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剑雄：当我们与世界面对面
现在我们随时能看到大街上有外国人，而无数的中国官员、学者、明星，跟那些外国人已经熟悉到深感厌倦。但要一个普通老百姓真正接触外国人，实际上是不容易的。我们群一个从外国留学回来的老师，就在我们第一次会议后感叹说，现在很多问题，实际上就出在我们对外界了解太少。我对这个是认同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到哪里去了解“外界”呢?基本上没有渠道。
在这个事情上，我是值得庆幸的。但我不能说，就因为这个，我就真正了解外界多少。实事求是的说，至今我仍然对那些外国人和他们背后的外界没有任何了解。因此，这里除了如实陈述我的一些接触外国友人的过程，最多有点私下的猜想。或者可以因此说明：要成为“世界公民”，对中国多数人有多难。
十多年以前，我在报社当记者。应邀采访了一个日本老艺人。这个日本人当时70多岁，是老日共党员。后来自动脱党。但他对中国非常有感情。很多年来，一直坚持每年到四川的边远山区小学校，给孩子们演出日本的木偶剧。
当时我毫无经验，也没什么准备，随口问了些大而空的问题。其中问到他参加过侵华战争没有;去看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没有，他怎么看南京大屠杀;又问他为什么会脱党;日本人为什么那么多剖腹自杀的、你怎么看日本人的性格等等。确实有点欠缺礼貌——我有什么理由非得用审判者的态度去对待一个热爱中国的友人呢?现在回想这些，真有点后悔。
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老人一直不看我们。这是因为日本人特有的性格还是他应付那些不确知底细的采访所采取的策略，我就不知道了。他说，他没有参加过侵华战争。至于脱党，说了很多原因，大致涉及到他的家庭、日共当时的具体情况等，我也记不起来了。但因为这个事情，我后来看了些有关日共的资料，才稍微了解到一些情况。说到南京大屠杀，他郑重地说：“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如果看到这些，都会为此感到惭愧!”说到日本人的剖腹等，他释然一笑，象描绘海外奇谈似的给我们讲了那个大致情形。我当时想，他肯定心里想的是，你们年轻人总对这些事情好奇!然后他说，日本是个岛国，这个空间的狭隘是造成日本人特殊性格的重要原因。日本民族从没出过人民英雄，跟这个有很大关系。这些话听起来似曾相识。那几年，介绍日本文化的文章大致也这样说。最后说到当时日本青年对华的情绪正在渐渐冷下去，有的年轻人越来越反感中国人。在旁边一直不插话的翻译这时也附带说了一下这个情况，他们当时组织交流活动都比较难。
后来来了一个爱莎尼亚的研究生还是什么的，大概在研究中国的民俗。他们约我跟另一个作家去给这个女子介绍一下成都的风俗。我哪知道成都的什么“风俗”，那对我不过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而已。但这个毕竟也是好事嘛，我当然就去了。
那个女子个子不高，很年青，也很漂亮。听她说的话，大概也确实对中国非常不熟悉。谈话过程也很短。那个作家跟她介绍了一些诸如人们遇到有茶倌给自己掺开水，为什么要用指节敲两下桌子等风俗的来源;我给她介绍了一些本地的民间游戏。没怎么深谈。完后我们出来，一起在庭院里合个影留念。那个女子临别的时候问我要电子邮箱。我告诉了她。但回头一想，居然说错了。后来我又想，我们语言不通，留邮箱也没法联系啊!
再后来，一个法国科学院的学者到成都，我们几个人一起陪他吃了一顿饭。
那个学者是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当时为查找作家李劼人的书信来到成都，找到他们研究会的人。他们又把我约去，叫我带上两本我的书送给他。然后大家一起吃火锅。这个学者一直居住在香港，因此会说汉语，对中国的饮食并不陌生。
但那顿饭吃得非常冷清。因为当时几个人都不知道怎么跟外国人交谈。除了些没谱的应酬辞令之外，没谈任何有意义的话题。在座的一个作家说：“法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出了一个‘人权宣言’!”我观察那个法国人的表情，觉得他大概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忽然说起这个来，满脸漠然又透出一丝惊异，只是他很礼貌地克制住流露这个惊讶了。后来他渐渐不吃东西了，若有所思的坐在那儿。我们自己吃得热火朝天，也不知道一个法国人会怎么看我们。因为我们也没什么说的，只好吃。但光顾自己吃也不太礼貌，又不停招呼他吃。他只好为了礼貌装着吃。那顿饭本来仅仅是个私人约会聚餐，后来整得非常“外交”。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都一定无比难受。
好不容易吃完那顿饭。出来我们又外交辞令一番，装着很高兴的样子相互道别。然后我跟那个法国人搭乘一个朋友的车回家。在车上我才跟他谈了一下法国当前的社会等级等问题。他说，法国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建大学，各地的大学投资都完全一样，就为了缩小巴黎和外省的差别。然后说到中国的民主问题，他说了一句：“现在全世界，中国民主是做得最差的。”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带有那顿饭闹下的情绪。
反正我为这个话是有点难过的。我知道这个法国朋友信仰他们自己的自由民住。在见我们以前，他已经走访过好几个本地的“公知”。我感觉无法跟他谈论各自的信仰，还远远不是信仰本身的问题，而是至少在我们中国普通人，尚且还根本无力跟外国人建立自然的沟通。我们希望能够这样自然的达成沟通、能够自然的交流思想、能够就我们的信仰等等展开讨论，现在还非常困难。
我写这篇文章也不是偶然的。
因为前几天，经一个老师介绍，我去见了两个奥地利的艺术家。那时候，我虽然稍微有点经验，可以跟他们作比较具体的交流，谈到几个稍有意思的事情，但毕竟相互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我估计，我们即使再深入具体的交谈下去，要相互达成一致，也同样很困难。我们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
那也是两个年青的艺术家，男的在搞雕塑，女的搞艺术理论。其中那个女的，看起来甚至象个比她实际年龄小很多的小姑娘。他们在咖啡馆门口下车跟我打招呼，我还以为那女子是那先生的女儿呢。结果后来坐下来了才发现不是。欧洲人的体貌特征，确实有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惊讶的地方。然后我们简单应酬了一下，相互介绍了自己。我就问他们此行到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其中有没有画家等等。因为此前我们都刚看了一个小展览，我也问了问他们对这个展览的感受。
雕塑家特别想知道我们成都的有关工农兵题材的雕塑。这些雕塑，目前可以看到的，仅剩下一个“建设者”。已经从水碾河十字路口移到偏僻的音乐广场去了。其他很多80年代前期的有关作品，也被纷纷拆除。
然后他对我说：“你是记者，当然可以问很多有意思的问题。那么我想问几个问题可以吗?”接着就问了我几个问题。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雕塑家看过一些关于中国文革的资料。其中包括张戎的回忆录。也大约参观过当地某些人搞的有关文革的展览。然后谈到那个广场发生的全球都知道的热闹事。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文革是一个“悲剧”。他问我怎么看。
我深知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先天就有些缺陷，他们不知道、或者难以切身体会中国的基本情况，思考问题首先就没法从接近14亿人口这个起点开始，因此可能把某些事情看得格外重要。所以当时我说：“实际上中国很多人对文革未必有多深的印象。那些农民和不少地方的工人，都未必知道那到底怎么回事。可能官员和知识分子知道稍微详细一些。至于说到悲剧，我倒觉得更准确说来，中国的历史应该是悲壮，而不是悲剧。”
然后我问他，如果在奥地利，一个一般人想绘画出头，成为画家，主要得靠什么?他说，你看那些画家的简历就知道，参加展览的经历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奥地利，一个人想成为画家，首先得找到赞助商，能够参加展览。我又问他，那么奥地利艺术界关不关心政治呢?他说艺术家的绘画主题肯定会涉及社会和政治，但对现实政治并不怎么关心。主要关心的就是拍卖会、关心行情。我和作翻译的赵老师都忍不住叹气：中国也差不多!
我直觉感到象奥地利这样近900万人的国家，人们相对比较容易享有足够的自由，因此他们或者难以理解，政治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有多么重要。
谈话完了，我们走出咖啡馆准备道别。我还是忍不住最后问他：“你们奥地利的艺术家，都了解奥地利的工农吗?他们有什么样的文化需求?”
开始他对这个问题有点惊讶，说：“我是城市里的人，在城市里长大，确实不了解农民怎么生活的。”接着猜测似的说，他们或许就看看电视、旅游一下，或者从事点个人爱好什么的嘛。
这些，让作为中国人的我，深感他们的创作是自由的。雕塑家还补充说，一个艺术家其实很难知道大众需要怎样的艺术，也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的作品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喜欢。他们只是从自己出发，表达自我。至于这个自由表达而至他们都没有为谁创作的意识，是不是值得肯定，确实是我没有想过但值得去想的问题——至少，它涉及到我们的艺术观、哲学思想等等复杂的问题。奥地利艺术家们的创作，也会受市场行情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画廊以及富有的收藏者等的干预。这在我看来，毕竟也很盲目吧?这个真的算自由吗?
他们没有关心工农文化需求的意识，觉得被人问到这个，都深感不解。我就想，还是我们的画家好一些吧，总有那么多人，还在画工农题材的作品。
过了一会儿，雕塑家仿佛意识到我问他这个话的真正意思，因此才郑重地对我说，我提的这个问题，给他带来启发。他愿意多学习。
在跟他们握手时我想：我们都愿意学习。
（2013-11-5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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