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震
一
7月20日,我应北京市写作学会之邀,赴山东威海市,参加了由北京市写作学会、山东威海市文联、卓达集团联合主办的浩然作品座谈会和采风活动。
浩然作品座谈会于7月22日上午,在威海所属的文登市召开。原《中国艺术报》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著名书法家张虎,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央财经大学文传学院院长、著名书法家王强教授,北京市写作学会驻会副会长王矢,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原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霍唤民,中共威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钱启民,威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于加林,以及来自北京市及周边区县、山东威海市、河北三河市、山东昌乐县等地的50多名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文艺爱好者参加了座谈会。
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宣读提前准备的稿子,只针对座谈中涉及的问题,做了即席发言。我大致讲了三点:1,各类中国当代文学史专著对浩然与浩然作品的评价问题;2,关于《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的评价问题;3,否定浩然的实质在于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否定建国以来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限于时间,每个问题只能点到为止,均未及展开论述。
不要以为参加浩然作品座谈会的,就都是浩然和浩然作品的知音,为什么而来的都有。正如挂着共产党员牌子的人并不一定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不一定都赞成搞社会主义,为什么入党的都有。
我的点到为止、很不充分的即兴发言,就引起某位当地作家的反弹,不等我讲完就迫不及待地插话,并说出了“不否定浩然历史就不能进步”的惊人之语。一个作家的能量竟到了左右历史发展进程的地步,农民作家浩然就凭这点也足以独步千秋了。
浩然及其《艳阳天》、《金光大道》,是两座大山,犹如太行,犹如王屋,想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贵族“精英”们,使出吃奶的劲头,调集起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的挖山队伍,赤膊上阵,开战吧。
可是,你们能感动“上帝”吗?
二
“在网络上结识的燕赵侠客刘国震一直以来对浩然的支持与辩解,是我认识的网友中最直言且无忌的。评论家对浩然都用一种模糊叙事,明褒暗贬的有,直接谩骂的有,刘国震对浩然的支持是快意江湖的,我也欣赏这样的风格,因为我也对浩然相当的喜爱。”这是网友“红警苏红不懂爱”一年多前在《关于浩然与<西沙儿女>的一些题外话》一文中提到我的一段话。也许,正是我的“快意江湖”使得一些人不舒服不自在。而某些人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评论,也的确如“红警苏红不懂爱”所说的那样,隔鞋瘙痒,不着边际,不及要害。在关涉政治与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难得糊涂”者有之,明哲保身者有之,首鼠两端者有之,试探观望者有之,讳莫如深者有之,装聋作哑者有之。“皇帝的新装”漂亮不漂亮?这要组织高规格的研讨会,让资深的专家学者们反复研讨。难道我们不能学一学那个不信邪的孩子,“快意江湖”一回?
会后,有热心的师友向我表示坚定的支持,也有谙于世故的“好心人”劝我:“一看你就是个‘傻大兵’出身——那么认真干什么?彭德怀认真,岳飞认真,结果如何?”
我忽然想起了浩然在《〈燕野潮〉读后感》一文中写过的一段话:“在一次名人的座谈会上,一位有名之士发言道:‘农民对共产党在农村干的事儿恨透了。他们说,这么多年,共产党只给了我们一块糖吃,最后连苦胆都让我们吐出来了!’一向不善争辩的我,再也压不住怒火而与之争辩起来。出乎意料的是,在场的竟无一人对我表示同意或支持,只有无动于衷的面孔和窃窃的嘲笑。我的心一阵剧痛,继而是长长的冰冷。”
三
参加这次座谈会和采风活动的,有一些名气或大或小的书画艺术家。会议期间在卓达集团举行了联谊活动和书画笔会。启功先生的弟子、著名书法家王强教授为我写了一个条幅,北京市写作学会理事、原大兴西瓜馆馆长、书法家张子说先生为我写了“观海听涛”四个大字,可惜,在返回邢台的旅行途中,这两件很有收藏价值与纪念意义的作品,不知怎么就丢失了。回想起来,丢失在济南汽车站候车大厅的可能性最大。这两件艺术品,最终会落入谁手?他(她)是否识货并能够善待它们?
同时丢失的,还有我刚刚购买的《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文学史专著,似乎只有在论述文革时期文学时,才能发现浩然的存在。而在论述文革时期的中国乡土小说时,也仅仅论及了浩然这“一个作家”,并慷慨地给予七八个页码的篇幅。在论及浩然的代表作之一《金光大道》时,该书说《金光大道》在1977年出齐了全书四卷。《金光大道》是1994年首次由京华出版社出齐全书四卷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连这么个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搞清楚,不能不让人质疑它的学术质量。至少在对浩然的评述上,其观点失之肤浅、片面。
在济南新华书店的“文学理论”专柜,接连浏览了几部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加以对照,发现了这类著作中相互因袭乃至抄袭的弊病。一些文学史家对作家作品的评述,不是来自于自己独立思考的研究,而是奉行“天下文章一大抄”,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甚至对自己论述的作家作品不曾阅读原著。行文差错也不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部相对说来还算不错的当代文学史,把《艳阳天》中的马老四写成了“马老田”,一部由外国人撰写、我们中国人翻译过来的中国文学史,把小说《金光大道》主人公高大泉的名字写成了“高大全”,并据此予以非议,让人油然产生“洋鬼子看戏”的感慨。有的文学史家不能及时掌握自己研究对象的新近信息,只依赖辞典等工具书,因而使用的资料非常陈旧。比如,近一两年出版的新书,在介绍浩然的自传体小说时,只提到1989年出版的《乐土》,似乎《活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圆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至今还不曾出版。
四
河北三河和山东昌乐,是浩然的两个“第二故乡”。三河市文联和昌乐县文化局,是这次活动的协办单位。三河市文联主席、《苍生文学》主编刘树滋,昌乐县浩然研究会的领导马进、吴汉宾、郭建华同志,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我与他们,神交已久,却是初次见面。
《中国艺术报》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孟祥宁到会采访。
我们在威海只匆匆一过,连刘公岛都未及去。期间登了道教名山昆嵛山。这次活动,主要在文登市进行。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曾在此召集文人墨客登山,吟诗作赋,留下“文人登山”的传说,“文登”也因此得名。
众所周知,浩然祖籍河北宝坻县(今属天津市),但近日浩然之子梁秋川向我透露:“据说文登是我们家的真正祖籍所在地。”
若真如此,这次座谈会在文登召开,是巧合,也是天意。
浩然的生日是农历2月19日,与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的生日是同一天。这,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
浩然作品座谈会于7月22日上午,在威海所属的文登市召开。原《中国艺术报》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著名书法家张虎,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央财经大学文传学院院长、著名书法家王强教授,北京市写作学会驻会副会长王矢,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原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霍唤民,中共威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钱启民,威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于加林,以及来自北京市及周边区县、山东威海市、河北三河市、山东昌乐县等地的50多名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文艺爱好者参加了座谈会。
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宣读提前准备的稿子,只针对座谈中涉及的问题,做了即席发言。我大致讲了三点:1,各类中国当代文学史专著对浩然与浩然作品的评价问题;2,关于《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的评价问题;3,否定浩然的实质在于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否定建国以来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限于时间,每个问题只能点到为止,均未及展开论述。
不要以为参加浩然作品座谈会的,就都是浩然和浩然作品的知音,为什么而来的都有。正如挂着共产党员牌子的人并不一定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不一定都赞成搞社会主义,为什么入党的都有。
我的点到为止、很不充分的即兴发言,就引起某位当地作家的反弹,不等我讲完就迫不及待地插话,并说出了“不否定浩然历史就不能进步”的惊人之语。一个作家的能量竟到了左右历史发展进程的地步,农民作家浩然就凭这点也足以独步千秋了。
浩然及其《艳阳天》、《金光大道》,是两座大山,犹如太行,犹如王屋,想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贵族“精英”们,使出吃奶的劲头,调集起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的挖山队伍,赤膊上阵,开战吧。
可是,你们能感动“上帝”吗?
二
“在网络上结识的燕赵侠客刘国震一直以来对浩然的支持与辩解,是我认识的网友中最直言且无忌的。评论家对浩然都用一种模糊叙事,明褒暗贬的有,直接谩骂的有,刘国震对浩然的支持是快意江湖的,我也欣赏这样的风格,因为我也对浩然相当的喜爱。”这是网友“红警苏红不懂爱”一年多前在《关于浩然与<西沙儿女>的一些题外话》一文中提到我的一段话。也许,正是我的“快意江湖”使得一些人不舒服不自在。而某些人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评论,也的确如“红警苏红不懂爱”所说的那样,隔鞋瘙痒,不着边际,不及要害。在关涉政治与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难得糊涂”者有之,明哲保身者有之,首鼠两端者有之,试探观望者有之,讳莫如深者有之,装聋作哑者有之。“皇帝的新装”漂亮不漂亮?这要组织高规格的研讨会,让资深的专家学者们反复研讨。难道我们不能学一学那个不信邪的孩子,“快意江湖”一回?
会后,有热心的师友向我表示坚定的支持,也有谙于世故的“好心人”劝我:“一看你就是个‘傻大兵’出身——那么认真干什么?彭德怀认真,岳飞认真,结果如何?”
我忽然想起了浩然在《〈燕野潮〉读后感》一文中写过的一段话:“在一次名人的座谈会上,一位有名之士发言道:‘农民对共产党在农村干的事儿恨透了。他们说,这么多年,共产党只给了我们一块糖吃,最后连苦胆都让我们吐出来了!’一向不善争辩的我,再也压不住怒火而与之争辩起来。出乎意料的是,在场的竟无一人对我表示同意或支持,只有无动于衷的面孔和窃窃的嘲笑。我的心一阵剧痛,继而是长长的冰冷。”
三
参加这次座谈会和采风活动的,有一些名气或大或小的书画艺术家。会议期间在卓达集团举行了联谊活动和书画笔会。启功先生的弟子、著名书法家王强教授为我写了一个条幅,北京市写作学会理事、原大兴西瓜馆馆长、书法家张子说先生为我写了“观海听涛”四个大字,可惜,在返回邢台的旅行途中,这两件很有收藏价值与纪念意义的作品,不知怎么就丢失了。回想起来,丢失在济南汽车站候车大厅的可能性最大。这两件艺术品,最终会落入谁手?他(她)是否识货并能够善待它们?
同时丢失的,还有我刚刚购买的《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文学史专著,似乎只有在论述文革时期文学时,才能发现浩然的存在。而在论述文革时期的中国乡土小说时,也仅仅论及了浩然这“一个作家”,并慷慨地给予七八个页码的篇幅。在论及浩然的代表作之一《金光大道》时,该书说《金光大道》在1977年出齐了全书四卷。《金光大道》是1994年首次由京华出版社出齐全书四卷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连这么个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搞清楚,不能不让人质疑它的学术质量。至少在对浩然的评述上,其观点失之肤浅、片面。
在济南新华书店的“文学理论”专柜,接连浏览了几部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加以对照,发现了这类著作中相互因袭乃至抄袭的弊病。一些文学史家对作家作品的评述,不是来自于自己独立思考的研究,而是奉行“天下文章一大抄”,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甚至对自己论述的作家作品不曾阅读原著。行文差错也不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部相对说来还算不错的当代文学史,把《艳阳天》中的马老四写成了“马老田”,一部由外国人撰写、我们中国人翻译过来的中国文学史,把小说《金光大道》主人公高大泉的名字写成了“高大全”,并据此予以非议,让人油然产生“洋鬼子看戏”的感慨。有的文学史家不能及时掌握自己研究对象的新近信息,只依赖辞典等工具书,因而使用的资料非常陈旧。比如,近一两年出版的新书,在介绍浩然的自传体小说时,只提到1989年出版的《乐土》,似乎《活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圆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至今还不曾出版。
四
河北三河和山东昌乐,是浩然的两个“第二故乡”。三河市文联和昌乐县文化局,是这次活动的协办单位。三河市文联主席、《苍生文学》主编刘树滋,昌乐县浩然研究会的领导马进、吴汉宾、郭建华同志,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我与他们,神交已久,却是初次见面。
《中国艺术报》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孟祥宁到会采访。
我们在威海只匆匆一过,连刘公岛都未及去。期间登了道教名山昆嵛山。这次活动,主要在文登市进行。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曾在此召集文人墨客登山,吟诗作赋,留下“文人登山”的传说,“文登”也因此得名。
众所周知,浩然祖籍河北宝坻县(今属天津市),但近日浩然之子梁秋川向我透露:“据说文登是我们家的真正祖籍所在地。”
若真如此,这次座谈会在文登召开,是巧合,也是天意。
浩然的生日是农历2月19日,与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的生日是同一天。这,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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