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大帝（三）、（四）

　　(七)

　　汉帝国边疆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族，那时称匈奴。关于匈奴最早的系统记载，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因袭《史记》而来。《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这只是说明早在夏、商、周三代，便有游牧族生息于今天的蒙古高原了。考之于先秦的文字记载，在商周之间称鬼方、混夷、獯鬻，在西周末年称玁狁，春秋时则称戎、称狄，战国时称胡、称匈奴。从名称的变化上可以知道，有的是汉人加在他们身上的，有的则是他们自称的本名，胡、匈奴应是他们本名的音读。从《史记》的记载看，他们生产和生活的习性，始终保持着以游牧和狩猎为生的特征。他们逐水草而迁徙，没有城郭和耕作之作业，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有语言约束，狩猎往往和杀掠结合在一起。水草的生长受季节影响，夏秋之交以后、入冬之前，他们便要南迁了，势必与华北地区的农耕区发生矛盾。当时的河南，即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往往是双方争锋的地区。故匈奴人季节性的向南方汉人边疆的骚扰和抢掠，也是它生产方式本所决定的，对中原王朝边地影响的大小，与游牧部落自身的组织状态有关。

　　中国北方边疆的问题，从战国到秦汉也有一个变化，战国时期中国北部边疆是三股力量并峙，东边有东胡，西边有月氏，中间是匈奴。由西而东，秦、赵、燕三个国家在北面与胡交界。秦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在北方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以抗东胡。《汉书·匈奴传》称：“当是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概括起来，战国时期，北方匈奴还没有统一，南方则逐渐为秦统一，南方的实力强于北方。南北形势的变化发生在秦汉之际，“当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故秦汉之际，南北双方的力量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南方的动乱，为北方的统一和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个时期，头曼之子冒顿杀其父，自立为匈奴单于。楚汉相争时，冒顿统一了匈奴，控弦之士，号称有三十万之众，故刘邦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匈奴部族，汉之北部边疆还不稳固。在汉与匈奴之间，还有一些中间势力，若韩王信与陈豨，摇摆于二者之间。刘邦于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在平城的白登被冒顿四十万骑兵围困七日，便是因为韩王信倒戈于匈奴而引起的战争。此后，北面沿边的诸侯王若陈豨与卢绾的反叛，都投奔匈奴，他们成为匈奴在汉边境地区骚扰不止的带路人。惠帝、吕后执政时，匈奴来汉庭的书信，都还带有侮辱性的言辞。汉室对匈奴只能采取和亲政策，所谓和亲政策，是刘敬在平城之围以后，向刘邦建议的，《汉书·刘敬传》记载：

　　“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这是送一个女儿过去，再加上丰厚的嫁妆和开放边关的贸易，以笼络匈奴。在文帝时也是如此，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汉文帝给匈奴的书信：“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匈奴“嫚侮侵掠”的问题，最严重的一次是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由凉州的朝那、萧关(今甘肃固原)入侵，兵锋逼彭阳、安定一线，离汉都城长安的距离已经不远。为此，汉文帝调集十万骑兵守卫长安，甚至考虑亲征。匈奴骑兵在塞内逗留一个多月，饱掠而去。所以才有汉文帝与冯唐讨论匈奴问题，汉文帝感叹：“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冯唐回答他说：“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为什么?匈奴那时的状况与战国时不同，战国时匈奴内部不能统一，东有东胡，西有月氏，现在匈奴统一了，而汉庭内部同姓王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南北对峙的态势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带有屈辱性的和亲政策，文帝接受晁错徙民实边的政策，也只是一种防御性政策，而匈奴对边境的骚扰从未停止过。景帝执政时期，这个局面并未有根本性改变，形势的变化发生在汉武帝执政时期。

　　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武帝可以自己亲政了。此时朝廷上重新讨论匈奴的问题，当时匈奴提出要恢复和亲，大行王恢在朝廷上提出不同意见。大行，是典客的官员，属于外交官的性质。他是燕人，数为边吏，习胡事，他与当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在朝廷上，关于匈奴和亲的问题，有过一番议论，事见《汉书·韩安国传》。王恢认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韩安国认为：“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臣故以为不如和亲。”当时朝堂上多数人赞同韩安国的意见。王恢主张在马邑设伏诱单于入关加以袭击，汉武帝心动了，提出“今举兵攻之如何?”为此韩安国与王恢在朝堂之上反复争论，最终汉武帝同意王恢的建议，动员了三十万军队，在马邑设伏，诱单于入关。结果是单于入关后，不到马邑便发现有伏，便退回去了，这次设伏无功而返，王恢为此自杀。过了五年，汉武帝再次出兵讨伐匈奴，这次汉武帝让卫青、李广、公孙贺、公孙敖四将军，各率万骑出击匈奴。这一年是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起因是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从这一年起，汉与匈奴开始第一阶段的战争，到元狩四年告一段落。自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19年，前后十年左右，几乎每年都有战争，都是先有匈奴入边境骚扰，然后汉军大规模出塞讨伐。汉军主要的将领是卫青与霍去病。从战略方针上讲，则是从前期的防御为主，到后期的主动出击，并取得阶段性的战果。

　　(八)

　　我们还得了解一下，与汉王朝对垒的匈奴族的社会政治结构，它本质上是一个游牧式的军事与生产相结合的部落式的军事联盟。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自立为单于以后，用军事手段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打败了月氏，在蒙古高原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部落式的军事联盟。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子为“孤涂”，称单于为“撑犁孤涂单于”，其意为“象天子那样广大的首领”，实际上是以天之骄子自称。单于掌握内外军政一切大权，由挛鞮氏这个贵族世袭，一般是父死子袭，或兄终弟及。匈奴的政权结构，分成三个区域，一是单于庭，它的辖区在匈奴中部，南边与汉地的代郡和云中郡相邻。二是东部的左贤王庭，它的南面与汉的上谷郡相邻。三是右贤王庭，他管辖的是匈奴西部地区，南面与上郡及陇西相邻。匈奴尚左，单于以下则是左贤王地位最高，左贤王往往便是单于的储君，有时以太子为左贤王。匈奴那时没有文字，有语言，音译成汉字，在文化上接受叛降匈奴汉人的影响。在左右贤王之下，还有各个等级的军事和部落首领，若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他们分别统领着各自的部落，大的统领万骑，小的统领千骑。统领万骑的军事长官有二十四个，成为万骑长，以下有千长、百长、什长，以部众人数的多寡决定首领的地位，部落首领和辅政大臣都是由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担任。匈奴人通过互市与和亲大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通过对周边部落的掠夺获取了大量奴婢，那时他们已从汉人地区输入大量的铁器、铜器，这反映在他们的马具和兵器上。除了毛皮以外，他们也使用丝绸作为自己的服饰。从游牧生产的季节性和马具、日常的刀具，他们也离不开与汉庭的关市贸易和闯入边关的掠夺行为。从汉初冒顿与刘邦对峙以后，到汉武帝时，匈奴单于也换了好几代人了，冒顿死了以后，是他儿子稽粥立，号为老上单于。汉文帝时，老上单于死了以后，由其子军臣单于继位。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秋，先有卫青出塞讨伐匈奴，冬，军臣单于死，由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为单于，打败了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於单降汉，不久便去世了。这时匈奴内部出现裂痕了，为汉朝进一步向其发动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条件。从那时起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间，这八、九年时间，汉与匈奴的战争连绵不断。直到元狩二年的那年秋天，出现匈奴西部昆斜王杀了休屠王，带了四万多人号称十万降于汉庭，那么陇西、北地、河西地区便不再有匈奴骑兵的骚扰了。当然在东部地区还有匈奴的骚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最后一次率军北伐，霍去病孤军深入漠北，追匈奴单于至北海，汉庭取得这次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战争的规模逐渐变小了。

　　下面我列一个表格简明地表示这十余年，汉与匈奴之间征战的历史过程。资料是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也是根据《史记》、《汉书》的本纪与《匈奴传》整理而成的。

　　(九)

　　在这里不妨小结一下汉帝国自汉初到汉武帝前期与匈奴之间的相互关系。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政策，从汉高祖平城被围以后，到汉武帝以前，它的基本政策是采取和亲政策，嫁一个女儿给匈奴的单于，陪以丰厚的嫁妆，再加上边关的互市，目的是减少匈奴对汉地的掠夺和骚扰。在这一段时间，汉王朝的国力也没有完全恢复，事实上匈奴对汉朝北方沿边地区的骚扰并没有停止。这有二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游牧的生产方式，本身与狩猎和劫掠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劫掠又往往带有季节性，草原上草地的生长是季节性的，当北方的草地枯黄以后，他们自然由北向南迁移，他们对农耕区就会进行各种劫掠性的行为。劫掠的对象包括农耕区的人口、牲畜和粮食，被劫掠的人口成为匈奴的奴婢，叫作“赀虏”，换一句话说，便是把俘虏来的人口视为财产。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7年)，匈奴老上单于十八万骑兵入朝那、萧关，至于彭阳，他派出侦查的骑兵深入到甘泉，影响到首都长安的安全，汉文帝不得不考虑守卫京师的问题。这次入侵，掳掠农区人民畜产甚多。故在文帝时，就存在如何防卫边疆的问题，文帝因此而想到战国时抗击匈奴的名将了。汉朝当时已开始作战争的准备了，著名的将领如李广、程不识，在那时已经崭露头角。建元六年那场关于对匈奴政策的讨论，汉武帝实际上倾向于王恢的主张，认为必须用武力反击匈奴的骚扰，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于是有了引诱匈奴单于到马邑然后聚而歼之的设想，汉庭作了准备，但匈奴发现了这个情况，没有钻进汉人预设的伏击圈，这次伏击宣告失败。此后虽然关市的贸易并没有中止，但匈奴对边境的骚扰加剧了。

　　由上面表格所列内容可以知道，双方正面的正式大规模作战是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汉武帝组织大兵团主动出击。从上述十年征战过程看，在战略目标上，双方争夺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即黄河的河套地区和河西与匈奴左地。前期双方的争夺在河南地区，后期则在河西及匈奴左地。前期是相持，匈奴虽稍占优势，而战场开始由漠南转向漠北。后期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为汉兵的进击提供了有利条件。转折的时间节点是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军臣单于去世，匈奴在王位继承上发生矛盾，军臣单于之子降汉。那一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四万人来降，号称十万。到了元狩四年(公元前121年)，卫青、霍去病在漠北围单于，这一次把匈奴部落打散了，兵锋到瀚海，今之贝加尔湖。经过这次战役，双方交战暂告一段落。汉兵虽稍占优势，但双方仍处于相持的休战阶段，而匈奴则退居漠北地区，休养生息。

　　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至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这十多年时间，双方基本上处于休战状态，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以武力进攻为主转向劝降为主。这个时间段，双方的使节来往频繁，匈奴希望恢复到战前汉与匈奴和亲的状态，而汉王朝则要求匈奴遣子为质于汉，称臣于汉，结果双方都扣留对方的使节。关于这个阶段，《史记·匈奴列传》称：“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相当。”双方对对方的使节都抱不信任的态度。《汉书·苏武传》亦称：“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新单于刚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武帝派中郎将苏武送匈奴使留汉者，结果苏武在匈奴被扣。苏武在匈奴二十年不降，他回国那一年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汉武帝去世已有六年，随苏武一起回国的有九人，回国后，苏武只能去拜谒武帝园庙了。

　　(十)

　　自元丰六年(公元前105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西汉王朝又开始对匈奴采取武力征伐为主的阶段。

　　汉武帝后期与匈奴的战争，与通西域联系在一起，战争主要在西线，大规模的战役有三次。第一次是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同时有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这一次李陵兵败被俘，降于匈奴。第二次是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李广利将六万骑兵、七万步兵出朔方，另有公孙敖带骑兵一万、步兵三万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带步兵三万人出五原，路博德率步兵万余与贰师将军会师，与匈奴单于战于余吾水。这次作战因公孙敖与匈奴左贤王作战不利而回师。在初始元年(公元前96年)，公孙敖因战败被腰斩。第三次出兵是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带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出酒泉。这次出师虽有收获，但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李广利之降与巫蛊案有关，牵涉到丞相公孙贺及中山靖王刘屈氂。李广利是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弟，其子即昌邑王。李广利出师以前曾托公孙贺谋立昌邑王为太子，结果公孙贺父子与刘屈氂皆因巫蛊案被杀，贰师将军之妻子亦因此被收。李广利兵败以后，被迫投降匈奴，他在匈奴一年多后被杀，汉武帝闻其投降匈奴其宗族遂灭。武帝这一次对匈奴的讨伐并未取得胜利，武帝后期与匈奴的三次大规模讨伐，结果是两败俱伤。《汉书·匈奴传》称：

　　“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三岁，武帝崩。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对外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对边境的守卫和拓展还是有积极作用，亦还出了一批著名的将领，如李广、程不识是早期与匈奴抗衡的将领，卫青与霍去病是前期成功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后期的三次战役，双方打得都很疲劳。第一次战役，李陵战败了。第二次战役，公孙敖战败被腰斩。第三次战役，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而匈奴亦因连年战争“罢极苦之”，“畜产死，人民疫病”。对双方而言，这个仗都打不下去，转而谋求和亲。匈奴在这个时期内乱不止，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因争夺单于之位而陷于分裂，出现五单于并立的局面。一部分部众投奔汉庭，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二股，互相火并，呼韩邪单于败于郅支单于，于是呼韩邪单于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入侍，这件事发生在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次年即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末，“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来朝的礼仪，宣帝的诏书规定：“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汉发兵支持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西去。汉元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之侍子回去，“昌、猛即与(单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今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汉书·匈奴传下》)于是呼韩邪单于在汉兵的支持下回归北庭。

　　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秋，“使护西域校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绞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冬，斩其首，传诣京师。”(《汉书·元帝纪》)郅支被诛以后，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请求入朝。《汉书·匈奴传》称：“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为此，汉元帝把这一年改为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其诏书云：“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汉书·元帝纪》)从西汉一代处理汉与匈奴的关系看，它还是借助汉武帝的余威，特别是长期以来，从张骞开始对西域的经营，最终斩郅支单于的是护西域校尉所属的军队。这是经昭帝、宣帝到元帝，几代人的努力，几经曲折和反复才最终解决问题。汉与匈奴边境的安宁，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王莽篡汉以后，才又重新破坏了这个局面。《汉书·匈奴传下》称：

　　“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宣帝以后至西汉末，汉与匈奴在边境出现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局面，来之不易。为此双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王莽的倒行逆施才又重新打乱了这一来之不易的局面。

　　(十一)

　　汉武帝在十六岁即位，在位五十四年，终年七十一岁，前六年太皇太后窦氏在时，汉武帝还作不了主，建元六年五月窦氏去世，汉武帝才真正执掌大权，汉武帝亲政的时间有四十八年。汉与匈奴的战争大体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前后有十一年时间，这是战争最激烈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到元封六年(公元前121年)，这十四、五年时间是双方休战，使节往返谈判的阶段。自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西汉王朝第二次与匈奴大规模作战的阶段。双方交战主要在西部地区，这一阶段的战争实际上是两败俱伤。汉武帝在位的最后三年，国内政治经济状况也不再允许他大规模提供组织力量继续战争，而且迫使他调整政策，弓弦不能不由张而转向弛。前后二十多年的残酷战争，国内的经济难以为继。当然这个矛盾也是逐渐暴露的，且以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出师北伐匈奴为例，卫青与霍去病各带五万骑兵，作战的骑兵有十万，为这十万骑兵输送给养的马匹还要四万，出关时官私的马匹有十四万之多，加上追随其后保障运输和后卫的步兵要有几十万人。这次作战的战场是在漠北，那么运输的路程和所需的队伍之规模就可想而知了，要征发多少壮丁和民力啊!战争在名义上是胜利的，但出关时官私马匹可以计数的是十四万，回来时只剩下三万余匹了，损耗的马匹便有十万余匹之多。战争过程中的损失便很难计算了，汉朝名将李广便是在这次战役中，因迷道误期而自刎的，士兵有许多是给养跟不上而饿死的。这一场战役中汉军杀伤和俘虏的匈奴人有八、九万，当时的战报是虏获七万四十三级，而汉军士卒死伤于战场上的也有好几万。从这一场战役死伤的情况看，“一将功成万骨枯”可不是一句空话。那么要维持这场战争，整个社会在经济上要为此付出的代价，那就很难估量了。史称这次战役以后，汉庭“不复大出击匈奴矣”，此后十多年时间，汉与匈奴进入休战的状态，也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哪里有战事，就必然对战区的后方带来沉重的负担。武帝时不仅在北方有战事，在东南与西南亦有战事。《汉书·食货志下》称：“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至于对匈奴的战争，“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行者，指战时被征发的战士和劳力，要自带衣食之具，那么在家的劳力要千里送东西去，老百姓当然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规避自己的负担，这样的结果是国家的财政负担难以为继了。

　　以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那次战役而言，《汉书·食货志下》称：“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即是说那一次战役，从财政上讲，把国家的库存挖空了，税源枯竭，入不敷出，朝廷财政难以为继。怎么办呢?那只能卖官鬻爵来谋取收入，“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这样做的结果是“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换一句话说就是导致吏治败坏。当时又遇上大灾，“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即黄河河套地区)，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这样做的结果，地方上的财政也亏空了，“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这是讲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商贾辗转贩运或囤积居奇以贸利，连地方的封君也要低头仰给于富商。“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这是指当时最富的是冶铁煮盐的，因为盐铁是每家每户都不可或缺的，这个行当可以在众人头上搜括财富，苦的是黎民百姓。

　　汉武帝为了改善财政状况，保障供给，在郑当时建议下，启用大商人来理财。一个是东郭咸阳，他本来是齐国的大盐商。一个是孔仅，他是河南南阳的大冶铁商。这二个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富商，家皆“致产累千金”。汉武帝启用大商人为官，这二个人建议盐铁官营，“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汉书·食货志下》)这里规定了几条原则，一，山海的资源，也就是盐与铁矿石这些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二，募民以官器来铸铁煮盐。三，不产铁矿石的地方，设置小铁官，可以改铸故铁为器。四，聘用原来的盐铁商人为官吏。五，让孔仅与咸阳循行全国推行这条政策。结果是官商结合在一起，通过盐铁的官营变相来征税，保障财政收入。

　　汉武帝理财的第二条措施是放开铸钱这个行当，下令郡国皆可铸五铢钱。然而郡国铸钱，民皆姦铸，即钱多轻，后来又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五铢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前所铸钱皆输其铜入三官。这样民间私铸便减少了，五铢钱是保证市场流通和赋税征收的工具。

　　汉武帝理财的第三条措施，是征收商税，即货物税。《汉书·食货志下》称：“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这个算钱原来汉律的规定是人头税，每丁收一百二十钱，商人和家有奴婢的则加倍。缗钱，是财产税，每千钱收二十，为一算。轺车，指由一匹马驾的车辆。)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这是由商人自报其财产的数量，即每二千钱征二十钱，由各商人自报其财产数。)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此谓从事铸造业的手工作坊，则是四千钱征收一算，即二十文。)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这是指不属于官吏、三老和北边骑士范围的，此谓一般平民是轺车一算，即二十文。)商贾人轺车二算。(商人有轺车者，每车收二算，即四十文。)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这是指征收的办法，由征收的对象自报其财产数字，如果不报，或少报，那就要罚戍边一年，没收他的财产，鼓励他人告发隐匿财产者，查实以后把隐没的财产一半给告发者。)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指商人不能占有土地，目的是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商人犯令的，没收其商品与财产。)”允许百姓告发商人隐匿财产，而且有赏，赏甚厚，就会出现问题，那就看如何操作了。《汉书·食货志下》称：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

　　这里杨可是主持发动民众告发隐匿财产的事情，为什么民众有告发的积极性呢?因为“以其半畀之”，赏赐被告发者家产之半，那就有诱惑力了。为什么商人中家以上皆遇告呢?这里中家，是指商人中的中产阶级及以上。他们遇告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都有逃税的侥幸心理，二是别人举报以后的收益很高。如果官员处理这个问题实事求是一些，还不会出太大问题。但是如杜周这样的酷吏收治的案子，是有进无反者，他只有从重而不会从轻发落，而且派御史到各地去巡视这件专案。本来这样做的目的是搜括财物，所以能得民财物以亿计，没收的奴婢成千上万了，土地也不少，大县数万亩，小县数千亩。一方面商人中等以上的都破产了，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改善了，同时老百姓不事积蓄了，这件事从眼前看是得，从长远看是失。《汉书·食货志下》载：

　　“初，大农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粤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织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繇此日丽。”

　　这里水衡这个机构原来是大农底下分管盐铁的官员，所以叫水衡，是为了保障财政收支平衡的。杨可告缗令以后，财富向上林汇聚，而上林本来是秦的苑园，汉初荒废，武帝重修并加以扩建。由于财富汇聚于汉武帝的小金库，一方面保障了军事开支，那就是对南方的战争，因为那是水战，所以在上林的昆明池造大船，高十多丈，它刺激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欲望。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遣伏波将军路博德，以水师下两广和越南，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涯、儋耳九郡，汉代的军事力量到达南海地区。在甘泉作柏梁台，那是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信方士公孙卿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作通天之楼台，以候神人，这当然是一件荒唐事，大规模的宫殿建设是从这时开始的，于是汉武帝出巡郡国，到泰山封禅。那么钱从哪儿来呢?汉武帝请桑弘羊来理财，设置平准均属，由国家来垄断经商了。《汉书·食货志下》云：

　　“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而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钜万计，皆取足大农“

　　桑弘羊的平准均输是平衡物价，保障供给，还是有一定道理。商人牟利无非是价格之间的差额，一个是时间差，粮食在收获与青黄不接之际的时间差，如果掌握粮食，便能获取这个差价。另一个是地区之间的差价，商人才能在不同地方贩运商品并从中贸利。平准是针对时间差而言的，均输是针对地区差价而言的。用来平抑物价的手段，那就是谁的手上能掌握基本的物资，谁就能调控物价。现代市场是靠货币的供给与收缩来调控市场的供给和物价水平，而中国的传统是靠国家掌控基本物资的供给和保障来平抑市场价格的。这个方法，在国内商品市场的管控，只要国家掌控基本物资的供给保障，那还是有效的。故中国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完全离开国家的调控。从历史的渊源上讲，它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所谓理性经济人的“理性”，是建立在个人逐利的基础上，它不对社会的整体有直接的责任观念，国家的调控是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的。当然，在国际市场上，情况便有差异了，在货币和金融市场上，情况也并不完全相同。在汉代，小农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只要掌管得好，还是可能收到相当效果的。尽管汉武帝大手大脚地花费，在一定限度内，还能取给于桑弘羊所属的大司农。《汉书·食货志下》也说：“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当然这个对需求的保障也是有限度的，超过生产条件的限度，还是会有社会矛盾爆发，如果出现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和大规模的战乱所引起的人口大逃亡，仅靠桑弘羊的办法就很难应付了。对桑弘羊这些政策方针，卜式便表示反对。卜式是以田畜为业的，他能入财助县官，所以汉武帝让他做官。在元鼎年间，他代替石庆为御史大夫，他便认为“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汉武帝没有接受。那一年天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汉书·食货志下》)汉武帝不仅没有听卜式的意见，过了一段时间，反而拜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十二)

　　卫青是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去世的，在卫青去世前，汉武帝对卫青讲过一番话，讲这番话的背景是武帝感觉到太子材能少，卫皇后与太子不安，汉武帝发觉这个问题以后，“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太子每谏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资治通鉴》卷二一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

　　从汉武帝这一段话，可以知道汉武帝对“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个道理还是懂的，他把张弓的任务挑起来，弛弓的任务留给身后由他儿子去做。这一段文字，正好反映了汉武帝与他儿子戾太子在大的方针政策上并不一致，于是他身边的人利用这个矛盾，在父子之间挑拨离间，江充便利用这个问题搞巫蛊案。《汉书·戾太子据传》云：

　　“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时上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

　　结果太子刘据为此发兵捕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氂战于长安，与武帝父子两人在长安兵戎相见，太子兵败，闭户自经，卫皇后亦因此自尽，文武官员因此事件死者甚多。巫蛊案本来是无中生有，问题在汉武帝晚年有病而多疑。事后，汉武帝后悔了，而且那些巫蛊案多无法验实，太子起兵杀江充是惶恐而无奈之举，并没有伤害汉武帝的用意。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高庙寝郎车千秋上疏讼太子冤，《汉书·车千秋传》云：

　　“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答;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是时，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至前，千秋长八尺余，体貌甚丽，武帝见而说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数月，遂代刘屈氂为丞相，封富民侯。”

　　这一次悲剧，太子刘据有三男一女，与太子同时遇害，皇孙二人亦同遇害，汉武帝的太子刘据这个系统只留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太子纳史良娣，生史皇孙，而皇孙纳王夫人生刘询，那时刘询在襁褓，收系郡邸狱，由廷尉监邴吉派人乳养长大，取名病已。武帝下诏，让在掖庭养视，掖庭令张贺照顾他生活，娶暴室啬夫许广汉女为妻，依靠祖母家史氏为生，他是在民间生活长大的。

　　汉武帝怜太子冤屈，作思子宫，修归来望思之台，以及他封车千秋为富民侯，这些措施，都反映了汉武帝开始想改变政策的设想。弓弦拉紧到最后，变成父子之间也兵戎相见了，国家管理的政策应该改弦更张、与民更始了。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三、四月间，汉武帝终于下轮台罪己诏，检讨自己过去的政策了。《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载其事云：

　　“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募民壮健敢徙者诣田所，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 ‘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封，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乃言‘缚马者匈奴诅军事也。’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此五伯所弗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岂得行其计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汉武帝这一份《轮台罪己诏》是因桑弘羊建议在西域轮台屯田而起，中心议题是因贰师将军讨伐匈奴失败，汉武帝对此非常悲痛，常在心中反思。贰师将军李广利之败降匈奴，就在戾太子与汉武帝兵戎相见之次年，而丞相刘屈氂之被杀也与巫蛊案有关。这份《罪己诏》既有深陈既往决策失误之悔恨的意思，也有一点怨气，对贰师将军第二次出师讨伐匈奴，是上上下下大家都一致的，现在只有他个人来承担失败的责任了。许多事情总要有一点不同意见的争论，才能比较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而有所取舍。如果大家高度一致，那只有一个思路，不会从得和失二个方面去思考，这样往往反而是不成熟的表现。而这个不成熟，在当时实际上是士大夫怀禄结主之风相习，一切看你汉武帝的颜色行事，这就危险了，一旦遇到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判断失误，就很难挽回失败的局面。再说，军候，指那时汉军的侦察部队，把匈奴马缚前后足置城下，说成是匈奴向秦人即向汉人丐马了，后来通过匈奴人的候者，才知道这是对汉军诅咒的表现。事后，汉武帝只能说这是“朕之不明”了。本来汉武帝是想“吾当其劳”，以逸遗太子，让太子来“安天下”，现在只能由自己来与民更始，改弦更张，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措施。这一点汉武帝还是聪明的，没有撞了南墙还不回头。从当时的形势看，社会矛盾已相当尖锐了。《汉书·食货志上》记载：“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那么董仲舒死于哪一年?《汉书·董仲舒传》只讲其“以寿终于家”一句，根据《汉书·五行志》的记载，“饥，人相食”是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武帝末年的景况，在宣帝初年，讨论为武帝立庙的诏书时，夏侯胜曾发过一段议论，其云：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夏侯始昌传》卷七五)

　　宣帝即位距离武帝去世只有十四年，夏侯胜讲武帝末的情况当是他亲见亲历，而且是在讨论为武帝立庙时讲的这番话，朝廷上只是因这是讨论诏书的事，所以不赞同夏侯胜的发言，但没有讲他这番话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实际情况看，武帝在末年调整政策，也是国内形势所迫，戾太子的巫蛊之祸以后，汉武帝的心情一直不好，车千秋想通过为汉武帝上寿的方式对他进行宽慰，二人有过一段对话，《汉书·车千秋传》云：

　　“(车千秋)思欲宽广上意，尉安众庶。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上报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这里实际包括二个问题，汉武帝则刘屈氂攻戾太子时，说：‘丞相无周公之风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其词缓，未有督责屈氂之意，则陈大义以责太子，而徐为解散也，岂系无术?而必出于死战，此其心欲为昌邑王地耳。太子诛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结李广利，徇姻亚而树庶孽，屈氂之匿，非一日之积矣。’另一点是刘屈氂送李广利出征时，广利托其‘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贰师女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这件事被揭发以后，刘屈氂‘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将军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汉书·刘屈氂传》)汉武帝既然为太子之死而感其冤屈，那么刘屈氂与李广利背后的勾结一旦坐实，那汉武帝当然怀恨在心，这是他所以在这里重提这件事的原因。)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虽然，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人匈奴，有司无所发，令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谨谢丞相、二千石各就馆。书曰：‘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有复言。’”

　　从这一大段文字，可以看到汉武帝末年身体欠安，而又迷信巫蛊，心理负担极重，戾太子这个案子，刘屈氂这个案子，始终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哪有心思听音乐自娱自乐呢?许多事都是一环又一环互相扣紧的，要松开来也很不容易。外部与匈奴的矛盾那根弦拉紧以后，必然影响到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夏侯胜那番话，是反映了内外矛盾的关系。社会矛盾紧张以后，也会影响到宫庭内部的生活，如卫后、李夫人都曾经是汉武帝宠爱过的人，戾太子起兵，是丞相刘屈氂带兵镇压下去，但是他又怀疑到刘屈氂与李广利之间的密谋。这些事都与巫蛊联系起来，汉武帝心理上始终摆脱不了巫蛊的阴影，必然也影响其健康的状况。“日一食者累月”说明吃东西没有胃口了，那么寝卧也不会安宁，当然也没有心思自娱自乐。汉武帝的晚年虽然权力和威望至高无上，但竟然如此苦恼。汉武帝的这一番话，与他当年对卫青讲“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时意气风发的心情就大不一样了。但他在这种无比压抑又万般无奈的心理状态下，能最终在国家治理上改弦更张，不复对外用兵，把重点放在与民休息、富养民力上，推行赵过的代田法，还是作了正确的选择，这一点还是汉武帝高明的地方。故司马光说汉武帝“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其所以能如此结局，是因为他最终还是没有背离“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从秦皇到汉武，从汉武帝的经历和晚年的心态，可以知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但如何正确掌握这个规律，如何掌握好张与弛的度，这个度包括力度和时间的节度，可是一门艺术。在个人的生活上是如此，在家庭和国家的治理上也是如此，否则的话，你拥有再多，也无法逃脱历史对你的惩罚，还包括在生活和精神上对你的折磨，这可是一条带有普遍性的真理啊!

　　汉武帝去世以后，汉昭帝九岁即位，在位十三年，实际上是霍光在执政。班固在昭帝纪的赞语中说到那个时期，“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这本来是汉武帝希望戾太子来做的事，结果是霍光来完成他的遗愿了。再说昭宣之中兴，毕竟还是汉武帝为他们留出了足够的余地，并为他们开了一个好头，这一点也正是汉武帝高明的地方。(完)

　　链接：朱永嘉：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大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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