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关于《艳阳天》的一封信

                       浩 然

    

     《艳阳天》第一部上下册（作家出版社1964年首版）

    你的信，在我经常活动的几个村庄兜了个大圈子，终于送到手里，因而迟复，谨希原谅。
    我的水平有限，加之正在病中，不能多用脑细思量，所以对你提的问题尽管情愿诚直相告，也难谈及周详善妥，更难以有益你的工作，执笔之时，不免惶惶；谬误之处，万望指教。

    答问题其一，即我自己今天对《艳阳天》的看法。

   “今天”，即八十年代，有些人对《艳阳天》这部六十年代初期问世反映五十年代中期农村生活风貌的小说，一反以往的推崇和赞扬态度，而流露出冷漠、怀疑，乃至贬斥和基本否定的态度，这是从政治和政策出发的，并以此观点为计量器。他们排除了评价一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作品，必须依据的“生活”和“艺术”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他们尤其撇开了历史间隔，只是迎合着今天的政治和政策气候来秤约作品。
    这是不合理的，不公允的，不正确的。以此为习惯，怪而不觉，于作品、于、于读者，特别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都极为有害而无益。
    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美学观评价一部作品；应该把一部小说当成一部小说，即艺术品来分析研究；应该明白，《艳阳天》是小说，不是“政治教材”，也不是“政策法令文件汇编”。
    我在几次作创作问题讲演的时候，都曾借题发挥地坦露过我自己这样一个观点：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在于两者的巧妙融合。
    《艳阳天》所描写的，是五十年代中期，也就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解放出来仅仅八年，无产阶级第一次在中国掌权仅仅八年。那时候的农村，尤其是北方，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的“老解放区”农村，医治战争创伤，同时又在朝鲜打仗，又在抗旱、涝、蝗灾，又在跟潜藏下来的美蒋特务和不甘心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斗争（镇反、三反）的农村，它们社会生活的种种情景，就是如《艳阳天》里所反映的种种情景。置身于那个特定环境中的农民，包括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就是如《艳阳天》里所表现的那些人物形象的精神面貌；那个时期的农民，诸如萧长春、马老四、马之悦、马小辫、弯弯绕，包括又哑又聋的那个人，就是像《艳阳天》所揭示的那样看待事物、思考问题、处理麻烦和矛盾的。这就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不会因为经过二十多年时间和重新检验，那时农村的种种情景，农民的精神面貌，就能变换成另一种模样，变换得符合我们今天的人所喜欢的那种模样。
    《艳阳天》是一九五七年动笔写作，一九六二年重写的。彼时彼地的，对彼时彼地社会生活的种种情景、对彼时彼地的农民，就是如作品里所写的那样认识、理解和评价的。对萧长春、马老四、焦振茂、哑巴式的农民，从心眼里喜爱，对他们的行为由衷地赞成，并大受鼓舞。相反，对马之悦、马小辫这样的农民，从心眼里不喜欢，对他们的行为由衷地憎恨。对弯弯绕、马连福这样的农民，我的心气是怨，对他们的行为坚决反对，恐其得逞。这是世界观的真实表露，是思想、感情、立场、观点的真实表露。这一切，活着的我，假如今天可以变化的话，那么，我又怎么能把过去那个时期的自己抹掉，更换成另一个样子呢？
   《艳阳天》里所描写的社会生活情景、各类人物，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绝大多数事件，我亲身体验过，绝大多数人，都是我的亲戚、朋友和反复打过交道，有透彻了解的。《艳阳天》里所描写的，没有一事一人是靠采访、汇报和看人家的作品、材料抄袭来的，更不是关在书房杜撰编造的。
    《艳阳天》是我第一部长篇著作，是在我花了七、八年时间写了一百多个短篇小说之后，动手写作的。全书稿仅从重写计算，就反复大改六遍。不仅动用了当时我的全部生活库存，也把我的所有的创作经验、写作技巧和艺术表现力都驱使起来了。在写与改的过程中，我始终自觉地惦记着农民读者和普通群众，按照他们的欣赏习惯、接受能力和兴趣来做，尽力地使用他们的语言。二、三两卷排出稿样后，我亲自到农村征求修改意见。书出版十年间，发行五百多万册，在日本翻译出版时，一版就印了十万；收到主要谈《艳阳天》读后感或提到《艳阳天》的读者来信，多达万件；小说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和广播剧播讲之后，为更多不识字、不读书和偏僻山乡人所知晓。这一切，也说明《艳阳天》是以小说的身份活下来的，决非仅因其政治和政策因素获得这样的成功。
    一部文学作品，真实而不是虚假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在写作的时候，用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伪装和撒谎，这就是它的真实性的基本内容。作品出版后，赢得一定的读者，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活着的人还没有都忘记它，因此，这作品具有其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我认为《艳阳天》应该活下去，有权活下去。我相信未来的读者在读过《艳阳天》之后，会得到一些活的历史知识，会得到一些美的艺术享受，会对已经化成一堆尸骨的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事实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跟我接洽，要把《艳阳天》作为该社“保留节目”之一，给予再版；我要求修订一遍，才未付梓：这证明它有了再活一段时日的希望。

    答问题其二，即选用哪一章或哪几章，及重点评马老四的形象，而不评萧长春是否会影响介绍书的成就。

    我不了解你们怎样具体地和从何角度向读者介绍《艳阳天》，所以对选那些章节，不好提建议。但是我觉得，《艳阳天》是一部“密度”较大而“跨度”较小的作品，节选的篇幅多些比少些有利于说明作品和益于读者理解。
     我赞成马老四作为重点评论对象，但觉得不评萧长春欠妥，萧长春是书的主人公，是“书胆”，回避对他的介绍，当然要影响对全书的评价。
    我揣测这样回避的原由，是用“今天”的眼光看萧长春，他显得“太革命”了吧？也许认为他的一些行为即是“左”。我不赞同此种看法，要讲的理由，在前边一个问题谈到了，不再重复。希望从我国农村五十年代主要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和认识出发，把萧长春这个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放在那个历史范围内加以分析。
    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中国农民曾经被压在“三座大山”的最底层；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这革命确确实实把千千万万个萧长春式的农民引上革命的道路；经过长期地锻炼，确确实实地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萧长春式、硬骨头的英雄好汉。没有这千千万万个英雄，“三座大山”怎么推翻的？政权怎么夺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又怎么顺利完成的？不论时代怎样变革，他们建立下来的丰功伟绩不能抹，不能改，永垂不朽、永世闪闪发光！
    萧长春这样的农民是优秀代表和功臣，功绩不仅在历史，也作用于今天。他们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为实现他们信奉的革命信仰和奋斗目标，一切为公、不徇私情，堂堂正正，不做一点歪的邪的，这品德我们今天不需要了吗？他们对推动时代前进的人爱之深，对阻碍时代前进的人恨之切，为保卫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这精神，我们今天不该崇敬了吗？到农村走走吧，看看大小干部利用职权刮的不正之风吧！我们党和人民，迫切要求多一些萧长春式的党员和基层干部，因为现在太稀少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目光看历史人物，也不能因“今天”政治气候需要苛求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五十年代的萧长春没有象八十年代的人那样带头推行“生产责任制”，没有把土地按人口分下去，反而取消土地分红就否定他们。我坚信：中国农村的“四化”大业的实现，其骨干力量，绝非是重操旧业的马连福和弯弯绕，更不是马之悦、马小辫之流，而是思想和行动都跟上了时代变化发展的萧长春、马老四和焦振茂父女、焦克礼的一家人，以及他们用自己的品格和精神培育起来的后代们。
    总之，我希望我们今天和今后，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历史，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历史人物：让他们受委屈，我们会吃亏的！

    这部小说的第一卷于一九六四年出版发行，正值“两个批示”下达和声讨“中间人物”之际，没等全书出齐“十年动乱”开始；加上其它原因，可以说没有什么“今天”还可以参考的评论文章。
    我认为一部作品的生死，不决定于名家权威是否鼓吹撑腰。名家权威管得了文学界，管不着广大读者；能左右今天的人，奈何不了明天的人：到了明天，读者是否承认他的名和威还在两可之间，又怎能保险买被他们抬轿子抬起来的作品的帐呢？最为正经和牢靠的办法，是评论家独立思考，就作品论作品，让作品自己去说话，由作品自己的生命力决定自己的死活。
    答问题其四，即我现在的动态。
    这几年，由四件事对我的光阴平分秋色了，即生病、下乡生活、处理家务和写作探索。所以作品的数量不多，质量也不甚让我满意。
    在《金光大道》之后，我又写了三部小长篇：《山水情》（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改编成电影，易名《花开花落》）、《晚霞在燃烧》（一九八四年《小说界》长篇专辑发表）、《乡俗三部曲》（一九八四年《春风小说双月刊》在连载）。一九八二年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动手写自传体的长篇，后发觉不写一部反映“改革”题材的长篇，难以心安理得，所以暂停自传，正写新的长篇。
    作品是时代的产物，一部作品的成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肯定一部作品和否定一部作品，均非纯系个人之事，应该考虑到对我们文学事业的责任、对历史的责任。我本着这样的精神，回了你这封信。《艳阳天》是我写的，但它已是属社会所有。我本着负责任的精神，这样地口吐真言。相信你能理解我的心意。
    信写得很长，却非是我要说的话的全部，只是就你的题而答题。我没谈《艳阳天》的“失”，并非它无所失之处；因为对它的“得”，我也没有去谈。我们只是交换一点点你所需要交换的意见。
 病中动脑写字都困难，我不仅动了、写了，还操起我极不习惯的复写，而且随想随写，所以字迹潦草不说，想要表达的意思许多处并未表达清楚。复写的目的为留下底儿，精神略好，重看看，再修改一遍——有此必要的话。这样做有些失礼，再次请你谅解，请你批评指教。
 
     注：这是浩然1984年10月9日写给《西北大学》学报张书省同志的一封信，此信与另外两篇文稿以《关于〈艳阳天〉与〈金光大道〉的通讯与谈话》为总题，曾在报刊发表，并收入《小说创作经验谈》《浩然研究专集》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