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思想成为党领导人民团结战斗的旗帜
上面，我们简要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并不是一经形成，就为全党所接受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形成，那么，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左”的错误指导方针曾经多次在党中央占据支配地位，而坚持正确意见的毛泽东却一再受到压制、批判乃至不公正的处理(包括受党内处分，被调离重要的领导岗位等)。这说明，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要全部走上正轨，仅仅有少数人的觉悟并不够，还需要有多数人的觉悟。因为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个人或少数人提出的正确思想只有被多数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层中的多数人所承认所接受，才能成为党的意志，成为党领导人民团结战斗的旗帜。
当正确意见一时不能为多数人接受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周恩来指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他讲到，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如关于在我们的力量小的时候，不应该打大城市，而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的意见，中央和党内许多同志就不赞成。他只好等待，并且在等待的过程中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直到这些意见被多数人所接受。
为什么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最终能够为多数所接受，并且被党确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呢?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至少是由于具备了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靠实践的教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党内不存在一个自觉维护某种错误思潮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以，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终归是会被全党所接受的;而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意见，也终归会被全党所抛弃。这正是党具有伟大的生命力的一种表现。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五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曾经在党内享有很高的权威，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一度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大革命一经失败，他的错误就受到党的八七会议的清算，而他本人也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王明由于搬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吓唬人，由于有共产国际作为靠山，在党内的政治声势一度也是很盛的。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的严重失败这个事实教育了党，这样，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也就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正是因为全党在实践中受到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才得以确立，而以他为代表所提出的正确理论才被全党所承认和接受。
第二，靠深入的理论工作和党内教育。
毛泽东认为，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主要是由认识上的偏差引起的。为了肃清“左”右倾错误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提高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性，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党内教育。
基于这种认识，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集中精力去研究党在前两个历史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加强党的理论建设。1935年12月，他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对党的政治策略方面的诸问题作了最完整的分析，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从而系统地解决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问题。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通过总结红军历次反“围剿”战争的正反面经验，系统地说明了党的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这部著作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1937年7月和8月，他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深刻地阐明并进一步发展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发挥。这些著作的发表，帮助广大党员尤其党的干部提高了对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增强了识别政治上、思想上的重大是非和抵制“左”右倾错误倾向的能力，对保证中国革命沿着党的正确路线前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形式，使全党同志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学习马克思主义。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为主要内容，目的是帮助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自觉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思想方向、思想路线。1943年冬季，党的高级干部开始了对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通过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进一步统一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并在这个基础上，由1945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说过，在党的历史上，有过反对陈独秀路线和李立三路线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是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二是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与以往采取过的那种惩办主义、过火斗争的错误做法相对立，毛泽东强调：“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开展的这次整风运动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功，就是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干部统一了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对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在这个基础上达到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高度的团结一致。这样，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所通过的党章就正式规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据考证，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是王稼祥。他在1943年7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同年8月，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1945年5月，刘少奇在《论党》这部著作中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系统的阐明。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正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已经在斗争实践中得到证明，它被党的七大确认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了。
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很深厚的，人民的革命要求是极其强烈的。一旦有了正确理论的指导，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潜力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有效的运用，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成为不可阻挡的了。如果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由于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所有的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结束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革命的结局就根本不同了。我们用八年时间就打败了东方头号帝国主义强国日本，赢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接着用四年的时间又推翻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历史的事实有力地证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确实是中国人民斗争的伟大的、胜利的旗帜。
五、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胜利的旗帜。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如同毛泽东思想那样，起过如此巨大的动员群众、改造社会的革命作用。
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理论之所以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毛泽东对它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主要的作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第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国革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不能胜利的，但是不能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注重对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对革命实行正确的指导，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去。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它只能是来自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中，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的经验教训，着重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及其战友正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长期的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概括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独特的经验，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
毛泽东深入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统一，而矛盾的普遍性是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人们为了获得科学的认识，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成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正是巧妙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注意揭示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由此使这个理论在中国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
毛泽东思想既然是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得到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形式、运用形式和发展形式，那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它的一个根本点。如果离开这个根本点，那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更谈不上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和科学阐释了。
第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党的全部活动的基本出发点。离开了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为了办好人民的事业，党必须制定并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党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实践经验的积累，离不开向群众的学习。毛泽东一再讲述过“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个道理，讲述过自己在从事社会调查时，是如何恭敬勤劳地把那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等等当做自己敬爱的先生，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经验的。他认为，要真正调查了解中国的情况，“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创造者这一原理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这是党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使自己逐步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关键。毛泽东反复地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
为了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毛泽东认为，党必须将群众中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作宣传，使之坚持下去，再到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只有如此循环往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才能一次比一次更正确，党的事业才能一天比一天更发展。
把群众路线当做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根本点。
第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其必然的结论，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毛泽东在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指出，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中国人在民族立场上有过两种错误观念：在义和团事变前，排外的观念占上风，其后，惧外的观念占上风。有鉴于此，“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决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
毛泽东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忠诚的、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在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他从来都明确、执着、坚决，不曾有过半点含糊。为了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他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出发，揭示了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帝国主义的外强中干的本质，教导人们必须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必须在战略中藐视它们、同时又在战术上重视它们。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主义。中国革命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无产阶级的事业在本质上是国际性的事业，它需要学习外国革命的经验。但是，既然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别国革命的经验时，中国革命才能胜利，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就必须独立地对中国革命负责，必须自主地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而作为这种结合的产物的毛泽东思想，不仅以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使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思想、道德也由于充实了新的时代内容而得到了升华。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种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思想，它由于扎根于中国的大地而成了他们所需要的、同时又是他们易于理解、易于接受和可以掌握的精神武器;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能够充分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成了中国“最民族化的政党”。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业是相互支援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地必须依靠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毛泽东历来强调，必须实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而自力更生的根本含义，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即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中外反动派。在反动派的严密包围与封锁下，在同国际革命力量在物质方面的联系基本被切断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正是依靠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才得以生存、发展并逐步赢得胜利的。
由此可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根本点。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历史特点、历史地位的论述，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有的论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持有特殊的见解，认为：实用主义因素、民粹主义因素和道德主义因素的渗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它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判断、接受、运用中，亦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反射出了在象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和命运。按照这种说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由此在中国获得了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点或者最重要的几个特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意识、与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的结合，与实用主义、民粹主义、道德主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的结合，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作为这种结合的产物，就不能不是、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或者扭蓝。
论者说明，提出上述论点，是为了使人们“能更自觉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意思诚然不错。但是，有必要指出，由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过程，经不住历史的检验，这些论点在理论上既不能成立，在实践上更无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毛泽东思想。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地对这些论点进行一些分析。
(一)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实用主义因素”?
的确，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一开始就是被当做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而被接受的。问题在于，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实践的品格，是不是就意味着走向实用主义呢?马克思说过，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强调自己的实践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难道为了同实用主义划清界限，人们必需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不发生关系的“纯粹”的、抽象的学理来研究吗?
事实上，在构成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相区别的基本点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与实用主义相对立的。
实用主义者把主观臆想的所谓“纯粹经验”当做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否认有独立于经验、感觉之外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反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认识对象是客观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他把那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或将局部经验绝对化的人称作主观主义者，因为“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他指出，这种主观主义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实用主义者认为“有效的”、“能满足我的需要的”就是真理，否认真理是观念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反映。毛泽东反对这种真理观。他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我们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由此可见，不注意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基本论点，仅仅因为他们重视实践、重视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就认定他们具有实用主义倾向，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论者提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有实用主义因素渗入的主要论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时，把重点放在了唯物史观尤其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方面。
我认为，这种说法仍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渗入了实用主义因素这个命题。因为：
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所接受的就是完整的马克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而不只是它的个别部分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杨匏安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1919年11月-12月)一文中指出：“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在英美观察经济状况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为主的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2月)一文中也指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说明，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备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获得了基本正确的阐明，虽然其中的一些论述还不深入，某些方面甚至还有错误。毛泽东也是如此。后来他更明确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理论，这也是很明白的。
第二，在实际斗争中，“我们有时把社会生活中某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有时又把另一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与此相适应，在不同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部分也就分别地被人们所强调。在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和着重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十分自然的。如前所述，毛泽东确曾说过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后“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样的话。对此，有的论者已经指出，“这段话里，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字的说法，不能认为是很准确的概括”，因为马克思自己就讲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论述过这个问题了。“尽管如此，毛泽东这段话想要表达的意思还是明白的和正确的，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中国社会具体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而在实际上，毛泽东也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字”。在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反复之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了帮助人们掌握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曾经用很大的精力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而在中国进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以后，他又曾经用很大精力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且写了读书笔记，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很明显，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并且与这种实际相结合，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决不是实用主义地，用阶级斗争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三，恩格斯曾经说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最大的发现。正因为有了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在讲到怎样认识错综复杂的阶级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时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来考察阶级社会的有关问题。从恩格斯、列宁的上述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本来就占有重要的基础性的位置。这些理论曾经在帮助中国革命者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这更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由此可见，重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尤其是在革命时期予以特殊的重视，这决不是把实用主义因素渗入到马克思主义里面去，从而扭曲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正确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阵地。值得注意的是，当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就及时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并且提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的任务。这说明，他是历史地看待阶级斗争问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他已经不再把阶级斗争问题置于视野的中心位置了。1957年以后，他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看作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由于他对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中国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之后的政治形势作了不恰当的估计，并不是由于什么实用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以后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严重教训无疑应当认真总结，但这不是加上实用主义因素的渗入这几个字可就可以达到目的的。这样做，实际上是把复杂的问题过份地简单化了。
(二)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民粹主义因素”?
的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问题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他们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并且规划了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胜利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道路。问题在于，重视农民，是不是就意味着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走向了民粹主义呢?事实上，农民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中从来就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国民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民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重视农民，不注意解决农民问题，那就从根本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就根本谈不上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了。难道为了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疏远农民，疏远农村，而以主要精力在城市从事工人运动吗?
民粹主义是19世纪后期发生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它是具有特定的涵义的。
民粹派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历来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相比较，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主张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从中国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出发，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能不受到限制的。当时中国所要做的事情，不是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走“节制资本”的路。对于民粹派企图在小生产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不止一次地作过明确的批判0 1944年8月，他在《致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1927年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间里，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但“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当着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时，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及时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并且从原则上规划了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途径。这说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他都是反对民粹主义的。
民粹派否认产业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把农民看作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历来反对这种观点。他强调，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成为胜利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大革命时期，他热情支持农民运动，同时主张要“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当他以主要精力在农村中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时候，他就强调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要性。他所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深刻地阐明了在农村环境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必须首先和着重进行思想建设，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来纠正和克服党内和军内的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除了重视对农民出身的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以外，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创造了整风这种形式来系统地改造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土改中，他明确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经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审定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还指明了“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就是这种“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在接管城市时，以他为首为党中央多次强调，决不能以小生产者的观点看待城市，处理城市工作中的问题。这是结合革命实践，改造农民思想，注意把他们引导到无产阶级思想轨道上去的两个突出例证。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明确告诫全党，为了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就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他还多次讲过，农民终究是农民，他们仍然具有两重性。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仍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很清楚，尽管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充分估价他们的革命潜力，热情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但是，他从来没有象民粹派那样，把农民看作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崇拜他们的自发性。
由此可见，在构成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基本点上，毛泽东都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与民粹主义相对立的。无视上述基本事实，不征引他的上述言论，似乎他从来就没有对民粹主义作过明确的批判一样，仅仅根据他重视农民，曾经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就判定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因素、民粹主义倾向甚至简直就是民粹主义，这种论证问题的态度，不能认为是严肃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当然，长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环境中进行活动，不能不给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带来一系列的困难，比如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许多党员的眼界受到局限等等。但这些情况的发生，取决于党在当时面临的客观环境，而不是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中渗入了民粹主义因素。依靠斗争的锻炼和党内的教育，许多出身于农民的党员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使得党即使主要在农村环境中活动，也仍然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
(三)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道德主义因素?
所谓道德主义?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这里似乎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意味着使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具有了某种伦理的道德的性质和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视思想意识、伦理道德、文化批判、人的改造等意志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特色”。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和革命策略时所依据的，究竟是历史的逻辑还是伦理的原则，是对时代特点和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斗争形势的认识、还是抽象的道德标准?只要研究一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这个问题是不难弄清楚的。
前面已经讲过，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真诚拥护者，他们转而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曾经约许将按照普遍的爱的原则在人间建立“天国”，而是因为它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确定了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之后，他们仍然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他们宣布最终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但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仍然主张区别对待两种剥削：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试问，在这里起作用的，难道不是对于历史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判断，倒是什么抽象的“道德主义因素”?
马克思主义肯定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同时承认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主张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同时认为社会的改造也必然伴随着人的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列宁在《怎么办》中也说过，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的，必须把它“灌输”到工人中去。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就是重视思想意识、重视人的改造的。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什么道德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注意这样做，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走向道德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共产党员应当具有自觉的革命意识、集体主义的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等等，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而且，这种思想改造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进行的，并不是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所提倡的那种脱离人民群众实践的修身养性、闭门思过。要求共产党员在斗争中进行自我改造、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注意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的教育，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去胜利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条件。这样做，为什么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给马克思主义渗入小生产传统社会那种道德主义因素呢?如果这种论点可以成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为了同道德主义划清界限，我们就不应当这样做，而应当崇拜自发性，应当听任乃至鼓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等思想自由泛滥?而问题在于，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恰恰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由此可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过程渗入了实用主义、民粹主义、道德主义因素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个学说，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当然继承者。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首先和着重的，是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是总结和概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斗争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它也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这样做，正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使之具有为中国人民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条件之一。问题不仅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从中国的历史遗产中继承了什么，而且还在于他们是怎样继承的。对于孔夫子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清理，他们是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孙中山，是按照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所说的，批判其“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总之，对于中国的历史遗产，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并不是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更不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之相中和，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毛泽东思想称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道理的。它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而使之在许多方面具体化，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个发展的学说所作的伟大的新贡献。把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说成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或背离，这说明，这些论者既没有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700期，摘自《政治战略家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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