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或那个时代

浩然，或那个时代

夏榆|张英

　　图：1955年，浩然(左)与萧长春原型萧永顺合影

　　
　　
　　图：1989年5月5日在“泥土巢”写作

　　图：这张极具“文革”美学特征的图片摄于1975年，浩然在京郊密云县下乡，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学的一面红旗　（本专题图片均由北京市作协提供）　

　　2月20日，“高大全”代表作家浩然辞世。与其用《艳阳天》、《金光大道》所秉持的判断方式评价浩然以及那个时代，不如设身处地扪心自问——换了我又将如何？　

　　●浩然(1932－2008)，原名梁金广，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任作协北京分会主席。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1965年出版了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1972年出版了另一长篇《金光大道》。1974年发表了宣扬“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粉碎“四人帮”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情》(又名《男婚女嫁》)、《苍生》，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三部等。

　　“他是矛盾的，有时候坚定，有时候怀疑；有时候认为自己是对的，有时候又认为错了。”“但是外界批评的时候他就会坚持。他的精神很脆弱，有一点打击就受不住。有时候他跟人说话，突然就会眼泪汪汪。”

　　李青是1981年认识浩然的。作为北京市作协常务副主席，李青与浩然共事二十多年。

　　最初在北京市文联，浩然参加活动比较少。大多时候他住在北京郊区——通州、延庆、密云以及河北省三河县。第一次见到浩然时，李青感觉他很像小说《艳阳天》中的主人公萧长春：短发，国字脸，很爱笑。如果心结不被触动，浩然的神情总是快乐的。1980年代初期他处于寂寞和抑郁之中，那时候他远离文坛，后来才慢慢地回到集体生活中。

　　“他是江青看重的作家，但感觉他被动的时候多。‘文革’之后，他还能把自己拉回来。”“他不像文艺界另外几个跟定江青的人，比如钱浩亮、刘庆棠和张永枚，他们陷得很深，最后身败名裂。浩然一直没越过自己的底线，他还能回到一个作家的状态。”

　　李青最后一次见到浩然，是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浩然在透析，在长达五年的植物状态之后，他已经完全失去知觉。”

　　2月20日凌晨2时32分，病卧床榻多年的浩然辞世，享年76岁。
　　
　　“喜鹊登枝”
　　
　　《新农村的新面貌》是叶圣陶老先生写给浩然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的评论，这本小说集出版于1958年，其时浩然26岁。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用不无热情的文字评论道：

　　“光就收进集子里的十一篇短篇看，已经可以从多方面见到，在被革命唤醒的新农村里，人的面貌是怎样的焕然一新，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化。”

　　浩然在《人民日报》的广告栏中看到了这篇文章的预告，随后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往东四邮局，买到登载那篇文章的刊物后，急不可待地坐在营业大厅的长椅上阅读起来。

　　跟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浩然的女儿春水。

　　此时，因为沉迷于作家梦，浩然在单位背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罪名，当女儿在东四一家妇产科医院瓜熟蒂落之时，印刷工人们正在装订那本天蓝色封面的书。几天后的正晌午，女儿正在母亲怀里吃奶，邮递员把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送到浩然供职的《俄文友好报》南门口的收发室中。

　　这是浩然步入文坛的开始，此后他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人民文学》杂志社前副主编崔道怡是浩然短篇小说的责任编辑。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除去《人民文学》被迫停刊的时间，浩然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都是经崔道怡编辑发表的。

　　在浩然辞世之际，头发雪白的崔道怡在他的寓所回忆起往昔的时光：“他的小说文字顺畅，意境优美，结构也很巧妙，拿来就可以发表。他写的乡村都是光明的，美好的。在我接触的作家中，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真正有乡土气质的作家，待人接物非常诚恳，实际上他已经不是农民了，而是农村干部，但他对土地，对家乡，对农村，对农民是充满感情的，这种感情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

　　“后来我从朋友那儿知道，当时浩然对农村的社会现实也不是没有看法，他说某些农村干部像地痞流氓。他怎么办呢？他越是见到不好的，就越在心里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出来。”

　　浩然出道时，一批作家已先后受到冲击，被划成右派，比如王蒙，刘宾雁，刘绍棠，丛维熙，李国文，邓友梅……文学界从百花齐放变得百花凋残。

　　浩然的出现恰逢其时，他写新农村、新农民，写农业合作化、农民走集体道路。他的小说都是歌颂性的，充满阳光的，当那些写社会矛盾的作家都成了右派以后，他的小说成了最适合政治潮流的作品。从他登上文坛的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他成了惟一没有问题的作家。

　　浩然后来出版的三卷本、126万字的《艳阳天》，是崔道怡建议他扩展补充的，最初这部小说只有20万字。崔道怡详细看了手稿，提了具体意见，1962年至1965年，浩然把《艳阳天》改成了三卷本。这部反映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使浩然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也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面旗帜。

　　“为什么浩然可以被接受，老舍不可以被接受？因为浩然出身好，所谓根正苗红。我觉得老舍也是矛盾的，他一面要配合现实，另一面要坚持写自己的东西，领导就没把他当自己人看。老舍最后还是被逼死，自沉太平湖”。崔道怡说。
　　
　　“打骡子马也惊”
　　
　　1932年，浩然出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煤矿。他的家就在矿区的大粪场子，出门就是摊晒着的或堆积着的大粪干儿，到处弥漫着熏人的臭气。曾经一度举家回归祖籍宝坻县单家庄居住，再后来，浩然举家搬到蓟县王吉素村落户，父母双亡，沦为举目无亲的孤儿。

　　浩然13岁前念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他不安心当农民，不情愿在小山村度过窝囊的一生，爱写写画画，爱看书，致使地里的庄稼种不好，棚里的牲口喂得不壮。因此而遭到乡亲们的轻蔑，背后诋毁他是“王吉素最没出息的人”。那时候的浩然想到唐山瓷器厂学手艺，想成为一名身怀绝技、能挣到大钱的画匠师傅。结果因为那个工厂里没有熟人引荐而无门可入，终成泡影。

　　正当浩然收回野马一样的心，打定主意要苦学农活，不惜出大汗受大累，当一名“合格的庄稼人”的时候，“共产党跟国民党夺取政权的仗打起来。共产党的民主政府曾经出面做主，没有让企图霸占独吞我家财产的舅舅得逞，保住了我的房屋土地，我对共产党感恩，因此在两军生死拼搏的关头，我很自然地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

　　浩然打定主意，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回到家，种那八亩平川地。意外的是浩然被蓟县县委送到地委党校学习，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看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听了一位到过苏联、亲眼看到那里的人过上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同志的报告，年轻的心被点燃起火苗子。

　　1948年11月，16岁的浩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村、区、县青年和党政干部8年。

　　然而，单纯做农村的基层工作并不能满足浩然的精神需求。自17岁做起文学梦开始，浩然下决心，补充先天不足的文化知识，磨练好笔杆子，效仿古典小说《水浒传》和当代名篇《新儿女英雄传》的样子写农村，写农民。

　　“我的根子扎在农村的黄土地上，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农民的血……农民父老们对我是有恩的，而且恩重如山，终生难报。”

　　文学上崭露头角，浩然也迎来了工作的变动。1956年他被调到《俄文友好报》。从省报调到中央，从保定调到北京，浩然在自述中这样写道：“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历史上有名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哗啦啦地展开了，震天动地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天堂进军’。那气势真是汹涌澎湃，排山倒海一般。”

　　浩然得到《北京文艺》的入场券，就是1957年在正义路青年团中央礼堂旁听了一次批判刘绍棠的大会。

　　他的感觉是“受到了教育”，“灵魂被震撼了”。
　　
　　万花凋谢，一枝独秀
　　
　　在1965年出版的《艳阳天》的后记中，浩然写道：“我要永远往高攀登，坚决做一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

　　小说《艳阳天》及他的写作才能受到江青多次肯定，并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

　　学者陈思和在论及浩然作品时写道：“浩然是‘文革’时期有幸可以在新华书店里陈列自己作品的作家……在一片肃杀的文学空间，除了样板戏和一些拙劣图解政治的文字以外，唯一可以当作文学作品看看的合法创作大概就数浩然的小说了。”

　　“浩然的创作开始于50年代，民间性的自发成份还相当浓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泼，内容多写新人新事，虽然肤浅，但浅得可爱。但从1960年代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出版。这部作品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里能够一枝独秀决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它能够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而且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浩然被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推举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他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曾出访日本。

　　1978年，浩然受到清查，被解除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结论是“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

　　1979年被流放后重回北京的王蒙成为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后来在《王蒙自传：大块文章》里忆及当时文联诸公对浩然的态度：“管桦、杨沫都对浩然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然，道理之一是浩然对自己的年龄大4岁没有上过什么学的发妻态度极好，这在中国是好人和坏人分野的一个标志。浩然对农民业余写的态度也一直比较好，而对作家同行却多了些提防。爱体力劳动者而防脑力劳动者，这大概也算一种阶级感情，也是多年宣传教育引导的结果。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然一花独秀，尤其是浩然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此次会后老舍自杀了，那还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浩然说他极力保护那些作家，怕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而另一位老作家坚持说是浩然说过打死也没关系。”

　　“文革”结束后不久，邵燕祥在林斤澜家见过浩然一面，后又一同参与过一次会见苏联某加盟共和国作家。1979年，林斤澜在家摆了两次“团结宴”。两次都有浩然、王蒙、邵燕祥、邓友梅、丛维熙、刘绍棠。

　　邵燕祥说：“我听说，即使在‘文革’中，他正所谓当红之时，慑于江青的歇斯底里，浩然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一次，他去拜望一位高级军官，说起他的烦恼或恐惧，那位军官在室内踱步良久，问：‘你就没有一点什么病吗？’在这样的暗示下，浩然休过病假。这件传闻可以部分地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浩然在特殊处境下的态度，他在那个非正常时期，不是一个恶人。”

　　1998年秋，在经历长久的沉默之后复出的浩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然而，他已经无法说清楚，说清楚的努力使他获得了更强烈的批评。
　　
　　“失去的感觉能力”
　　
　　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是读中学时候知道浩然的，1965年刚读初一时，他就读了《艳阳天》。

　　参加工作以后到了煤矿，刘庆邦又读了浩然的《金光大道》，读他的小说集《春雨集》，其中收了他的很多短篇，包括《喜鹊登枝》。“他的小说里边爱情挺美好的。他写的农村生活，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还是很亲切的。”

　　1989年以后，浩然复出，先是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后又当选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

　　刘庆邦是到了北京以后跟浩然见面认识的。“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在《北京文学》发表不少小说，我有一篇小说已经被审定，是写老地主还乡的短篇小说，叫《汉爷》，浩然当了《北京文学》主编以后有人告诉我可能那篇小说发不出来了。大家认为他比较‘左’，而且我的小说正是对阶级斗争观念的反驳，是写一个老地主回乡去找他的情人所遭遇的一系列打击。但那篇小说还是发了，发得位置还不错。这是浩然当了主编以后发表的我的第一篇小说。”

　　后来刘庆邦跟浩然交往的机会就多了。那时候浩然虽然也在写东西，但跟当时的文学潮流不大融合，说是不大跟得上潮流也好，说是排斥也好，总之，浩然那时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过气的作家。

　　和诸多对浩然小说的批评不同，刘庆邦以他职业作家的鉴赏力表达了对浩然小说的看法：“他写《艳阳天》，截取的那段生活正是新中国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正是新中国生机勃勃的时候，有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合作化的初期，大家都有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对集体生活的向往，我看他写得确实是热气腾腾，应该说有真实的地方。”

　　“等我们长大了，有自己的眼睛之后，我们看到的生活跟他写的完全不一样。大跃进，中国农村出现的大面积的饥饿，大面积的浮肿，饿死，自己也饿得吃不饱，那时候再看他的小说就不能认同，很排斥。《艳阳天》还可以接受，《金光大道》就完全不能接受。”

　　“然而，浩然在晚年也没有反省自己。他表示不后悔，强调他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也许他看生活就是那么看的。很可能他就是那样思考的。我觉得这样一个作家，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刘庆邦最后一次见浩然是在2002年，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议的时候。患脑血栓之后，浩然反应不那么敏捷了。

　　“他穿件大红毛衣，满头银发。跟他说话，他光笑，笑得很慈祥，但言语表达能力已经跟不上了。后来浩然就因为脑血栓成植物状态，他完全失去了跟人交流的能力。”　

　　他一直没走出“文革”
　　
　　□口述　陈徒手(《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
　　
　　从1989年起，陈徒手开始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曾在《读书》连续发表关于浩然、沈从文、丁玲、赵树理、郭小川等人的长篇文章。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实》等。

　　1998年，陈徒手开始采访浩然。连续采访3天后，他们就渐渐成为朋友。采访了与浩然有关的二十多位见证人后，陈徒手讲述浩然在“文革”时期的文章《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后10年里，他一直与浩然保持着联系，浩然每次从三河到北京，都会与陈徒手见面。　　
　　
　　不怵写回忆录　　
　　
　　我采访浩然之前，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记者卢新宁、胡锡进发表了一篇名为《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专访，表达了浩然写《“文革”回忆录》的想法，其中有“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

　　这篇访谈引发了一场大地震，北京的焦国标、南京的吴跃农分别发表文章批评浩然，认为他“应该写的是忏悔录”；广州部队作家章明也发表文章批评浩然。

　　就在我找浩然的联系方式的时候，凑巧人民文学出版社请我参加该社与浩然签《“文革”回忆录》合同的仪式。之前，浩然刚刚在人文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自传。签约地点是在怀柔雁栖湖，去了好多记者，仪式上，浩然准备了一份发言提纲。

　　当时浩然跟我说，他不怵写回忆录。为什么？他日记特别完整。他后来还找了一本给我看，他的日记除了记录每天的工作、生活，还有对话、场景描写，天气怎么样，有没有阳光，等等，跟他写小说的写法很接近，我觉得很像《艳阳天》的感觉。

　　那天开完会，出版社安排大家坐船游雁栖湖。在船上我对浩然说我想采访他，做一篇长文章。他当时很痛快就答应了，然后给我画了一个地图——怎么从北京到三河，说得很细。

　　在湖上游玩时，浩然给我的印象就是很痛快，笑声特别多，自己笑，听别人说话也笑。也许因为他跟那一片儿的干部特别熟，他很放松，没那么拘谨。后来我见到他，无论是在三河的家里，还是他陪夫人来北京看病住院，他都比较拘谨，笑声很少。　　
　　
　　“我的心太乱了”　　
　　
　　我对他的采访连续进行了3天。每天早上我9点钟到他三河的家里，他已经起床等着我了，我们就直接开始采访，然后中午我陪他在外面喝一点小酒，他中午睡会儿——下午两三点钟开始采访到5点多。

　　当时浩然已经跟北京的文艺圈彻底地自我隔绝了，他一直住在三河，北京的宿舍让儿子一家人住。他住的地方离他的出生地特别近，只隔十几里地。周围的环境也是他熟悉的田园风景，亲戚朋友特别多，周围盖了好多新房子，农民生活和以前比过得不错。在闲聊的时候我觉得他对这样的变化满心欢喜。

　　我当时主要想采访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和他的文学创作，核心问题集中在江青是否曾让浩然出任文化部长、《金光大道》创作、他与老舍自杀的关系等问题上。聊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文革”的那种情结他一直解脱不了，不能自拔地陷进去了。大家回忆当时，他总是不愿提；可面对批评，他又觉得必须得说——挺复杂的一种感觉。

　　他心里有委屈，觉得后来关于他的清查，很多人的说法不是实事求是，他对这个耿耿于怀。比如说他是江青的面首，是江青的特使，他觉得这些说法是人格侮辱，他受不了。

　　采访浩然以后，我又采访了管桦、草明、舒乙等二十多位当事人，我把两派人的观点都整理出来，当面跟浩然一一核实。

　　不管是别人的批评，还是对他的反驳，浩然都能听进去。他自己也说，当时的整个运动，夹杂了很多个人恩怨，没法排解，没法调解。在“文革”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北京市文联的派系斗争太复杂，每个人之间都有互相交错的伤害与被伤害。

　　浩然只是叹气，却不愿意多说什么。浩然只是对草明意见很大，他觉得，草明在斗老舍时揭发说老舍拿美元稿费，做得不对。

　　后来我把一些当时批评他的文章给他看。浩然安安静静看完了，半天没说话，很郁闷的样子。我在旁边坐着，等他谈自己的说法。半小时后，他叹了口气，苦笑一下，说：“我的心太乱了”，后来我在文章里引了这句话。　

　　一直有创作“野心”　　
　　
　　在改革开放后，浩然也在努力认识时代，重新认识创作。在打倒“四人帮”一年后，他才正式完成了《金光大道》第四部。后来他写长篇小说《苍生》，写得很艰苦，他也想表现“文革“后农村的新气象。后来《苍生》还成了茅盾文学奖的提名作品，在评选时很多评委反对，最后落选。那一次对他的打击比较大。

　　我觉得，“文革”后，在创作上浩然还是有“野心”的，对社会的认识还是有变化的。他也跟我说过，改革开放肯定要做，他是被“文革”那个时代骗了。

　　没事儿时浩然一般不来北京。虽然身为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协主席，但“文革”结束后他也就不太公开露面了。文艺界一些人不满意的是，1989年的一次会议上浩然的几句发言，诸如重新整顿队伍之类，把很多文艺界人士吓了一跳。这几句话传出去以后，大家都觉得不能原谅他。

　　后来我问他，他说，我就在三河呆着，对外面不了解，人家请我去开座谈会，“我就是随口乱说几句”。

　　有一次他问我，“最近文艺界有什么大事吗？”我回答说，作协刊物可能要断奶了。他马上想到《北京文学》，因为他是《北京文学》的挂名主编，说《北京文学》可能还凑合，它有个董事会。　　
　　
　　浩然、浩亮、刘庆棠　

　　2001年，我开车带两位“文革”时期的文化部副部长浩亮、刘庆棠去三河看浩然。浩亮是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刘庆棠是《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这次见面是因为我跟浩亮、刘庆棠很熟悉，他们想见浩然。我就跟浩然电话约好时间，带他们去了。

　　浩然、浩亮、刘庆棠是“文革”时期的三个大红人，26年没聚首了。“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浩亮、刘庆棠就被抓进去了，到1984年才放出来。见面时三个人都眼泪汪汪的，握手握了半天，手都不松下来。他们不聊政治，不聊“文革”时的事，就是聊自己的近况和身体情况。

　　那天浩然特别激动，喝了好多酒，一杯一杯地喝，我们劝都劝不住。分手时，浩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还为他们拍了照片，因为比较敏感，就一直没有用过。

　　最后几年里，浩然身体不大好。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一件事情能说40分钟左右，我根本就没有插嘴的机会。他能原原本本地把事情说出来，特别完整，有些关键性的对话啊，谁谁在场啊，别人怎么插话啊，他都能讲出来。后来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表达能力明显衰退了。脑血栓后遗症导致他说话比较慢，有时候咬字不是很清楚。

　　我也比较关心他的“文革”回忆录，后来几次见面一直问他进行得怎么样了。他老说不太好写。我跟他说，浩然你一定要写。他老回答我一句话：“不好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片面性”。这句话成了他的一个很大的理由。我一听完就想，这句话也很深刻，是不是理由的理由。回忆录我估计他一直在写，只不过可能没有完成。

　　前几天，刘庆棠还跟我打电话，他和浩亮想参加2月28日浩然的告别仪式，向老朋友告个别。他们两个对浩然印象都非常好，因为他们都是工农出身，浩然长期深入农民生活，创作也围绕农民，他们很佩服。

　　(陈军吉对本文亦有贡献)　　

　　再也无法追问的真相？

　　□受访　郑实(《浩然口述自传》)　
　　
　　老舍自杀和浩然有何关联？浩然手中真的有许多名人写给江青的效忠信吗？被讥为江青“面首”的浩然，在清查“三种人”时为什么没有获罪？　　

　　我是1999年12月与浩然开始接触的，我的采访笔记是从2000年2月底开始的。浩然同意我采访他是因为此前他读过我的东西，了解我力求客观的立场。2000年，从3月到9月，我每周都去三河找他，多的时候每周三次。当时他精神很好，但话不多。

　　那时浩然正被争论所围困。原本计划写的第四部回忆录，因为两次突然的脑血栓发作，只能放弃，因而对批评和指责无从反驳。当时他对我非常和善，表示愿意接受采访。后来他同意将记录整理成口述自传出版，也有无奈之处。我并不是为他立传的最佳人选，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浩然的本名，第一次听大家称呼他“梁老师”，我完全不知所云。

　　浩然曾在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写过80万字的3部自传体小说，详细讲述了自己从只念过3年书的农家子弟奋斗成专业作家的历程。他原计划接着写第4部、第5部，把1959年加入作协之后写《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过程及“文革”中与江青的瓜葛告诉世人。

　　浩然与其他作家的恩怨到底缘何而起？他将被红卫兵揪斗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是出于什么目的？老舍第二天的自杀和他有何关联？《金光大道》的故事背景是否涉及到“文革”？江青是否曾让浩然出任文化部长？被称为“农民作家”的浩然在农村经济濒于崩溃，全国普遍食不果腹的年代，真的还有大鱼大肉吗？浩然手中真的有许多名人写给江青的效忠信吗？被讥为江青“面首”、在“文革”后沉寂多时的浩然，在清查“三种人”时为什么没有获罪？

　　脑血栓的后遗症严重影响了浩然的语言表达，我们的对话常常搁置不前，无法深入。在讲述自己从只读过3年小学奋斗成专业作家的经历时，浩然很有激情。但说到“文革”当中的经历时，就不那么顺畅，只是强调“太复杂”了。对人们最关心的这段历史，遗憾的是他讲得不多，也不够仔细。

　　浩然认为自己在“文革”中没有伤害过别人，即使在江青看重他时，都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打压和迫害他人捞取政治资本。他只想踏踏实实写作，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但突然被卷入旋涡，很多事有口难辩。他也承认当年年轻气盛、恃才傲物，和其他作家有派系冲突。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也在检讨自己。但总起来说，他觉得委屈，晚年因此心情很不好。

　　长达7个月的采访都是我问他答，都很简单，只是偶尔做一些描述。有时因为病后身体原因，他会想不起一个人的名字，有点懊恼，我们便陷入沉默。比起“文革”中的话题，他更愿意谈及他的创作，给我的感觉，他自己很喜欢《苍生》，为自己还能写这样的作品而高兴。

　　在我的采访中，浩然和我谈过写“文革”自传的事，但只是一笔带过，我觉得他总是在犹豫中。浩然对自己的事记得很清楚，很少需要找资料，好像只找过两三次。每次采访完，会约定下次谈的内容，他自己也有些准备。他“文革”时期的日记我见过，看了几眼。我试探着想借回去看，但他没答应。由于浩然不久之后病势严重，住进医院，不可能再论及此事，往昔的种种也就无法进一步深查了。　　
　　
　　（郑实，女，1970年代生于北京，现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新版将于2008年3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浩然：最后的农民与僧侣

李敬泽

他也曾亢奋，也曾受宠若惊，多年以后，人们说，他是个农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恶

 
　　1942年在河北赵各庄教育馆读书

 
　　1949年在河北省蓟县担任区干部

　　“萧长春没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这是《艳阳天》的第一句，对我来说，可与这一句相比的，只有“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百年孤独》）
　　事实上不是下午，而是中午，上世纪70年代早期，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电台播讲《艳阳天》——那是小说史上一个壮丽而恐怖的时刻，是超现实的，远远超过最狂妄的幻想：世上的小说和故事都没有了，都被严厉禁止，但同时，一个叫浩然的人的讲述被亿万人倾听。
　　我在亿万听众之间，我七岁或八岁，每天中午吃高粱米饭和红薯面的窝头，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不艰苦的生活，在那半个小时里，我在我的生活之外——那个村庄、那群人。
　　现在，我知道《艳阳天》写的是合作化和阶级斗争，与我的午餐有确凿的关联，但我当时竟不曾领会如此明确的政治和社会训谕，我只顾着盯着焦淑红了，还有一头热单相思的马立本儿，还有马小辫儿、弯弯绕、马大炮，这些名字有天真粗俗的欢乐气息，他们敞开了生活的另一面：人的“弱点”在这里被鄙视被贬损，但也被注视、被生动地展现。一个禁欲者详尽描述肉食的危害，结果他把孩子的馋涎引出来了——这是他的意图吗？或者在他的内心深处也隐藏着一个孩子？
　　至今我都把这视为浩然的馈赠——使僵硬的生活柔软，对人性和人保持好奇之心。
　　这份馈赠多半出于我的误解也证明我不是一个好的愿意受教育的听众，浩然真正急切地想要告诉我的是萧长春所代表的道路的正确性，但很可惜，我对萧长春没什么印象，我知道他是好人，在为一种我不能理解的但必定正确的事业战斗，但他严肃无趣，如黑衣的教士或者永远正确的父亲。
　　多年以后，我曾在一个会上听过浩然讲话，我愣了一下：这不是浩然的声音嘛——我马上醒悟，这是一个错觉，多年前餐桌旁的播讲者是曹灿：男中音，每一句中宣喻式的煞有介事的起始重音和暗示性的拖音，在庄重和引逗之间滑行。至今翻出一页《艳阳天》，我仍能在内心按照曹灿的语调诵读，我认为，那就是浩然本人的声音，奇怪地混杂着造作与生动。当浩然死后，批评家们都承认《艳阳天》是生动的，并把这种生动和浩然的政治意图谨慎地区别开来，作为一种次要的、附带的效果，好像在说尽管他的头脑错误，但所幸身体还好，但我认为，浩然的身体和头脑并非全然割裂，其间必有复杂和隐秘的路径。

　　浩然已死。我向他表示敬意。这并非仅仅出于对死者的礼貌：凭着事后聪明，我断然不能同意浩然的“金光大道”，但是，他为一代人的生命和奋斗所做的热情辩护仍然值得后人慎重倾听。世上的书、世上的故事被禁止，这并非浩然的意图更不是浩然所为，而如果没有浩然，1970年代早期的中午将会荒凉寂寞。我永不能轻薄地对待浩然，因为浩然曾带我触摸热带之冰。
　　浩然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边缘而光辉的、很可能已成绝响的谱系——赵树理、柳青、浩然、路遥，他们都是农民，他们都是文学的僧侣，他们都将文学变为了土地，耕作劳苦忠诚不渝。他们像相信土地一样顽固地相信文学，这在如今的人们看来或许虚妄，但也使他们在历史的颠簸中有根底、有所不为。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春风得意，他也曾亢奋，也曾受宠若惊，多年以后，人们说，他是个农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恶，总的来看是个“好人”。这是大度宽谅，但在翻阅当时的一些记述之后，我认为我们未必有资格宽谅他——设身处地，扪心自问，我怀疑我们是否会比浩然做得更好，而当时的很多人倒真是没有“局限性”，他们在得意和失意时的所作所为全无底线。
　　我们低估了做一个“好人”所需的内在力量，就浩然来说，除了本性善良，还因为他心中有牢固的“本分”：“文革”前，他顶撞要他去参加“四清”的领导，因为他要写作；“文革”中在最显赫的时候，他也是苦闷和焦虑的，他的迎合中隐伏着执拗的闪避：“我能写作就心满意足了，我对上面躲都躲不过来，还当什么官？”——我相信这是真的，浩然的根本“局限”在于，即使在政治和历史的强力支配之下，他依然坚信他生命中另有重要的事、另有重要的价值，他惦记着收获，他不忍荒废了他的土地。
　　在我看来，20世纪精神史上最灿烂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1945年的列宁格勒：以赛亚·柏林与阿赫玛托娃深夜交谈，在压抑和危险的氛围中，他们一见如故，似乎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铁幕并不存在，他们的谈话确证着欧洲文化的统一性，对文学、对人类精神的信念支持他们抵御了历史的黑暗和内心的黑暗。
　　而浩然，他远比他的远方同行孤独，他的内心并不具备那样强大而丰饶的精神资源，这也是中国作家的普遍境况，是他们领受的无根宿命。浩然只能凭依农民式的对文学的朴素信念，在1970年代我所倾听的声音的背面，他左右为难，一脸苦相，正在含混尴尬地低语。这一份执著不足以让他写出他所梦想的不朽作品，但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好人”。
　　浩然的晚年沉默无语，现在，这个沉默的人、这个把声音留在无数人记忆中的人已归于土地，愿劳安息，愿好人安息。

浩然比谁都了解农民

王明明

　　2月20日凌晨2时32分，作家浩然与世长辞，享年76岁。28日，浩然的追悼会将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围绕在浩然头上的争议以及众说纷纭的评说，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标本。

　　“作为一个作家，浩然是勤奋和本分的，同时，他也是悲剧性的。这个悲剧来自时代和他自身的性格。”现任《北京青年报》副刊部编辑陈徒手说。

　　陈徒手，曾于1998年在采访浩然，并在2000年出版《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一书，该书的一篇亮点文章即是讲述浩然文革经历的《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2月24日，陈徒手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披露了这位已经与世长辞的作家晚年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革后长期失意夫妻关系不和

　　陈徒手介绍说，1954年，22岁的浩然以小学三年级的学历调入《河北日报》通州记者站，不久后到《河北日报》编辑部，之后一路顺风进入中国作协。

　　文革开始后，浩然于1966年春在怀柔县得田沟开始写《金光大道》，之后由军宣队推荐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夏，被江青确定为文化部副部长人选，拟接替袁水拍（据刘庆棠回忆）。甚至坊间还多有浩然与江青关系的传说。

　　“文革结束后，浩然受到审查，没有整过人，没有问题，但从此进入人生的低谷。之后引发的三次争议，都一次次让浩然非常郁闷。他晚年生活的不幸，乃至脑溢血都和他那种委屈的心情有关。他一直觉得别人不理解他，老舍自杀的问题也一直没有人来了解过，加上老伴身体不好、夫妻关系不好，老年的浩然让人觉得很可怜。”陈徒手说，“对于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悲剧。”

　　陈徒手甚至为浩然的早逝感到惋惜，浩然身在农村，身体底子很好，“如果不是文革后长期的失意、郁闷，本不至于这么早离开人世”。

　　不能接受称呼文革为“浩劫”

　　目前，对浩然作品的争鸣，更多地来自对他职业经历的关照，对他作为文革时期仅存的幸运儿的鄙视和拷问。

　　“活在那个年代，他也是没办法。”陈徒手以自己的采访经历告诉记者：文革时，浩然也知道之前农村有饿死人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不能写呀”，也是有点身不由己。

　　文革结束后，浩然似乎还一直活在“毛泽东时代”，认为自己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做了一个作家该做的”，甚至不能接受称呼文革为“浩劫”和“动乱”，似乎还一直活在“毛泽东时代”。1990年代，浩然也对过去有反思，但仍然很固执，对文革、对江青、对当时的文艺政策一直有自己固定的看法，不愿改变。

　　“他是既回不到过去，又走不出来。”这是陈徒手对浩然悲剧性的总结。

　　学生张爽为浩然辩解

　　他至死都是一个农民

　　对于浩然的争议，一直有声音说他是“傀儡”、“御用文人”，一个“政治的传声筒”。对此，北京作协委员、农民作家张爽说，“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站着说话不腰疼”。2月25日，在张爽在和记者的通话中，他称浩然为“恩师”，“我和他接触了近10年，他始终是一个作家，非常关心农民，关心出身在农村的青年作家。”

　　江青让他搞创作，能不去？

　　“固执、内向，是浩然的性格，这让他一直不能从过去走出去，这也让别人老批评他。别人的不宽容，让他很难受，但是内向和固执，又让他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所以，老师那种苦闷的情绪一直在发酵，一直很不开心。生病过后，每每想到过去，还流过泪。”张爽说到此，非常痛惜。

　　但是，“老师有什么错呢？上头叫你做事情你能不做吗？江青让他坐直升飞机、带着她的亲笔信去西沙搞创作，浩然能不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由得着自个儿？”张爽觉得人们对浩然太苛求，“不能把对特定时代的不满，发泄到一个人身上”。

　　他比谁都了解农民

　　在打听了记者的年龄之后，张爽非常诚恳地劝告记者去读读《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你这个年龄肯定没读过，你去读了就知道，他写的农民是多么生动，对于一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我所知道的，问100个40岁以上的北方农民，90个都知道浩然。有些人老在攻击浩然老师，说他为政治服务、根本不了解农民……他至死都是一个农民，贫病交加。他比谁都了解农民。”

　　“对他的批评和争议，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逃脱出历史的漩涡，超越特定的历史年代。没有浩然，文革中的怪事就会少一些？据我所知，浩然没有做过坏事，他一直都是以作品来说话，始终坚持一个作家的本分。”

　　“评价一个作家，不要脱离时代的背景，要关注于作品本身，有更多的理解和关怀。”

　　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浩然了

　　一段无法选择的文学记忆

　　他的去世，将一个40岁以下的人并不熟悉的作家带入了大众视野。但回到30多年前，几乎所有人，“哪怕一个不识字的农民”，都知道《金光大道》、《艳阳天》，知道有个著名的作家——浩然。天涯网友赵勇说，“那实在是一个无法选择的年代：不是我们选择了浩然，而是我们被选择来做了他的读者。”

　　大家排着队争着看他的书

　　“他是我少年时代一段不折不扣的文学记忆。”家住渝中区的薛应秋女士回忆，30多年前，初中毕业后的她在彭水鹿鸣公社当知青，“那时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小孩子下地干活之余，想看书。但许多文学名著已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恰好当时不知谁带了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大家排着队争着看。那个时候，似乎只能看到浩然的小说”。

　　那是一个“八个样板戏加一个作家”的年代。诡秘的历史波涛将浩然推上了一个“众人的喉头都已喑哑，唯有他意气风发”的舞台，使他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作家。

　　“我感觉他把人物写活了。他笔下的那些北方农民，虽然和彭水乡下的农民不同，但你觉得那就是农民，是农民说的话，是农民做的事……”薛女士说，“现在回过头，除了指责他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太过高大全外，他无疑还是一个优秀的作家”。

　　“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浩然，甚至很多人都不看小说了。但用浩然的那种思路创作出来的小说，放在现在，肯定没有人看。毕竟，时代不同了，一切都变了。”薛女士说。

　　澄湛的“浅”和朗悦的“俗”

　　著名文学批评家雷达认为，“浩然作品中那淳朴的民俗美和线条单纯的动势美，让我们觉得它浅俗和单纯，缺乏深沉、悲郁的涩重，但这‘浅’是澄湛的，‘俗’是朗悦的，‘单纯浅’是朴真的。”

　　雷达称，在他的小说里，农民式的喜怒哀乐声息可闻，农民的性格——哪怕是外在的性格，鲜活跳脱，错杂缤纷，这些成就了他。尤其是他的语言，气味清新，节奏明快，杂以口语，又不失幽默。

　　2月22日，在雷达的博客上，他写道：“仅以上面的话，表达我对曾经以其作品感动过我的，重要的、充满矛盾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浩然先生的深深悼念”。

　　我们被选择做了他的读者

　　“时代不同了，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浩然了。”就职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转》郑实说。

　　他表示，浩然从大红大紫到落寞离去，是一个时代发展轨迹的侧面，“现在，不可能出现文革时只有一个浩然在写作的情况。作家的创作空间，越来越摆脱了政治、政策和钳制，不用大唱颂歌，不用瞻前顾后，不用任务安排。自由的空气，是浩然们感受不到的。时代的悲剧、个人的悲剧都不可能重演。”

　　“回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阅读经历，浩然给我留下了独特的记忆。”天涯网友赵勇说，“那实在是一个无法选择的年代：不是我们选择了浩然，而是我们被选择来做了他的读者。”但作为一种时代的烙印，“它已经深深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欲忘不能。”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