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现象的标本意义属于将来

浩然现象的标本意义属于将来

□陈焱|郑实

　　无论这一生是否有过错，一个被裹在历史涡流里的渺小个体，他晚年要告诉世人的将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带着这样的想法，本着为历史留痕的初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郑实经多次接触作家浩然采写了《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一书。书中讲述了浩然从一个只上过3年小学的农民子弟，成长为中国文坛“奇迹”的艰辛
　　的心路历程。
　　新世纪：《浩然口述自传》的出版背景是怎样的？
　　郑实：《浩然口述自传》出版于2000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浩然的争论一直不断。但争论进行到一定时候，对于具体细节的分歧，使我这个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忽然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早已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当事人和 “过来人”并不意味着就是完整历史最佳的诠释者。我发现，尽管争执非常热闹，而对这些关键问题却各执一辞，根本无法说清。浩然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写过80万字的3部自传体小说，详细讲述了自己从只念过3年书的农家子弟奋斗成专业作家的艰辛历程。他原计划接着写第4部、第5部，把1959年加入作协之后写《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过程及文革中与江青的瓜葛告诉世人。遗憾的是，1993年他突然中风，尽管抢救及时，基本没留下后遗症，但已无法完成写作计划了。人们对进入事业辉煌时期的浩然及与他相关的诸多疑团，将永远无从了解。出于对历史的好奇，我就这些问题对浩然进行了采访。访谈中，将一个完整真实的浩然展示给人们的愿望油然而生。而昔日那个健谈、勤奋写作的浩然此时也正为此焦灼着。浩然同意让我来完成这件事是因为此前他读过我的采访，知道我力求客观的立场。他肯定希望一个似乎不带偏见的人来帮助他完成这件事。
　　新世纪：在这本口述自传中，浩然是完全真诚坦率、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吗？
　　郑实：我感觉相对来说是这样。自传的客观性是很模糊的一个说法。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无保留”。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自传也好，他传也好，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趋近真实。我与浩然的生活时代及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很难完全判定他讲述的真伪。但是，通过接触，我觉得他是个很真诚朴实的人。浩然在讲述自己从只读过3年小学奋斗成专业作家的经历时，是很有激情的。但说到“文革”当中的经历时就不那么顺畅，只是强调“太复杂”了。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也符合事实。但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段，遗憾的是，他讲的不多，也不够仔细。
　　新世纪：浩然怎么看关于他的争论？
　　郑实：我想，这是他晚年的心病。他认为自己从没伤害过别人，即使在江青看重他的时候都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打压和迫害过任何人，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他只想踏踏实实地写作，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但是被卷入旋涡，很多事有口难辩。当然，他也承认当年年轻气盛、恃才傲物，和其他作家有派系冲突。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也在检讨自己。但总起来说，他觉得委屈。晚年因此心情很不好。
　　新世纪：您怎么看待这场争论？
　　郑实：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别人对于那场所谓“奇迹”之争，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我是有的。随着时间推移，更多文献公之于众，更多的当事人撰写回忆文章，更多研究者努力抛弃感情色彩对待历史，整个社会对与“文革”相关的事情的看法会更理智和客观一些。
　　新世纪：通过采访《浩然口述自传》，您对浩然的印象是怎样的？
　　郑实：中国的文化中心一直在城市。对浩然这样热爱写作的农村青年来说，被城市文化接纳才意味着“功名成就”，也才有自由写作的机会。这在他的口述自传中有很多描写。我们看到在物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无法泯灭对文化的渴望。但是直到他成为了专业作家，乡亲才承认他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否则不老老实实种地就是“没出息”。幸运的是，浩然闯出来了。他对城市文明是不接受的。在那个时代，这种城市中心的格局一下子，但也是暂时被政治需要打破了，所以城市才接受浩然和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浩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题目。他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那一代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极端际遇和左右人生、社会的种种荒诞因素。《浩然口述自传》也许可为这种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史料。(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本次采访亦有贡献)(记者 陈焱)
来源：新世纪周刊

浩然，“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

□雷达

　　一大清早朋友来电，说浩然去世了。我默然，却不甚意外，因为我知道他处于半植物人状态已有几年。但我总觉得浩然的离去和别人不一样，他更能勾起历史记忆，让我想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曲折坎坷，酸甜苦辣，想到时代、历史、教训、观念、反思等等词儿，想到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与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沉浮，曾经如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在我看来，浩然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作家，同时，因其经历的特别，又是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汇聚了诸多历史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矛盾的作家。“文革”的霹雳狂风爆发的一瞬，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正好出齐，历史便借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之手，给“十七年文学”画了句号。随后，作为作家个体，在别人被剥夺了写作权利后他还在“歌唱”，但《艳阳天》毕竟是“十七年文学”的幕终之曲。文革过后，浩然仍勤奋多产，然而，飓风既息，田园已非，终究别是一番景象了。假若从一九五七年他的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发表算起，他的创作历程于今已有半个多世纪，恰好是由“文革”危殆的“断桥”劈为两半；文革中由于种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复杂原因，他写出过、或者说不得不写出过像《西沙儿女》《百花川》之类文学赝品(《金光大道》的情形略有不同)。所以他的创作其实可以分为前、中、后三期。《艳阳天》自然是他前一时期的代表作，而《苍生》则是他在新时期的代表作。但在气韵的贯通和生活的饱满度上，《苍生》很难与《艳阳天》相比并。《艳阳天》在2000年获得了亚洲周刊与全球华人学者联合评选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一百强》。
　　浩然一度是个独特的痛苦者、被抛离轨道的徬徨者，走着一条比别人更加艰难的扬弃重负，战胜自我的路。不能不冷静地看到，“文革”之变给浩然带来了比别人更沉重的负担，留下更多的创作痛苦的种子。当然，说得更确切些，这一切不仅是“文革”，而是作为一种积久形成的为政治直接服务的文学观念与时代的脱节带给他的负担。他的不幸似乎在于，他的创作旺盛期比别人来得晚，又来得不是时候。在风雨如磐的多事之秋，众人的喉头已经喑哑，他还在用旧的旋律勉力歌唱着；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手，当这一畸形的文学形态被愈益推上了“左”的极端时，承传旧制的重任交给他，起死回生的奢望寄托于他，虚假颂扬的任务催迫他，他实在是不堪重负了。谁能忘得了“八个样板戏加一个半作家”的时代呢？但是，作为一个毕竟富于良知和具有浓厚人民意识的作家，在众人抑抑、他貌似春风得意的年月，浩然似乎并不像有人想像的那样趾高气扬，他是有所收敛有所忌避的，其心境也是不无悲凉和矛盾的，只不过那是别一种特殊的痛苦罢了。他曾写到：“一九七六年的春寒时节……忽然间，有那么一个冷风呼啸的深夜，我凄凉地感到自己的艺术生命的旺盛期过去了。当时正在壮年的我，终日里把大半精力消耗在忧国、忧民、忧己的苦闷与自危、自卫上面，把主要的时间支付给政治活动、迎送外宾的奔忙上面，这哪里还像个作家呢?这怎么能够让自己心神宁静下来写作，又怎么能够写出使自己和读者满意的作品呢?……我深为前途茫茫，而灰心丧气。”此处的真诚也许无可怀疑。可在那个年月，即就是不把时间支付给无谓的“活动”与“奔忙”，姑且假设能够“心神宁静下来”，谁又写得出“使读者满意的作品”呢?文人爱做梦，这基本上是梦话。试想，腥云遍地，国家正走上崩溃边缘；瞒和骗的大泽密布，文学也被极左政治拖向它生命的尽头，哪里还会有什么“艺术生命的旺盛期”呢?浩然此时是既朦胧感受到痛苦却又不知痛苦的根源何在的那么一种痛苦；他不知道，操纵他的创作生命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那些琐屑的具体原因，而是一种足以牵动整个历史的深刻的时代性根源。直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中国文坛已开始了深刻、巨大的裂变，浩然似乎仍然陷溺在困惑迷惘中。虽然他“从内心萌发起一股子要把失去的时间捞回一些的强烈念头，挣扎、拼搏，让创作生命的旺盛之火，再度燃烧起来”，但旧轨道的巨大惰力和惯性，仍使他比别人更难以与新时代融洽，难以点燃真正的生命之火。他曾想在不根本改变他的旧观念体系的前提下，凭借他原先丰厚的生活累积，凭借他健举的艺术个性，来找回创作青春。他没有意识到，生活积累对创作来说固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历史大转折的关头，倘若不能用新的思想观念冲破积久的模式，那旧的主体浸润过的“生活”反倒会成为沉重的负累。在这样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有多少新思想，才会有多少新生活。
　　在经过大变动后的新时期作家的构成格局中，浩然不无孤独和寂寞。虽然在年龄层次上，他与所谓“归来的一代”作家非常相近，但那些从炼狱出来的人正有无尽的带血含泪的体验需要抒写，他能写什么呢？在文学观念上，这些“归来者”在五十年代即已萌发并被摧折的文学理想，正在新时期付诸实现，他们与新时期文学有天然合拍的一面，而浩然的情形恰恰是矛盾的。至于那一批批新崛起的青年作家——思考的一代，知青的一代，浩然与他们的距离就更远了。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也有多种方式和可能性：有人顺应流行观念，有人试图提出自己的争辩，有人恪守时代指给他的路径，有人时时想越出堤防。总的来说，在我们这里，外在力量对作家创造力的制约特别明显。浩然的典型性表现在，他的文学生命的强弱与当代文学史的命运的浮沉，关系极为直接和紧密，于是，他的一身，奇特地交织着当代文学的某些规范、观念、教训和矛盾。
　　回头看浩然的创作，不能不感到“浩然方式”既复杂又有代表性。通过“最后一个”，看到的东西往往是丰富的。浩然在五十年代中期登上文坛，便显示出优良的艺术气质和突出的表现才能。他的农民气质散溢着对冀东大地的眷恋，他的农民情趣传递着浓厚的人民意识；在他的小说里，农民式的喜怒哀乐声息可闻，农民的性格——哪怕是外在的性格，鲜活跳脱，错杂缤纷，这些成就了他。尤其是他的语言，气味清新，节奏明快，杂以口语，又不失幽默。比如艳阳天开头第一句，肖长春一家是“二根筷子夹一根骨头，三个光棍”，就看得人发笑。当然，这一切是以“政治化的人情”一以贯之的，但那淳朴的民俗美和线条单纯的动势美，无疑把它与生硬的政治说教式作品区别开来了。我们会觉得它浅俗和单纯，缺乏深沉、悲郁的涩重，但这“浅”是澄湛的，“俗”是朗悦的，“单纯”是朴真的。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浩然写下了收在《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新春曲》《珍珠》《蜜月》《杏花雨》等集子里的大量短篇小说。光从这些喜气洋洋，过于乐观的书名就可感知，它们正是体现着一种单纯的、浅俗的美，几乎全是歌颂农村新人新事；如果说也有矛盾，也有微澜，不过是先进与保守，新品德与落后自私意识的小小冲突罢了。我把他的这个阶段称为“颂歌阶段”。
　　到了六十年代前期，浩然的创作面貌发生了一次显著变化，可说进入了巅峰状态，这就是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的问世。我把他的这个阶段称为“战歌阶段”。发生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是，浩然把有关阶级斗争、斗争哲学、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理论引入他作品的结构中来，并成为艺术结构的哲学基础。这在今天看来自然是比较荒谬的。《艳阳天》虽写合作化运动，但贯串思想却深受八届十中全会所谓关于强化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明显影响。于是，这部作品出现了奇怪的矛盾面貌：一方面，它有一种夸大声势，惟恐天下不乱的氛围，这是忠于当时政治观念的表现；另一方面，在人物的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又不能不说有一种真切的生活韵味，这又是浩然忠于生活的表现。由于阶级斗争这一贯串性矛盾终究带着人为夸大的痕迹，处身矛盾漩涡的人物就又都在真实生命之上平添着各种观念化的光晕。这既真切又虚浮，既悖理又合情，《艳阳天》就是这么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在文革中，知青们，五七战士们，泥腿子农夫们，倘能在寮棚或土坑上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一段艳阳天的小说连播，竟也是一种奢侈啊。
　　我对《艳阳天》有两点突出看法：第一，浩然当时雄心勃勃，试图囊括建国前后直至合作化运动的时期里，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和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就人物的众数、个性的多姿、结构的紧凑匀称、情节的起伏跌宕，以及文气的贯通、语言的生活化而言，即使今天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与之相侔也并不多。它虽只写了东山坞农业社的三场风波，仅写了十几天的情事，却有一种巨大的张力，仿佛伸出许多纵横触角，吸纳了相当丰富的生活。整部小说似由十多个主要人物的小传构成，而这些人物大多有独立生命和充分的生活依据。但是，由于作家过分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主动脉，削弱了生活真实的深广度，不可能真正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审视中国农民的命运，不可能具备深沉的历史意识，只能把人物搁置在政治斗争的功利目的上，而这是浅层次的。第二，我禁不住要佩服浩然把两种相悖的东西融合的本领。在作品里，生趣盎然的形象与外加的观念，回肠荡气的人情与不时插入的冰冷说教，真实的血泪与人为的拔高，常常扭结在同一场景。若随手举例，比如“马老四训子”一节，那大力的回忆抒情，真也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饱含着人民的伦理诗情；可是，临末一句“把风烛残年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老人”，不唯拔高，并而矫情。又如，“小石头遇害”显系夸大“敌情”之笔，但在肖长春踽踽归家，借“散发着奶腥味的小枕头”展开的大段心理描写，以及“胸膛燃着火”的姑娘、他的战友加暗恋者的焦淑红默默走进来，两人相顾无言的描写中，又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作家洞入灵魂的能力。浩然既有俯就政治观念的一面，同时又有坚持画出灵魂的一面，他笔下的人在当时尚未从“人化”走向“神化”或“鬼化”。我终于明白，《艳阳天》至今藏着动人的艺术光彩，奥秘乃在作家写出了许多活人。从整体上看，我认为《艳阳天》是一部具有相当高认识价值，也不乏艺术价值的宏大建筑。从主要方面看，它是我们曾经那样生活过的形象历史；同样，政治观念钳制过它，生硬的观念也偷偷混进人物的血液，但是，正像我们的生命曾被“钳制”，我们的血液里也混进过悖谬观念一样，这作品中的人物毕竟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浩然的“战歌阶段”一直延续到“文革”，就向恶性发展了，终至出现了伪现实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的作品。这教训众所周知。
　　在进入新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浩然处于“与农民共反思”的阶段。他给自己制订的“戒律”是严格的，所谓：“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他的确不贪恋大城市的热闹，默默地在河北省三河县的基层生活和创作，按他的话说，就是刻苦经营好他的“两垅地”。他说：“我跟京郊和冀东故乡的农民、基层干部一起，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一点一点地提高了认识，同时酝酿起这几部作品。”浩然的“与农民共反思”，以农民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在与农民政治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领域，从几十年农民命运的浮沉出发，来作为反思的重点。《苍生》就是这种反思的收获。这是既可看出浩然的诚笃求实，又可见出他的某种执拗的。他仿佛重新丈量自己走过的路，并在原先肯定的地方换上了否定或怀疑的评价，他的人物——肖长春、马之悦、焦振茂、马连福、焦淑红、马小辫们似乎又回来了，不过有些人是作为自己的“倒影”回来的。但他最根本的东西始终没有变。有句话叫：你不可改变我，用在浩然身上很合适。
　　我感觉浩然在坚持深入农民的同时，更迫切的应是“出”——跳到农民圈外看农民。为此，我对他的“写农民，给农民写”既表敬重，又很表疑惑。假若“写农民”尚不失为一种执著的选择，何以只能写给农民，只给农民读呢？且不说农民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今已大变，到哪里去找不变的“农民”概念呢？何况，真正的文学从来就不会仅属于某一个层次的人群。同样，对浩然深居农村，甘于寂寞，经营好“两垅地”，我也是既尊敬又有些保留。甘于寂寞是作家的良好品德，但总是盯着“两垅地”的热土，总是“躲着”大城市、大工业、大世界，就未必可嘉了。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浩然实在不必给自己硬行制定这样日趋封闭的“宗旨”。我想象过，倘若浩然的体验一旦被现代意识照亮，他定能奉献出优秀的作品。当然，这过程是痛苦的，漫长的。这也是我称他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的原因。这是不含贬义的，却是就他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言的。
　　仅以上面的话，表达我对曾经以其作品感动过我的，重要的、充满矛盾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浩然先生的深深悼念。
　　(2008年2月20日参考旧作并加入新想法成此)

历史场中的作家浩然与现实寂寞

□陈焱

   在一段特殊时期，浩然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8个样板戏，1个作家。”

    有人说浩然因为《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而成为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有人说他是“文革”时期的唯一得意分子、是“四人帮”的帮凶，有人说他必须忏悔，有人说该为他骄傲。面对争议，晚年的浩然心情不好，表态讳莫如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片面性。

    一个中国文坛响当当的名字，伴随着一段令国人辛酸的历史，而时间又常使历史蒙上神秘的面纱。痛苦与欢乐，愧疚与自豪，浩然真实的内心又有多少坦白于世？“浩然现象”的标本意义在今天和将来又有何历史价值？

    文革中的浩然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疑问的牵绊，当事人是否能成为历史复杂性的最佳诠释者

    历史场中的浩然与现实寂寞

    对于35岁以上的人来说，浩然这个名字是一代人成长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寻找到时代的某些碎片。他的《艳阳天》、他的《金光大道》曾热闹一时。如今，这些作品已渐渐远去，浩然本人也因病缠身失去健康，但有关他作品和人品的争议却一直未断。

    寂寞的浩然

    74岁的作家浩然在北京方庄东方医院第12层的干部病房里已经躺了一年半。脑血栓、老年痴呆症等综合病症把他变成了个植物人。

    静静的病房里，病榻上的浩然不能言语不能识人，靠输营养液维系生命，但仍有简单的意识。即便是陌生的访客，他也会流露出对人世间感情的体察：一双大眼睛混沌地瞧着来人，一张牙齿早已疏落的半张着嘴翕动着，嘴角忽向上一咧，眼泪瞬间就噙在眼眶边几乎要渗出来，不时还伴有啊、啊的喊声。

    浩然相随寂寞已近3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有关“浩然是帮里的人”的传闻特别多，说浩然是江青的面首。作家整作家之厉害略显一斑。北京市委和中央就浩然问题进行了审查，浩然未被定罪。

    背负着思想包袱的浩然在打倒“四人帮”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主动选择了隐退。据见证者回忆，再进北京市文联，浩然总是低着头，后来干脆从和平门北京市文联的宿舍向东搬迁，直至搬到河北老家三河。

    这期间的20多年，浩然很少参加文联的外事活动，隐居家中默默写作，也没有人过多地留意这位作家的生存状态。

    2000年，一本名为《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的红皮书再次将浩然带入公众视线。《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陈徒手(陈国华)花10年心力记述的8位当代作家迥异人生，让读者看到了他们戏剧性经历后面隐藏着的中国社会变迁史。该书的一篇亮点文章即是讲述作家浩然文革经历的《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捡拾浩然这样一位重要的但几乎要被读者忘了的作家，陈徒手称是责任使然，“除却浩然本身是我早期文学梦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外，我也想给将来的‘浩然现象’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文本资料。”陈徒手前后3次驱车到三河的浩然家中采访，同时又寻找20多位旁证，倾听了大量的叙述，客观地讲述了浩然在文革时期的细节故事。

    陈徒手回忆自己1998年约浩然采访时情景说：“当他听说我要来采访他时，在床上哈哈大笑起来。”于是，这之后的采访，浩然总是配合得很好，“他要求我准时到，而我到时，他也早做好了准备。讲得很慢，但思路清晰，记忆力非常好，在同龄人中算是出色的，连30多年前与江青、姚文元的对话内容都可以大体复述出来。他详细叙说了他所知道的文革初期老舍挨斗受害的情景，说完后长叹一口气：老舍去世是北京文联当时最大的事情之一，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组织向我问询过有关老舍的最后过程。我今天是第一次跟外人说得这么多，就是因为没有人问过我。”

    坐在寓所二楼书房的大书桌前，老人一动不动地平静讲述自己一路碰撞走来的创作经历。“很长时间找不到说话的机会，这之前基本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采访，浩然需要倾诉与倾听。”

    谁解浩然心结

    “文革”结束30年，但浩然受“文革”牵累结下的心结却丝毫未减。

    文革中的浩然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疑问的牵绊？《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采写者郑实在书中归纳如下：

    浩然与其他作家的恩怨到底缘何而起？他将被红卫兵揪斗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是出于什么目的？老舍第二天的自杀和他有何关联？《金光大道》的故事背景是否涉及到“文革”？江青是否曾让浩然出任文化部长？被称为农民作家的浩然在农村经济濒于崩溃，全国普遍食不裹腹的年代，真的还有大鱼大肉吗？浩然手中真的有许多名人写给江青的效忠信吗？被讥为江青“ 面首”，在“文革”后沉寂多时的浩然，在清查“三种人”时为什么没有获罪？

    从对浩然或褒或贬的评述中，人们能清楚地感到，浩然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然而，一个个体能承载得了如此大的意义吗？争论进行到一定时候，对于具体细节的反问，让人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早已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当事人、过来人并不意味着就是完整历史最佳的诠释者。

    “通过我对浩然的口述采访，我的判断是，浩然没有去靠江青，没有去巴结她，反而是一种躲的态度。”陈徒手称， “浩然认为，江青对自己好，谁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可以换来的就是安静的写作环境，这就是浩然最真实的想法。”

    对于现在社会上把浩然和江青的关系夸大化，甚至妖魔化，陈徒手表示不认同。“浩然没有利用江青，他是个聪明人，即便是去西沙群岛阅兵那时，那也是被安排了的，换了谁也都得那么做。他坐在主席台上什么话也不说，他没有张扬自己，是很难得的。他没有往上去爬，没有利用江青去干很多事，其实如果他想，就会很容易。他没有给江青写过效忠信，没有跟江青单独求见，都是很被动地接受江青给他的任务。”

    “浩然现象”的文本价值

    有关浩然的一场大的争议发生在1998年。

    一篇《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长篇访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后，一场争议随即而来。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共和国文学50年回顾与检省》中称，那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首先是怎样看待《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问题,其次是有关浩然在“文革”中的“奉命创作”及与江青的关系。

    文中浩然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对于是否利用与江青的关系去整别人，浩然称：“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沿着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这些说法很快遭来一片漫骂。文章发表后，来自上海和北京文艺界的攻击声音非常多，攻击者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

    浩然茫然：我想自己有说话不谨慎的地方，但恐怕不会称自己为奇迹。

    “奇迹”之争使浩然变得心情不好。陈徒手回忆说：“那次的争论给浩然带来的打击很大，浩然更加焦虑了。”

    两年后的2000年5月7日，天津《今晚报》上，由郑实采写的《浩然访谈录》一文中提到了浩然要写《文革回忆录》的想法，文中浩然表示：我要以自己的角度写，写我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而直到浩然入院前，《文革回忆录》也只是有个提纲，“浩然的心结太深，1998年的争论对他影响很大，”陈徒手称自己曾好言劝他想开点，浩然总是摆摆手：“没法说，没法说……”再劝他专心完成已拟提纲，他又摊开手：“有难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如今，病重的浩然已不可能完成《文革回忆录》。

    “如果我们能确切地理解浩然，可能我们也就理解了一大半的“文革”。一个历史人物在现场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浩然现象’属于那个年代，如果我们能把浩然的标本意义剖析清楚，那将对文革中的文化现象的理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研究者陈徒手认为：浩然是一个标本，如今再让年轻读者去读《艳阳天》有点苛求了，但对于研究者，他的价值很大。

    人物链接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等。

    浩然口述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大事

    老舍怎么死的没人来问我

    有人想搞杨沫，说《红旗》要约稿批《青春之歌》。我说，我原来从《红旗》出来的，去了解一下，没有这件事。并贴出大字报，介绍我调查到的情况。结果一些人带着50多个工人进文联找我，脸对脸吵了一通，他们骂我是“稿费资本家” ，我也骂。再次揪扯去《红旗》对质，《红旗》的人说用《红旗》牌子约稿的人很多，你们双方的理由都可以理解，把这事扯平了。最后没把杨沫揪出来，不了了之。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1966年8月23 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到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11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红卫兵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契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1998年12月9日口述)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记者/陈焱)
 
来源：新世纪周刊
 

泥土作家浩然

□解玺璋

　　浩然走了。《晨报》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个消息，并希望能得到确认。我给北京作协打了电话，得知消息是确实的。
　　浩然真的离我们而去。一天当中接了很多电话，都是谈浩然的。交谈中感到，人虽然尚未远去，但在许多人的心里，对他已经很陌生了。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议论，人们既不了解这个人，也不了解他的作品。我为此而感到很伤心。风云流转，事殊世移，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
　　2004年3月，我曾去医院看望他。那时，他因脑血栓发作，再次住进医院，已经快两年了。他的这个病，第一次发作是在1995年，以后又多次发作，他都顽强地挺过来了。而这一次似乎比前几次都要严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寂寞地躺在病床上，身边只有女儿和护士陪着。但他的精神，看上去很好，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我，嘴角微微颤动，露出一丝笑容，正是我所熟悉的宽厚的笑容，可惜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暖暖的，我感到他在用力。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想起了我，但护士说，经常有朋友来看望他，朋友握着他的手，像有一种心灵感应。这时，他一定有许多话想说，但他却只能默默地流泪或者对朋友笑一笑。我一直觉得，他的病是和这些年他的心境有关的。他在一些场合也曾表示：“因为不被理解而蒙受磨难，使我委屈和痛苦，甚至在重重围困之中，突然病倒，险些瘫痪。”
　　我认识浩然，大约是在1973年。那时，我在东郊一家化工厂上班，也喜欢文学，算个文学青年。我们的邻厂有一位大名叫瞿祖庚的，是个工人作家，“文革”前就在《人民文学》发小说，我们都很羡慕他。有时，他也过来给我们工人创作组讲怎么写小说。有一次，他说能把浩然请来，我们听了都很兴奋，天天盼着那个日子。那天，浩然果然来了，陪他一起来的，还有给《金光大道》插图的画家李培戈。他一身农民装，剃的平头，脚下是一双圆口布鞋。浩然是大作家，我们都很仰慕他，他这身装束，是我没有想到的，从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0多年过去了，他那朴实的样子依然历历在目。他谈到自己的创作，谈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也回答我们那些看上去很幼稚的问题。谈话期间，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那种不厌其烦的样子，让人感到很容易亲近，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也没有。他说，好的小说就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着须子和萝卜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我想起他的小说，《喜鹊登枝》、《一匹瘦红马》，都带着这样新鲜的泥土气息。
　　送他出来时，见他骑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他和李培戈蹬车走了，我们一群人目送他们远去，我想，他这个人和他的小说，真的是一点都不走样，都是那么朴实，那么自然。昨天在电话里，有位年轻的记者问我，浩然的《艳阳天》是不是有问题？我一时发懵，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是觉得，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历史局限，这种局限是他所无法超越的，但他可以忠实地写下他的观察，他的感受，他的认识。他没有打算欺骗读者，他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恰恰因为这一点，他的写作及其成果，都是那个时代历史的见证。我还记得当年读这部小说时的情景，好像哭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哭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眼泪哗哗地流，止都止不住。现在想一想，《艳阳天》真是写得好，人物一个是一个，都那么鲜活、生动。浩然对农村的生活，农民的语言，生活的细节，言谈的方式，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写起来也是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其实，我的喜欢《艳阳天》，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再有就是为了书里那个名叫焦淑红的女青年，竟让我心生爱慕，有很长一段时间，脑子里都是她的形象。这点小意思当时是不便公开说的，只能藏在心里，现在想起来倒像是一段初恋。
　　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副刊部，跟浩然见面、打交道的机会也就多起来了。那时，围绕着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已经有了很多争议，他自己也很苦恼，不知道如何才能从这种困扰中解脱出来，开始新的生活。我有许多朋友，他们都是基层的作家、诗人，说起浩然，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情。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北京有很多大作家，大家都很仰慕，都很尊敬，但对浩然，恐怕还多了一点亲切，一点感激。浩然帮助过的基层实在是太多了，前几年我在一篇短文里做过一次粗略的统计，1995年5月26日至1996年5月9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写了《我心目中的柴福善》、《穆乡蓓蕾》序、《方楠出版画集感言》、《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渔阳六十景〉序》、《〈新人新作〉序》、《农家院出了个女诗人》、《〈大平原〉创刊感言》、《用灵魂和生命镌刻的碑时》、《张宝玺现象》、《农村需要文学》、《〈浩然中短篇新作荟萃〉自序》、《勤奋而执著的高国镜》、《寄语清风文学社》、《〈沉重的爱〉序》、《〈写作知识丛书〉序》、《我获一个“特别”奖》、《我最珍视的盛誉，最感激的盛情》一共18篇文章。要知道，那正是他第一次脑血栓发作在家养病期间啊，由此我们可以领略病中的浩然努力工作的风采。而且，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为扶植那些来自农村、基层的而作的。他曾说过：“我自己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我自己是业余出身，因此我了解文学小苗最渴望最急需有人伸出热情的手加以扶植。”这是浩然与很多作家都不一样的地方，他有很多来自农村和基层的朋友。他以真情对待他们，他们也以真情回报浩然。
　　晚年的浩然携老妻定居京东三河，他曾经理直气壮地告诉朋友：“我是冀东人，落叶归根，打算死在三河。”在这里，他最终完成了三卷本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和《圆梦》，并开始进行他所倡导的农村“文艺绿化”工程。他是离不开泥土的，他给自己居住的小院起名“泥土巢”，意思就是一个“下蛋”和“孵雏”的窝。在这所普通的小院里，他和一些支持者一起筹建了三河县文联，创办了旨在“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传”的文学季刊。还是在这所小院里，他给农家院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们编辑了一套《三河泥土文学丛书》，改变了三河建县以来一千多年没有作家、诗人的历史，填补了三河史志文学栏目的空白。前两年我去廊坊，那里的朋友也在感念浩然，他们告诉我，浩然在包括廊坊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奔波劳碌了几十年，究竟栽种、培植了多少文学的树苗？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而他自己这棵生命之树，在那枯老枝头，也开出了绚烂的花朵。
　　浩然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在我的眼里，他永远是一个朴实、淳厚的好人。他那宽厚的笑容，是我毕生难忘的。

众人眼里的本色浩然

□李继辉

   浩然静悄悄地走了，给亲人、朋友留下无限思念。
    儿子女儿:一位好父亲

    “虽然知道会有这一天，但父亲突然走了，我们心里还是特别难受。从去年10月份父亲病情加重以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经常去医院探望，这个春节都是提心吊胆过来的。”浩然惟一的女 儿梁春水强忍住眼中的泪水说。

    在外人看来，浩然是一位著名作家，但在子女们眼里，他更是一个好父亲。今年56岁的梁红野是家里的大儿子，他回忆说:“父亲对儿女们特别关心。我很小的时候就看父亲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艳阳天》，反反复复看过好多遍。父亲希望我们也走创作的道路，但后来就没有要求。他不希望我们大富大贵，只要兄弟姐妹和和睦睦就好。”梁红野的兄弟姐妹共四人，从事的职业有公安、地方志编辑等，基本上跟创作没有关系。

    梁春水说，兄弟姐妹的感情非常好。父亲教导做人的道理，要有责任心、爱心，这是对兄弟姐妹几个影响最大的方面，创作反而没有太大影响。

    作家刘恒:一向敬重他的人品

    正奔波在沪宁高速上的北京作协主席刘恒听到浩然去世的消息后，托人送去写有“浩然前辈千古”的花篮。刘恒说:“我个人认为，浩然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农民作家，也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我很喜欢他朴素生动的笔法，也很钦佩他对乡土生活和乡亲们的热爱。”刘恒和浩然是同行，是同事，也是邻居。“他为人朴实耿直，生活节俭低调。我一向敬重他的人品，也愿意尊其所长。”

    编辑刘国玺:往事难以忘怀

    退休在家的天津人民出版社老编辑刘国玺今年72岁，昨天早晨还在写《我与浩然三十年》的文章，中午就接到了北京来的电话，知道浩然去世了。“我跟浩然是好朋友，他生前说过他一生最怕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老伴。另一个就是我。因为我是编辑，每次向他约稿或者请他来参加笔会，他从来没有拒绝。”刘国玺说他从“文革”期间就开始编浩然的作品，一共编过13本书。本来《金光大道》的书稿是他约的。

    “浩然在广大农民中影响很大，上了年纪的中国农民没有不知道浩然这个名字的。《艳阳天》是中国农民读得最多的作品。他曾经说，身上不带钱，走到哪里也会有饭吃。”刘国玺在接受采访时，难掩自己的悲痛，说想起和浩然这么多年的交往，有很多难以忘怀的往事，打算以后都写出来。

    农民王克臣:我们受益于他

    “我每天都看《北京日报》，就怕真的看到这个消息。我知道他的情况，可是害怕这一天来。”一听到浩然去世的消息，顺义区仁和镇望泉寺村农民作家王克臣的眼泪哗哗地就下来了。

    “那年(2000年)10月26日浩然来我家，我就在门口朝大伙儿嚷嚷"你们知道浩然吗？他写顺义，写农民。"几十口人拥到我院子里看，还有老太太背着孩子来和他照相。”

    “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浩然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他的巅峰之作《艳阳天》是写顺义农村生活的作品，也是在顺义完成写作的。正因为如此，顺义农民作家和浩然的感情极深。“每年互相串好几次，聊的都是写农村、写农民的事儿，顺义业余的队伍就是在他鼓励下建立起来的。”

    王克臣1972年第一次听浩然为文学爱好者讲课，那次，是王克臣进城听，此后数次讲座便都是浩然跑到乡下来讲。多年来，王克臣在创作中始终遵循浩然教给他的几个“窍门”。“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写起，写你的左邻右舍，写你的父母，写你的乡亲。”“在写作过程中进行热处理(凭热情写，不要考虑结构、措辞等)，在修改过程中进行冷处理(过一段时间后仔细修改)。”

    顺义十几名业余成为了北京作协会员，王克臣说他们都受益于浩然。(记者 李继辉)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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