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自由主义没落的挽歌
——评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刘结巴获得诺贝尔奖，像给右右打了一针鸡血针，网上一片喧腾。
大约在1986年，我们初次读到刘的文学评论文章。解冻时期，文学先行，略有点新鲜名词就可以引起轰动。当时主要支配思想界的是一种人道主义观念，或者称之为人本主义，就是从人和人性的角度去控诉社会现实中的异化现象。这种批判当然有其价值，能激起当时我们这些年青学生的共鸣。因为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经济主义，以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取代了“人的全面解放”，把人变作官僚国家机器，而不是“消除劳动的异化”。人道主义的批判对于推动改革开放，创设更人性化的经济体制，允许个人发挥创造力，是有一定意义的。苏联东欧的变革也是从揭露古拉格悲剧、出版“日瓦戈医生”等起始。所以刘结巴在那时候成为学生领袖倒是名至实归的。
但是人道主义的诉求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空洞，就是自古人是分成三六九等的，有阶级分层，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眼里的铜板比富人家的孩子眼里要大，更别说人性的差异了。这在80年代还没成大问题，因为当时毛泽东所创设的一体化社会还没有崩解，资产阶级还只有一些胼手胝足的万元户。当时的民主要求比较单纯，有明确的所指，就是开放言论自由，让改革成为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事业。我情愿相信，那时当刘昂首在学生游行行列中的时候，是怀着为全体人民争自由权利的愿望的。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米拉波等人制订人权宣言时并没有个人私利的考虑一样。
89年是一道明显的分界线，把改革过程劈成两半，把知识分子分出了不同的阵营。知识界在痛心疾首之余，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化。89运动改变了许多人的思想道路，主要有三种倾向：
第一种是卖身投靠当道，依附于权力集团，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了政府改革的智囊团。
第二种是转而投靠新兴的资产阶级，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手。如朱学勤、徐友渔、秦晖等人，还有南都媒体等，他们形成自由主义阵营。既反对权贵政治专制主义，又反对激进改革。态度温和，言论激进，好作姿态，于事无补。他们扯起的旗帜就是“普世价值”，所依据的思想资源是民主政治、自由市场和开放社会，闹出的最大动静是近年来对于改革的反思。——殊不知他们所奉行的资产阶级的权利并不“普世”，至少从未感动过大多数下岗失业的中国老百姓。
第三种是民粹主义者，转向民众的诉求，从群众运动中寻求力量。如所聚集的知识分子群体。包括蓝熊。我们从现实的改革进程中看清，资产阶级权利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并不能带来大多数人的福利。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由于最低工资的铁律，不可避免地把社会割裂成不同的阶级。而保持一个持续贫困化的多数人阶级，是保证资产阶级权利，保障这个社会运转的必要条件。就是说，有一种“结构性权力”或“体制性压迫”，把我们隔绝在社会最底层。所以我们转而信奉社会主义，要求回归人民公社。
从上面的参照系中可以看到，刘结巴其实属于第二类。90年代他从牢里出来，收到大量来自国外的赞扬之声，思想开始转变，与民粹主义切割，写了“论爱国主义”一书。因为在当时的话语结构中，民粹主义者是被骂成“爱国左粪”的。所以刘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与民粹主义划清界线。这本书蓝熊没读过，不能妄论。
之后我们知道的消息就是刘得到国际笔会的奖金，解决了自己的生计问题。所谓“屁股决定意见”，由于刘的生存环境不利，经常处于孤独的囚笼中，难免不对他的思想产生不良的影响。吃“嗟来之食”，依赖国外的捐款而生活，其结果是越来越脱离他所相处的社会和人民，丧失现实感。
上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很愿意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送到国外去。既可以显示他的开明，又能换来美元，何乐而不为？而持不同政见者一旦离开他所处的环境，被美国某个基金会包养，也就只能写写回忆录，终归于平庸。不幸的是中国当政者没有这种雅量，情愿维稳而不肯做民主买卖。但这却成就了刘的受难者圣徒形象。设若刘结巴今天披着破皮袄踯躅在芝加哥街头，哪会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巨大荣耀？
——这是玩笑话！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即刘在89之后的20年间，再也没有学术上的贡献，没有写出过激扬奋发的文字。而是成了一个政治符号，为某些政治势力所包养。文王拘 里而演周易，司马迁遭腐刑而著史记，中国文人有一种逆境更奋的传统，有一种困境中的人格升华现象。但当代文人鲜有这样的例子，或许国外基金会的奖金来得太容易了吧？反而有碍于中国圣人的诞生。
从思想脉络而言，从80年代的激进民主斗士到90年代的温和维权人士，真是太容易！坐着过山车不知不觉就过来了。因为在80年代的民主主义理想追求中始终存在着宾语的缺失——谁的权利？谁的自由？从来没人寻问过。似乎激进学生为人民群众呐喊是顺理成章的。而今天我们要分清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而说话。因为上层贵族集团已经形成，城市资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知识分子要考虑到自己的立场，在利益和良知之间作出抉择。刘像一头受禁忌的印度神牛，被一方囚禁着，被另一方圈养着，所以头脑中只能幻出一个抽象的人的概念。他能想象到的民主只能是CNN宣传上的选举式民主、两党制共和、英美式法治之类，这些西方精神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抽象人性具有普世性，自然而普遍的价值是不可违抗的。——多么简单的解释呀！
刘充其量是一个自由主义分子，还只是一个边沁之前的早期自由主义者，从未达到当代乔姆斯基这样的思想高度。从“08宪章”可以看出，他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教条是没有经过60年代新左派冲击的。当代的自由主义不再基于普遍人性的假设，而是基于社会公正的信念。基本人权的普世价值，用来蒙骗一些青年学生还可以，而对于熟悉新左派批判的人们，则显得苍白无力。资产阶级总是把本阶级的愿望打扮成人类天性，把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说成是自然秩序，这种老骗局实在没有重复的必要了。
现实已经教育了人们，民主在当今中国只是一种中产阶级诉求。其含义就是温驯的改良，一点一滴地从权贵集团手中赎买政治权利。刘表达了这种政治愿望，实际上无世无补。因为它不难实现，它只是一种最保守的资产阶级共和策略，很容易被当道吸收。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多次经济危机、“路德主义”运动和“南海泡沫”事件之后，中国的统治者就会变老实了，会进入稳定的“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权利得到全面保护，私有财产制度会建立健全起来，维稳成为法治化变得更加严密，腐败经制度化后变成正当的收费。总之，这种“民主制度”终将到来。到2030年，如今激烈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能成为那时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而今天使刘坐牢和享有诺奖荣誉的“08宪章”，到那时看来不过是一篇小学生的作业。
这恰恰不是自由主义的胜利，而是自由主义没落的象征。昔日的民主斗士，到今天有许多人已经幡然醒悟。例如薛涌，他看到了当今知识分子民主诉求的虚伪性，这个社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程序正义和形式民主，而在于贫富差异。一个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社会，有什么民主可言？阶级压迫才是更现实的东西，仇富才体现了民主的本质。
蓝熊昨天读到一篇文章，讲到中国当今社会形成的体制，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远甚于看得见的拆迁暴力、城管暴力。右派知识分子只会抗议后几种暴力，却不懂得抗议“结构性暴力”和“制度性压迫”，不承认阶级斗争，那只是伪民主，假激进。（买不起房就是在承受社会结构性暴力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10/187083.html）
总之，当今中国形成的右翼专制主义，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的威胁，是民主的最大敌人。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自由主义堕落为一种保守意识形态，正是左派知识分子需要关注的事情。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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