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探索人民当家作主历程的简述

毛主席探索人民当家作主历程的简述

一、民主起源略述

说到民主，年轻人多以为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其实不然。资本主义的是现代民主国家之一，它把人类民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级阶段，但它低于社会主义民主，它的民主本质上是按照资产阶级指定的规则进行富人游戏，连小布什都承认自己是被资产阶级关在笼子里，去“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而穷人只能站在旁边望眼欲穿。马克思说：“民主是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统治国家、人民和社会所提出的宪法，是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一语中的的讲明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那就是为私有制社会少数利益集团蒙骗人民所提出的一句政治口号。
追溯民主，那还要求源到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本来是很民主的，原始社会的部落议事会就是人类民主的雏形。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民主发展具体的重要标志是古希腊，那里出现的雅典，是有着民主性质的“奴隶制共和国”，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达到最高峰。后来到了古罗马，出现了“元老院”牵制“执政”的权利，凯撒大帝就是在专制与民主监督的权力争斗中被制约的权力所打倒（被刺杀），现代欧洲和美国的民主便是传承了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民主，把它改进发展成今天的资本主义民主。
中国的民主种子可以寻求遥远的年代，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文明里就有广泛的中华民主智慧。“五帝时代”，炎、黄、尧、舜、禹在神话传说中都有民主活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中华民主是西周的“共和时代”，因厉王出奔后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召公、周公两人团结协作，并与众人合作共事，一起调和民众口味，以达到满足天下大众要求为目的，这就采用了比较民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今天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二字就是出自于此，现在从共和二字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定的民主的意味。清朝初年的“八王议政”也有些民主监督的成份。
近现代中国人追求民主，典型的要数戊戌变法的康梁、辛亥革命的孙中山，但在强大的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面前他们所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并且将这个民主推向了顶峰——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毛主席为建立政权动员人民追求民主的简历

同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在青年时代毛主席就热烈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主席从小生长在农村，参加过农活劳动，同情农民的疾苦；在长沙读书时，他又和学校附近工厂的工人接近；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开始认识到依靠人民的重要性。正如后来徐特立回忆所说：“毛泽东同志在学校念书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革命的思想弥漫在学校里。他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和国内的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班威廉夫妇《新西行漫记》第16章）。”这些经历和思想一开始就影响着毛主席革命实践。
（一）五四前，毛主席追求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毛主席是由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他们接触的首先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各种思想，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时才在选择过程中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时代的毛主席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不断探索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走上富强民主的道路。1919年以前毛主席还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早年看的书是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受过康梁思想的影响，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西行漫记》113页）；崇拜过孙中山，看过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受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后来又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者，向往过陈独秀“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他也喜欢胡适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西行漫记》125页）。”毛主席是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看到民众力量的强大，主张依靠民众，以“平民主义”为理论武器，推翻反动政权（《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他那时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则“天下事可为也”的民主思想（毛主席的《致黎锦熙信》）。1917年末，毛主席在创办工人夜校时曾说：“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的《夜学日志》）。”1919年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讲到“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但他却“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打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通过上述我可以看到，毛主席是当时追求的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围，他是中国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以此而论，在中国，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毛主席可以称得上方励之、刘晓波们的先辈，方励之、刘晓波们玩的普选制、三权分立在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民主面前只能说是班门弄斧。这也说明，毛泽东思想里的人民当家作主思想也吸收借鉴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使它成了“洋为中用”，并在本质性将其升华。
（二）“五四”至大革命失败前追求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民观的初步形成。
毛主席追求的人民当家作主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发动群众，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去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随着“五四运动”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毛主席才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毛主席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发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的一个方法”的热情呼声，他还写道“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在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中，他坚持依靠群众，主张人民当家做主。这年9月他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说，“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农民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他满腔热情地鼓励工农群众，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他说：“不论你是农民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妇人也罢，你总有发言权，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即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即落在你的双肩上。”这使毛主席的动员人民、依靠群众的路线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主席从理论到实践都对依靠群众、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了有效的探索。那时毛主席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1922年9月，安源路矿的罢工中毛主席、李立三、刘少奇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1925年毛主席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主张在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买办后，“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建设一个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1926年年9月，毛主席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只有“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根本倒塌”。对于农村农民权力问题，1927年3月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攻击，肯定了农民群众运动“好得很”，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主张。
（三）创建革命根据地时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早期实践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早期的三湾改编过程中毛主席就将民主制度尝试着运用在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里。在连以上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肉刑和繁琐的礼节，官兵待遇平等，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管理工作。毛主席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1965年重上井冈山）。”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建立人民民主在建设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一次实践上有效尝试。1928年11月，毛主席又在向中共中央所做的《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根据地的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针对工农兵代表会议组织不健全，缺少应有的权威等状况，他提出“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有利于斗争的”的民主制度。指出作为政府机关的执行委员会必须以工农兵代表会“作依靠”，否则“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1934年1月24日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在根据地政权的性质上，毛主席指出，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兵专政”，这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这个政权与民众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关系，对民众实行“最宽泛的民主主义”。（《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1934年，毛主席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扩大及人民民主继续尝试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新特点，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扩大了人民民主的范围。当时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其他一切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并强调“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洛川会议又制定了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持久战的全面抗战路线。这个时期毛主席还提出了“人民战争”的不朽思想。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主席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并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光辉论断。
毛主席反复说明，实行民主改革，实行普选、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和组织全民抗战的重要性，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后来还在边区普遍实行“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让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劳动群众一起参加边区政府管理，监督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主席领导全党创立了党内民主新形式“整风运动”，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实现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抗战中毛主席根据当时的有限条件，在延安选举中央委员会时还进行了每个党代表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民主尝试，以得票多少的先后顺序公布中央委员名单。正是这个时期边区人民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可见人民在政治经济上享受了权利，从内心深处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到了１９４５年，毛主席专门邀请在延安访问的国统区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提出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著名论断（人民网资料）。就在与黄炎培谈话之前不到一个月的6月11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把“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比做“上帝”。
（五）解放战争时期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当家做主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10月，我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新老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实现人民几千年来经济权利、政治民主的梦想，让人民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毛主席总结历史经验，在人民军队里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民主活动，于1948年1月提出在人民军队内部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是人民军队的民主生活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并以此来带动人民民主。1948年5月1日，我党在发布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以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6月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人民“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同一篇中他还讲到，“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三、建立政权后至文革前毛主席追求人民当家作主的轨迹

“人民当家作主”是毛主席逝世前的社会主义中国首选的政治目标。为了“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毛主席首先把工作的焦点放在不脱离群众，防范党内滋长的官僚主义，给人民一个有效的当家作主的空间上。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聪锐的眼眸始终不曾离开对社会底层大众的关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了，但该怎样才能保证处于权力高层的当权阶层永不变质，永远做到为人民服务？
（一）整治官僚主义，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有必要的空间
1949年3月5日一3月13日，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候，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3月5日的报告中向全党发表了“两个务必”的论述和告诫：“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无疑是新中国反对官僚主义最有效的“预防针”。
解放初期的1951年至1954年党中央就针对全党开展了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约束管理党的干部，让人民群众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里仍然保持有机会说话，监督各级领导干部，保证人民政权的人民性质。为此，毛主席挥泪斩马谡——枪毙了首当其冲脱离人民贪污腐化堕落的典型刘青山、张子善。1953年1月，毛主席在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和中央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指示信中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毛主席一再告诫：“把官僚主义的斗争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1956年，毛主席还在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讲到“我们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第一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上在毛主席讲话中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
1961年12月，毛主席在天津调研时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办事情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做官当老爷。我总是说，生我者父母，育我者人民。如果不为人民办事情，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干什么？”
1963年5月，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意义时说：“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二）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保证人民民主
1953年，在全国普选的基础上，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各级人民政府，完善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4年毛主席亲自指导起草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这个规定涵盖了资产阶级宪法所有的民主内容。这部宪法同时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这些民主内容又是资产阶级宪法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所以，毛泽东一九五七年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毛选五卷》第366页）。”
（三）保留民主党派，让他们与人民一起监督共产党，监督政府
解放后，民主救国会等民主党派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要求解散，毛主席告诉他们不能解散，保留下来帮助共产党建设巩固人民政权。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提出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诚恳的希望的民主党派与全国人民一道监督共产党，使共产党为人民掌权。1957年3、4月间，毛主席在视察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时，在对各地党员干部讲话中讲到发扬民主，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的整风运动初毛主席鼓励党外人士在会议和报刊上对党提出批评，5月4日，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展开批评。指示肯定党外人士的批评大多数说得中肯，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5月8日至6月3日邀集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了十多次座谈会，各地、各部门都进行了类似的“鸣放”活动。
（四）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最好诠释
在1957年和1962年毛主席又实际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政治体制的目标，强调“要造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主席还认为，发展党内民主，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环节，他一贯十分重视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讲话。这一时期他曾讲过，“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讲：“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大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执行。”
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又说：“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主席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讲话里曾经毫不含糊的指出，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主体，共产党如果脱离人民、改变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都必将失去领导的合法性；少数人领导国家，精英治国，永远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共产党的干部领导国家也无法改变这个规律！共产党的干部不等于共产党，共产党决不应把自己看作执政党，而只能把自己看做“领导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执政的党”，这样才能和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切权力归人民”一致起来。人民如何管理国家？就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正确的意见。共产党一时一刻都不应忘记动员人民监政、参政、直接管理国家。
1965年，毛主席在重上井冈山时说，现在“自觉接受群众临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得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他还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他认为，要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要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当时刘俊秀（地方接待官员）请教主席说，“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土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
毛主席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民管理国家，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四、文化大革命——人民当家作主的高峰

到1966年，从当时党内昔日战友的不同声音，从党内变质腐败分子的堕落，从国家政权机构的官僚化蜕变，毛泽东的思绪穿越时空在中国，在世界的历史中飞扬驰骋。他深感如果不能有效建立一套真正的人民大众民主制度，眼前的一切终会成为过眼烟云的，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权周期率循环往复一样，随着统治阶层的日益腐化堕落，人民必将重新被置于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地位。于是他发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化大众民主尝试，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来个大扫除，采用大民主的方法号召人民自下而上地揭露党和国家阴暗面，动员人民积极参与，从中得到锻炼成长。试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长效机制，在他有生之年还中国共产党的初衷，还人民舍身忘死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夙愿。
（一）文革期间毛主席发动群众争取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概略
从“五·一六”通知到青年学生大窜连再到接见红卫兵，毛主席通过人民群众“造反有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大众民主。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得到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充分地展现。对上级无原则盲从、奴隶主义、反动血统论，英雄史观、唯生产力论遭到猛烈批判，对于无产阶级思想解放和充分揭露党和政府阴暗面、防修反修，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那个时期的新闻媒体主要也是宣传群众中涌现的新人新事：如大寨的陈永贵、大庆的王铁人、人民解放军的雷锋等，宣传的都是一些没有吃过洋面包、戴过　博士帽的“土得掉渣”的工农兵，因此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同。
九大以后的党的代表大会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大批衣着朴实、来自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的代表，少数民族的代表、妇女代表，昂然走进人民大会堂，甚至坐上主席台，参与党和国家大事的讨论和政策的制定，使他们真正能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形成了二十世纪政治生活中一道耀眼的、亮丽的、令世界瞩目的风景线。其中一些优秀分子被选举进入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构，代表人民行使权利。改革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农一线代表占全体代表的比例最高时为47%，而到了1979年以后，工农代表日渐减少，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2900名代表中，只有34名工农代表，只占代表总数的1.1%，这正好反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在当家作主。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把农民陈永贵提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把工人吴桂贤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这样前无古人创举，极大地提高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地位，得到了工人农民的热烈拥护，极大地提高了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迸发出空前的革命和建设热情，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威信。
1975年底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尼克松女儿时谈到：“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
1975年宪法把“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纳入重要条款，也是发扬人民民主的一项重要的、在世界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措施。至今没有哪个国家的宪政能做到这一点。一九七五年宪法增加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规定，这又是毛泽东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优于和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例证。
同一时期毛主席还说过：“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文革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中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议，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毛主席在当时的讲话中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二）把“四大”和“工人罢工自由”写进宪法是人民当家作主高峰的标志
1957年1月，毛主席就讲过“罢工并不违反宪法”的话。他还说，“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4页)。此后，在上述基础上毛主席又依靠人民、总结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探索中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方式。1957年10月，毛主席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民主的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毛选五卷第467-468页)。1975年，毛主席领导修宪时，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工人罢工自由”写入宪法，这一行为符合中国国情、便于人民行使的权力，是一种最快捷、最广泛、最有效、最有影响力、成本最低的民主表达方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公正廉明进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表现出社会主义民主宪政较之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更广泛更高级更进步的特点。

五、毛主席人民当家作主特点的简单分析

毛主席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比较成功地改革了斯大林模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模型。动员依靠人民监督共产党，让执政的共产党不论何时何地都在人民的监控之中，使之没有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他的那些和人民群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的生动体现，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深刻反映，具有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强大威力。
毛主席的民主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具体的民主。为群众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参与监督干部的施政，正是为了解决一直以来困扰各种政治体制的问题。毛主席通过启动大民主实践，赋予群众广泛的民主权利，让群众可以通过“四大”和工人罢工自由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方式来参与政治，这种群众直接参与的监督，建立起了对官员权力的无缝隙监督。第一次让中国的人民群众的权力能够强有力的去制约和监督党政机构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这种民权对官权的制衡才是真正的权力制衡，与政党之间的制衡和权力内部的制衡相比，这才是真正的体现民主的制衡。是占总人口95%以上的大多数人民，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之专政。毛主席所以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除了精通马克思主义，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心里有群众。毛泽东实施民主的根本，是依靠群众，给“主人”充分监督“公仆”的机会，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实践证明，这些光辉思想，能够克服党的官僚主义化，克服修正主义，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子享有充分的尊严，能够让人民群众中的每一员有效地起来监督党和政府。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民主创新。

张夷2010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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