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两会"的秘书工作的需要，我是19号奉命进京的，20号凌晨，伯伯就静静地离去。据说，当时的北京上空那一轮硕大无比的明月似乎把光华尽倾于他老人家的床上，他那张饱经岁月风霜的脸，因此安详而生动。
我是于二天后的深夜才得到他西去的消息，当时，我披衣从会务组出来，独自来到中华世纪坛前，抽着香烟久久地徘徊于此。在初春的寒风里无由地竟想起他曾多次跟我说起过的一段话，我记得十分清楚，第一次听他说这话时是我陪他去蓟县，在农居门前的土场上，也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不知是因何而起，他竟说道；“我逢本命年必不顺，没出生，父亲就丢了命，12岁时母亲丢下我和姐姐走了，24岁时是因婚姻，36岁靠边站，48岁时被审查，60岁中风，这样算起来我应是72岁时就去见马克思了。”当我06年接到他病情恶化的消息赶到医院时，他似乎已经不太认识我了，每当想起他老那包含了深深宿命感的话，我就有了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我在以后几次有限的探望中，也只能是隔了玻璃的墙，反复打量着他那张显得格外安静的脸。在他走后的今日，我再望着他躺在鲜花丛中的那张慈祥的脸庞，想起他曾对我说过的这些话时，不由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95年夏，我从书店给伯伯买了几盒京剧的录音带赶到三河，特地为他挑选的都是名家经典，我想他会喜欢的，当我在他的床前，发现他听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录音选辑时，就问他为何不爱听那些名家名段？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新人不能得到社会的重视，那就得不到发展，这个社会又怎么前进？你呀，就是太迷信权威了点。
也是在95年，他的十卷本的长篇小说文库出版了，他专门托人送了套给我做生日礼物，我格外高兴，其中《金光大道》第一次以全貌重现于世，对于这部小说的出版，引起了一些所谓的精英们的叫嚣，说什么文革余孽，阴魂不散之类的攻击性很强的语言。我让伯伯与他们辩论，伯伯告诉我，这些所谓的精英，当年就有不少想通过他向当时权贵递交效忠信，全是一帮没脊梁的软骨头。他才不屑与这类人争议什么；“看看他们当年在大鸣大放中的表演，在文革中的言谈行动，你真以为他们是为国担忧，为民请愿吗？全是为了自己以后的政治资本大捞稻草罢了。有这时间，我不如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去。”
不论现时社会的改革主流舆论对伯伯作品的评价如何，但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位值得我推崇的楷模，我的精神之父。他那来自生活，颂扬人民大众的鸿篇巨制真实地反映出我们共和国曾经历过的党与人民血肉相连，同甘共苦的那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岁月。那行行充满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豪感及举国上下共有的革命理想追求的波澜壮阔史诗般美好记忆的文字，与现时那些脱离生活，背离历史，宣扬个人至上，皇权至上，精英至上，以人性的旗号来公然为汉奸文化粉饰的所谓“大作”相比，我相信他的作品是不会让人民和历史所摈弃的，作为一个深受人民喜爱的农民作家，他当之无愧。
晚年的伯伯在完成了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后就很少动笔了，他把他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到发现、扶植、培养文学新人中。我望着在追悼会场外打着巨幅横幅的青年男女们，他们多幸运呀，因为他们得到了伯伯的亲手扶植，而当年那样热衷于文学创作的我却在伯伯的劝告下转向了科研领导岗位，想着伯伯留给我的那一切珍贵的记忆，与他的这些经历已铸成了今天的我，而这些又是属于我的，是用任何金钱和物质也无法比拟的人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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