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的名义》电视剧深入民心，反腐、打“大老虎”，又一次成为国内外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厅局级的祁同伟倒了，带出了副省级的高育良，随后副国级的赵立春又被一举拿下。“谁是终极大boss?”成了头条话题。一部满屏中老年的电视剧，收视率却周周蝉联榜首，秒杀八卦花边小鲜肉，实在是一个文化奇观。
但回过头来看看身边的现实。和把两亿现金铺满床却一分不敢花的赵德汉、天天想着怎么把资产一步步转出去的高小琴不同，中国真实的“富二代”“官二代”们早就在这场反腐风暴之前未卜先知，怀揣多张银行卡直奔异国他乡，谁还傻乎乎地坐在家里等着被抓呢?
倒是国内留守舆论阵地的小资们，看着一部《人民的名义》兴奋至极，怀着“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带着旁观者的戏谑态度，又有几个人能相信这样的反腐就是现实，会带来社会进步?心怀希望的或许是广大被借了“名义”的老百姓，更愿意相信，甩掉包袱之后自己的生活会有一点盼头，一个“更廉洁、更公平”社会似乎就在前方。
腐败的根源：权力向资本的寻租
《人民的名义》里，对“从根源上杜绝腐败”，省委书记沙瑞金有自己的分析：体制问题是腐败的根源。是官僚权力膨胀，社会监督不足，民主参与空缺，为贪污和寻租行为提供了极大的机会空间。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妙招”：强化制度监督，试点纪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同级监督机制，让市委书记的权力能够得以控制。
当然，稍微了解国内形势的朋友都知道，这种方法取得的效果会是多么微弱。根本原因在于，沙书记天真地把陈岩石曾经所处的建设时代和当下的改革时代等同起来，没有揭开体制性质的变化问题，自然看不到腐败问题的根源。如果说体制是根，来源于一个领导个人的独断专行问题，那么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为什么在腐败问题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从前喊出的“为人民服务”，早已明目张胆地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人民币的社会关系决定了当下的体制性质，也为官僚腐败的深化与扩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下，“当官”的社会涵义发生了本质变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背后，权力走向前台，看似是权力在扶持着经济发展，但同时，市场经济发展也催生了权力膨胀、权钱交易、寻租行为等。因此，腐败伴生于集体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现象。
最常见的也最受老百姓痛恨的，便是“大风厂”事件背后的官商联姻问题。新区、大工程的建设涉及到的公共土地资源，成了不少地方政府眼里的“金疙瘩”——李达康们以此创造政绩，丁义珍们用来敛财致富，真是名利双收。高小琴们更是看中了其中蕴含的巨额商业利润，承接、买卖、收购，大费周章。双方形成了对公共财产的买卖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腐败方式层出不穷——“女人换批示”、“送钱才指示”等。更有甚者，如赵家父子一般，老子规划，儿子圈钱，一路开绿灯。这都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好例子。
在《人民的名义》，美女换来了高书记的批示(图片来源：影视剧截图)
在一场场的权力与资本的共舞当中，被滥用的公共权力不仅仅为一些官员谋取了私利，而且其也成为了资本进行积累所借助的工具。作为一种典型模式，工程腐败已经成为了今天中国式腐败的领头羊。当前社会的发展方式下，打着“保护私有财产”的旗号，通过国家的政策，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被以经济发展的名义集中到了资本集团的手中，再通过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变成了可以任意“公平买卖”的商品。失去了公共资源的，正是被借走了“名义”却依然无权的老百姓。
腐败作为一种权力的寻租，使得原本法律中对资本在用工制度、环境影响、能源利用等方面的制约无法产生效果，从而削减了资本扩张的成本，也就成为了资本的伙伴。现在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雷人话语，“经济越腾飞，腐败越发展”“腐败现象有利于经济发展”等，正是这种权力服务资本逻辑的体现。在社会发展依然追求“GDP神话”，对高经济增长数字狂热追逐的大环境下，腐败尽管在道德上还被视为公共社会的毒瘤，却在大环境下有着它自己的市场。
反腐不反资，谁给你的名义
说起成功的反腐经验，大家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香港了。沙书记认为，通过建立独立监督和严厉的执行机制，可以形成对公共权力部门的制约力量，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这点上香港在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香港从根本上叫停公共权力为资本的服务了么?并没有。
70年代大力反腐之后，香港成为了全球著名的廉洁城市，资本市场也愈发成熟，进入高速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财富越来越垄断于几个大财团身上。在这样的廉洁社会中，由于碰不了所有制的问题，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和消费各方面給市场牢牢地套住。严重的贫富差距被合理化，一系列严控贪腐的法律法规成为了财团们身上的保护伞，为这个不公义社会建立了制度基础。
英国《经济学人》曾发布一份名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裙带资本主义，描述一个经济体中，商业上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的榜单，香港是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富豪的财富占据本地区GDP比例接近80%，其中接近60%的部分都是严重寻租行业——房地产或其他垄断性的行业。
这些人的财富比例不但超乎寻常的大，而且增加速度比香港经济发展本身还快得多。这意味着真正为香港社会创造新增财富的经营者和劳动者，反而在收入分配中，受到了排挤、盘剥。香港基尼系数高达0.537，在720万常住人口中，有123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根据美国物业顾问机构 Demographia公布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香港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 29.3万港元，楼价中位数是556.1万港元，香港楼价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19倍。也就是说普通白领就算不失业，二十年的辛勤工作不吃不喝也换不来一套蜗居。
如果我们说反腐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那么，以香港的例子来看，它似乎只是起到了一种点缀的作用。对处理财富不均、贫富悬殊、底层生活窘困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腐的成效再大，在这些问题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
因而，如果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还是一切以GDP为主，想要切断资本与权力的联姻，看起来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油盐酱醋、生老病死，是温饱生计、养家糊口的问题，如果反腐之后，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生活压力依旧，对社会的不满也就不会因而降低。对中产阶层来说，反腐如果不能把房价拉下来，生活质量提上去，每天还是超负荷地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好好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么反腐所许诺的“公平正义”社会又会落空。
“廉政香港”里，底层百姓依然只能蜗居(图片来源：网易人间)
这样看来，如果不调整给扭曲的发展方式，那种认为应该以深化市场与民主监督来制衡官僚腐败简直是痴人说梦。腐败恰恰生长于一个以金钱为上的市场和“为资本”服务的体制之中。不反思发展主义的逻辑，空谈反腐，与搭建空中楼阁无异。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社会所有制、市场逻辑、生产与消费关系、基层民主参与、劳动成果分配等问题。若反腐只是上层设计，底层无法参与，没有群众主体地位的回归，再成功的反腐恐怕终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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