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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北方:赵本山的两个图腾——权力和资本

李北方 · 2014-03-01 ·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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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爱情》是一部看不到农业的农村题材作品,它对了解“三农”问题毫无帮助,但通过它,可以管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这部戏呈现了其中最腐朽的那部分。当然,它也可以带来一些简单的快乐。

  赵氏喜剧《乡村爱情圆舞曲》伴着过年的爆竹声在若干省级卫视同时开播。这是《乡村爱情》的第七部,从2006年第一部算起,这个系列剧已经拍了200多集,创造了国内电视史的纪录。

  《乡村爱情》系列一直保持着不错的收视率,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力更是大得惊人。该剧为什么能成功?有评论人认为,嘻嘻哈哈的“不走心”风格的作品是当下的主流,《乡村爱情》是其中的一个。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把《乡村爱情》称作是“傻乐主义”的代表作。此外,该剧在前几年也惹来了一些批评,比如“俗”、“伪现实主义”等;对此赵本山很生气,他说他从来就不是个高雅的人,电视剧只求“好看”,“承担不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任何文艺作品都包含两重功能:审美的,和意识形态的。《乡村爱情》也不例外,虽然该剧小品式的风格将故事情节打得很散,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思想倾向,但它“不走心”的表面下仍然包含着坚硬的内核。这个内核可以概括为对两个“长”的膜拜:乡(村)长和董事长—前者象征权力,后者代表资本。不仅《乡村爱情》如此,赵本山的很多作品中都贯穿着这条“图腾崇拜”的主线。

  赵本山拒斥“高雅”、只求搞笑的宣示是可信的,这便更加反衬出他的这种倾向是潜意识的,是牢固的。从这个角度看,“傻乐主义”等评价不能准确界定赵本山的作品。赵氏喜剧中包含着对社会的特定理解方式,也依这种理解传达着对未来的想象。

  符号化的权力

  社会包含着一个支配性的权力网络,网络的各个结点上都有一个“长”。赵本山对乡村的权力结构是非常敏感的,他在1990年参与拍摄的头两部电视剧,就分别叫做《一村之长》和《一乡之长》。无论是村长(村委会主任)、乡长,还是镇长、县长,在赵氏喜剧中都是权力的象征。

  要表现乡村社会,就无法绕开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在不同的时期,权力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表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赵本山早期的作品中,对权力关系的刻画是相对较实的,各种“长”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人物,乡村的事件围绕着权力中枢展开。这基本上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即乡村社会中基层政权组织的功能尚存。

  2003年以后,农业税费取消,这一方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基本弱化了基层政权履行职责的经济基础。《乡村爱情》虽然没有关注到这个趋势,但这构成了剧情的背景。在《乡村爱情》中,普通农民走上了前台,各种“长”从舞台中心退却,不再是主要人物,也不再承担乡村公共生活的职能,除了掺合一些家长里短,就只剩下招商引资,为投资者服务了。

  有趣的对比是,乡村社会的权力在实际运行中弱化的同时,《乡村爱情》所表现的对权力的态度却“升华”了,将其变成了一个图腾般的符号。或者说,正是权力在现实中的弱化,为权力表达的神秘化提供了条件—各种“长”失去了实际的功能,就更适合作为想象的载体。

  表现对权力的态度的赵本山早期作品,典型的要数1998年的春晚小品《拜年》:赵老蔫找乡长谈继续承包鱼塘的事,一开始唯唯诺诺,拼命给乡长戴高帽;在误以为乡长被撤职后,立马挺直了腰杆,说“现在咱平级了,我也就不怕你了”;然后得知乡长高升为县长,吓得从炕上掉了下来,腰又弯了下去。在这里,仔细品味的话会在笑料中发现一丝批判色彩,批判对象既包括官的虚伪和霸道,也包括民的油滑和懦弱—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但是到了《乡村爱情》,批判的色彩彻底褪去,权力成了一种审美化了的东西:它不仅仅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追逐的目标,更是精神世界里膜拜的对象。如果说前一方面还可以理解为常人在现实理性支配下的正常行为,那么后者就近乎一种病态的精神毒瘾了。比如,谢广坤的自豪感一部分就来自于与权力的接近(跟镇长有亲戚关系);赵四在儿子赵玉田当上代理村委会主任后不再让他干活,敦促他一定要背着手走路,锻炼当官的派头;刘能每次费尽心机得到一个头衔后,都要买套新衣服,目的是和“身份”相匹配。

  在《乡7》中,可以带来快感的权力想象已经不限于国家政权体系内的各种正式的与非正式的“长”了,还延伸到了一切带“长”的头衔上。比如温泉山庄的保安队长,就意味着对保安队其他人颐指气使大呼小叫的权力。

  再比如,象牙山村成立了一个管理捐款的“好人好事理事会”,这样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头衔引发了刘能和谢广坤旷日长久的斗争。二人用尽心机寻求支持,只为当理事会会长(按常规,理事会的负责人头衔应为理事长),结果刘能获胜。当上会长的刘能要求他人以“刘会长”相称,并要求妻子提高素质,以配得上“会长夫人”的身份。心有不甘的谢广坤又提议成立监事会,当上了监事会会长。二人为挂牌(谁的大谁的小,谁的挂上面谁的挂下面)又进行了一番争执,随之而来的管理与监督像是一番猫捉老鼠的游戏。

  《乡7》用冗长的篇幅表现了这个过程,展现着权力想象所能带给人的满足。刘能、谢广坤等“权迷心窍”的人物形象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在小说《离婚》中刻画的“七大人”的作派—拿着一个“屁塞”(“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物件,多为玉制)在手里把玩,还不时在鼻子两边擦一擦。

  实打实的资本权力

  赵本山表现的农村文化,既有其淳朴的、原生态的一面,也有其“进步”的一面。这里的进步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是因为它是指向特定方向的,即拥抱和接纳市场的逻辑,主动纳入资本的轨道。

  《刘老根》系列和《乡村爱情》系列有一条相同的主线,都是如何让农村富裕起来,而最终的选择也都是外来的资本进入农村,开发农村的旅游休闲资源,开办度假村,吸引城里人来消费,所以在两部剧中“山庄”都是高频出现的词语。不同的是,在《刘老根》里,赵本山扮演的是一个为村里拉来投资的农民;到了《乡村爱情》,赵本山则以一个外来企业家的身份入主农村。

  资本进入农村,既改变了农村的权力结构,也同时在原有的社会体系之外形成了一套新的权力结构。在一般的语境里,“权力”指的是基于或衍生于国家体制的强制力,但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资本也生产权力,而且在乡村社会的正式权力体系弱化的时候,介入其间的资本发挥着实质性的支配作用。

  资本的强制力来自于对个人赚取工资收入的机会的独断权。非农就业的收入高于农业从业收入,更高的收入、更优越的工作环境构成了对农民的吸引力,加上农村地区非农就业的机会不多,形成了打工者在资本面前的弱势地位,这是赤裸裸的现实。资本的世界排斥民主参与的原则,老板(及其代理人)可以自主决定打工者的去留。可以这么说,老板的权力来自于对职工饭碗的控制力。

  同样地,《乡村爱情》没有触碰这个社会背景,但自觉地把情节置于这样的背景下铺陈。“你还想不想干了?”是《乡村爱情》中多次出现的台词,是控制资本的权力拥有者不时发出的威胁。

  在《乡7》中,象牙山温泉山庄的保安队长宋晓峰惹了赵本山扮演的董事长王大拿,王大拿要求总经理刘大脑袋将其开除。刘是宋的表姐夫,宋当时恰好要去相亲,失业即意味着相亲失败的必然结局。在宋的表姐的干预下,刘暂时将宋降为“编外人员”,把开除的时间推迟到相亲结束之后。从故事本身来看,这是一个出彩的桥段,但这里真实地传达出了两点:第一,资本是如何通过控制个人的生活基础来建立权力关系的;第二,乡村社会的伦理关系是如何被资本颠覆并被置于资本雇佣关系的从属地位的。

  曾经有一条在工作场所广为张贴的著名标语,“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你还想不想干了?”就是它的口语版。喜欢看美国电影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一句非常酷的标志性台词,“You’re fired”,意思是你被解雇了,这往往意味着人物生命中的重大转折。从这里,仿佛看到了中国乡村已经与世界接轨的迹象。

  如果说这些只是对资本权力关系的展现,那么赵本山在精神世界深处对资本权力的迷恋和膜拜集中地体现在对“董事长”这个词的使用上。董事长是个职位,在现实生活中极少用作人际交流方面的称谓,但在《乡村爱情》里,除了家庭成员,其他人对王大拿的称呼一概是“董事长”;即便王大拿不在场,也几乎都是以“董事长”代指。“董事长”还是王大拿的自称,他会在电话里说,“喂,我是董事长啊。”

  以违背生活逻辑的方式时刻强调董事长(这也是赵本山在真实生活中的身份)这个位子,其实是在强调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属性。这是赵本山将资本图腾化的典型标记,当然,这也是赵本山“土”的表现,比尔·盖茨就决不会要求员工称他为董事长或者老板。

  “现实主义”变奏曲

  将赵氏喜剧的风格批判为“伪现实主义”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赵本山虽一再声称他“就是个农民”,他最懂农民,但他表现的农民和农村是虚假的。虚假之处在于他把农村描绘为一个悬浮于时空之中的乌托邦,取景在农村,演员的穿着打扮很农民,却唯独不见农业的踪迹。

  王大拿在象牙山村经营度假山庄,谢大脚打理超市,王小蒙开办豆制品厂,谢永强弄起了一个果园,赵玉田一家打理花圃,刘一水两口子和李大国都搞养殖场。剧中没有一个纯粹的农民形象,象牙山村没有因土地引发的纠纷,没有粮价波动带来的烦恼,没有一连串的“一号文件”对“三农”产生的影响。人物的精神世界与脚下的土地无关,他们全天候地忙于家长里短,他们的烦恼和喜悦没有一项与农业相关。

  但换一个角度看,《乡村爱情》也是“现实主义”的—权和钱难道不正是当今最大的现实吗?

  不难理解,赵本山就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名气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中央电视台正是体制的象征。赵本山拥抱市场,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他本人变成了资本的化身。带给赵本山甜头的,正是权力与资本这两样东西;出于对这两样东西的喜爱,借助特有的艺术表达手段将其审美化,奉为精神图腾,实属顺理成章。

  但凡主义,不但是人理解社会的工具,也是人想象未来的工具。赵氏喜剧就是按照权力与资本这两条纲想象农村的美好未来,而这恰好与主流的话语乃至政策方向是一致的。

  按照这样的思路,农村要发展,除了接受市场逻辑别无他途。资本的巢穴不在农村,于是农村的希望无法从内部燃起,只能向外部寻找,所以赵玉田一当上村主任,就开着卡车出去学习其他地方怎么搞项目;资本需要一套作为辅助的文化才能顺利运行,与之抵触的乡村伦理必须让位,于是李大国虽然有点抹不开面子,还是毅然决然地兼并了前老板兼好哥们刘一水的养殖场。此外,王小蒙的豆腐坊加盟了上海的一家豆制品企业,谢永强的果园变成了某著名软饮料企业的生产基地。

  不知不觉间,从第一部到第七部,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准都大幅提升了。剧情没有对此做出交代,但镜头传达的暗示是非常清楚的,这一切与农业无关,都是接受市场逻辑的结果。

  为了美化资本,赵本山给了资本一副慈祥的假面。王大拿以投资者的身份扎根象牙山村,不但没有与农民发生诸如占地之类的利益冲突,而且关心村里的发展,给村里捐了500万。这就一点也不现实主义了。

  《乡村爱情》是一部看不到农业的农村题材作品,它对了解“三农”问题毫无帮助,但通过它,可以管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这部戏呈现了其中最腐朽的那部分。当然,它也可以带来一些简单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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