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良心的医生为什么变成了罪犯？
肖传国医生终于被判了！尽管这个结果让大多数了解真相的人们都感到遗憾，因为这五个半月监禁本来是应该判给那个肆无忌惮的诽谤者的，——如果中国有更完善的法律的话。但这种愤懑的情绪大家都已表达过了，我这里要谈到的是另一角度的问题：姑且承认肖传国医生有罪错，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聪明的科学家做了傻事？为什么一个有良心的医生变成了罪犯？我们试着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剖析这个原因。
从黎阳先生的文章转述中，我们读到肖医生写于不久前的博客：“1972年4月，毛主席给我个小本本”（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0608）。在文中，这位医生感念毛主席让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通过当时提倡的“巡回医疗、访贫问苦”等教育，使他将“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深深地铭刻在脑海，成了人生的指南。”因此，当清明时节，这位医生检讨自己的行为：“1、行医30多年，我从没吃过任何病人或家属请客吃饭。2、行医30多年，我从没收过任何病人或家属的红包。3、97年回国任泌尿外科主任至今，没拿过任何药品回扣。（87年出国前没药品回扣这种事）4、行医30多年，我对每个病人，不论高官富贾，还是平民乞丐，都尽了我最大的心和力。”觉得要对得住毛老人家的教诲。至少奉行这四条到退休，才有脸到毛主席纪念堂给老人家磕头去。
在另一些博客文章里，肖医生自述他不留恋国外的高薪和地位，只想回国做点有益的事情。他自己掏钱从国外买设备运回国内，不想占国家、人民的便宜。他所有的科研经费都是硬当当申请的，不屑于拉关系去要基金会资助。甚至他也鄙视名利，希望以邓稼先为榜样，一心埋头工作，洁身自好，对所有非本职工作之外的职务等一概拒绝……
当然这些未必全信，笔者没有调查不作结论。但考虑到当今世风日下，医生开刀要红包成为惯例，门诊则按药品回扣开处方，公立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私人诊所只会坑蒙拐骗，还有麻醉师结扎尿道的丑闻，医德早已蒙羞。而肖传国医生尚能记得毛老人家当年的教诲，说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医生”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如今“有良心的医生”却在牢里，因“寻衅滋事”被判五个月半月劳改，给网上议论增添无穷的谈资。这固然可以说成是肖医生为人褊急的个性缺陷，也可以断为方舟子流氓行径的得逞，更是某些媒体编辑的利用公权力的作恶。但从更大的社会犯罪学角度来说，又岂是孤立的事件？
蓝熊亲身碰到的两个事件，可作一比较。一是蓝熊有个做医生的朋友，最近碰到一件麻烦事。医患纠纷是目前在医院经常发生的，有些纯属无中生有的闹事，目的是要得到一些赔偿。有一个农民几个月前到医院看病，我的朋友给诊断的，当时没诊断出什么毛病。后来他到上海大医院检查，发现是肝癌晚期，不到三个月就死了。于是一大帮农民冲进医院，堵在门口，认为我那医生朋友的诊断耽误了癌症治疗，挥舞着病历卡，要求赔偿。当然按规定这种事由医院处理的。但我那朋友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只好挽了中人，悄悄送去二万块钱，私下了结。
第二件事是三年前，蓝熊应邀为一家福建晋江人开的民营医院做广告策划。我到医院观察了三天，访谈了数位患者和医生，做出一项策划。那家医院每年要在当地报纸、电台投放1100万广告费，我建议他们拿出500万来设立一个医疗援助基金，400百万做广告，效果肯定会好于不断重复变成“糊墙纸”的医疗广告。因为我发现民营医院的主要客源来自于城郊的外地打工者，他们没有医保，为了省钱，往往没有住足医生规定的住院天数就逃跑。如做盆腔镜、腹腔镜手术的妇女，按要求应该住院三天，而她们到第二天就捂着肚子逃走了。这既有损于妇女健康，也不利于医疗效果和医院声誉。因此我建议这家医院把投放于媒体广告的钱回馈给患者，让她们能申请补助安心住院。同时能充分利用医院空旷的病床，增加营收。而患者出于感激，口碑传播的效果也优于广告。但是医院的老板们却拒绝了这个方案。
联系到肖传国医生的案件，我们是否可以发现这三个事例中贯穿着一条同样的红线？那就是存在主义者经常谈到的恐惧、孤独和无助感。当你被抛扔到市场经济环境中，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孤独的原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像马克思所诊断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被简化为一种财产关系，个人被异化为一种“经济动物”。置身于市场经济的罗网内，这种个体性的存在，受到恐惧和厌憎的驱动，能作出怎样的理性选择？究竟是你的幸运呢？还是你的不幸？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总是某种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他的思想情感与他所处社会的劳动组织、生产关系密切相关，这是社会主义的本来意义。而资本主义社会所看重的个人权利、自由和理性选择倒反而是特例。马克思曾经警告过，那不过是用财产关系取代一切实存的抽象化过程而已，是反历史的，终将被取代。
联系到我们社会的现实，当改革最初把土地分割承包，让农民变成自主经营的小生产者时，有多少人为之欢呼！农民从此不再受束缚于集体主义的枷锁，可以自由地发财致富，可以理性地选择与众不同的耕作方式，可以坚持自己私有财产使用的权利。却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他的一种牢笼。作为一个小生产者，他必须为自己支付生老病死的全部费用。他与社会的联系，只剩下了在自由市场出卖自己的多余的谷物，或多余的劳动力。而市场是把握不定的，受制于外国资本的操纵。事实上在工业化浪潮中，农民只能成为“上帝的弃民”。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他不可能真正富起来。而且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灰飞烟灭，他丧失了分享到毛时代工业发展对农民的回馈，也不可能享有各种社会福利（养老金、医疗保险的免费教育等）。他唯一能依靠的是与户口挂钩的一小块土地的终极使用权，而如今这块保命的土地也在被市场经济所强拆……你们瞧：当一个农民被抽象化、原子化，作为孤独的个体小生产者，被无情地抛扔到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他的生存境遇会是多么地堪忧！——这就是当今三农问题的根源。
那么处于这样的生存困境中，他们的精神状态会是如何呢？自由只会给农民带来恐惧，这种资本主义的原子化社会，把个人存在的价值无限地缩小，面对你无法掌控的市场变化，农民只会产生深重的无助感。过去那种改天换地的集体主义豪情不复存在，生活的意义只局限于养鸡和种地。当个体农民面对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只能通过上访来表达自己的要求时，平等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尊严在哪里呢？当弱势的农民要靠政府发放各种补贴来种地，你为了获得补贴不得不给村长书记送礼恳求时，哪还有什么尊严！当然还有村委会选举，农民至少握有一张选票的民主权利。当农民的收入仰仗于上面的赐与，普遍受制于高利贷关系，你敢任意投选票吗？所以在这种境遇中，农民越来越变得畏畏缩缩、恐惧多疑，他缩进自己的壳里，孤独地生存。
与此相类似的，工人、知识分子、医生、律师、像肖传国这样被认为是精英的人物，都不自觉地被抛扔进了原子化社会的孤独存在中，但却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赋予你的恐惧和厌恶、那些病态的情绪。肖医生的悲剧就在于他还有良心，他自以为可以用良心对抗这个普遍冷漠的社会。作为这个社会的成功者，教授、学者、医生、较高生产力的代表，肖医生有足够的权利标榜他的良心。但同时他茫然四顾，他会发现他的恐惧：因为他的的许多权利也在被侵夺。他无法制止方舟子这类人对他的无端谩骂，不仅骂他本人，而且骂他的老师、妻子、亲戚、朋友、同事。方舟子伙同他人正在恶意地报复，在网络、在大众媒体、在科学杂志到处散布流言，攻击他的科学成就，诋毁他的名誉，毁灭他的事业。当代文化把个人权利视为神圣，视为自然的不可攘夺的普世价值。但实际上那只是一种虚影，一种把人置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抽象化而已。你越是坚持自己的权利，越是感到周遭被侵害的恐惧。于是肖医生就出离愤怒了，内心产生一种受迫害的幻觉，导致最后的错误。
原子化生存的恐惧首先来自于孤独，你独自面对一个黑黢黢的世界，周遭全是你的敌人，他人就是你的地狱。其次是来自于不确定的世界，那些影响你命运的因素是不可控的，你不知道对你的侵害来自哪里。因此个人主义是个悲剧性的存在。表面上你有许多权利，事实上你总是被侵害，理论上你有自由，实际上你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当你面对众多外界权力的侵害时你会怎么办？在我讲的第一个故事里，我的医生朋友选择了屈服，面对一群农民的愤怒威胁，他情愿花钱买平安。当然反过来在另一曲戏剧中，这位朋友凭借医生的公权力成为他人的侵害，会轻而易举地赚取二万元。医生在当今社会并非弱势阶层，不值得同情。在我讲的第二个故事里，那些医院的私人老板不愿意把多余的钱回馈给可怜的患者，而可怜的患者之所以得不到圆满的治疗正是高价医疗这种过度的剥削造成的。他们选择了抗拒，也就坚持了作恶的权利。这与其说是出于唯利是图的恶的本性，不如说是他们出于对任何改变的厌憎。我了解他们，不是不肯花这笔钱，而是对谁来花好这笔钱没有把握。他们本能地倾向于相信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而排斥外面的人。当社会意识消失后，他们的善心只能及于周边亲近之人，而对广大患者则是冷漠无情的。
肖传国医生同样选择了抗拒。但是你们难道希望他用良心来抗拒外界侵害吗？在一个以金钱来衡量成功的世界上，良心是一钱不值的。捷克前任总统哈韦尔讲过一个故事：当他还是一个极权主义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时，他从监牢里出来，发现自己落在一个社会关系的冰窖里，周围的朋友都假装不认识他。这种情形真令人发疯。为此他采用了一种策略：坚持自己内心的真实，以避免精神崩溃。其实这就是当代许多知识分子奉行的犬儒主义：如果有人删你的贴、封你的网，就当他是虫豸！如果有人骂你，就当他是狗吠！
但肖传国医生却不想保持内心的崇高，他要反击，他只能花钱雇用打手，同样他只相信身边亲近的人。他甚至渴望被逮捕，希望借他逮捕的轰动事件，公开肖方之争的真相，让公众明白他的冤屈，不至于被某科学杂志歪曲和隐瞒。他要让所有的事件大曝光，与方舟子来个彻底了断，不愿再受这种如蛆附影的折磨。他想抛开内心的厌憎，不惜把自己当作“炸弹”……这种疯狂的念头最终就导致了这个可笑事件。
总之，如果肖传国医生只是用良心来谴责方舟子，那可能是伪善。如果他真打了那条狗，倒是真率的。因为根源不在于他的的个人品行，而在于他像我们一样被抛扔到市场经济的大海里，作为原子化的孤独的存在，变得恐惧，怒气冲冲，满怀厌憎。——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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