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工作了几年后，孩子很成功，由于他当了主要领导的秘书，成了正科级领导干部，然后随领导调到省级机关，又成了正科级的一般干部，正在提副处的关头。当时非典发生不久，大家相对比较轻闲，于是我们又有了第二次谈话。
这次我先听他讲。由于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又是在重要部门工作，孩子胖了，经验也有了。他谈他的困惑。最主要的就是为什么干得越多挨骂越多，受苦越多受气越多。
具体的困惑的原因我给他作了分析，并给了两点建议：第一，坚持正道，坚决不为职位的升迁而送，否则以后就后陷入这个非组织的圈子不能自拔，“仁义者，自完之道，非进取之术也”，要坚信那些一切以升官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必将受到严罚；第二，面临太多诱惑，一定要坚守底线，给群众办好事，尽一切可能拒绝任何回报，那是一个高压线，容易出事，为而不居，积德成善。然后我们又从文化层面的角度进行了深谈。
重点谈了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毛主席为什么建国后只反对官僚主义不太反对形式主义。也就是讲了公共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的‘五四焦虑”和“特权后遗症”的问题。
“近代以来，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求亡图存的意识成为主流思想。先是学习技术，结果洋务运动的第一次尝试或说选择，以甲午海战的失败告终。然后再是试图变法想以不变更根本制度为前提通过局部制度的改良来自强。结果一方面由于维新派经验不足就象戈尔巴乔夫一样操之过急，另一方面清朝当亡，顽固势力宁愿灭亡也不愿意改良，第二次选择没有经过实验就被扼杀了。人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通过革命，于是有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但革命后，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使乡绅阶层失去了在农村社会的权威，同时几千年的皇权一下子没有了，人民不适应，以为可以不再交税，于是就乱了起来，现象就是农村的土匪和地区的军阀割据。第三次选择按说是当时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但中国还没有强。于是大家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思考问题，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倡导新民，这股思潮成为新民主义。发展到‘五四’运动时，各种救国的方法大家都在试：有提倡全盘复古的；有提倡全盘西化，连文字都要拉丁化的；有提倡乡村改革，国民教育的；甚至有提倡改良人种的。当时一个有名的口号就是‘打到孔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内心的这种焦虑，导致了为了救国什么办法都愿意试，总是对现实不满，充满革命的激情而缺乏建设的耐心。结果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过程中，产生了两大失误。”
“哪两大失误？”
“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丢失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科举制的废止和‘打倒孔家店’的潮流，首先从传统的‘士’也就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清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载体；后来，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毛主席，根据历史的必然，重组中国乡村社会时，铲除‘三座大山’，把乡村的宗族制度彻底清除，这虽然有利于国家按现代组织结构的形式进行整合，但又产生了从民间把传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载体消灭的效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们上大学时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复古热，实际上是历史的‘反动’，因为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的。同时这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大批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否定中华文明的一切，经常性地采取怀疑的眼光，要么是以伪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如把一切都称之为迷信，比方中医有的人就不信；要么是以伪民主自由主义者的面目，如认为中华文明是封建的、专制的不讲人性的、功利主义的等等。其实他们都是‘五四焦虑症’患者，对待传统文化都有些偏面。这是第一个危害。
“第二个危害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急燥革命情结’。他们总是对现状抱有强烈不满，总是认为现行的制度不好，总是试图颠覆现行制度以改用新的制度，以为新的制度一下子就能使中国强大起来。更多革命的激情而缺乏建设的耐心。这个情结最早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具体可以从他们和保皇派的争论中看出，这个争论也就是改良与革命的争论。这个争论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结果，革命胜利了，才发现改良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于是革命后又提改良。说句题外话，如果我们现在认真研究一下梁启超的思想以及当时保皇党和革命党的争论的相关资料，可能会有利于我们现在的工作。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摆脱灭亡的危机，革命论还在接着发展，不过有了左和右的分化，但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必须要恢复中央集权，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弱势的地方政府，团结起来才能强。正是在这个共识上，国共两党才能合作发动北伐战争。这是国共合作的最深层次的思想基础。中途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导致左右分家。右的一方完成了北伐开始国家建设，虽然有所谓‘十年黄金时期’，但他们的实践，一是并没有完全消除军阀地方割据；二是对国家组织的现代化整合改造进程缓慢，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福利并没有改善，乡村组织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右的尝试没有得到多数的拥护；三是发展经济时，传统士人阶层的“特权后遗症”发作，他们只有而且只能会发展特权和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和小资本发展很慢，生存也困难，毕竟几千年的特权思想总是试图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的，这样的社会不公，必然导致人民的不满，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右的实践并不成功，即使是有内外战争等各种因素。这也是讲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上深层次的原因，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特权后遗症”作用下必然产生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传统的士人特权和资本结相结合的结果，不过是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左的实践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先后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共识下，和国民党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后又领导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最先进最无私的政党，建国不到十年，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是‘五四’时期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所以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强烈的‘五四焦虑症’及其最集中体现‘急燥革命情结’的。这个表现就是大跃进的发生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有着鲜明脉络的，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到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五四’传承的必然结果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毛泽东同志是最大的民主主义者，他是他那个年代一切先进知识分子激进思想的集大成者，所谓‘文革’，主题还是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手段是四大民主、造反夺权。追求民主一直是一些知识分子们的共同诉求，然而真民主来了，他们却不能真正改造自己的思想，被民主的潮流彻底打倒了。这就是典型的叶公好龙，这也从另一个反面证明现在所谓的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并真正懂什么民主，都是伪自由派伪民主派，他们在内心深处焦虑急燥情绪的驱动下，总是试图改变现状，以便在历史的剧烈变革中获得传统士人的特权。所以从根本上讲，他们的所谓民主自由是虚伪的，是特权主义的，套用句不正确的话说，是‘封建’特权思想，不过是披了民主自由的外衣。
“为什么毛主席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改造知识分子呢。主要是主席发现他们“特权后遗症”在不时发作。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秦以后特别是隋唐以后，形成了士人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士人们总是向住参政并因此而拥有特权的，一是知识上的特权，二是制度上的特权，士农工商，士是第一位的。这样，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士人们的特权意识。虽然他们的本质上有特权意识但他们不自觉，他们不参加体力劳动，与劳动人民天然有隔离现象，这种隔离又被他们所垄断的学术术语的软权力人为强化，从而他们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又由于他们本身不是一个阶级，是各阶级中有知识的成员的组合的阶层，缺乏独立性。所以他们一方面，有着天然的独立性，谁都批判；一方面又必须要依附一个阶级来保证他们的精神特权。所以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矛盾的群体。凡是被毛主席改造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是知行合一、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如袁隆平先生等，他们是中国科技事业的支柱，是我们真正要尊重并学习的。凡是没有被改造过来的，他们的‘五四焦虑症’一发作，就会产生‘急燥革命情结’，就会利用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大做文章。他们中的一些人，要么是彻底往右转。其中极右的表现是：在企业界的不讲自力更生，只讲引进，结果我们没有了民族品牌；在科技界的极端的就是科技做假或自私地只务虚名地光注重发表论文成果而毫无用处；在思想界的就是要搞自由化；在教育文化界的就表现为民族虚无主义。要么是往左转。
左的一面主要在思想领域：他们是真正不讲学术自由的，是把硬权力和学术软权力合并使用的，如建国后后的历史学术领域，郭沫若就是这样，硬套西方历史，把中国历史框架彻底扭曲。本来中国社会发展轨迹是按照这个道路走的：秦以前是封建社会，两汉是由半封建半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并存，隋唐是士人与地主专权的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宋为半农业半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和西欧也是有一致性的。但郭沫基这么一搞，完全搞乱了框架体系。这才是学术霸权和学术上的不自由。思想领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领域也是这样，一些教授特别是高校有一定行政职位的教授，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结合起来，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真正精髓，只寻章摘句，而且压制民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从而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宣传领域，一味强调正面引导，把思想教育理解为只有一个声音、强行压制灌输，不允许不同的观点在一定的范围内争论，使人民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武器。强力灌水是一种刑罚而决不是思想教育的手段。思想教育要靠批判争论、说服引导，否则不能达到心服口服，又不得不专心表态，会导致社会道理的滑坡。你看看你们学的马哲、毛概、邓论，没有一本是生动生动活泼的，全是诠释类的话语、翻译类的评议、板得可憎的面目，学生们能喜欢吗？顺便带两句：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学习型组织，有本书叫上《党史商鉴》，从这个方面有了初步的研究，希望真正的毛派们要从这个方向入手来研究党史、毛泽东思想，才能在年轻人中有影响力。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行为学要好好总结，什么非正式组织，毛主席早就批判过，用主席的话说就是山头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哲学，必须要在不断的批判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必须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抽象出新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程度上要象发达国家学习，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智库，一定要政教分离。”
听了这些，孩子久久无语。最后，我给他总结了三点：
一是当前一定要认真地反对官僚主义，这是我们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因为他不仅有传统文化的心理基础，而且一定程度上斯大林体制的残余还给他提供成长的环境。二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现在这个变局的变化还没有完，还正在探索如何形成适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体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一定要坚持的，但要坚持的是列宁式的而不是斯大林式的。现在上层建筑很多方面不适应经济经济发展，最本质的表现是各种软硬权力重新分配中产生严重的无序现象，其表现就是腐败现象在各个领域的产生和道理的滑坡。三是“左”、“右”这两个概念也有歧义。现行的主张西方民主的右们，是形右而实左(从革命的意义上)，根子是落后的专权主义的；主张毛泽东思想的左们，是形左而实右(从保守的意义上)，方向是真正的人民民主，这应当是我们走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选择。为了避免左右的歧义，要用稳健和激进这一对范畴。做一个年轻人，有理想有抱负愿意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终身的，都要做稳健派。尤其是从政的。思想上可以激进，行动上一定要稳健。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重点谈谈新改良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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