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一桩往事的回忆

                        浩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只有十七岁，调到区上工作还不久的我，就拿起笔来学习写作了。
    当时，党组织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发动识字的干部们编写文艺节目，用来宣传群众；紧接着，《河北青年报》创刊，编辑部为了沟通跟基层青年的联系，也号召每一个青年团干部给它写稿。这两种沾着文艺边的事情，我都特别愿意做。因为我从幼小的时候起，就贪恋热闹、亲近文艺：刚懂得一点人类的语言，我喜欢听妈妈和乡亲们讲述民间故事，总是缠住人家讲，一听就入迷；自己学会走路的时候，又喜欢看具有地方特色的评剧（那会儿叫“落子”）和皮影戏（那会儿叫“唱影”），不论在多远的地方演，也要跑去看，一看就入迷。我听得多了，攒了一肚子故事，在拾柴禾的山野，或赶毛驴送公粮的路上，就给伙伴们讲。我看得多了，干活儿的时候，就仿声效词地唱上两段；或照猫画虎地用厚纸刻成“影人”，在窗户上耍一耍。等到加入一伙有胡子茬儿的区干部行列之后，我依然显得特别稚气和爱玩。此时，领导上让干部们写写唱唱，正可我的心；我要利用这个好机会，痛快痛快。
    记得，头一次拿笔写文艺作品的时候，真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一夜的工夫就编写了一出小戏。戏的名字可能叫《姑嫂拾棉花》。当时的妇女干部特别“封建”，不愿意跟男同志一块儿登台，尤其不肯扮演别人的媳妇之类的角色。于是就由我扮小姑，由组织干事老胡扮嫂子。胡同志的嗓子极好，可惜“结巴”，说话都很吃力。奇怪的是，只要胡琴一响，他随着唱起来，口齿就变得格外伶俐。那次我们只排练了一两天，赶上大集日，便匆忙地上演了。我们自己动手，用老式的大车在闹市中心拼了个戏台，锣鼓一响，立刻开幕。我心慌意乱，害怕砸锅；不光冒了热汗，还常常背错台词。出乎我们意外的是：观众拥挤台前，掌声和喝采声接连不断。可以说，那一次的演出收到极好的效果；过了许多天，我们到乡下去，还能听到农民议论那出戏的剧情和人物。
    第一回的艺术实践，大大地鼓励了我，积极性如同猛涨的河水，差不多每天都要写点什么：或是编戏，或是作诗，或是起草一篇新闻通讯。我象幼年迷恋民间故事和地方戏曲那样迷上了写作。
    现在回忆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当时对写作的那种迷恋，多半出于年轻人的一种兴趣。搞文学写文章，作为一项事业来说，在进行之中是极为辛苦的。或者说，苦的时间很长很长，伴随着取材、构思、起草、修改和定稿的全套过程，哪一个环节都充满着苦恼。甘甜的乐趣则是极短极短的，它只是闪现在每一个痛苦环节结束，另一个痛苦环节即将开始的那一刹那间。同时，凡是干起这项事业的人，满足现状者是极少的，总希望自己的作品一篇比一篇写得成功，读者对它们一篇比一篇反映良好。事实爱闹别扭，总不肯满足的这种心愿；失败则躲藏在小路前边的坡坎暗处，时不时地蹿出来，跟你摔跤、搏斗，发疯般地揉搓你的情绪，逼得你摔笔、撕纸、冲着窗户或火炉子发誓：“我不是这份材料，一辈子再不干这行了！”
    我学习写作不久，就遇上了这个问题，如今亦常常狭路相逢。看样子得跟它白头偕老了。我觉得，这是追求过程中，写作本身出现的困难，它给的折磨，不会是致命的。我一直相信自己是搞文学的材料。没料想，另外一种情形跟着它结伴而至，倒真的差一点儿动摇了我的理想、信心和勇气，促使我对创作的淡漠，打算渐渐地洗手不再写下去了。那个“另一种情形”就是：直接的领导和周围的同志，对我的“迷恋”不理解，对我的苦恼不同情，反而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同时，同样资历，年龄不相上下的年轻同志，有的被提拔了，有的被送到大城市里学习深造了；于是，我不得不考虑考虑个人的前途大事，觉得搞写作这么苦，成功的希望又那么微小，何必没事找事，让它耽误自己呢？考虑再三的结果，我不得不下个丢开写作学习的决心了。
    这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不是发生了我常常回忆的那桩往事，象一只有力的大手拉住了我，又推动了我，那么，我将怎么样走下去，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实在不能猜测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生我不会立下走文学道路的志向，更不会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写了那一些小说的专业作家了。
    那一年蓟县太和洼发了大水，我被派到一个名叫韩庄的小村子“包片”，负责发动周围几个村庄的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我住在一个农民家的草房里。房东大哥啥模样，如今早已没有了印象，却清楚地记得那位十分和善的大嫂。她的个子矮而壮实，脸色黑而粗糙，手脚特别利落。她除了有两个能够挖野菜、捡柴草的大孩子外，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的。我常常替她抱孩子、烧火，给她腾出手来烫野菜，或是揣做糠团子。那时候，我跟房东一块儿吃，每顿不是糠，就是菜，轻易见不到个粮食模样；孩子们被饿得哇哇哭，我也不免肚子咕咕叫、两眼冒金星。我暗想，大嫂可能比我们更难受，因为每顿饭她都先让我们吃，剩多少她就打扫多少。这样过着共同的艰苦生活，倒使我们象一家人那么亲密融洽。
    有一次，我到附近村庄跑了一些日子回到韩庄住所，时间已经黄昏。一进大门，我就感到院子里比往时冷清。大嫂坐在窗前的小凳子上奶着孩子。我跟她打招呼，她也没有吭声；走近跟前，发现她正在哭泣。我不禁吃了一惊，蹲到她身边，问了好几次，她才十分痛苦地说：“我家挨坑害了，日子没法儿过了……”我追问她怎么回事儿。她叹口气说：“连县里和区里的头儿都不顶用，跟你说管啥事儿？”我说：“不管事儿，我心里得明白一下。”她终于把她家挨坑害事儿的始末告诉了我。
    房东大嫂的娘家爹不久前死去了。她爹没儿子，只有大嫂这么一个闺女；好些年不能干活儿，都由大嫂家照顾。老人生病期间，大哥大嫂轮流去服侍，借钱请医生、吃药；老人死后，是大嫂家给埋葬的。按照政策法令，大嫂应当继承老人留下的两间小屋和几亩土地，用来补偿损失和还债。可是，那村死者的同宗子弟跟村干部串通一气，硬要把死者的遗产归死者的同宗子弟，把大嫂给赶出村。大嫂到区、县告过状，无奈派去处理这桩事的人，到村里就受到“酒肉包围”，不能秉公而断。现在，她认为再也没路可走。
    我听了大嫂的叙说之后，觉得这件事极不公道，太欺负人，立刻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义愤之火，烧得我在院子、屋里团团转。正如大嫂说的，连区、县领导都不能为她伸张正气，我这么一个还不满二十岁的、小小的青年团干部，能有什么本领，能起什么作用呢？况且隔着区，到那村去过问一下也不方便。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幼年丧父母，不仅种过地，而且当过家。因此，我极懂得房屋、土地对庄户人家的重要性，背上债务的危险性；也懂得挨了欺侮的庄稼人，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个共产党员，嘴上整天喊“为人民服务”，当农民遇到了灾祸，我却无力给予解除，这怎么说得过去呢？这样一想，在我那燃着愤怒的胸膛里，又增加了一股子惭愧的痛苦。我晚饭没有吃好，早早地就躺在炕上；移近油灯，顺手扯过一张报纸，想随便看看，转移一下注意力。我的眼睛一接触那报纸，心里豁然一亮：《河北日报》是省委的机关报，应当把那件冤案写篇文章，投给它；被采用了，能向全省人民公开那件坏事；不被采用，也等于反映了情况，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于心无愧了。我想到这儿，立刻披衣坐起，趴在窗台上，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
    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没见报纸发表我的文稿，不光是我，甚至连房东大嫂自己，都对那件不公正事情的解决不再抱望。我到通县团地委开了一次会议重返韩庄住所，大嫂喜眉笑眼地迎接我，说：“真没想到，你还有那么大的神通！”她的话让我不摸头脑。她不容追问，把孩子塞给我，回身找来一把大镐，进了堂屋。我奇怪地跟进去一看，大嫂正用镐在墙角的地上刨。她刨了几下，地里出现一块石板，揭开石板，是一坛子白花花的面粉。多么久没见到白面，它仿佛闪光耀眼。
    大嫂一边往外舀白面一边对我说：“这是去年，我背着你大哥留下的救命粮。不是大人、孩子病倒在炕上，谁也不能动。今个呀，我可得好好地犒劳犒劳你！”
    我吃着香喷喷的烙饼，大嫂站在一旁告诉我说：我寄到《河北日报》的那篇稿子虽然没发表，却得到编辑部的重视，被转给通县地委的有关部门以后，他们立刻派人到蓟县联系，接着又到那个村子做了周密的调查；他们很快地弄清了事情的真相，重新做了处理，大嫂得到了她应当继承的那份财产。大嫂最后对我说：“不在那点钱财，你帮我出了一口气，永远忘不了你！”
    我听了这个消息，从心底产生的那种幸福感，是难以言传的。同时，这件新闻早已经在周围几个村子传扬开。那儿的干部和农民，都知道我做了一件替农民出气的好事，凡是接触到的人，都表示对我亲热和信任；我传达上边的什么指示精神，他们都用心听，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有时候，农民跟不执行党的政策和作风粗暴的村干部发生了矛盾，那些农民常常说：“你要是再这么欺负人，我就找浩然去，让他往上边递一篇稿子！”……
    这桩往事，并不怎么重大，它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它十分有效地帮我扫除了私心杂念，使我初步地明确了为谁写作，写作为了什么；我在日记上写道：“写作，就是替生我养我的农民说话、办事，真是太重要了，我要好好地干！”一九五二年我在保定市南刘庄省团校学习，第一次读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革命理论跟我从写作实践中得到的点滴体会相结合、相对照，使我在认识上来了个飞跃和升华。于是，我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决心为它奋斗终身。
    三十年过去了。这三十年间，我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比之刚拿笔那段所遇到的困难，不知严重多少倍。然而，只要我想到搞文学不是个人的事情，想到几亿农民需要自己的写，想到身背后有广大农村的父老兄弟姐妹，我就有了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再没有想过放下手里的笔。多么不平凡的三十年哪！我从一个只念过三年半小学的农民，终于走进文学的大门，写了一些农民较为欢迎的文学作品，这应当看成是人生的一个胜利。这胜利的取得，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我要感谢党，感谢同志们，感谢生我养我的农民。我得牢牢记住三十年前那桩往事赐给我的教育，从里边吸取站住脚的信念和不断朝前跨越的力量。

      选自《答初学写小说的青年》（浩然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