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你头顶高悬的“粪勺子”
刘国震
5月8日下午,收到一个来自山东省昌乐县文化局的邮件。打开一看,是两本由昌乐县文化局、昌乐县浩然研究会主办的《宝石城文艺》(季刊)2008年第一期。该期刊物全文发表了我今年2月写的《哀思绵绵送浩然》一文。
这是一期缅怀、纪念著名作家浩然的专号。分为“沉痛悼念”“深切缅怀”“媒体文摘”等几个版块。大16开120个页码的刊物,从头到尾,每一篇文章、每一张照片,都与浩然有关。
我此前不知道这家刊物。我那篇稿子,估计是浩然的女儿梁春水同志推荐的。在这期刊物上,还有春水写的《父亲的昌乐情缘》一文。
我从未踏上过昌乐那片土地。但对这个地名早就熟悉。我知道山东的昌乐,知道河北的三河,都是因为浩然,还有他的著作。很多人也是这样。
浩然把昌乐视为自己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28岁的浩然以俄文《友好报》记者的身份,下放到昌乐县东村劳动锻炼,度过了他生命中难忘的8个月。在那里,他创建了东村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带领全村400名干部群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与那里的父老相亲们结下了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他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忍着饥饿耪荒地、抢麦收、护秋坡、修水库,晚上熬夜写作(秋季晚上还要与干部社员一起巡逻护秋),《车轮飞转》《送菜籽》《半月敲门》《太阳当空照》《人强马壮》《珍珠》《大肚子蝈蝈》《荣荣》等20多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就是那时在昌乐问世。浩然曾回忆当时写作的情景:“那时写东西从不讲究什么场合,田间地头、推土车架上、粪筐上、场院屋的炕头上,都能凑合着写。晚上屋里那盏小煤油灯经常亮到鸡叫头遍。”“当深夜,我披着月光,漫步在寂静清爽、飘着米谷香味的场边上,许多激动过我的事情都展现在眼前,许多话语都涌到唇边,急不可待要向别人倾诉。于是我把粪娄翻扣在场上,在上面铺一条麻袋,把保险灯捻亮,就趴在这个‘桌子’上写开了。……有时为防蚊子叮咬,不得不换上长衣长裤,把袖口扎起来,常常是一写到半夜,还看了场,一举两得。”(浩然:《我的人生》)《艳阳天》中惊心动魄的大雨中抢救麦垛的情节,就是来自他在东村的真实生活。书中那个至为感人的农业社饲养员马老四,就是以东村大队保管员田敬元为原型创作的。据昌乐县的马进同志回忆:“浩然念念不忘昌乐乡亲,曾先后五次重返昌乐探望,一次带着老伴,一次带着女儿,每次来访总是怀着赤子般的虔诚,一个门口一个门口的登门拜访,并把自己从北京捎来的糕点礼品一一送到乡亲中那些老者、弱者手中。我曾亲眼目睹,这些普通百姓被浩然送来的温暖感动得眼含热泪,不知说啥好。”1990年,浩然写了《东村的乡亲们》,收入他由青岛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纪实文学集《婚姻小路上的爱情坎坷》,后又编入《浩然全集》第18卷。1999年,长征出版社出版了由昌乐县政协编辑的《浩然与昌乐》一书(这本书我还没有,很遗憾)。2000年出版的浩然口述自传《我的人生》中,有一章记述的就是他在昌乐的难忘岁月。今年2月20日,浩然病逝。我进京参加浩然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廊坊市公安局的周东川兄送我一张他翻录的影碟《浩然传奇》。《浩然传奇》是北京电视台在浩然病重住院期间摄制的两集传记纪录片,我先后看了三遍,里面就有浩然晚年回昌乐县东村看望乡亲们的珍贵镜头。
浩然在东村时,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艰苦的一段岁月,也正是农村中青黄不接的困难季节。年轻的浩然义无反顾地担起了带领全村群众抗灾自救的重担。他每天的口粮是国家供应给下放干部的12两地瓜面(一说9两),在社员公共食堂打饭吃。一天两顿饭,上午下午各一顿地瓜面粥。没有咸菜,就用筷子蘸酱油吃。日久天长,饥饿和劳累使他患上了浮肿病。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永成爱惜人才,但心青年作家浩然在昌乐身体出问题,想方设法试图给他以照顾,但浩然不搞特殊,坚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据生产队长田敬芳回忆:为引水灌溉旱田,浩然提出在东村兴修水利筑渠道。修渠时天气还很冷,刮着刺骨的西北风,浩然和社员们一样挽着裤腿,挖土筑堤,两腿冻得通红也不休息,经过半个月的苦战,终于修成了一条2里路长的渠道,使200亩旱田成为水浇地。这条水渠30多年来为东村粮食增产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村的乡亲们至今仍念着浩然的好。当时的妇女队长田敬兰几十年后仍清晰地记得浩然带领社员麦收抢场、虎口夺粮的那场鏖战。她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浩然日夜忙碌在场院里,他穿着一件黑制服褂子,汗珠子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流,也顾不得擦。那件褂子的两肩和背上都泛着一层厚厚的白碱,都是多次叫汗水浸的,也顾不得换洗。我叫他脱下来给他洗洗,他怎么也不肯。刚来时浩然是个很英俊的年轻小伙,像个大闺女似的。可经过这场麦收,脸盘子比来时小了一圈,又黑又瘦,社员们都说老梁(浩然原名梁金广,东村的乡亲们习惯地称他“老梁”)成了小老汉了!”浩然那时每月只有12元的生活费,当老实巴交的老房东田明金一家面临困境时,他拿出仅有的5元钱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件事田老汉终身难忘。直到临去世时,他还在和他已长大成人的两个孙子念叨:“支书老梁是你俩的救命恩人!”生产队长李福德的妻子患了严重的胃病,40多岁的人被病魔折磨的看起来像个60岁的老妪,躺在炕上无钱医治。浩然得知后,把身上仅有的三元钱塞给李福德,催他赶紧给大嫂治病。就是靠这三元钱,李福德为妻子拔掉了病根。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三元钱,那时却救了一个农家妇女的命,拯救了一个濒临绝境的家庭。
1983年,浩然前去阔别了23年之久的昌乐县看望东村的乡亲们。现任《宝石城文艺》执行主编的郭建华撰文回顾了浩然离开昌乐时的感人情景——
这是一期缅怀、纪念著名作家浩然的专号。分为“沉痛悼念”“深切缅怀”“媒体文摘”等几个版块。大16开120个页码的刊物,从头到尾,每一篇文章、每一张照片,都与浩然有关。
我此前不知道这家刊物。我那篇稿子,估计是浩然的女儿梁春水同志推荐的。在这期刊物上,还有春水写的《父亲的昌乐情缘》一文。
我从未踏上过昌乐那片土地。但对这个地名早就熟悉。我知道山东的昌乐,知道河北的三河,都是因为浩然,还有他的著作。很多人也是这样。
浩然把昌乐视为自己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28岁的浩然以俄文《友好报》记者的身份,下放到昌乐县东村劳动锻炼,度过了他生命中难忘的8个月。在那里,他创建了东村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带领全村400名干部群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与那里的父老相亲们结下了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他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忍着饥饿耪荒地、抢麦收、护秋坡、修水库,晚上熬夜写作(秋季晚上还要与干部社员一起巡逻护秋),《车轮飞转》《送菜籽》《半月敲门》《太阳当空照》《人强马壮》《珍珠》《大肚子蝈蝈》《荣荣》等20多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就是那时在昌乐问世。浩然曾回忆当时写作的情景:“那时写东西从不讲究什么场合,田间地头、推土车架上、粪筐上、场院屋的炕头上,都能凑合着写。晚上屋里那盏小煤油灯经常亮到鸡叫头遍。”“当深夜,我披着月光,漫步在寂静清爽、飘着米谷香味的场边上,许多激动过我的事情都展现在眼前,许多话语都涌到唇边,急不可待要向别人倾诉。于是我把粪娄翻扣在场上,在上面铺一条麻袋,把保险灯捻亮,就趴在这个‘桌子’上写开了。……有时为防蚊子叮咬,不得不换上长衣长裤,把袖口扎起来,常常是一写到半夜,还看了场,一举两得。”(浩然:《我的人生》)《艳阳天》中惊心动魄的大雨中抢救麦垛的情节,就是来自他在东村的真实生活。书中那个至为感人的农业社饲养员马老四,就是以东村大队保管员田敬元为原型创作的。据昌乐县的马进同志回忆:“浩然念念不忘昌乐乡亲,曾先后五次重返昌乐探望,一次带着老伴,一次带着女儿,每次来访总是怀着赤子般的虔诚,一个门口一个门口的登门拜访,并把自己从北京捎来的糕点礼品一一送到乡亲中那些老者、弱者手中。我曾亲眼目睹,这些普通百姓被浩然送来的温暖感动得眼含热泪,不知说啥好。”1990年,浩然写了《东村的乡亲们》,收入他由青岛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纪实文学集《婚姻小路上的爱情坎坷》,后又编入《浩然全集》第18卷。1999年,长征出版社出版了由昌乐县政协编辑的《浩然与昌乐》一书(这本书我还没有,很遗憾)。2000年出版的浩然口述自传《我的人生》中,有一章记述的就是他在昌乐的难忘岁月。今年2月20日,浩然病逝。我进京参加浩然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廊坊市公安局的周东川兄送我一张他翻录的影碟《浩然传奇》。《浩然传奇》是北京电视台在浩然病重住院期间摄制的两集传记纪录片,我先后看了三遍,里面就有浩然晚年回昌乐县东村看望乡亲们的珍贵镜头。
浩然在东村时,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艰苦的一段岁月,也正是农村中青黄不接的困难季节。年轻的浩然义无反顾地担起了带领全村群众抗灾自救的重担。他每天的口粮是国家供应给下放干部的12两地瓜面(一说9两),在社员公共食堂打饭吃。一天两顿饭,上午下午各一顿地瓜面粥。没有咸菜,就用筷子蘸酱油吃。日久天长,饥饿和劳累使他患上了浮肿病。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永成爱惜人才,但心青年作家浩然在昌乐身体出问题,想方设法试图给他以照顾,但浩然不搞特殊,坚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据生产队长田敬芳回忆:为引水灌溉旱田,浩然提出在东村兴修水利筑渠道。修渠时天气还很冷,刮着刺骨的西北风,浩然和社员们一样挽着裤腿,挖土筑堤,两腿冻得通红也不休息,经过半个月的苦战,终于修成了一条2里路长的渠道,使200亩旱田成为水浇地。这条水渠30多年来为东村粮食增产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村的乡亲们至今仍念着浩然的好。当时的妇女队长田敬兰几十年后仍清晰地记得浩然带领社员麦收抢场、虎口夺粮的那场鏖战。她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浩然日夜忙碌在场院里,他穿着一件黑制服褂子,汗珠子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流,也顾不得擦。那件褂子的两肩和背上都泛着一层厚厚的白碱,都是多次叫汗水浸的,也顾不得换洗。我叫他脱下来给他洗洗,他怎么也不肯。刚来时浩然是个很英俊的年轻小伙,像个大闺女似的。可经过这场麦收,脸盘子比来时小了一圈,又黑又瘦,社员们都说老梁(浩然原名梁金广,东村的乡亲们习惯地称他“老梁”)成了小老汉了!”浩然那时每月只有12元的生活费,当老实巴交的老房东田明金一家面临困境时,他拿出仅有的5元钱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件事田老汉终身难忘。直到临去世时,他还在和他已长大成人的两个孙子念叨:“支书老梁是你俩的救命恩人!”生产队长李福德的妻子患了严重的胃病,40多岁的人被病魔折磨的看起来像个60岁的老妪,躺在炕上无钱医治。浩然得知后,把身上仅有的三元钱塞给李福德,催他赶紧给大嫂治病。就是靠这三元钱,李福德为妻子拔掉了病根。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三元钱,那时却救了一个农家妇女的命,拯救了一个濒临绝境的家庭。
1983年,浩然前去阔别了23年之久的昌乐县看望东村的乡亲们。现任《宝石城文艺》执行主编的郭建华撰文回顾了浩然离开昌乐时的感人情景——
浩然告别昌乐的时候是在深夜。他精心地选择了这趟车次。他怕惊扰老乡们,他怕他们、也怕自己难以承受离情的折磨。他企图悄悄地离开昌乐,然后些一封信,向老乡们表示不辞而别的歉意。然而,火车到站前一个小时,小小的站前广场就站满了东村的乡亲:老干部、新干部、老队长的儿子、老房东的孙女……他们带来了大大小小的篮篮、包包,绿豆、小米、花生、鸡蛋……
检票的铃声响了,乡亲们簇拥着浩然走向检票口。这时候,一辆小推车匆匆在站前停下,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由她的儿子扶下车子,焦急地呼喊着“老梁!”
浩然挤出检票的队伍,一把抓住老太太的手,惊呼道:“嫂子!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能不来呢?”老太太有些动气:“老梁,你走,怎么不吭一声?”
老太太不由分说,把一个塑料袋塞给浩然:“拿着,路上吃!”
我看见,那是满满一袋煮熟了的鸡蛋,剥光了皮,似乎还用酱油浸过。
“嫂子,我有……”
“俺知道你有。你吃山珍海味,那是你挣的。这是嫂子的一份心意。你救了嫂子的命,难道……”老太太用袖口揩起了眼泪。
这就是浩然,一个著名作家和一群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的血肉亲情!
重温这些真实动人的故事,使我又联想起1998年文化界关于浩然的争议中,某些人肆意攻击浩然的论调。当时北京一位年轻的杂文曾在报刊这样诘问浩然:“浩然先生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话说得跟农民关系好像很铁,实际经不起推敲。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你浩然先生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浩然没有饿死竟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也成了这些人骂他的理由。像这等混账言论农民大概是看不到的,他们没有闲钱订报纸,即使看到了,他们也没有功夫和实力与那些掌握着话语霸权的无聊文人们论战。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关心热爱惦念他们、谁盘剥压榨糟践他们,农民心中自有一杆秤。正如网友“刁蛮小妞”在《骂浩然的看过来》一文中说的,“你要是出现在浩然走过的农村大地上,对那些老农讲那些诋毁浩然的话,你看粪勺子扣你脑袋上来不?!”
只要你真正了解了浩然一生艰难曲折的传奇经历和心路灵痕,了解了他的人品与文品,了解了他与最基层的中国农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了解了这位人民大众作家在亿万读者特别是广大农村读者和业余心中的分量,你就会明白,“刁蛮小妞”的忠告与警告,绝非言过其实。
至今仍在诋毁浩然者,小心你头顶高悬的“粪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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