理”与真理
“是否真理”与真理，就像假说与真理的关系一样，完全不是一回事。验证“是否真理”或者说假说在先，得出真理结论在后，是实践验证在此阶段的目的。而真理是指已经通过某种实践验证，被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和学说。就像精神也能变成物质一样，真理反映的是客观实在及其规律本身，依循真理就能获取成功的果实。
关于真理再检验
真理当然也有一个再检验的问题。就如前面提到的机场安检的例子一样，再检验必须有具体原因，即检测手段的改进。发现真理和验证真理，都是科学中的大事。在科学实验中存在不同性质的检验，是检验假说，还是检验真理，答案从来是肯定的。这里涉及到两个不能互相混淆的问题：一个是有没有客观真理？另一个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真理的再检验所涉及到的是后面的一个问题。
如果人们对上面的分析多少觉得还有些道理的话，那末，人们立即就会发现，“唯标”在文章中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小把戏，他们把“是否真理”换成了“真理”。这样一来，他们就好像变了一个认识论上的戏法，谁要是认为可以用真理做为标准去检验各种假说，去判断人的认识是否正确，便被认为“陷入了‘真理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同义反复”。其实，正好相反，真正陷入同义反复的正是“唯标”的。既然，真理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和学说，那末“唯标”一文的标题就应该写成“实践是检验‘已经被实践检验为正确的理论和学说’的唯一标准”。这不就变得莫明其妙，荒唐背理，同义反复了么？对于他们来说，实践实际上检验的还是实践，根本与真理无关，与真理标准也无关。在他们那里，真理根本就没有标准，实践就更不需要标准，那末，人类也就永远不会有真理，而只有永远的盲目实践。
因此，尚若要想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标题有某种意义，那就应该改为“实践是检验假说的标准”或者改为“实践是检验未经验证的‘真理’的标准”。事实上，“唯标”一文中引的那些例证，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例如，他们提到的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这个周期表一开始只是假说，因而争论不休，后来根据元素周期表的预测发现了几种新元素，因而周期表被证实为是真理。哥伯尼的太阳中心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后来通过勒维烈和加勒的工作所证实，才成了公认的真理。
“唯标”的们显然不是要论说清楚认识论中的问题，而是要制造一篇有轰动性效应、能达到政治目的的奇文。然而，这篇奇文一但出笼立刻就会遇到论证的困难。为此，他们不得不开动切割机和阉割机，随意剪裁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话语，似乎想轻而易举地完成他们的事业。但它终于只能成为历史笑话，经受不起历史的检验。
关于“实践标准”
由于“实践标准”并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它受到理论的制约，立场的制约，实验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因而“实践标准”的制定是因人而异的，检验结果的制定也是因人而异的。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真的实行起来，不仅无法操作，而且会把那些已经被证明为正确的真理重新放置到被检验的地位上去，以至真理废弃，谬论横行，最后变成为权力就是真理，金钱就是真理。三十年中国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实践，已经把这几个为D路线开路的理论打手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作一个简单地说明。
马克思在1845年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段话包含着马克思对哲学基本问题中其中的一个问题的回答。
恩格斯在写论费尔巴哈的文章时，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作为附录发表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根据这个基本问题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质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他接着强调：“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否则就会造成严重的“混乱”。
恩格斯紧接着说：“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举例说，黑格尔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渐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在近代哲学家中，否认认识世界或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包括像休谟和康德这样在哲学的发展上起过很重要作用的人。为了反驳哲学上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恩格斯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性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伯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的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颗行星的时候，哥伯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
无庸置疑，恩格斯的这些话，是对马克思前述思想的正确解释。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几个认识论的结论：
1、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回答是肯定的，人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并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来为人的目的服务
2、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得到解决的。
3、实验和工业证明，康德的“自在之物”可以转变成为我之物，昨天的不知可以变成今天的已知。
4、假说可以通过实践得到证明。
5、真理是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中得出证明。此真理与未被验证的假说并不全等，它反映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对客观世界之其规律的认识。真理当然是可惩罚，可检验的。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尊重真理，尊重客观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马克思并没有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而且，也不能把“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轻率地解释成“唯一标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清楚的：“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假如把“是否真理”改换成“真理”，上面那句话就不通了。
列宁认为，对唯物主义者来说，“对客观真理的承认是最要紧的”。他自己是一个信奉和坚持真理的典范。请看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说过的几段话。“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真理，对于这一点，自然科学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里说到“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可是，波格丹诺夫认为这句话不是真理。列宁反驳说：“如果你不能断定‘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命题是错误的或是不确切的，那末你就得承认它是真理。如果你不能断定它在将来会被推翻，那末你就得承认这个真理是永恒的。”“恩格斯所举的这个例子是非常浅显的，……象恩格斯在举‘巴黎在法国’这个例子时所说的那种只有疯子才会怀疑的真理的例子，任何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想出几十个。”
“唯标”的们，不说检验“假说”，妄说检验真理，显然对什么是真理一窍不通，不知道检验真理其实并不容易。比如说，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和哥伯尼的太阳中心说，“唯标”的们又想要用什么样的实践去检验呢？又比如说，狭义相对论有两个基本假说：1、在所有的相互作匀速直线运动的坐标系中，光在真空中的速度都是相同的；2、在所有的相互作匀速直线运动的坐标系中，自然定律都是相同的。亲爱的先生们又想用什么样的实践去检验呢？
四、真理标准的重要性
四川汶川大地震，损失最惨重的是中小学的学生。这是最为荒唐、最不可思议的怪事。因为，学校都有操场，从校舍奔跑到操场，只须瞬间。为何那些遇难的幼小冤魂连这点时间也没有？以下便是人人都可以想到的原因：第一、地震前一定有种种预兆，但是这种预兆并没有变成预报，使得师生们预先有所准备；第二、校舍没有考虑防震；第三、即使考虑了防震，但工程质量没有得到保证，其中有“豆腐渣”工程。人们也许会因此而联想起目前中国存在着的严重腐败问题。“十亿多‘子善’，赤县遍‘青天’。”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会出现历朝历代最大的贪官集团？我们在这里只谈认识论的问题。
真理是检验人的思想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如果只知道谈论实践标准，忘记了真理本身就是标准，就会出现上面提到的悲惨景象。本来建房有房标，制药有药标，造船有船标，各式各样的国家标准都是根据各门科学的要求制定出来的。如果不严格遵守，就会出现灾难，最后被灾难逼迫去遵守。否则的话，人类就不需要追求真理，也不需要根据真理制定规章。
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有一段名言：“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的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的，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便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降神术士的”。
当年，在“唯标”浪潮的熏陶下，中国出现了一股特异功能热，迷信实践经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什么“耳朵识字”、“眼穿皮肉”、“意志移物”、“意志折物”，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到头来，连有的名科学家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我们这样说，绝不否定特异功能中也可能有某些值得重视的新现象，更不是认为现代科学已经能全部解释有关现象，而是说科学上的重复律是必须遵循的，科学精神要求现象应该是可重复，可检验的。
“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降神术的”，不仅如此，单凭实践经验也常常对付不了科学中出现的许多错误理论，如燃素说、热质论。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认识论，讲了许多深邃的、精彩的，常人不大容易想到的话。例如，他在为伽利略的名著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常听人说，伽利略之所以成为近代科学之父，是由于他以经验的、实验的方法来代替思辨的、演绎的方法。但我认为，这种理解是经不起严格审查的。任何一种思辨思维，它的概念经过比较仔细的考察之后，都会显露出它们所由产生的经验材料。把经验的态度同演绎的态度截然对立起来，那是错误的，而且也不代表伽利略的思想。实际上，直到十九世纪，结构完全脱离经验内容的逻辑（数学）体系才完全抽取出来。况且，伽利略所掌握的实验方法是很不完备的，只有最大胆的思辨才有可能把经验材料之间的空隙弥补起来。”从爱因斯坦的这段话中，人们看出辨证的思维和机械的思维究竟有什么不同。“唯标”的们抄录了一些话，就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其实，他们只是把经验论发挥到极致而已。“实践是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经验论的，实用主义的命题。他们断言，“坚持实践的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好大的口气，好不知羞耻，你们难道不是认识论上的几个呆子和疯子吗？
我们已经说过，实践标准所要解决的是“是否真理”的问题，换句话说，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理论都处在假说的地位，假说在经过实践经验验证之后才可能变成真理。这本来是科学上的常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科学中早已通行这样的观念。科学家的思维不是仅仅为了解释现象，他希望洞穿现象之外的本质和规律。因此通过实践的检验虽然是必需的，必不可少的，映照的，却又是最容易做到的。科学中不难找到这样的例证，好几个理论都能解释观察材料。从这个角度理解科学，科学的要求比通过实践经验的验证要高。有些朋友喜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但要记住，科学要求的是更高，而不是更少。
认识的任务是要求真知。然后，才能用求得的真知去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毛主席在他的《实践论》中，对于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为什么毛主席在他领导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总能高屋建瓴，总能见微而知著，总能看到他人看不见的东西，总能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就是因为毛主席绝不浅尝即止，绝不满足于一知半解，绝不背叛他的共产主义理想，绝不停止追求真理。
“人的天职在于追求真理”。哥伯尼的这句名言，不知激发了多少个世代的探索者为追求真理而奋斗。追求真理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气。历史上那些志士仁人，为了追求真理而献出自己最可宝贵的生命，毫不犹豫。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因为支持日心说而受到教会的严厉制裁。但是，他的“地球仍在运转”变成为当时的最强音。另一位意大利人布鲁诺，为捍卫和宣传哥伯尼的学说，遭致教会的长期迫害，最后在1600年被烧死在罗马火刑柱上。布鲁诺珍惜自己的见解，胜过珍惜自己的生命。当宗教裁判团宣布判处他的死刑时，他回答说：“你们宣读判词，比我听判词还要感到畏惧。”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一切革命者，其中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可宝贵的传统。否则，人人都苟安争利，社会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追求真理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发现和验证真理；学习和运用真理；探索和发展真理。
为什么说，真理是检验人的思想是否正确的基本标准？因为真理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只要在真理限定的条件下去运用它，它都能重复出现。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并没有限定时间和地点，只要引力存在的地方，它都是有效的。据说，牛顿是因为苹果落地启动了他的灵感，把地上天上的引力统一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他的引力理论。它涵盖着无限时间中的无限个事例。当年闹特异功能的时候，其中一种叫“轻功”，似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受到了挑战。可是，如果检验者相信科学，让试验者到磅秤上一称，就会有结果。D也是一个特异功能的人，他只读过马克思主义的ABC，就能玩出一个有D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当代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由于“唯标”一文侈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似乎只要坚持“唯标”，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胡说。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清楚了这个问题。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下四点是关键。第一、首先必须弄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搞清楚，意见不统一，把假马克思主义指鹿为马，只能闹出皇帝新衣一类笑话；第二、要用理论去指导实践。这就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第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也就是“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第四、实践过程中要时时用理论校正方向，“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把以上两种观点稍加比较，“唯标”的观点不过是强词夺理罢了。实际上，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不容易。中国共产党只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才比较好的实现了这种统一。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肯定行不通；修正主义者放弃马克思主义危害犹烈。
五、参照爱因斯坦论物理理论的选择
爱因斯坦对于科学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他被评选为能够代表二十世纪的第一人。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他关于认识论的大量论述，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他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革新了人类对于时间、空间和物质相互关系的观念。讨论认识论问题如果忘记了爱因斯坦，就如讨论引力问题而忘记了广义相对论，至少是一个遗憾。“唯标”们显然不了解爱因斯坦，他们的标题也就显得很盲目。
爱因斯坦67岁的时候，曾经对他一生的努力和探索作了一个简洁的回顾。这篇文章发表在庆祝他七十岁生日的论文集中。
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家，都把古典力学看作是全部物理学的、甚至是全部自然科学的、牢固的和最终的基础。在当时，只有冲破这种占居统治地位的教条，新的理论才有可能产生。而要建立新的理论就必须懂得和擅长在于去评价各式各样的理论。爱因斯坦写道：“在我开始批判那个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力学以前，首先必须谈谈某些一般观点，根据这些观点，才有可能去批判各种物理理论。第一个观点是很明显的：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个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很明显，但应用起来却非常伤脑筋。因为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与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但是，无论如何，这第一个观点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来证实理论基础。”“第二个观点涉及的不是关于（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基础的关系）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的困难。……第二个观点可以简要地称为同理论本身有关的‘内在的完备’，而第一个观点则涉及‘外部的证实’。”
科学精神是分析的、批评的、创新的精神。科学家，尤其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的时候，不仅需要“外部的证实”这个实践标准，而且还需要“内在的完备”这个理论标准，并不意味着实践标准不重要。在爱因斯坦看来，所有的理论必须首先被实验所证实，然后才有可能谈论这些理论的取舍，否则它们可能在初始阶段就被淘汰掉了。经验验证对于物理学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但是，“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这样一来，仅凭实践经验来判定理论就会遇到困难。
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情况只能是更糟。具体的实践标准，是由理论制定出来的，理论不同，标准也就不同。实践的结果更由具体的人来判定，立场不同，看法也就不同。初看起来，“唯标”的们也是企图发展和补充马克思的学说，可惜实则相反，他们却变成了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贩子。列宁在整整100年前，就好像是针对着他们这样的哲学贩子，准备了下面的话：“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黑体字是原来的）列宁还对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用主义哲学作了批评：“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由此看来，“唯标”的们是有党性的，他们是邓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开路先锋，一旦当邓派的走资面目充分暴露出来之后，他们又何去何从呢？
对于与理论本身有关的“内在的完备”，爱因斯坦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理论前提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意思是，“不下定义的概念和推导不出的命题，要尽可能的少。”第二、在几种类似的理论中，“那种对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质限制最严格的理论（即含有最确定的论点的理论）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第三、“从逻辑观点来看，如果一种理论并不是从那些等价的和以类似方式构造起来的理论中任意选出来的，那末我们就给予这种理论以较高的评价。”综合起来，可以说，“内在的完备”是对理论本身的要求，它反映理论的严整性，或者说理论的论格。就像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一样，理论也有它的论格。一个严谨的、完整的理论，与一个不严谨的、不完整的理论之不同之处，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并不需要高深的知识作为基础。虽然，爱因斯坦谈论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内在的完备”这个基本要求也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理论中。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一个榜样。马克思追求的是真正的知识，他总是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理论含有最确定的论点。当他在1875年写作《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他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超过医生给他规定的工作时间。但是，马克思绝不容许自己“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正是因为马克思总是企图严谨地、完整地表述他的看法，我们才可能读到其中的许多精彩的论述。例如，他说：“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黑体字是原来的）今天在中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培植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一个重要渠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唯标”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真是事实胜于雄辩，当年气壮如牛的发明家们，今天是不是应该现身说法了？
理论是否正确，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看它能否正确地预见将来。实际生活中，各种奇谈怪论多的是，如果都要等到实践去检验，不免会让各种骗子大行其道。D理论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要等资本主义基本复辟了，才能去评价它，岂不上了D的当了吗？然而，人们是聪明的，他们或者通过检查D理论的论格，或者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照，早就看出了D理论的问题。
让我们来看一个坚持理论对实践指导的具体例证。南街村的领导人王宏斌，虽然只上过高小，但见识非同一般。他在说明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时说：“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核心就是五句话：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咱且不说前两句话，前两句按照过去的话说，没有阶级性，不管什么主义，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关键是后三句，要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私有制经济，是消灭不了剥削，消灭不了两极分化，实现不了共同富裕的。”王宏斌从逻辑的角度，看出了D理论的反社会主义问题。
韩丁先生在1993年曾经告诉笔者一首四川民谣，题为“西方红”：“西方红，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他为儿女谋幸福。他要我们各顾各。”这首民谣准确地反映了D改革的实质，从内容上看出了D理论的真相。推行D理论的必然结果，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还值得提一提D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模糊性所造成的问题。本来，社会主义的概念，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欧文、傅立叶到萧伯纳和爱因斯坦，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和毛泽东，是大致清楚的。但是，经过D一转手，似乎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成为问题了。学术上受害最烈的是那些奉命解说D理论的官方学者。在纽约一年一度的社会主义学者会上，常常会见到美国学者讥讽性的评论。他们会对中国的官方学者说：“谁能搞清楚你们的这一套理论？好像我们美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布什总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统，美国现在正在搞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我们看来，D理论只不过是一个拼凑出来的大杂烩，它内部不自洽，现实不相符，言行不一致，不具备理论的严谨性和完整性。就像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样，D的理论只能靠权力来推行，一旦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暴发，它的死期也就到了。到那时D理论就会变成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六、真理的再检验需要理论高度
毫无疑问，“唯标”的们对认识论并没有下功夫去研究，他们在文中所说的，“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并文不对题地把马克思恩格斯修改《共产党宣言》作为例证，就证明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理论、假说、真理搅合在一起，全然不觉得应该对它们作出区别。事实上，马恩绝对不可能把他们的《宣言》当成真理来对待。《宣言》中有真理，这有待证明；《宣言》中也有不足，这有待修改。把修改《宣言》等同于修改真理岂不滑稽可笑？
犹如科学中的认识论一样，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从不崇拜绝对权威。因此，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看来，任何学说在它刚被提出的时候都处于假说的地位。非常令人奇怪的是“唯标”们所持的双重标准，为什么天天在那里大叫要用实践标准去检验真理的“发明家”们，对待一个不但不是真理，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D理论，偏偏不吭气了，不检验了，难道真的是把D理论当成真理看待了不成？
让我们来看一下列宁在他早期的一篇文章中是怎么对待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史观的。
列宁在引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大段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之后，接着说：“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列宁又说：“从第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水平。”列宁还说：“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列宁总结说：“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这个假设之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功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只是在作了这样的分析之后，列宁才说：“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列宁的这些话，写于1894年春夏，当时的他，还只是一个20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这位毛头小伙子的观点，比起装模作样的《唯标》的们来说，真是高明得太多了。
“唯标”一文最后一节，谈的是怎样发展真理的问题。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只是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来论说，而忽略了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来论说，或许这只是一种片面性。在这里不值得去评论文中关于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说明，恐怕自己都不知所云。关键在于根本就没有去区分内容不同的问题。实践标准在真理的检验过程中有什么作用？实践标准在发展真理的过程中又有什么作用？这两个问题说的不是一样的事，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唯标”文中所引用的列宁的话，也就解释不清楚了。
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实，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这句话是对实践标准在真理验证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作出的说明，即被实践标准所证实的只是相对真理。相对真理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因而不应该把它当成恶劣的教条，或永远不能改变的东西。但同时，相对真理中又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包含着向“绝对客观的认识”的接近。因而，它又有确定的内容，以便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
由于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所谓发展真理，只能是从今天的相对真理出发，走向明天的较高一级的相对真理而已。这样，就立刻会遇到一个问题：新的真理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这个问题包含的内容，要比“实践标准在发展真理过程中有什么作用”的问题更广。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唯标”文中说，“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显然又把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混到一起去了。
前面说过，追求真理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发现和验证真理，也即假说被证明为真理；学习和运用真理，也即运用真理指导实践；探索和发展真理，也即走向明天的较高一级的相对真理。当我们谈论发展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已经在手的相对真理。既然如此，说什么“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岂不是有几分危言耸听、浅薄浮躁吗？真理得来不易，发展真理更加不容易。真理的再检验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有时一等就要等数百年才有一遇。绝不可能像换衣服一样，今天用一个邓真理，明天用一个江真理，天天换个不停。而且，发展真理也不是简单地抛弃过去的真理，往往只能是在拓展旧真理还没有涵盖的领域展开，这一点在自然科学中显得更加明显。
让我们来看，科学家是怎样看待新理论和旧理论的关系的。
爱因斯坦认为，如果说，“新理论毁灭了旧理论的成就，那是不公正的。新理论既指出了旧理论的优点也指出它的局限性，而且使我们能在更高理论水平上重新得到自己的旧概念。”他不认为广义相对论颠覆了牛顿的引力论，他评论说：“旧理论是新理论的一种特殊极限情况。假如引力比较弱，则旧的牛顿定律所得结果便会十分接近于新的引力定律的结果。因此所有支持旧理论的一切观察，也支持广义相对论。我们从新理论的更高水平上重新回到了旧理论。”他在指出牛顿力学弱点的同时，谦虚地说：“牛顿呵，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的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物理学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种联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领域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这里展现出一种思想境界，能够创造新理论的人，恰好是最能恰当地欣赏旧理论的人。
那末，在什么时候，理论家应该放弃旧理论，而专注创立新的理论呢？爱因斯坦说过下面的话：“理论观念（在这例子里是原子论）的产生，不是离开经验而独立的；它也不能通过纯粹逻辑的程序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它是由创造性的行为产生出来的。一个理论观念一旦获得了，人们就不妨抓紧它，一直到了它导致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为止。”这就好比“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样，一个旧理论可能被新理论代替，那是因为旧理论碰到了它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它的局限性已经显现出来了。
但是，究竟是什么迫使我们去设计一个又一个理论呢？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设计理论呢？
爱因斯坦是这样回答的：“后一问题的答案简单地说来是：因为我们爱好‘理解’，假说爱好通过逻辑过程把现象归结为某种已知的或者（看来是）明显的东西。当我们碰到不能用现有的理论去‘解释’的新事实时，首先必需的是新理论。但是这种建立新理论的动机，可以说是平凡的，是从外面强加上去的。另外还有一种重要性并不更小些的比较微妙的动机。这就是力求整个理论前提的统一和简化”。爱因斯坦的话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讲出了许多经验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不能理解的东西。人们创造新理论，并不是总是被经验所逼迫，并不是不得不去创造，以便解释当时还不能解释的现象。人们创造新理论，还可能从不同于经验的途径出发，其中包括对旧理论的某种不满意，认为旧理论的前提还不够“统一和简化”。事实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它一旦产生出来，就立刻看到了旧理论的缺陷，并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
在一场具体的理论创新过程中，既可能是新的事实，新的发现，把旧理论逼入困境，迫使理论家去建立新的理论；也可能是理论家看出了旧理论的论格还不够完备，从而企图另辟新径。科学理论的发展，经验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
要想检验真理，并不容易，而且，并不总能操作，因为，真理中的不真的那一部分并不容易显现出来。真理的再检验需要高度，不仅是新的理论高度，还包括必要的外部历史实践条件。真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反映的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成熟的时候，真理中的不真的那一部分才会显现出来。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察看一个真理再检验的著名实例。1911年，爱因斯坦曾经计算出，光在太阳引力场的影响下，会发生0.85弧度秒的偏转，正好和牛顿的光发射论得出的结果一样。1915年，他的广义相对论建立起来后，他根据场方程，算出光在太阳附近的偏折为1.7弧度秒。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爱因斯坦在柏林，想象不到他的设想会被英国科学家所证实。
英国剑桥天文台的主任艾丁顿，在1916年得到了爱因斯坦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文章，他不仅着迷于研究相对论，而且还向英国的学者介绍相对论。在皇家天文学家代逊的支持下，艾丁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组织一个由英国科学家组成的运征队，去证明一个德国科学家的理论。尽管当时他们尚不知道战争何时才能结束，但是，代逊认为，1919年5月29日将会发生的日全食，那将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幸运的是，远征队在1919年3月初从利物浦出发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远征队分为两组，一组去了巴西北郊的小城索布拉尔，另一组由艾丁顿亲自带队去了非洲西海岸边靠近赤道的普林西比小岛。直到是年9月，两支远征队拍得的照片，经过仔细的比较、分析、计算，终于得出了结果。艾丁顿认为实验结果比1.7弧度秒略大，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可测试的预计很吻合。
1919年11月6日下午，英国皇家学会的杰出会员和皇家天文学会的成员正式集会，议题只有一项，报告日食的观测结果。与会者都明白，报告可能是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会议由学界泰斗之一的皇家学会的会长、电子的发现者汤姆逊主持，在他背后，牛顿的大幅画像正凝视着整个会场。会场庄重的气氛就像一幕古希腊的戏剧。人们感受到，牛顿所创立的伟大科学概念，两百年之后，也许要接受第一次修改。
皇家天文学家代逊详细地报告了天文观测的具体发现。然而，结论非常简洁：“在对底片作了仔细的研究之后，我有把握地说，它们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见是不必怀疑的。”会场中当然会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是，汤姆逊这位大人物定了调子，他宣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什么才算是检验真理的科学实验？为什么引力场所引起的光线弯曲这个试验，竟然使得汤姆逊、代逊这样的科学家接受了相对论？不懂得理论的逻辑力量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其中包括“唯标”的们。大讲实践标准的重要性，不等于就能够发展真理。广义相对论虽然不是因为经验的压力而产生的，而它的理论预见，却为检验牛顿的理论提供了可能性。反过来说，如果广义相对论没有产生，艾丁顿即使拍得日食照片，也会犹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道怎样去解读。
这个科学史上的著名例证，给“唯标”的发明家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如果以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就是坚持真理发展的观点，那末，广义相对论就不会产生出来了。他们以高贵者自居，以为真理可以任由他们解释，既霸道又愚蠢，自己坐井观天，还不允许别人批评。以至三十年之后，仍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把“唯标”当成圣旨到处去传播。
七、科学精神的一把尺子
以上分析只是针对“唯标”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质疑。科学的精神，是分析的、批判的、创新的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它和辩证法是一致的，绝不崇拜任何权威，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精神是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不可或缺的。但是，这种科学精神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际上被打入了冷宫，与中国的大地久违了。其最明显的原因之一，就是丰富的、全面的、充满生气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被经验论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所代替。实用主义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行得通的就是真理。以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变成了神圣不可反对的旗帜，变成了走资派呼朋唤友的专利。D帮派正是通过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而把中共的指导思想，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转换成为假马克思主义的D理论。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必然是假社会主义的实践，推行这种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共产党也就必然被转化成为假共产党、修正主义党。
列宁对于认识论上不同派别争论的实质，有非常敏锐的观察。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结论中说：“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
当三十年前“唯标”一文正在修改之中时，“唯标”的们一定想在列宁的书中去找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是他们无论如何是找不到。列宁的确在书里提到过“真理的标准”，“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还有“唯标”文中引用的一段关于实践标准作用的说明。但这些并不是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因为，列宁深知认识论的复杂性，对于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标准”，“实践标准”等等问题，列宁就指出，不同的哲学派别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而且列宁对待真理的态度几乎与“唯标”的们截然相反。就在上面提到的那段引文之后，列宁紧接着说：“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但是，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所证明是客观真理的，乃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列宁的结论清楚明瞭，这个结论闪耀着理性的光辉。既然真理是通过实践证实得出的结果，既然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那末，只有沿着真理所指引的道路前进，也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我们才有可能逐渐地向客观真理接近；而沿着任何其他的理论指引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唯标”一文与列宁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不是要沿着真理的方向前进，而是要沿着不断地检验真理的方向前进，沿着他们没有标准的实践指引的方向前进。他们在这里再次玩弄偷换概念的小把戏，是把应不应该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命题，更换成为马克思主义应不应该接受实践检验的命题。
不仅如此，们还有更多与列宁正面冲突的地方。列宁显然不会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他在书中顺便指出了美国流行的最新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荒唐，因为“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指出实用主义依据一般实证论思潮，并且“极其顺利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事实上，从“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出发，实用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中推演出上帝来，就像今天可以从中“创新”出有D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样。
然而，这一切与列宁的冲突仍然阻挡不住“唯标”的们炮制他们的反科学理性的文章。他们在认识论上的疯狂，只能用政治上的疯狂来解释。他们在政治上反对的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点不难理解。然而，他们为达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在哲学领域宣扬他们自己都不一定认为正确的观点，那是绝不能原谅的。
对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即使是《历史决议》最热衷的支持者，今天恐怕也不得不叹服了。因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主要是看它的基本概念是否有客观依据，它的重要的预见能否得到证明。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在那些认为毛泽东的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群体中，情况并不是这样。关键是要看这笔账怎么算。有些人把毛泽东的晚年称为悲剧。但是，在我们看来，毛泽东晚年的杰出贡献之中那怕只有其中之一项，就足于衬托其晚年的辉煌。就拿毛泽东晚年的反帝事业来说，他领导中国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二十多年对人民共和国的围追堵截，迫使美国不得不向中国开放。毛泽东的晚年正是他走向世界的时代，是人民共和国昂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毛泽东在世界上享有的崇高威望，甚至在尼克松、基辛格的眼神中，在他们的言谈中，都可以感觉得到。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中国对第三世界众多国家的号召力、吸引力，盛况空前，国际威望、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外交资源形成厚势，国际外交空间大增，在国际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对美国来说，五十多万兵败越南是它从来没有承受过的第一次战败，再加上必须放弃对中国的围堵，从它的战略前沿后撤，这就意味着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这样的失败对美国统治者阶级社会的打击也是不能低估的。对中国来说，越战的胜利和与此相关的美国被迫放弃围堵，毫无疑问是一次战略性的胜利。不难想象，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果能够活到丘吉尔那样的年岁，中国统一问题早已圆满解决了。
在美国目睹这一切的华人学者龚忠武博士，从越战的胜利中看到了文革的价值。他在写于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批评《历史决议》的，对“当时的亚洲阶级形势乃至整个世界的阶级形势”不甚了了，看不到“越战实际上是中美继朝鲜战争后的第二次战略较量”，因而他们对文革的评价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下面是他文中的两段话。
“文革进行了十年，如果从中国和东亚反帝事业的历史来看，毛的文革的目标是达成了，因为美帝在东亚的军事和政治霸权基本上被打倒了。如果从国际反帝事业来看，毛的文革目标是达成了，因为越战把美国拖得精疲力竭，美国在尼克松政府时代，被迫承认冷战二元秩序一去不返，世界从此进入多元中心的时代。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打破了美国的围堵。苏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独立于其势力范围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我们如果说1949年中国站起来了，那么1971年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和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才算真正地、昂首挺胸地站起来；1975年5月1日，美军撤出越南和南越解放，越南统一，更是标志中国在东亚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从此稳固地确立。”
龚忠武先生是一位爱国学者，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评价文革，很值得那些引经据典来否定文革的博学之士参考。然而，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有必要听取和研究各种各样的对文革的批评和反对意见，这是改进和提高自身理论水平的必经途径之一。至于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不妥当、不正确、不人道的行为，其中包括完全错误的处置和决定等等，完全应该在弄明事实真相之后重新理解、重新处置。可以肯定地说，“两个凡是”的观点不是科学精神的产物，而是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套话。可是，“两个凡是”中包含着道理，那就是华国锋自认为没有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就像“汉承秦制”一样，他只能守护毛主席的重大决策和路线。
如果他真能这样想，那末在沿着什么理论指引的道路前进这个重大问题上，他距离真理并不远。因为，实践标准，即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是客观真理，是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建设强大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指路明灯。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将会沿着上升的路线前进，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就能战胜资本主义复辟，朝着更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登攀。
假若华国锋坦率地承认“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妥，转而接受吴冷西、陈永贵、汪东兴等人的观点，把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转变成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讨论，“唯标”们的真实意图早就暴露出来了。
D“检验真理”只是借口，他真正要检验的是毛泽东思想，真正要否定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在应该坚持真理的时候，华国锋采取了无所作为的态度。“一爪落网，全身被缚”。他后来被迅速赶下台也就毫不奇怪了。
D们在欢呼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的时候，以为他们放弃的是谬误，得到的是真理。实际上，他们抛弃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毛泽东思想。
在放弃了毛泽东所探索的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后，他们马上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究竟后退到哪里去呢？可供的选择并不多。当时的既存模式只有两种，有特权阶层的社会主义和有资本家的社会主义。“大胆地解放思想”，坚持“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其实只是右倾盲动路线的胡言乱语。“自然界憎恨真空”。所谓解放思想，常常只是在现存的思想体系中作选择而已。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共产党只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摸着石头过河就会变成摸着石头过海，其结果可想而知。
历史非常公平地提供给了D一个充分表演的机会。他为中国选择的道路，出乎大多数三中全会跟着他走的人的意料之外，但却在毛泽东的预见之中。于是，在有特权阶层的社会主义和有资本家的社会主义之外，终于出现了有D特色的让特权阶层和资本家大行其道的“社会主义”。一个美国的名记者最近对此评论道，没有比中国更亲资本家的了，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那么欧洲的国家早就都是社会主义的了。
尽管D非常聪明地采取了只做不说的手段，避免展开姓社姓资的争论。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对那些没有忘记改革的初衷是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党内左翼人士来说，D的改革已经失败、已经死亡。
而另一些大胆的党内官僚知识分子，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开始公开地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当作光明正大的大好事说了出来。他们叫嚣当代人类社会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绝不是什么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们叫嚣中国在将来的千年之中要建立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不但如此，他们还编造出一个恩格斯在逝世前夕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超级谎言，来为他们的反动路线背书，妄想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上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把沿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路线前进说成是错误路线。这些党内官僚知识分子批评现中共领导层“不敢于公开承认中共的这种根本性的路线错误，但也不得不承认失误的事实，悄悄地宣传改革的胜利。”他们说，“改革就是改错，没有错误还改什么、革什么？”他们武断地认为“联系整个共运失败，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更应该认清中共路线错误的必然性。结论只能是：走胡耀邦、赵紫阳的道路，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众所周知，所谓“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是他们骗人的鬼话，彻底复辟资本主义才是他们的妄想。
这些共产党内的变节者对于资本主义的盲目崇拜已经够可笑了。然而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们把恩格斯诬蔑成一个变节者，仿佛变节有革命导师带头就成为理所当然。
让我们看看真实的恩格斯晚年。恩格斯晚年的言论相当宝贵，超尘拔俗，坦荡自然。即使随便摘出一段都可以看出这个人人格的伟大，以及他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关注。例如，他在1891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既是一个优秀卓越的学者，又是坚忍不拔的革命家。在马克思在世时，他甘拉第二小提琴。正如列宁所说，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他们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当然，恩格斯也会根据历史发展的进程，修改一些看法。中共党内那些年迈的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制造出恩格斯背叛了马克思的谎言，除了证明他们人格的低下外，不会得到更多。
如果把党内的走资派称为“政本家”，再把其中的官僚知识分子称为“智本家”，人们就会看到，当今的中国正是“政本家”、“智本家”和资本家飞黄腾达的年代，是他们的流星岁月。而广大的工农大众和普通知识分子与前者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尖锐。沿着这条道路去改革“攻坚”，实质上，就是要让前者活得更为潇洒，让后者更为窘困。这样的改革，必然掉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之中。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并按既得利益集团指引的方向发展。越改革，社会越不公平，社会危机越深重，最终导致“火山”爆发，不得不重新调整。
即便是在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得势三十年之后，使得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社会的阶级结构回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前。有识之士，如象当了十八年半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都深感美国社会问题之严重，纷纷著书立说，指出分配之不公，已经深深地影响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最终会破坏它的稳定性，引起新的革命。
三十年前，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基尼系数很小。而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叶可以知秋，只考察分析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已经足以说明现在中国问题之所在。简而言之，中国的“和谐”只是火山口上的“和谐”，一旦危机爆发，朝中的贪腐分子的下场不会比印尼的苏哈托和智利的皮诺切特更好。
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有一个小故事。宇航员飞上太空并遨游数月之后，再返回地球，那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苏联有没有可能避免或者暂时避免覆灭的命运呢？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这位被勃列日涅夫开除出党，然后逐出国门不得不生活在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曾经只有一个办法来制止这场灾难，那就是停止改革，把戈尔巴乔夫分子排除在政权之外，恢复政权的正常形式，这曾是唯一的一条路。”这位哲学家的希望没能在苏联实现。但是，已经足以引起我们中国人的警惕。在将来的二十年之中，当改革已经进入多事之秋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复辟危机必然爆发。到那时，保卫宪法，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中华民族的共同的吼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召开象历史上的遵义会议那样的会议，来纠正目前仍在执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错误路线，那末，这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就必然会把中国引入一场改朝换代复辟资本主义的大灾难之中。沉醉于灯火酒绿美景中的走资派先生们，你们不是正在玩火么？
八、结论
认识论的问题比常识远为复杂，不经过反复认真的讨论、争论，不可能得出有益的结论。没有讨论、争论的地方，不会有科学。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认识论变成了权力的奴仆，以至一个错误的命题，竟然招摇撞骗了大多数人，至今仍由政本家、智本家、资本家为其摇旗呐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恩格斯说得多么好啊！“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
我们可以借用模仿“唯标”文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今天中国的状况。“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工作中，‘D帮派’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理性法庭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需要对这段话稍加说明的是，我们用“D帮派”代替了原文中的“四人帮”，用“理性法庭”代替了“实践”。
表面上看起来，“唯标”的们也是在赌咒发誓要捍卫马列主义。而且还有人认为，“唯标”中的“唯一”二字是胡耀邦加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因而对胡耀邦死后的评价，应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尚若胡耀邦是一个真心诚意的修正主义者的话，那正好说明，这样的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比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的敌人能够起到的作用还要大。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近几十年来，更是在与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所做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唯标”的出现，就是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一个具体表现，在这场认识论上的论争之中，从认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经验论的、实用主义的命题。
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过程的复杂性，使得离开实践来谈论理论，或者离开理论来谈论实践，都容易陷入片面性之中。其实，过去三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唯标”是欺人之谈。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那样的实践标准只能变成实用主义的“猫”；制定实践标准的人也就成了有两重人格的两面人：假共产党和经济人。
重视实践和实践标准的作用，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但是，过分夸大实践的作用，也会得出荒唐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未经过验证的“真理”，好比是一条画龙；经过验证的真理，才是一条真龙。这样的真理中不但包含着实践，而且比实践更深刻、更正确、更全面地反映着客观存在。如果对这样的真理还持怀疑态度，还要必须经过某些人的实践检验才能算数的话，那末，人类就等于退回到蛮荒前科学时代。
第二、实践标准是不自明的。
如果没有理论，实践标准是不清楚的东西。这一点，也是“唯标”的们看重的。但是，他们只准自己拿着标准去量别人，而不让别人拿着标准去检验他们自己。
实践标准，实际上脱离不了，是理论决定着人们所观察到的事物是什么东西。例如，光究竟是什么？在牛顿的光发射论中，光是光粒子。牛顿的同时代人惠更斯，认为光是波动，是能量的转移而不是物质的转移。麦克斯韦让光变成了电磁波。在早期的量子论中，光变成了光量子。在量子力学之中，电磁波最后变成了几率波。
不仅自然科学中的观察事实要由理论来决定，社会科学中的现象也一样。三十年前，老板这个称呼在中国大陆被消灭了，那时如果问工人和资本家谁养活谁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现在再问同样的问题，已经似乎又变回老板养活工人了。可见，一个简单的问题，离开了理论就说不清楚了。
第三、再多的经验也不会足够到能够从中归纳出理论。
真理是客观存在着的。可是，要把它发现并表述出来，却相当不容易。因为在经验现象和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爱因斯坦说过：“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
通俗地说，再多的经验事实也不会足够到从中归纳出理论。理论家不是仅仅从经验出发去建构理论，经验只是科学思想起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郑和下西洋的十五世纪初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中国的劳动人民有着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并没有因此得出地球是圆的这样的结论，更没有从中发展出近代科学。其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意识中的自然哲学相对贫乏，又加上脱离生产实际，理论思维能力被局限所至。事实证明，如果不善于理论思维，再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上升到理论科学的高度。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的高水平的理论家，是中国革命的主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他面向实际，博览群书；目光深邃，心志高远；至公至刚，越难越坚；势自山来，浪随天去，他把自己的一切汇入到全世界为人类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洪流之中。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继列宁和爱因斯坦之后的又一位天才，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立功、立德、立言的第一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沿着上升路线不断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人民，而且属于世界人民；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风流人物，而且是世界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远不是罗斯福、丘吉尔那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可以与之媲美的。
毛泽东的思维能力，胡耀邦、D等辈根本无法比翼。但是，毛泽东去世不久，胡耀邦、D就急不可待地跳了出来，借“检验真理”之名，对毛泽东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发动了进攻。他们虽然暂时地得逞了，但于此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自己的真面目。一失足成千古恨，历史必将把这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钉在耻辱柱上。
第四、要想发展理论，必先懂得理论。
有的科学家把他的成功归结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实质是站在巨人的理论高度之上。只有站在前人的理论高度之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理论。科学的发展是有逻辑的。非欧几何只能出现在欧几里德几何之后，广义相对论只能建立在牛顿力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不能设想一个连高等数学基础都没有打好的人，如何可以去解歌德巴赫猜想？同样不能设想，如象胡耀邦、D等辈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的人，如何能够发展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问，对它最好的尊重，就是学习它、弄懂它、运用它；同时也不应迷信它。只有这样，才谈得到去发展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都并不尊重的人，又何能真正尊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有的左派宏儒至今仍对这样的政治权威说出的戏言，刻舟求剑，他们的学术尊严何在耶？
有人认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是毛主席在“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稿子中提出来的，因而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仔细推敲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话是有背景条件的。只有在共同的理论基础之下，才有可能对社会实践取得共同的看法，制定出大家都能同意的实践标准，获得大家都能同意的结论。这个共同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列主义。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怎么可能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得出判定是非的共同标准来呢？辩证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都讲实践标准，前者在实践标准之外，还要加上理论标准。因为，没有理论标准，实践标准不自明，不够用。实用主义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就是指的这个理论标准。对这句话比较合适的理解应该是，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下，用社会实践检验各种理论。实际上，通过实践检验要淘汰的是五花八门的各种胡说、妄说和虚假的学说，只有真理才经得起检验，但是检验也只有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才可能做到。
今天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些人津津乐道的继续“真理标准大讨论”，其实质是应不应该坚持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看不清楚这一点，就会受骗上当，被人当枪使自己还不知觉，甚至自己挖坑埋自己，还自以为比毛泽东更高明。
第五、只有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没有这个理论的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会取得胜利。毛主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又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这个理论的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步入歧途，走上弯路，甚至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有了这个理论，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历史事件就不难理解了。那是因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在了党内走资派的手中，从而使得苏共领导集团与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相脱离，与党的阶级基础相脱离，与党的党内群众基础相脱离。美国马萨诸赛大学的大卫.科兹教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在与弗雷德.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说，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们催生了新的资本家阶级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识到，尽管知识分子的主张、经济学家的设计、私人业主的金钱通通对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盛做出了贡献，但只有党——国精英们的立场才是最关键的。他们所说的党——国精英，确切地说，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因为有走资派，才能催生新的资产阶级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反过来说，新的资产阶级一旦产生出来，就说明党内的领导权落到了走资派手中。反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以为通过劝说，走资派就会转变立场，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把走资派的真面目暴露出来，把他们孤立起来，才可能战胜他们。
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曾经用权力和盲从制造出一个不可争辩的“改革”偶像。“改革已别无他途”，成为他骗人的摩咒。其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改革，本来可能有三种形式，可以在原有的经济模式中作调整，也可以在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作转换，也可能借改革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这后一种“改革”是非法的，是反社会主义、反工农大众的。唯其如此，走资派才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唯恐他们的鬼蜮伎俩被人识破。他们是两面人，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有人竟然正面写着《改革不可动摇》，背面写着《色情服务需要产业化，规范性》。这样的无耻之徒居然还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到处发号施令，可见这个的“改革”已经到了多么危险的地步。只有社会主义的归根才是光明正大的，合法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是不光明正大的，不得人心的。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场复辟资本主义的假改革。因此，现在已经早已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毛主席早在1965年就提出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且希望人民群众敢于奋起反抗修正主义。今天的中国，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是一个不必争论的事实，它不仅败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而且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末，也许在将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苏共亡党亡国的命运就会降临到中共的头上。一切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的朋友们，让我们来共同关心一个问题：改革的飞机开到了天上，它究竟要在哪里降落呢？
最后，不得不简单地回答一个流行的看法：“历史证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人们一旦接受这个观点，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中，每一次交换都只能是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长此以往，必然形成两极分化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社会主义”这顶小红帽，戴在市场经济的头上，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就必然会产生“权贵市场经济”，而不会产生北欧富国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
其实，历史根本不可能证明计划经济缺乏效率。在美国，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的许多经济学教科书都不认为计划经济缺乏效率。在上面提到的科兹教授的书中指出：“撇开20世纪40年代的战时和战后复苏期不谈，苏联GNP的增长确实很快，比同期美国的GNP增长也确实快得多。……苏联在1928——1975年间的GNP增长超过美国。在外行人眼里，苏联1928——1975年间GNP平均每年4.5％的增长，似乎并不比美国平均3.19％的速度快多少。可是苏联的速度意味着近8倍的GNP增加额，相比之下，美国的增加额只有4倍多。……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大约在1975年，苏联的GNP就接近了美国GNP水平的60％。”科兹认为，苏联“工业和技术上的成就，是它作为和美国在军事实力方面不相上下的对手而崛起的基础。苏联体制把一部落后的、半发达的国家机器发动起来，使之成了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苏联在70年代后期出现的停滞也远不是无法解决，而且苏联的计划经济本身也远不是不能改进。资本主义搞了好几百年，还不断发生经济危机，并且通过危机不断改进。为什么社会主义才仅仅几十年，就不能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改革呢？
而且，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全局最优的事实，常常被人忽略。以中国为例，从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到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真正搞社会主义仅仅20年，其间虽然经历过各种波折，交了不少学费，但各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以至，在70年代，中国的诸多发展指标，被联合国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好的。那时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是一个有技术力内涵的工业体系。就拿“两弹一星”来说，都是了不起的震惊世界的成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曾经著文时谈到过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对他产生的震动。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周总理在1975年提出了中国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可以预计，如果沿着这条社会主义的道路奋斗30年，利用工业化以后的起飞优势，中国的有技术力内涵的工业体系，经过产业升级，一定会造出许多达到世界水平的高精尖产品，中国的天空中飞行着自己制造的大型飞机，中国的航天技术紧追美国，整体工业水平远比现在要高。
可以估计，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远比现在高。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方法，中国在194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是美国的六十四分之一，到1977年是美国的二十一分之一。按当年的美元计算，美国、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是8,750美元、410美元和160美元。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在同期中，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到5倍，中国则为15倍。也就是说，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中国与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从大约六十分之一降为二十分之一。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又过了30年的今天，上述差距可能从二十分之一降为七分之一左右。中国在2007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就应该在6,000美元以上。而且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已经被打破，中国可以考虑利用外资，举借外债，利用国外市场，设法引进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借鉴资本主义管理的某些经验等等策略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30年理应取得比第一个30年更大的成就。中国在第三个30年内国民收入超过美国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可惜，中国的改革开放被走资派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所误导，走上了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依附性发展道路，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顺利渡过第三个30年都成为问题。
人们，要警惕啊！千万不要让走资派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机会给葬送掉了！
2008年9月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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