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浩然老师

　　

怀念浩然老师　　

——写在浩然老师逝世二周年祭日　　

　　

蔡金安　　

　　

敬爱的浩然老师，您已经离开我们二年了。您的离去令无数热爱您的人痛断肝肠，我也不例外。回想您曾给我和文友们的深切关爱，我不由得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痛。今天，在您逝世二周年的祭日，心情忧伤的我自发地提起沉重的笔，写下些许文字，表达对您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浩老简历　　

　　

浩然（1932～2008-2.20 ）本名梁金广，中共党员，中国著名作家 。祖籍河北宝坻（今属天津），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1956年9月调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同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引起文坛注意。1958年出版第一部同名短篇集。此后致力于创作反映北方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面貌的作品。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同年10月调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从事专业创作，成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1970年底开始创作另一部多卷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这些作品留有当时社会思潮的印记，在当时有较大影响。1973年参加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75年出席第四届全国人大。1974年创作了中篇小说《西沙儿女》。　　

197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986年冬天为了深入农村生活，曾到河北省燕山脚下一个小镇任副镇长。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苍生》，以新的视角观察和反映变革中的农村现实和新时期农村的巨大变化。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语言朴素自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文学》主编、三河市文联主席、《大平原》和《苍生文学》杂志主编。“写农民，给农民写”是他的创作宗旨。2008年2月20日因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 　　

　　

二、浩老成就　　

　　

浩老，您在有生之年，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　　

您年轻时期以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步入文坛，随之以描写社会风云的长篇巨著《艳阳天》、《金光大道》闻名国内外，后来又以反映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苍生》再次崛起。在半个多世纪的笔墨生涯中，出版各类作品达1300多万字，是名副其实的文坛巨匠。　　

“文革”中，您出于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感情，拥护“文革”，并“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浩然语），先后写出了《金光大道》、《艳阳天》、《西沙儿女》等鸿篇巨制和一些短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又赴大寨写成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　　

1979年您发表长篇小说《山水情》，不久该作品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花开花落》；1980年您发表中篇小说《浮云》和《老人和树》。此后，陆续发表了《能人楚世杰》、《姑娘大了要出嫁》、《赵百万的人生片断》、《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等小说，计有250多万字。发表在天津《新港》文学月刊的短篇小说《机灵鬼》获一等奖。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您“文革”后发表的新作《浩然选集》三卷。1988年，您的长篇小说新作《苍生》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几十家报刊载文介绍，北京市作家协会举行座谈会。《苍生》火得不亚于当年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被普遍称为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代表作。不久，广播电台在小说连播节目里播出了它，还改编为广播剧播出，由赵丽蓉等著名表演艺术家主演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也投入了拍摄。　　

您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艳阳天》（共3卷）、《金光大道》（共4册）、《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中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浮云》等；中篇小说集《嫁不出去的傻丫头》、《碧草岩上吹来的风》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杏花雨》等；儿童文学集《幼苗集》、《机灵鬼》等；《浩然文集》（2卷），《浩然选集》（5卷）。著作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小说连播节目及连环画册，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在日本、法国等国翻译出版。《大肚子蝈蝈》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艳阳天》1999年位列香港《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一百强排行榜第43名。《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北京市建国四十年文学创作一等奖。　　

《艳阳天》是最能显示浩然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它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小说自然带有不可避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可贵的是《艳阳天》里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的贫苦农民的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农民的形象，更为可贵的是，浩然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强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苍生》是新时期的代表作，描写的是冀东农村八十年代的故事。它以苦熬死受的田成业一家为主线，展现出新时期农村的众生相。在艺术上，更注意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依然保持朴实、生活化的优点。　　　

　　

有崇高思想，有卓越艺术才华，有勤奋刻苦的精神，是您能写出这多佳作的原因。　　

　　

您到了晚年，为了培养文学青年，毅然中止自己的文学创作，扎根河北三河县（现为三河市）泥土巢，创办三河县文联和《苍生文学》杂志，培养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文学人才。您的牺牲奉献精神感天动地。　　

　　

　　

三、追思浩老　　

　　

（一）昌乐情结　　

　　

山东省昌乐县是浩然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1960年，您以俄文报《友好报》记者的身份，下放到昌乐县东村劳动锻炼，度过了您生命中难忘的8个月。在那里，您创建了东村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带领全村400名干部群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与那里的父老相亲们结下了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您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忍着饥饿耪荒地、抢麦收、护秋坡、修水库，晚上熬夜写作（秋季晚上还要与干部社员一起巡逻护秋），《车轮飞转》《送菜籽》《半月敲门》《太阳当空照》《人强马壮》《珍珠》《大肚子蝈蝈》《荣荣》等20多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就是那时在昌乐问世。　　

您曾回忆当时写作的情景：“那时写东西从不讲究什么场合，田间地头、推土车架上、粪筐上、场院屋的炕头上，都能凑合着写。晚上屋里那盏小煤油灯经常亮到鸡叫头遍。”“当深夜，我披着月光，漫步在寂静清爽、飘着米谷香味的场边上，许多激动过我的事情都展现在眼前，许多话语都涌到唇边，急不可待要向别人倾诉。于是我把粪娄翻扣在场上，在上面铺一条麻袋，把保险灯捻亮，就趴在这个‘桌子’上写开了。……有时为防蚊子叮咬，不得不换上长衣长裤，把袖口扎起来，常常是一写到半夜，还看了场，一举两得。”（浩然：《我的人生》）《艳阳天》中惊心动魄的大雨中抢救麦垛的情节，就是来自您在东村的真实生活。书中那个至为感人的农业社饲养员马老四，就是以东村大队保管员田敬元为原型创作的。　　

您念念不忘昌乐乡亲，曾先后五次重返昌乐探望，一次带着老伴，一次带着女儿，每次来访总是怀着赤子般的虔诚，一个门口一个门口的登门拜访，并把自己从北京捎来的糕点礼品一一送到乡亲中那些老者、弱者手中。1990年，您写了《东村的乡亲们》，收入您由青岛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纪实文学集《婚姻小路上的爱情坎坷》，后又编入《浩然全集》第18卷。1999年，长征出版社出版了由昌乐县政协编辑的《浩然与昌乐》一书。2000年出版的浩然口述自传《我的人生》中，有一章记述的就是您在昌乐的难忘岁月。影碟《浩然传奇》是北京电视台在您病重住院期间摄制的两集传记纪录片，里面就有您晚年回昌乐县东村看望乡亲们的珍贵镜头。　　

鉴于您与昌乐县的不解之缘，昌乐启动了《艳阳天》再现工程，浩然文化为主线，准备建设一处集文化局机关、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文物陈列室、文化艺术馆和浩然文学馆于一体的文化活动广场。　　

　　

（二）、三河情深　　

　　

1986年11月，您同志离开繁华热闹的都市，来到您青年时期曾经工作生活过的河北三河深入生活，从此，与三河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您先在段甲岭镇挂职副镇长。1987年５月，经三河县政协会议通过，聘请您为县政协名誉主席。1987年秋，您又被推举为段甲岭镇名誉镇长。1988年夏，县政府在政府招待所院内僻静处为您夫妇建一所新居（６间正房、６间倒座房）。于是您在此定居下来，并为居室题名为“泥土巢”，亲笔书写于小院门侧，寓意“下蛋”（写作品），“孵雏”（扶持文学）的窝。　　

三河市（县）委、政府历届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您的生活和身体，经常到“泥土巢”嘘寒问暖，解决实际困难。鉴于子女均不在身边，老伴又体弱多病，您安排其家居农村的内侄女和女婿住在身边。1990年，您倡导成立了三河文联，并以《苍生文学》为阵地，实施“立足三河、辐射周边、面向全国”的“文艺绿化”工程，填补了三河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诗歌集、散文集等多项空白，并带动了周边县（市、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您日常除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外，每天都伏案写作，阅改稿件和读书看报。闲暇之时，练习书法，听听京剧录音，有时散散步。您非常关心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每日坚持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等节目。　　

1993年６月15日，您突发脑血栓病，17日住进通县263医院。三河市五套班子领导人及各界人士多次前往探望。住院期间，您仍然关注“文艺绿化工程”，在病房两次主持文联主席办公会，还阅改了大量稿件。　　　　

1996年10月22日，您去西安边疗养边写作，11月４日，突发脑昏迷症，昏迷三天两夜不醒，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经抢救又脱离危险。11月10日，三河市委书记派宣传部长和文联秘书长以及文化局长等前往西安看望您。11月23日，您病愈出院，从西安返回北京。　　　

1998年８月８日，您夫妇搬进三河市委、市政府为您新建的独门独院二层小楼。1999年５月26日，新任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孙殿高就职没几天，就前往句河湾看望您，带去党和政府真挚的问候。三河市市长李洪卫及其他市领导也曾多次探望您。作家与政治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三河的十几个春秋，您创作出版了８部中、长篇小说，计330万言，还修订再版了７部长篇小说，计483万言，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等文章。您的作生活除以“泥土巢”为主，还涉足京郊通县、密云、平谷和廊坊以及山东昌乐县等地。您创建了三河市（县）文联和三河市（县）作家协会，并亲任两会主席。您创办《苍生文学》十年，为广大业余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并为重点出版专集四处奔波筹集资金，还亲自为他们的书作序言，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出版了一套填补三河文学史空白的泥土文学和文艺绿化系列丛书，组建了“浩然文学基金会”和“《苍生文学》董事会”，为文艺绿化工程积极筹集资金，为三河市以及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做出无私奉献。截止2009年3月，《苍生文学》季刊，作为实施“文艺绿化”工程的主阵地和展示“文艺绿化”成果的重要窗口，已连续出版66期，发表全国各地业余的作品3390余篇（首），765万字。三河已由文联成立初期仅有的二十几个人的文学创作组，发展成为如今拥有160多人的稳定创作群体。1996年，廊坊市和三河市两级市委、市政府分别授予您“繁荣廊坊文艺特别荣誉奖”和“三河文艺绿化特殊贡献奖”。2001年1月，三河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授予您“三河市社会主义建设功勋奖章”。同年2月，浩然文学馆在三河落成并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　　

　　

青山掩秀，流水悲歌。2009年4月13日上午，在河北三河灵泉灵塔公墓，您夫妇骨灰安葬仪式隆重举行。 　　

在浩然纪念园，《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石质的浩然作品或横或竖或打开摆放在浩然雕塑前，浩然雕塑原型是您生前一张年轻时的照片，右手抱在胸前，左手托着下颌，仿佛正在构思书中的故事。北京市文联、天津、河北、山东等相关部门领导，三河四大班子领导及三河相关部门负责人，原任廊坊、三河部分老领导，您子女及亲属等肃装参加了您夫妇骨灰安葬仪式，寄托了对您的无限哀思。农民日报、中国纪实文学报、北京日报等多家国内新闻媒体对安葬仪式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报道。　　

您夫妇的骨灰安葬在您日夜牵挂、魂牵梦绕的三河热土，终于圆了您生前的夙愿。不仅表达了您对三河这片热土的一腔眷恋之情，而且高高扬起了三河“文艺绿化”之旗，鼓起了三河学子振兴文艺的希望之帆，树立起了一座浩然“文艺绿化”的巍巍丰碑。　　

　　

　　

四、赞誉浩老　　

　　

儿子女儿：一位好父亲　　

　　

“虽然知道会有这一天，但父亲突然走了，我们心里还是特别难受。从去年10月份父亲病情加重以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经常去医院探望，这个春节都是提心吊胆过来的。”您惟一的女儿梁春水强忍住眼中的泪水说。　　

在外人看来，您是一位著名作家，但在子女们眼里，您更是一个好父亲。今年56岁的梁红野是家里的大儿子，他回忆说：“父亲对儿女们特别关心。我很小的时候就看父亲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艳阳天》，反反复复看过好多遍。父亲希望我们也走创作的道路，但后来就没有要求。他不希望我们大富大贵，只要兄弟姐妹和和睦睦就好。”梁红野的兄弟姐妹共四人，从事的职业有公安、地方志编辑等，基本上跟创作没有关系。　　

梁春水说，兄弟姐妹的感情非常好。父亲教导做人的道理，要有责任心、爱心，这是对兄弟姐妹几个影响最大的方面，创作反而没有太大影响。　　

　　

编辑刘国玺：往事难以忘怀　　

　　

天津人民出版社老编辑刘国玺在写《我与浩然三十年》的文章。说从“文革”期间就开始编浩然的作品，一共编过13本书。“浩然在广大农民中影响很大，上了年纪的中国农民没有不知道浩然这个名字的。《艳阳天》是中国农民读得最多的作品。”　　

　　

农民王克臣：我们受益于浩然　　

　　

“我每天都看《北京日报》，就怕真的看到这个消息。我知道他的情况，可是害怕这一天来。”一听到您去世的消息，顺义区仁和镇望泉寺村农民作家王克臣的眼泪哗哗地就下来了。　　

王克臣1972年第一次听您为文学爱好者讲课，那次，是王克臣进城听，此后数次讲座便都是您跑到乡下来讲。多年来，王克臣在创作中始终遵循您教给他的几个“窍门”。“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写起，写你的左邻右舍，写你的父母，写你的乡亲。”“在写作过程中进行热处理（凭热情写，不要考虑结构、措辞等），在修改过程中进行冷处理（过一段时间后仔细修改）。”　　

顺义十几名业余成为了北京作协会员，王克臣说他们都受益于您。　　

　　

梁晓声：浩然葆有作家的良知　　

　　

“我们也仅仅见过两面”，不过浩然的作品早为梁晓声所熟悉。“早些年，作为知青我还在北大荒插队时，就读过浩然的不少作品。最为熟悉的就是他的《喜鹊登枝》。那时，为了掌握写作技巧，我们一帮文学青年，还曾就浩然的一部儿童小说进行过研讨，结果获益颇丰。”　　

“透过话语，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厚道的人，朴实而诚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肖复兴：始终心怀农民，关心民生疾苦　　

　　

肖复兴第一次与您见面是20年前的事。“当时我和他应邀到天津给青年作家改稿，我们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层楼上，晚上没有事我们就一块聊天，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很开心。”肖复兴说，当年听浩然的名字如雷贯耳，没想他如此谦和、平易近人。　　

肖复兴和您相处最大的感受是，您非常坦诚。您的创作始终心怀农民，关心民生疾苦。　　

　　

雷达：“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　　

　　

“他也是我关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对他的创作写过专门的论文。”在雷达看来，您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您的《艳阳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由于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　　

雷达认为您是“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包括《金光大道》在内的所有作品，给浩然的创作贴上了鲜明的标签，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但浩然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他是真诚的，也是不无固执的。”雷达说，“文革”后您也做了很大努力，创作了像《苍生》等在内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　　

　　

陈忠实：人们可以理解他的人生经历　　

　　

“浩然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创作、人生经历等等，我想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表示，作为一个艺术家，其艺术成就很不容易，您敢于直面时代、直面民众。令人感慨的是，您对河北地区农村民众的联系，不仅仅是创作上的联系，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系，您无负于您的时代。　　

　　

贾平凹：我很悲痛，浩然是好人好作家　　

　　

“浩然是好人好作家，他的去世让我悲痛”，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如此表示，他说自己小时候读《艳阳天》读得入迷，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呀故事呀，好像就发生在自己周围，加大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西安见过一面，见面时的细节已记不太清了，感觉您这个人非常忠厚、善良。　　

　　

肖云儒：文学史上有过一段“浩然时代”　　

　　

评论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称，文学史实际上存在过一个“浩然时代”。浩然个人是真诚的，他带有悲剧性的命运，给文学史上留下了值得研究的课题。　　

　　

高建群：浩然的作品不能全面否定　　

　　

曾数次赴《北京文学》领奖的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高建群曾几次见过您，“看见老汉头发花白，坐到那儿也不太说话，我突然就悲从中来。对他的作品建树，不应像有些偏激的人一样全面否定，应该给予一定的地位”。他认为您是当代一位重要的小说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在当代作家中非常突出，很多人物形象至今历历在目。　　

　　

李星：浩然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　　

　　

评论家李星认为，您是继柳青、周立波之后，中国农村题材写作的后继者，《艳阳天》尤其是其第一部，写得非常好，短篇小说《喜鹊登枝》读起来也很美。作为一个作家，您的人品也是很好的，一度地位很高，但仍然保持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　　

　　

刘炜评：浩然应该受到尊重与研究　　

　　

“可以说，浩然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浩然用词的生动与优美，让我感觉到了文学作品中，语言本身是可以具有美感的”，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刘炜评表示，对于您的沉浮与争议，应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去看。从小说的情节、细节、人物诸方面看，您的文学质地不错，而且您还在不断地突破、超越自我，把个人文学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您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个一以贯之的精神质地，就是对底层老百姓生存状况与心理状况的关注与展现，与柳青、赵树理有一致性，您应受到文学界的尊重与研究。　　

　　

白烨：浩然是个悲剧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您人很不错，为人淳朴，长期住在河北三河乡下，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不像许多从农村出来的作家，过了几年好日子，就再也不能过艰苦的生活了，所以说，您是个很独特、本真、典型的农民作家，您始终保持着对农村的了解。　　

　　

关仁山：像浩然那样为农民写作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说，“听到浩然老师去世的消息,心里非常悲痛。正是因为受浩然老师的影响,我才放弃通俗文学写作,从而扎根乡土文学创作的。浩然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老乡。”关仁山说，几次接触，您对他的勉励令他至今受益匪浅。　　

关仁山对您的为人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浩然老师是一个正直、朴实、谦和的老人，他的胸怀非常博大。”“浩然老师虽然走了，但他的文学作品和他创作的农民形象却会永远留在读者心中。我一定永记浩然老师的勉励，扎根乡土、永远关注农民，热情书写今天变革时代的中国农民，讴歌顶天立地的庄稼汉，像浩然老师那样永生永世为农民写作。”　　

　　

五、争议浩老　　

　　

目前，对您及其作品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因在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得以出版而引起。您在1970年2月开始动笔写《金光大道》，历经几年写完，共分四部，前两部在文革时出版，过了近20年后，《金光大道》才由京华出版社出齐。　　

它这时出版引起的否定比肯定多得多。艾青在1994年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一文说：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的“路线斗争”。　　

杨扬于1994年11月13日《文汇报》发表《痴迷与失误》一文中说：《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本书的“精粹”部分。假如浩然真正对社会生活有一种真实的感受，我想他应看到中华民族的苦难与不幸。作为一位作家，竟连这种基本的历史感与艺术感都缺乏，实在让人怀疑浩然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是否还有诚意。《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唱赞歌，否则，这部小说决不会一枝独秀，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但也有反对以上批评的。张德祥在1995年第4期《文艺争鸣》发表文章说：这些批评共同的特征是以“政治标准唯一”为价值标准，即，你《金光大道》产生于文革时期，你“应和”了极左政治，政治倾向性决定了你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如今已是90年代，这种陈旧的观念毕竟不能再决定作品的命运了，《金光大道》的重印和发行说明了历史的进步。　　

　　

第二阶段的争论是由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的一篇名为《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问记引起。这篇长文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　　

　　

这激起了文化界人士的强烈反应。　　

　　

焦国标在1998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发表了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浩然先生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话说得跟农民的关系好像很铁，实际经不起推敲。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你浩然做到“农民饿死你饿死”没有？……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出入有直升机，生了病住北京三零一医院，你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你代表了农民什么？　　

王彬彬在发表于《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5期的《理解浩然》一文中说：像浩然这样的人，对邓小平时代是满腔怨恨的，而对毛泽东时代则深深地怀恋。与其说是怀恋那个时代，毋宁说是怀恋自己昔日的荣耀。他们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多是因为他们有着几代几代赤贫从而“根正苗红”的先天条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这些只会盲从于政治潮流而又一无所长的人，不再保有优越地位，他们当然会怨恨今天而留恋往昔……对于把“文革”称为“十年浩劫”，浩然断断不能接受。——当然不能接受，十年文革，正是浩然的“本”呀！　　

章明在1999年4月3日《今晚报》发表杂文《浩然的确是个“奇迹”》：浩然声称“我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自己创作的激情，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写”，这话我最多只能信一半。1974年我军收复西沙群岛，你（浩然）荣任江青同志“亲自委托”的两名特使之一赴西沙时，一路上受到“国宾”般的接待。你曾经逊谢推辞过吗？……你以超常的速度赶造出来的《西沙儿女》，究竟是歌颂谁的？　　

袁良骏在1999年8月25日《中华读书报》以《“奇迹”浩然面面观》为题尖锐提出：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浩然年轻时，本来是个相当谦虚谨慎的作家，由一个只读过三年半小学的“准文盲”成长为专业作家，的确有点“奇迹”的味道。但奇迹不奇迹不能自封，只能由社会、读者评说。更何况，浩然自封“奇迹”主要含义是在炫耀他在文革中的“成就”与“贡献”。这种自我吹嘘实际上是一种犯罪与出丑。“四人帮”祸国殃民，浩然成为他们的“御用文人”，这是不是犯罪？　　

对这些夹杂着攻击的声音，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指出：关于浩然的评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他的反映17年农村生活的作品；一个是关于文革时浩然的所谓“政治问题”。管桦在《名家》1999年第6期上发文指出：（1）作品问题：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等是脱离了生产实际水平，而浩然的作品根本没有这些，他写的是互助合作。互助合作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我们今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在当年搞互助合作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表面是批浩然作品，实际是对我们党17年农村工作的彻底否定。（2）“政治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对浩然进行了调查核实，是已经做了结论的。浩然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是北京作家民主选举出的，是北京市委认可的。攻击浩然当北京市作协主席，是否定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决策。　　

管桦从政治上肯定了浩然，张德祥则在艺术上对他的作品作了适当的肯定，张在《名家》1999年第6期《我所理解的浩然》一文中说：只要不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他的作品一以贯之的是对农民传统人格精神——正直、正气、正义——的追求。当时的环境是不允许“中间人物”的出现，浩然毕竟创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不仅有高大泉等形象，也有弯弯绕、滚刀肉等形象，都各有其艺术价值。我们不能超时代地苛刻作家。　　

赵润明在《名家》1999年第6期上以《浩然不应该后悔》为题写文道：就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自1965年到1976年，各地报刊发表了130多篇对《艳阳天》的赞美文章……在那种时代背景下，浩然并没有做出改变他本质的事。文革结束后，有关组织对他的审查证明，他在文革中是没有干什么坏事的。 　　

　　

六、怀念浩老　　

　　

病魔使您无奈地在病榻上痛苦了5年，2008年2月20日，您带着未尽的遗愿离开了我们。长歌当哭，亿万热爱您的人以泪洗面。　　

2008年2月28日上午10点，原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浩然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室举行。上千名市民前来送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副主席金炳华及陈建功等也参加了告别仪式。 　　

28日上午9点半，前来送别浩然的市民已经在告别室前排起了长队。浩然曾经教过的一批学生们从河北三河赶来，拉起“浩然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浩然老师三河人们想念您”的长幅。告别室门口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挽联，写着“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等，将浩然的作品巧妙编入挽联中。　　

电影《金光大道》《花开花落》的编剧、长影资深剧作家肖尹宪来了，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著名诗人峭岩来了，著名诗人作家刘国震来了，原沈阳军区创作室副主任、著名军旅诗人散文家胡世宗来了，原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女作家祁淑英和《河北日报》副总编、诗人桑献凯来了，深受浩然老师帮扶、现已调至廊坊市文联的三河青年作家徐文静来了。　　

浩然在三河市实施“文艺绿化工程”时热心帮助和扶持过的文学青年和业余们，整齐地站成一排，手中托着一个长达20多米的黑地白字的条幅，上面写着“浩然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在另一侧，来自河北三河市的几名乡亲举着一个写有“浩然老师，三河人民想念您！”的白色挽幛。　　

铁凝表现得心情沉重，她说从小就看浩然的作品，2000年浩然曾以北京作协主席的身份为她颁发首届老舍文学奖，“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作家刘恒说：“浩然是我尊重的前辈作家之一。他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农民作家，也是浪漫主义作家，长篇小说《艳阳天》是他的巅峰之作。我很喜欢他朴素生动的笔法，也很敬佩他对乡土生活和乡亲们的热爱。”刘恒说，浩然为人朴实耿直，生活节俭低调。“我们是邻居，我一向敬重他的人品。他的离去是文学的损失，也引起友人的伤感，愿他的亲属节哀，并祈祷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说，他们这一代许多人都读过浩然的书，浩然是中国文学史上不能绕开的一个人，他的文字自然朴实，他是一个非常厚道的好人。“我是在北京作协的一次笔会上认识浩然的，当时浩然给我的感觉非常随和，还和我拍了合影。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2年春在中国作协的笔会上，当时浩然穿着红色毛衣，虽然交流上有点障碍，但他对每个人都微笑着。”　　

在电影《金光大道》里饰演高大泉的演员张国民也赶来送别浩然，“我昨晚又把《金光大道》看了一遍，一直看到凌晨两点。”　　

告别大厅里，正面墙壁上悬挂着浩然先生遗像。遗像上方，是一个白地黑字的挽幛横幅，上书：“浩然同志千古”。遗像下面正前方，是鲜花簇拥的浩然先生的遗体，上面覆盖着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大厅两侧摆满了花圈。右侧，依次摆放着李瑞环、刘淇、刘云山、李锡铭、倪志福、何鲁丽等前任和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北京市委领导同志，以及铁凝、金炳华等中国作协领导敬献的花圈。还有中共山东昌乐市委市人民政府、中共三河市四大班子和各界群众、热心读者、他精心培养扶植过的文学新人敬献的花圈。左侧，是中宣部、文化部、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各大文艺团体、各大报刊敬献的花圈。《北京文学》全体同志敬献的花圈，挽带上写着：“文笔浩荡洒金光，别去依然艳阳天”。　　

　　

人才难得，有崇高思想的卓越人才更是难得。浩然老师，您的离去，是中国文学界的重大损失。　　

　　

您一生心系农民，毕生为亿万农民而歌；您不忘倾力扶持文学新人，将文艺绿化工程建设得红红火火。您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辉煌的一生。您虽然离去了，但是，您的作品和精神必将长存于世，慰藉和激励所有爱戴您、怀念您的今人和后人。　　

浩然老师，您安息吧！　　

我们一定会沿着您生前的足迹奋进，把您未竟的事业完成！　　

　　

                  201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