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企业陷入困境的节点梳理（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农村以小岗为龙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本质上是分田到户)出现了短期效应后顶层开始设计城市改革于1984年展开，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指出：“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81页)。说是城市改革，当然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首先在城市展开的是国营经济改革。弹子一挥间过去了三十年多年，与改革的初衷大相径庭，今天国营企业早已变成了国有企业，面目全非了;现在正在进行混合经济改革，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改革，但从国营国有角度来认识那是在弱化、蜕化。把农村大包干移植到城市，首要的目的是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效益，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地位，捍卫社会主义大业，但是事与愿违、覆水难收。
摸着石头过河使国营企业深陷泥潭，私有化改革是国营企业的死穴;信资不信社，从而导致姓资不姓社。一方面，犯了右派幼稚病，无任何改革科学论证的目标，甚至偏离人民所以这个基本方向;另一方面，引而不发，有计划有目的的牵着鼻子走，诱骗愚弄使满腔热情渴望发展的左派幼稚病者上当受骗，自毁长城，通过威逼利诱把这样的改革不断向前推进。
九、承包制实际上是以失控的经营权为名夹带着所有权在赠送的改革。
“厂长承包制”就是国企的厂长、经理、局长根据承包国企大小缴纳一定比例承包金，来由个人经营。国企实行承包制没有经过广大职工的讨论、没有通过科学论证和制定合理的群众监督制度，只是通过行政命令由少数管理层在办公室研究制定，在没有深入探究和多做些试点的情况下就在全国不是强行胜似强行的铺开，在国有工业中一窝蜂地引入承包机制造成我国国有工业大面积崩溃;实行后造成厂长、经理、局长个人说了算，在基层企业架空取消党的领导和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职代会、妇联组织，在无监督、无约束的金钱环境里不交承包金，白送公有资产，以一包就灵掩盖下的摧垮国营企业的催化剂。
无利不起早，在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于某笔资产来说，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特有的“产权悬空”;它既不是属于某个人的私人财产，也不属于全体人民，同样不属于官僚所有。对于官僚来说，人们的资产的问题在于，虽然他们不能干脆将其装进自己的腰包，成为他们的私人财产，却有权决定它的去向和归属，通过承包他们就可以实现产权经营权转化，所以对于这些企业的领导干部来说承包制是他们转移财富的大好时机、正中下怀。由于“厂长承包制”上无党的领导、下无群众监督使得一些厂长、经理暗中大肆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大批中小型国企亏损破产倒闭，之后把他们一手制造的国家包袱通过廉价购买成为民营私企、一夜暴富，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出现了企业“穷庙里富和尚富方丈”; 浑水摸鱼、人不知鬼不觉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
十、只顾发展乡镇企业，把国营企业撇在一边，没有跟上国际先进工业发展的大趋势对我国的国营企业进行及时的创新、升级换代，也是国营企业走向困境又一原因。
虽然改革起始阶段就预感到国营企业前景不妙，但是还不能十分肯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到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之时，就基本能断定国营企业无力回天了。
现实中的国营企业正在高负债、高负荷、高污染、低效益、低活力的运转，当时各级政府却没有把有限度资金放在国营企业的改造换代升级上，而是在没有进行正确分析定位，从长计议，就一呼龙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一哄而上。虽然通过贷款暂时发展了基层经济，解决了过剩农民就业问题;但是由于政府关注乡镇企业，重点扶持乡镇企业，把有限的资金用于乡镇企业，导致国营企业无法扩大再生产，无力提升技术，眼睁睁的看着它走向萎缩、崩溃。乡镇企业全军覆没(不夸张，庸人那时就在乡镇工作，耳闻目睹的结论)，政府再也拿不出资金来挽救走向困境的国营企业，只能任其漂泊潦倒眼睁睁的望其垮台而无可奈何，所做的补救措施，要么是杯水车薪，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是遮挡住人民群众的视线忽悠糊弄而麻木他们。
又形成了今天银行业的呆账滞账，难以摆脱困境。私人资本趁虚而入，正好又一次提供了诡异者公有变异私有的机遇，到时候如同2005年到2006年贱卖银行股一样贱卖国家人民的血汗金融资产，以相差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价格低价卖给外国人。
国营企业作为公有制的领头羊本来在那时就应该转型升级，中国国营企业就因为政府没有长远战略眼光，不重视、缺资金，没有进行跟上市的步伐的提升转型;到今天才茅塞顿开，才知道转型升级的先进性、时代性，才能大力发展生产力;但为时已晚，美国欧盟，特别是日本韩国抢了先，走在我们前列，我们还在低端商品生产、低附加值靠劳动人民的血汗才能形成外贸出口的顺差，落伍了几乎一个时代，还是什么“与时俱进”，还是什么“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的国营企业变成了弃妇糟糠之妻，是劣等劣质企业，我们的公知精英是卖傻，还是另有图谋卖资本主义的萌?
十一、整个社会回扣是国营企业腐败走上衰落一个最主要源头，是国营企业走向绝路重要原因。不知从什么经济学教科书学到的私有经济企业管理运行的方式，以为通过回扣可以提高实际增加个人收入提高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私有发财欲让我们我们一学就会，一实行就广泛，先是在企业实行，后来发展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成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明里夹带暗里盗窃，多少大小比例完全失控的局面，甚至连行政机关买车修车加油都有假单，都有回扣，公有制被蚂蚁搬家，蝼蚁之穴在溃堤。国营企业这时与个体私营外资在一起竞争，你回扣了增加生产成本，产品收售价格就比他们高，人家的商品性价比高，你的产品怎么销售，再生产怎么进行，怎么扩大?亏损是顺理成章的事，阳痿是必然规律，只是苟延残喘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有权有势有机会的想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利和掌控的社会资源获利，通过某种“合法的方式”将他们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卖掉吃回扣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能达到最佳效果。
十二、价格双轨制对国营企业没有多少挽救的作用。1984年莫干山会议，张维迎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很快得到庙堂之上的赏识被试点推广。1984年下半年开始简政放权、价格双轨制、企业承包和工资改革，全民经商，不仅导致了加工业超常增长，而且诱发了信贷和消费基金双膨胀、官倒私倒横行，权钱交易盛行、楼堂馆所大兴土木、滥发奖金实物化公为私、集团购买规模飞涨。
“官倒”也应运出现了，官倒他们在“倒”什么?他们在“倒”公有制，在“倒”国家人民的生产资料，在掏空国有集体的财产变公有为私有和个人所有;这以前叫投机倒把、损公肥私，挖社会主义墙角，现在可以公开贩卖，冠冕堂皇;这些官倒利用双轨制、官能倒，有关系户的个人拉上关系送上礼品礼金或者回扣也在“倒”，一呼龙大家都在“倒”，最后倒掉的当然是公有制、国营企业。张维迎我们一看此招已经路出马脚、走入绝境，就亮出釜底抽薪的绝招毒招——全盘私有化走私有化道路，让你社会主义自此彻底沦陷，让你从此断绝社会主义的念头，走进了唯美(指美国)主义的一条绝路。
双轨制没有根据社会各部门的需要来确立是按计划这一“轨”来跑车，还是以市场这条“轨”来跑车，而被倒爷们趁机充分利用机会来发家暴富。庸人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那时庸人在基层担任初级中学的校长，学校要盖食堂需要几吨钢筋，按道理应该在计划这条“轨”上运行，结果找了双层顶头上司多次就是没有计划内便宜的计划钢筋给你，越级跨部门的有关领导也反映了，但到头来还是只能拿市场这条“轨”高价买来的钢筋盖食堂，筹不到钱资金不够，就只能凑着盖成危房。
十三、国退民进是打击国营企业生产积极性的又一原因。别听走资精英瞎忽悠，说什么“国进民退”，他们那是虚晃一枪，耍弄此地无银三百两，是骗我们善良的人民去掩耳盗铃。事实上三十多年来一直处在国退民进之中，公有制已经在我国已经由原来的95%以上下降到不足30%，
从1998年到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中，国有企业的数量所占的比例从39.2%降至4.5%;在全部工业资产中，国企所占份额从68.8%降至42.4%;国企提供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从60.5%降至19.4%。1997年，国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7%，而到2010年已经降至15%。根据全国政协主席的报告说，2010年，我国国有经济在全国所占比重只有27%，外资和私资占有70%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09年国有工业的总产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2.5%，比我们新中国刚建国时1949年的26.2%还低;近五年来，这个比重又进一步降低，估计可能不到10%。
中国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使得人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发生了变更，人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在拉大，恩格尔系数在不断攀升，人民的经济地位出现了天壤之别。一方面，一个有庞大资产的有产阶级正在形成;另一方面工人阶级被分化、被忽视、被遗弃，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走资精英为了掩人耳目还制造的种种谬论，大肆宣染国营企业效益低下，把国营经济抹得漆黑，从而为搞垮国营经济，发展私有制，制造了充足的舆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十四、给外资外企超国民待遇，致使外资一进入就后入为主，成为击垮国营企业的利剑。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死灰复燃，“制台见洋人”大为光复，把外资当成救世主大有人在。
中央政府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地方政府则唯恐落后不及，便利国际资本入侵，给外资以极大的政策优惠，3免5减半实行殖民地式开放政策。
不平等的竞争，使国企中枪输在了起跑线上：给外资减税免税，国企一分税少不了;外资企业及私营企业长期不给工人医疗、养老等各种福利，还会克扣工人工资、偷税漏税;而国营企业这方面新老并重，工人的待遇自收自筹自承担，各方面成本肯定要远超过外资私营;教育医疗住房成本都是国营企业的重担，国营企业由此又输掉了一成。
五百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国家内部贪官污吏通过受贿暗地里给私营企业的优越是国营企业经济效益减退、破产倒闭难以推脱的一个原因。不可避免地重现了慈禧太后一句口头禅来：“宁与洋人，不与家奴”令中华民族屈辱的局面，“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又一次回光返照。
十五、砸烂铁饭碗是误解混淆国营企业优劣利弊一个不科学合理的举措。砸烂铁饭碗意在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增加职工的责任感、使命感，通过就业压力、就业危机感让职工由懒变勤，提高国营企业的生产效率。但在国营企业改革方面，由于公知精英的误导 ——“先效率后公平”，诱发没实行私有制的地方和单位的人由眼红到红眼，进而让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更懒了，事情终于一发不可收拾，有权柄者大喊一声“社会主义不养懒人”开始在全国改革，而改革的方法就是砸烂工人的“铁饭碗”。这样做的副作用不可低估：让国企职工都变成泥饭碗，让他们胆战心惊、朝不保夕;同时企业向职工强行收取风险金、上岗金、赎买金，收取的上岗金，大都被企业经营管理者挥霍一空;有些职工虽然拿了钱，到后来还是没有逃脱下岗的命运，生活没有着落。最后，减员也没增效，职工下岗，企业倒闭，造成大批职工在社会上流浪，形成社会问题，给社会安定造成巨大压力，和谐社会建设难见成效。
砸烂铁饭碗并没有优化国营企业内部结构，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是让国营企业从失败走向失败，使国企从繁荣走向衰退，从衰退走向消亡。
十六、工人的主人翁的地位落榜是国营企业走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否定工人阶级具有大公无私精神，否定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以后有高度的主人翁自觉性、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丧失了信仰和奋斗意志，严重挫伤了他们为国家为社会、为企业服务的自尊心、自信心;污蔑工人阶级只能在雇佣劳动制下，被鞭子驱使才能积极工作，这是阶级社会、剥削压迫的落后思想意识在回潮，结果我们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成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那些变质的公知精英、企业领导在取得了工人群众的支持后，立即实施凶相毕露，破坏公平原则，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将工厂拖垮，让他们自己低价收买，将国有资产尽收囊中，成为剥削压迫人的新贵。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旧领导变成新主人，由原来的受工人群众监督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者摇身一变成特色资本家，官僚买办，横行霸道、黄赌毒俱染超能的巨人。市场经济滋生资产阶级以后，就必然在政治上对社会主义进行渗透、瓦解：资本家入党，当政协委员，当人大代表， “官商勾结”、祸乱政权。今非昔比，中国社会是资本占优势的社会，是官僚左右的社会。
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面对国有企业“机制不活、效率不高”的现实，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增强责任感、提高效益的承包制看起来很美妙，但由于工人群众的奉献精神已经丧失，信仰已经抛弃，私心已经膨胀到最大值，监督机制，监督过程基本缺失，所以这时实行承包制等于把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一并送给个人操作，公有制(人民)的生产资料不断地被个人挖掘蚕食，经济收入完全由个人支配，多少大小增减赢利还是亏损全凭承包人个人说了算。所以更高级挖社会主义墙角就此展开，社会主义大厦焉有不倒之理!?
工人阶级在诱骗的梦中一觉醒来，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失去了政治经济地位，失去了自己企业，失去了生产资料，无可奈何花落去。
石台中学张新国 2014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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