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文章三篇

浩然文章三篇

 
跟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斗到底

浩然
人民日报(1976.03.23)

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充分表达了我们革命文艺工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强烈愿望，鼓舞我们把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这股风，在教育、科技界刮，也在文艺界刮。他们的翻案活动，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什么样板戏是“一花独放”、“阻碍文艺发展”啦；什么《春苗》是“极左”啦；什么文艺战线“今不如昔”啦，等等，等等。这股风的矛头是指向革命样板戏，以及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文艺战线产生的新生事物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成果，扼杀革命的新生力量，再把我们拉回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邪路上去，使文艺重新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文艺战线的形势如何估价，我们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始终有着原则的分歧。在我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占统治地位。毛主席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这样的情景，对我们来说，是记忆犹新的。那时候，文艺舞台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死人”统治着；文艺界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所把持。他们对我们工农兵业余和革命的文学艺术工，横看竖看都不顺眼：或拒之文艺的大门之外，或打击陷害，或拉拢腐蚀。就拿北京市的文学创作的情况来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较好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没有一个业余文学创作组织。个别被他们拉入专业创作队伍的工农出身的文学工，也只是被他们用作装潢门面的点缀品。这样的教训，我们能够忘记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发展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广阔的前程。这以后不到十年时间，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的鼓舞和带动下，北京市的革命文学创作队伍迅速地、蓬勃地成长，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成千上万的工农兵业余，勇敢地拿起笔来，歌颂我们伟大的时代，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文艺创作小组和文艺评论小组遍及城乡。他们创作的小说、诗歌、儿童文学集子达几十种。每年为参加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创作的节目，数以万计。这是过去那个“十七年”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新气象。革命的人们无不为这些新生事物茁壮成长而欢欣鼓舞。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样板戏是“一花独放”，“阻碍文艺发展”等等奇谈怪论。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诬蔑文艺革命的种种奇谈怪论，是从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派生出来的。他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要以目代纲、以目乱纲，否认阶级斗争的普遍存在，只许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不准无产阶级进行反击斗争。他到处伸手，到处刮风，挥舞着资产阶级老爷的大棒，对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概打击之，必欲统统否定而后快。无产阶级经过艰苦的斗争，把千百年统治文艺舞台的牛鬼蛇神赶下去，由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取而代之，他认为是“一花独放”，是“极左”；工农兵登上上层建筑，夺得为无产阶级掌握笔杆子的权利，努力歌颂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文艺大军，他认为是“阻碍文艺发展”；因此，他就要来一番“整顿”；甚至叫嚷对“十七年”应当“重新估价”。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抓取舆论阵地，让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卷土重来，把文艺战线“整顿”成为他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是我们决不能答应的！

去年夏季前后，也就是文艺界右倾翻案风刮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业余反其道而行之，满怀战斗豪情，挥笔创作。有三十多个县、区和厂矿的创作小组的同志们，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创作起长篇和中篇小说，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那时候，我曾跟其中的许多创作组进行座谈。他们给了我极大的教育和鼓舞。这就更加证明，右倾翻案风在我们文艺战线刮得再凶狠，也是枉费心机。“翻案不得人心。”广大人民群众、广大革命的文艺工反对复辟倒退，要求继续革命，这种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我们决心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地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为无产阶级紧握手中笔，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大写特写、大歌大颂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句话，我们要跟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对着干，干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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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学习典型化原则札记

浩 然

最近，我在舞台和银幕上，连续几次观看和学习革命样板戏《杜鹃山》，很受教育。同时，读到《杜》剧组写的经验介绍文章，又听到《杜》剧组作的经验介绍报告，更受启发。这使我们不仅看到了辉煌矗立的艺术大厦，而且看到了这大厦建设施工的图纸。如果细细地揣摹，寻根觅节，而后心领神通，会使我们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原则。把这样的理解再运用到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去，会使我们的创作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

《杜鹃山》剧组的经验介绍文章的题目是《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这句话不仅对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是个很形象的概括，而且，对社会主义文艺通过典型化的矛盾和斗争，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个根本途径，也是个极生动的提示。

《杜鹃山》受到工农兵热烈欢迎，感动和教育了千千万万观众。我听到不少革命老前辈反映：他们看了演出，好像又回到了过去在毛主席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革命征途上，重温了历史斗争的经验，加深了对历史斗争经验的理解，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杜鹃山》所反映的革命历史生活我没有经历过。可是通过看演出，我了解了那个时期的矛盾和斗争，了解了那时期矛盾、斗争的结果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有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党组织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今天只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巩固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取得更大的新胜利。

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必须指挥枪，而不能枪指挥党。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今天和今后，永远要坚持的真理。

我还掂了掂手里的笔－－这个武器，也必须坚定不移地听从党指挥!

《杜鹃山》取得这样的教育效果，不是借助抽象道理的说教，也不是凭着对历史现象的介绍达到的。它是通过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把作品所要表现的那一历史阶段的矛盾、斗争生活加以典型化，变成了历史的形象再现，变成了活生生的历史。

我们现在的确还有一些这样的作品：不遵循典型化的原则，而是局限于“真人真事”，对生活照葫芦画瓢地生搬硬套；没有真实可信的矛盾斗争，或一群“好人”“和平共处”，或来一场人为的“误会法”；没有既符合生活规律，又符合艺术辩证法的矛盾斗争的发展、激化和转化，只有为情节而情节，为故事性而故事性的杂乱的事件堆砌，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认为：在这些中间，主观上反对把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反对通过典型化的途径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种人有，但是极少数；因为受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立场没有很好转变，或“怕”字当头，因而走着邪道，这不是个别的；主观上想遵循革命文艺典型化的原则进行创作，但又没有深刻理解这个原则，或虽有一知半解，又不能在实践中正确运用，这应该是多数。

这个估计也许是不准确的。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努力、尽快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在重温毛主席关于文艺创作典型化原则、学习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时候，我回忆起两件往事。这是两件非常细小的往事。

那是二十多年前，我们党为了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打击资本主义势力(高利贷)，发动群众试办信用合作社。这是一种新生的革命事物，值得宣传鼓吹的新事物。

我当时正在一家地方报纸当记者，奉命赶到“信用”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平谷县采访。我走了许多村庄，耳闻目睹许多生动事例，很受教育，连续写了几篇新闻报道和经验介绍的文章。

有一天，我来到一个村，正跟信用社主任谈工作，忽见一对青年夫妻来到对面屋乡政府办公室打离婚。

信用社主任仄着耳朵听了几句，要求停一下再谈，走过去看了看。过了一会儿，他满脸笑容地转回来，对我说：“我觉着就有点奇怪。打离婚哪有这么和和气气地一块儿来，一块儿走的呢?”

我好奇地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我跟他们一细打听，这小两口感情本来挺好，就是因为去年种的那几亩地被虫子咬了，没收成；眼下日子过不去，就要离婚，各奔前程。”

我又问他是不是开了离婚证。

他豪爽地说：“我们信用社是干什么的?我答应马上贷给他们一部分钱，买些粮食，再搞起家庭副业，很快就接上收成了。”

这件事使我感到很有意思；信用社主任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使我很感动。我觉得把这样的事和人写成文艺作品，可以非常生动地说明开展信用活动的优越性……

几天后，我真的把小说写出来了。自己看一遍很得意，忍不住拿给区里一位同志看看。

那位同志看后，既没有对这件真实生动的事情表示感叹，也没对我的写作技巧加以赞美，反而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笑了。

我问他笑什么?他说：“这小两口太怪了。感情很好的，因为一时的生活困难就离婚?要是我，就算没信用社，宁可借高利贷去!”

当时，年轻而又自负的我，不仅没有认真地考虑这番话，倒暗暗笑他“不懂眼”。

我把稿子带回省会，请几位“懂眼”的同志看了。没料到，他们几乎都说我的作品所反映的人物和事件不真实。

我理直气壮地反驳他们：作品中所写的东西，不光时间、地点、情节是真实的，就连人物的名字都一字不差，不相信的话，可以打电话核对。

他们说：这篇作品不真实，不是指生活中是不是果有其事，因为它太罕见、太怪僻、太特殊，因此不典型；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互助合作又蓬勃开展，因为生活所迫而妻离子散的事例有多少?

这件小事情，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和启发。主观上要热情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又是根据真实的生活材料写作，却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在那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我写了不只一篇类似这样自己认为真实，又有些得意的作品，都被同志们以为“不真实”、“不典型”否定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同样经过较长的时间学习和实践，我才渐渐地有所觉悟。

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识论来讲，“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社会生活是错综复杂的，粗与精、伪与真常常掺存在一起。个人亲眼看到和感觉“真实”的现象，并不一定真实；只有那些带有普遍性、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才具有典型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告诉我们，革命文艺要真正发挥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艺术真实就应该高于生活真实。艺术真实所要求的是本质的真实，历史的真实，而不是个别的事实。列宁说得好：“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要使自己在纷纭的社会生活中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把握住本质和主流的生活素材，而后在毛主席关于文艺创作典型化原则指导下进行艺术构思，就必须弄懂列宁所阐述的观点，学会运用他指示的方法。举出这件细小的往事，还只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学习、运用典型化的原则，从这样的事件中错误地接受教训，以“多”为真、为典型，凡是相类似的生活现象多，就认为真实、典型；少，就认为不真实，不典型，这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依旧是没有正确地坚持革命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原则。

这里，我想再说说另一件往事。

新中国刚刚建立，婚姻法公布了。在这个问题上，普遍的和大量的，也就是“多”的生活现象是什么样的呢?广大青年热烈拥护，自由恋爱，而一些没有从旧的传统观念解脱出来的家长坚决反对，最后在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积极支持下，青年男女成全了美满婚姻－－这样的事件，几乎走到哪一个村都能遇到几起。其间，基本符合这一生活原样，艺术表现形式相类似的作品出现了不少，而且流行一时。这样的作品真实不真实?典型不典型?

我就遇到不少的农民，包括青年，当然主要是老年，他们就认为不真实，不典型。有一次，我甚至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老贫农满有兴趣地跑十几里夜路去看戏，一发现演出的是这类要搞自由恋爱的女儿跟父母作坚决斗争的节目，扭头就走；几天后提起此事来还十分气恼。

他质问我：难道当父母的都不愿意儿女幸福吗?都想害他们吗?编戏的人了解父母的心吗?

这使我深思起来。婚姻法是要消灭封建残余，从身心上解放劳动人民，使他们团结起来，走新的道路，建设新中国。这不仅符合青年男女的切身利益，也符合作父母的老一辈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不仅青年们拥护，老年们也应当拥护；我们的作品应当真实地反映这样的主流和本质，教育他们同心同德地团结一致，齐步向前，而不应相反。当然，这个新事物刚出生。老年人热烈拥护的事例比较起来不像青年们多而明显，但老年中这个较少数的现象，对这一部分人民群众来说，却代表着生活的本质；用发展的眼光看，现在的不普遍，随着时代的进展、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终究会起变化，变得普遍起来。事实上有两种少数：一种是旧事物的残余，一种是新事物的萌芽，我们要善于严格地加以区别。凡是属于新生的革命事物，今天是少数，明天一定会成为多数。文艺工的任务，正是应当敏锐地、及时地抓住暂时还不普遍、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大胆地、热情地加以鼓吹，促使它们迅速发展壮大。

有了这样一些认识，我开始留神发掘生活中这方面的新的人物和事件，后来写了那篇《喜鹊登枝》－－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小说。

在初学写作阶段，这两件细小的事情，使我对文艺创作典型化的原则有了个初步的理解；使我明确了，要坚持文艺创作典型化的原则，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处理好文艺作品与实际生活的辩证关系。

毛主席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內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

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宋，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一教导科学地、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的典型化原则，论证了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对革命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规律和目的，也是一个高度的概括。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文艺创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在搞创作的时候，不是从现实生活中直接吸取素材，而是只关在屋里模仿、想象和编排，这是造成作品“不真实”、“不典型”的一个重要原因。文艺创作典型化，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离开了“源”，离开了对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的了解和熟悉，提炼、概括又从何谈起呢?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是我们能不能坚持文艺创作典型化原则的一个关键问题。

另外，在表面上也到生活中去了，但是，自己对要写的作品缺乏明确而又正确的指导思想，对生活自然主义地反映，或采取“猎奇”的态度，也会造成作品“不真实”、“不典型”的状况。我们应当努力把生活现象中能够充分反映本质的“突出”的东西，跟偶然的、非本质的“特殊”的东西区别开来；概括艺术典型的原料，要大量地吸收前者，而尽力地摒弃后者。

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但是，社会中的一切现象不一定都能变成文学艺术作品。因此，只是把生活中一些普通的、常见的东西像堆土、做垛那样，加在一块，综合起来，也不等于文艺创作的典型化。

文学艺术是观念形态的东西。革命作品，是社会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那么，到底反映什么，又怎么反映呢?这是我们学习典型化原则的时候，要首先明确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

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典型化的根本任务，就是把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唯有典型化了的“矛盾”和“斗争”，才是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的基本内容。

我觉得，一个写对这个问题做到真正的理解和接受，又确信不疑地加以坚持，是能不能写出革命文艺作品的根本条件。

把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其前提是能够抓住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原始材料，而后再进行艺术的取舍、提炼、概括等等加工和制作，使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就要求首先得承认我们生活中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并且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把握这些矛盾和斗争。这是个世界观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用辯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社会生活，就会坚定不移地认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是客观存在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正如毛主席英明指出的：“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对立的，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是精神的产物，看作是静止不变的，或者是原地不动的循环返复。

那么，作为一个文学作品的创，应当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在西家对立的世界观中，究竟站在哪一边?这是丝毫不能含糊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正确地观察、分析、研究社会生活，对现实生活得出正确结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回忆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我是承认阶级之间的矛盾，承认新旧之间的矛盾的。因为地主富农就在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敌人的炮楼就在离村几里远的镇子上；他们在政治上压迫我们，在经济上剥削我们，自己的生命随时都有被他们夺走的危险。“消灭封建地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样的口号我喊得很响；防奸防特、支前运粮、跟担架，确实有一股子拼命精神。后来呢，我跟广大农民一起，在党的领导下斗倒了地主富农，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接着，又搞起农业合作社，“大家都凭工分吃饭，全一样了”的思想，影响着我。在区里搞领导工作的时候，我就抓生产，抓生活。当了新闻记者，我就歌颂生产、生活中的新人新事。这时候，对地主富农的破坏捣乱也打击，对旧的思想也批评，但是，并没有从阶级斗争、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方面看问题。这样的现象，从我当时写的作品里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读者能看得很清楚。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文艺观。文艺创作中的“无冲突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映。不从我们写头脑中肃清这种流毒，就不能加强和提高阶级斗争观念和路线斗争觉悟，即使在主观上拥护社会主义，热爱工农兵英雄人物，也会身在矛盾和斗争的漩涡中视而不见；面对叱咤风云的英雄们见而不识。没有看清，没有理解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又怎么能够进行正确的典型化的艺术提炼和概括呢?

为什么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我，经受过阶级剥削和压迫，跟阶级敌人面对面地斗争过，又对他们的本质有一定了解，还会受到“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呢?

这种现象尽管在写作《艳阳天》的时期，也就是在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之后，已经较为彻底地解决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又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认识，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能提高我们的自觉性，

有利于继续革命。

我认为，根本所在，还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从世界观上说，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列宁所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我承认了阶级斗争，同时，多年来，一直搞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但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没有搞清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没有弄明白；我只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无产阶级的歌手来看待，并没有当…个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冲锋陷阵的战士来要求!

承认了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但把蒋家王朝打垮了，把地主富农斗倒了，把明摆着的反革命镇压了，把暗藏的反革命挖出来了，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呢?我们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巩固了，还有没有旧社会复辟的危险呢?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在思想、实践上给予明确而又正确的回答。

这就是我的经验教训!

在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指引下，我在写《艳阳天》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开始觉悟；经过党內第九次和第十次路线斗争，通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还有无情的事实教育，在动笔写《金光大道》的时候，我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

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一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路线。

写《艳阳天》的时候，首先是学习了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思想上受到启发。同时回忆了1957年右派分子向我们党进攻在农村引起的一些具体的斗争实例。概括、提炼这个题材的时候，所针对的当时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揭露出来的问题，几乎都局限于基层单位，即人民公社的大队。右派分子进攻的那场阶级搏斗，已是历史，是我们战胜资产阶级妄图复辟的历史；“四清”运动，当时已经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更是胜利在望。所以，我的思想认识上的基点，只达到了“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而要通过自己的文艺创作，配合“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要我们热爱社会主义，有一股子革命硬骨头精神，又能处理好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能胜利－－人物设计，情节安排，是以这些为指导思想的，开篇的那两句“题词”：“真金不怕火炼”，“乌云遮不住太阳”，可以说是我当时对问题认识深度的一个简要的概括。

那么，写作《金光大道》的时候，我对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方面有所提高的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在路线上，具体地表现在“就会”这两个字上。在写《艳阳天》的阶段，我的注意力只在基层，或者说较多地看到下边问题的严重性．对上边，尤其高一层领导，只注意到党外的右派，没有多考虑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代理人。这种状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到改变。所以从写《艳阳天》的时候认识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写《金光大道》时候，我进一步认识到“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在《金光大道》里所表现的矛盾斗争，不仅涉及到区里，而且写了县一级领导干部，并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尽管我表现得很不理想，但《艳阳天》里的矛盾斗争只局限在一个村，虽然牵扯到乡一级，却连一次会议都没写，这是很能说明我的认识水平和理解程度的。这种认识的发展，写第二部的阶段，比写第一部的阶段又有所加深．

写第一部的时候，从我们党内揪出了一个窃取一部分权力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个事实，在写《艳阳天》的时候没有，我对毛主席指出的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极重要的理论理解不深，没有想过我们党中央还隐藏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我的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

对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我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理解了在我们党内有一条跟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它代表着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我认识到，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努力地表现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本质地反映时代，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时，苏修叛徒集团竟把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赤裸裸的社会帝国主义，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我的认识，打开了眼界和思路。写第二部的时候，又揭出了林彪反党集团，我的思想震动很大。林彪这个反党集团的头目，历史上既没有坐牢自首当过明牌特务，后来乔装打扮得那样容易骗人，然而，他反革命的手段更其毒辣、凶恶。如果不识破他们，消灭他们，资本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复辟，干百万劳动人民就会人头落地了。在参加这场斗争中，结合生活和文艺创作实践，比较认真地读了几本马列和毛主席的基本理论著作，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这样，才使自己认识、理解生活的能力和艺术地再现生活的能力有所提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革命文艺工选取题材、提炼主题、塑造人物、结构情节－－典型化过程的唯一的锐利武器。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不仅使心明眼亮，选得准、看得深，还能使胆大勇敢。

在对构成《金光大道》的生活素材进行典型化的过程中，仅在典型人物设计方面，一些同志就给我提出了一大串问题。例如：50年代的高大泉，政治觉悟不能那么高；张金发的言行不可信，能否把他写成暗藏的坏人；县长谷新民如果解放前被捕的时候当了叛徒，解放后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才合逻辑，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典型化的问题。我是严肃对待的，但最后坚持了我自己的意见。因为我认为，像现在作品表现出来的这样做，才符合典型化的原则，才能表达出我要写“中国农村两条路线斗争”这个愿望。比如说，张金发、谷新民这两个人，可以写成像同志们建议的那样的典型。典型人物不能只有一种。那样做，不仅是他们加一段罪恶历史问题，也不仅是他们的典型的个性变了，实际上，使整个作品的典型环境也跟着变了：张金发和谷新民都成了《艳阳天》里的马之悦，高大泉不就等于萧长春了吗?岂不是把表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的作品改为以表现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作品了?这在主题的提炼上，是深化了，还是浅薄了?我认为其结果是后者。

当然，不要说早期写作的《艳阳天》，就是近期写作的《金光大道》，在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创作典型化原则方面都做得十分不够。主要原因，是我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

还有一个重要之点，我认为是必须强调的：我们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并不是为了单纯地揭露矛盾、暴露问题，而是为了解决矛盾，解决问题，即是“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所以我们是积极地、能动地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地理解毛主席典型化的原则，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写好矛盾的革命转化，朝着人民的方面，朝着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面转化。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党内的路线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我们的笔要跟上时代的脚步，首先要使我们的思想跟上时代的脚步；跟上时代的脚步，不能随大流，糊糊涂涂地跟，必须心明眼亮地跟上新的革命形势下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发展的脚步；唯有这样的“跟上”，才是真正的前进，否则，必定落伍掉队!

我们一定要刻苦地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把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搞清楚；在学习、生活、创作中，自觉地、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同时把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学到手。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文艺革命的战士，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灿烂的大道上走到底！

(《天津文艺》1975年第3期)

 
 
  浩然：寄农村读者－－谈谈《艳阳天》的写作

浩 然

这本小说《艳阳天》跟同志们常见的那种本子有点不一样了。那本比较厚一些；这本比较薄一些；在内容方面，也稍微有一点变化。为什么一本书出两种本子呢?我现在就跟同志们简单地交代一下。

我是个农民孩子。从土地改革，打国民党反动派，到办互助组、农业社，我都是跟农民同志一块儿走过来的。我从心眼里爱农村，爱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常言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这句话一点不假。回过头来想想，我们从开始搞互助组，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今天的人民公社，经历了多少困难和关口啊!特别是1957年，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

那一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以后，国际上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勾结起来刮起一场“反共”的黑风。这股子风影响到正在蒸蒸日上的新中国；趁着我们的整风运动，城市里的一些牛鬼蛇神对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这股风很快又波及到农村，那些被打倒的阶级，那些曾经压迫和剥削过我们的敌人，闻风蠢动，煽动农村里的一些不坚定的人跟我们闹矛盾，企图使我们离开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我们决不允许他们胡作非为，一场有历史意义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就展开了。

在这场斗争里，我看到我们贫下中农的革命志气、硬骨头精神，他们自觉地起来保卫社会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是农村顶天立地的栋梁!我也看到，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血肉相连，任何力量都不能把我们拆散；看到社会主义在每个人的心里扎了根儿，谁也拔不掉。因此，我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

在这场斗争里，我还看到阶级敌人的丑恶面貌；看到他们阴魂不散，平常装老实，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借尸还魂!我也看到，那些走社会主义道路三心二意的人，那些总是迷恋单干的人，怎样上了敌人的圈套；他们自己吃了亏，也危害丁集体。因此，我又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是越来越曲折、复杂了。

这场革命斗争，震动了每一个革命者，也锻炼了每一个革命者，它的意义是伟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的许许多多问题，都值得我们永久深思，永久铭记在心。事情过去好几年了，每逢想起它，我心里都是翻翻腾腾地不能平静；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都能从这种回忆里得到前进的力量。

我想用文艺形式，把我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跟大家一块儿经常温习温习它；也想把它介绍给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场斗争的年轻人。为了永远记住这场斗争的胜利，为了发扬这场斗争的精神，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我决心要写这本书。

1957年国庆节，我就动手写了。一边捉摸，一边学习，一边练笔，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经历了六七个年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坚定了我的信心，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领导和同志们给了我很多具体的指导和支持；同时，这六七年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生活斗争实践，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认识，也补充了许多新的素材。于是，集中了一段时间，我把《艳阳天》完成了。一共写出两卷，现在已经出版的是第一卷。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写得通俗、生动、真实，能让工农兵喜欢看，特别希望能够把它送到农民同志手里。可是，尽管我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力量都使上了，我还没有把它写好。因为，一本成熟的作品，是跟的政治思想成熟、生活积累成熟和艺术锻炼成熟连在一块儿的。“碌碡打墙石(实)顶石”，一点假也掺不了。我还年轻，这三个基本条件都很差，所以没有把这本书写好。

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参加了几次农村读者座谈会，同时也接到许多农村读者的来信。同志们给了我热情的鼓励，使我深受感动；在会上和信里，大家对这本书的思想、内容、形式各方面，都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不少的同志说到，作品写得太长。他们劳动斗争很紧张，看太长的书不方便；也有的同志提出，这本书的价钱太贵，他们购买有困难；还有的同志具体地指出这本书里某些内容可以删减，也可以不要。这些意见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教育。wengewang.org

我们写作的目的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只有工农兵读着方便、喜欢，才能达到服务的目的，我们才算完成了任务。我一定要按着工农兵的意见办事儿。我把同志们提出来的意见列了一个单子，反复地想过：有的意见很好，可是要等我作很多努力之后才能消化；有的意见，只要有决心，又肯做，是立刻就能够做到的。就算一下子还不能做得很好，也可以一边做着，一边改进，一边提高。反正我一定要按着工农兵的需要来做。一句话，要为工农兵服务得好一些。

这次修改的主要方面是压缩篇幅，让它尽可能短小些，干净些。可是，光是为了短，把主题思想削弱了也不行，把生活内容简单化了也不行，还不能损害它的故事性和艺术性；只动皮毛，而不伤筋骨，这就是这本书删节时候的主要依据。

具体改动的地方，大体上有这样几点：第一，突出人物，把那些跟人物关系不大的细节减少或者删除了，如风景描写等；也删去一些次要人物的历史介绍；能用行动表达人物内心活动的地方，就把静止的内心描写简略了一些。第二，突出正面人物形象，突出主要的矛盾线，让这条线更清楚明白。因此，在写正面人物和主要人物的地方，还加了些笔墨，而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虽然一个也没有减少，但在描写他们活动的地方作了一些删节。第三，故事结构上也稍有改变，把倒插笔的情节，尽力扭顺当了，让它有头有尾；某一件事儿正在发展着，又被另一件事儿岔开的地方，也挪动了一下，让它连贯一气，免得看着看着摸不到头脑。同时，还按照一位生产队干部同志的意见，给每一节加个小标题，起点内容提要的作用。第四，语言也稍加润色，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腔”和出来在一旁发议论的地方，只要我发现了，就全改过来；因为推敲不够，原版本有一些不切实和不妥当的字眼儿，也尽力找出来改正了。四

这本书是整个作品的第一卷，在我写作的时候，尽力使它能够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在描写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已经是有头有尾了。话说回来，它毕竟还是一本书的一半儿，整个矛盾斗争也刚刚铺开，人物、情节跟后边的东西还有密切关联，因为第二卷的故事发展跟第一卷的结尾地方只隔三天时间。所以在写作和删节这个本子的时候，也不能不作全面考虑。wengewang.org

我在前边说过，这本书没有写好，缺点还很多。它的缺点不是作些删节就可以弥补的；同时，同志们提出的许多好的意见，也不是这样一点修改就可以做到的。没有做到的地方，有的是因为的水平限制’我将以贫下中农的硬骨头精神，来刻苦努力；有的是因为情节发展关系，比如，反面力量最后没有彻底揭发和处理的问题。在第二

卷里，正气一定得大大地发扬，最后达到完全胜利；邪气一定要被战胜，最后得到应得的惩罚。因为我们的斗争生活的本身就是这样，没有权利不这样写，也不应当不这样写。

(本文是为《艳阳天》第一卷删节本写的前言，略有删节)

(《光明日报》1965年10月23日，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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