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的逻辑谬误

秦晖曾经说：不管什么主义，至少要讲逻辑（大意如此）——言下之意，他对自己的逻辑性颇为自负。确实，相对于自由主义阵营其他人而言，秦晖还算是讲逻辑自洽的。但由于观念先行、结论预设，他的所谓“讲逻辑”，往往只能以牺牲事实作为代价和前提。

同样是因为“逻辑”问题，不看秦晖的文字久矣。但是，最近秦晖谈“中国模式”的文章，海内海外、网络纸媒，铺天盖地，且反复以不同标题出现，想不看到都难。由此笔者也不免生出好奇心：难道秦晖发现新大陆了？还是他的逻辑已不再那么寒呛了？

找来文章一看，原来说的还是那些老话，逻辑也还是那种逻辑。就在不太长的一篇文章中，谬误、漏洞俯拾皆是。惊诧之余，亦试为追捧秦晖者略略拾之：

一，近两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是透析中西模式的一个观察点，秦晖也明白这点。站在他的观念立场上，必须为西方引发危机这一短处寻找一种解释。他的解释是，西方因为民主，所以政府必须搞低税收、高福利，于是形成财政大窟窿；又由于全球化，“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

这种说法很稀奇。首先，就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而言，危机的爆发与秦晖所说的政府为多搞福利少征税而不得不多举债无关。否则，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方法，就不会是进一步地透支、举债，花上万亿美元搞经济刺激计划。危机完全是由金融业的非理性扩张引发的。老百姓确实事先没有感到危机，所以他们才成为受害者。但他们感不到的原因，与全球化关系不大，而是由于华尔街的贪婪及报酬模式：基金经理的收入取决于短期收益率，所以他们热衷于挖空心思搞各种“金融创新”，竞相争取短期内利益最大化，而不管后面留下的窟窿越来越大。其他相关行业，包括证券、银行、评估，精英们的报酬模式都差不多，所以积极配合，大家把游戏包装得很光亮。老百姓哪里能看穿这么多“专家”的合谋？所以争先恐后往人家挖好的窟窿里跳。说到底，这是由于缺乏监管、“自由”太多导致的问题。要纠正这种“右”，确实需要向“左”，但不是向秦晖所肯定的欧洲、尤其是瑞典之平等和福利的方向，而是必须向中国强化政府监管、不相信所谓行业自律的方向。事实上，美国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有人说“美国学中国”。

就危机的后续推动者希腊而言，倒确实是由于政府行为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但危机的爆发，与全球化透支造成的危机掩盖无关，而简单地就是因为政府必须干的事超出了其收入能力，不得不举债；债务在大多数时候也没有被掩盖，大家都知道高负债，政府一直在想办法还债，但就是还不了，反而不得不不断地借后债偿前债，以至于窟窿越来越大。

以上是事实部分，这里面有两个“逻辑”问题：1，“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政府的举债、透支，都反映在帐面上，而帐目是公开、透明的，怎么会“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希腊政府倒是一度有意掩盖债务，目的是提高信用度好借新债，但想到的办法也只不过是聘请高手来调整帐目也就是做假帐，与什么“金融全球化”无关。全球化不过是扩大了举债方的能力，使游戏可以玩得更大一点，爆发起来更猛一点而已。如果他们早知道秦教授兜里竟然揣了一本秘笈，可以通过全球化使透支“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包括希腊在内的许多政府一定会虚心向秦教授求教，并且感激零涕。

2，秦教授说“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那么政府呢？这个“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游戏的具体决策者、执行者，它知不知道危机呢？如果知道的话，又为什么不提醒老百姓呢？恐怕，这才是类似危机发生的一大根源，而与秦教授所念念不忘的全球化没有关系。个中道理，就是方绍伟教授所说的多党竞选制度下由“低代际问责-承诺有效性”导致的“公地悲剧”：由于几年一任，最多连任两届，每届政府都追求短期目标，任内多花钱多办事，争取最大的民意好感；不能征税就举债，管它留给后任的窟窿有多大？只要任内混过去就好。所以，任内都不会提示危机，只会大谈成就，将隐含问题以种种未来计划或乐观可能性蒙混过去；而后任则必须不断为前任擦屁股，直至再也擦不了危机爆发——说到底，这些政客们的动力机制和行为模式，与华尔街经理人别无二致。

二，秦教授为了把危机爆发的毛病归结到全球化上，而不是模式本身上，提出了一个反问：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这些年就不行了呢？

所以说，在预设结论前提下的逻辑自洽，必须以牺牲事实即选择性失明作为代价。秦教授当不会不知，西方模式哪里是什么“一直可以成功运作”？经济危机每几十年来一次，这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吗？只不过每次危机的爆发点不同而已。这也很好理解，危机总是从最薄弱点突破；每爆发一次后，原来的薄弱点会得到重点关注和修补，下次危机就必须寻找新的薄弱点。这和木桶效应是同一个道理。

三，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甚至相对于欲“终结历史”的西方体制也表现出明显优势，这似乎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所以秦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无论左派右派，西方经济学家都夸中国。

这还怎么得了，这样下去，岂不是要得出“中国模式优越”的结论吗？别着急，秦教授既然敢承认国内一些自由主义者闭着眼睛否认的事实，而不是选择性失明，就说明在他的“逻辑”中，已找到包容此一事实的办法，无须将其无视。果然，随即秦教授举出福格尔（R.W.Fogel）论证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比北方有“效率”、多马（E.D.Domar）论证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经济比自由农民经济有效率的例子，以证明“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讲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换言之，你“中国模式”虽然能“让人玩命地干活”，但玩不了“创新激励”这种高雅活儿，这活儿还得靠人家西方模式——人家高雅你粗鄙，你有什么了不起？

事情说到这儿，本来已经可以了。但秦教授可能觉得，上述说法还只是拾别人牙慧，他应该提出点自己的东西。于是他更进一步，把论证重心放在了“假如这样的模式（即“中国模式”），以及以这种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是呵，将会怎样？我们也好奇呢？对此，秦教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类似美国灾难片《2012》的恐怖图景：“如果我们靠这种“优势”真能把他们竞争垮了（前提当然是我们自己要继续为这“优势”付代价，而且由此积累的矛盾不会爆发），全球汽车业就靠我们这种“卖命模式”一家独大，那今后谁来创新呢？全球汽车业的未来在哪里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厂，没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购买力，我们的产量再大又让谁来买？我们“模式”最大的问题即产能过剩的问题到那时不会蔓延到全世界吗？”

这可是个问题。秦教授因为不熟悉经济，但又必须指点江山，闹出过不少笑话。因此，他个人可能并不介意再说一些外行话。在这里不能确定的是，秦教授究竟是被他自己所举的例子忽悠了，还是仅仅在有意识地忽悠别人？

难道因为秦教授举了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和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的例子，大方承认铁腕体制也有效率（他竟然没有闭着眼睛否认，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其“大方”），中国就必须将自己与奴隶制、农奴制等量齐观？否则，又如何理解秦教授竟然认为：垮了西方现有的工厂，全世界就没有人会创新了，甚至连产品都卖不出去了？

且不说由于分工不同，处于产业链条高端的科技创新部分不会被低端生产线部分挤垮。仅说一点，创造力难道是专属西方的吗，难道它姓美、姓西吗？真正有创造力的，不是某个工厂，而是那些科技人员。这些人难道非得要吊死在竞争失败的某厂内，而不会流动到可以为他们提供创新条件的新企业去？

有人说（秦教授莫非也这么想？），中国是血汗工厂，高科技人才谁去？但现状却是，中国企业现在已吸纳了不少高科技人才。中国是存在不少血汗工厂，但从来只听说对从事简单劳动的一线工人搞血汗，谁听说过对科技创新人员、市场开拓人员搞血汗的，那不是自掘坟墓吗？

西方所谓“创新激励”，主要是指以市场机制为依托的自主性竞争和开放性交流的环境。原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创新不如西方，一是基础较低，二是计划体制下一切都被安排起来，缺少这种竞争的环境。现在中国的企业已经处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想脱身出来都不可得，又怎么会缺少“创新激励”呢？之所以现在科技创新还不如西方，主要是因为基础较低，前面有高个的在顶着，自己学习、模仿，比搞创新更省事，效率更高。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当年的日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一旦自己水平提高了，前面没高个挡着了，自然就要以创新为主了，哪里用得着秦教授杞人忧天“今后谁来创新呢？”、“未来在哪里呢？”

购买力问题同样如此。购买力不是固定依附于某个国家、某种模式或某群人，而仅仅依附于财富。财富是流动的，如果西方企业被打垮了，那么一定有胜利者，有搭便车获利者，财富肯定流到那儿去了。财富在那儿也能形成购买力，为什么只能呆在西方？现在中国不是已经成为奢侈品的重要消费市场了吗？不用说汽车、电脑，更不用说鞋子、玩具、纺织品这些中国传统的出口产品。

秦教授的惊叹和担忧，很难令人相信其真诚，但又很难令人怀疑其真诚。只能说，他是在和读者们玩一个智力游戏。

四，秦教授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但也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上寻找相似性的话，它倒更类似于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这话既对，也不对。今天的中国确实存在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但同时也存在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和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否则，就不能解释市场机制和民营企业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一般来说，越靠近沿海、靠近港台的地区，越接近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越深入内地，越接近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当然，也有例外。而在官方的公开表态和民间舆论中，2004年以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具有伦理正当性，现在则是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具有正当性。这是中国社会的一次伦理嬗变，它见证了中国社会前行的脚印。

说来也不奇怪，中国是从“零资本主义”甚至“负资本主义”起步的，要在短短几十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资本主义进程，短时间内的几种模式并存，这不很正常吗？也因此，此次危机中“中国模式”体现的优势，并没有证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竞争不过“19世纪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又竞争不过“17世纪的资本主义””。优势源于综合，仅有“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中国也跑不赢西方。

五，秦教授在自以为完成对“中国模式”作出除了够缺德，没什么长处的鉴定后，觉得可以开始改造中国的话题了。他说“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说“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这不但是典型的一厢情愿，而且是典型的强加于人。“转变增长方式”是中国政府的口号，而中国政府的觉悟似乎没有秦教授“其实”的那么高。从各种公开信息看，这里的“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体制”不相干（除非秦教授另有获取信息的秘密渠道），而是要在原有体制下“转变增长方式”。无论扩大保障、增强消费，还是践行节能减排标准，主导者都是政府。体制没有变，变的只是使力的方向。

六，对于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学中国”的说法，秦教授当然深恶痛绝，必驳倒之方后快。他完成这项使命的方式，颇具有“秦式逻辑”的特色，大家不妨一看。

秦教授说：“由于目前阶段的危机在西方更为突出，而且西方言论自由，社会情绪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们首先表现得乱了分寸。美国要加强监管，欧洲要降低福利，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日子难以为继，而民众也深感烦躁。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然后他愤然反驳道：“但说实话，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至于奥巴马医改倒确实有福利国家的趋向，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但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是学欧洲还庶几近似。说是学“负福利”的中国，岂不南辕北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些文字中的概念绕昏，我个人善意地猜测，秦教授已经被他自己的话绕昏头了。明明在前面他自己还说“美国要加强监管”，“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后面他反驳的理由竟然是“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难道其特色只有一个“济贫”，“加强监管”难道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从这一点上说“美国学中国”，哪里有错，竟然要劳烦秦教授感叹“南辕北辙”？难道说，只有搞“济贫”才算是学社会主义、学中国，那岂不是说学西方就必须把头发染黄、皮肤漂白？更何况，秦教授在更前面不早就有论述：“济贫”、平等并非中国特色——何其自相矛盾乃尔！

把各种概念分解、综合，然后再根据结论和“逻辑”的需要分别使用和偷换大概念或小概念，概念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这就是“秦式逻辑”除对事实的选择性失明外的又一特色。

七，秦教授说：“一些民主国家由于更偏好社会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么“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专制国家倒可以在经济上更加自由，这种现象无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欢“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看到一些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经济增长快就大喜，委实有点莫名其妙。”——我也莫名其妙：左派为什么不能“大喜”？新自由主义一直鼓吹他们的那一套才最有效率，现在另有一套比他们说的更有效率（虽然按秦教授的分析，这另一套“在经济上更加自由”，但总不能说它搞的是新自由主义吧？），新自由主义的效率神话不就破产了？其他人不就可以在新自由主义之外探求责增长效率之路？既如此，左派又焉能不高兴？

进而言之，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认为他们那一套最有效率，而且至善，所谓“在市场机制下，个人的自利行为将增进全社会福利”，因此，他们往往把1990年代社资之争中效率的胜利同时描述成道义的胜利。上面这个例子说明，效率与道义并非正相关，效率的落后未必意味着道义的落后，左派又焉得不“大喜”？

不知道秦教授为什么对此也“莫名其妙”？我因此不能不对秦教授的“莫名其妙”感到“莫名其妙”。

八，为了抵制当前为自由主义所视如蛇蝎的民族主义，秦教授在文中提出了他高人一等的“反美”新方式。他首先分析了现在流行“反美”方式的愚蠢，其一是：“或者坚持市场全球化但抵制所谓“西方人权标准”，继续坚持我们的“低人权优势”，继续凭借这个条件低消费高出口让别人透支，也就是继续玩现今的这种“Chimerica”游戏，甚至玩得更过火（否则补不了危机中暴露的美国窟窿）。那美国人恐怕会偷着乐呢！”

但人们看到的现状却是，美国人不但没有因为中国人的这种愚蠢而“偷着乐”，反而表现出极大愤怒（当然，可能秦教授独具慧眼，发现这种愤怒其实也只是作秀，是一种举国朝野上下的作秀大合唱），认为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遏制了他们的实体经济，影响了他们的就业。

道理很简单，一个经济体固然可以通过从外透支来提升消费，但在全球竞争背景下，长期而言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对外输出有效需求，效果是使自己的实体经济萎缩，从而使对方壮大；虚拟经济所依托的信用度，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实体经济的萎缩，将使虚拟经济难以持续，最终购买力也会萎缩，实际上是转移到对方去了——由主动输出到被迫转移，这就是美国人害怕的地方，也是所有“出口导向”经济体的图谋所在。当然，这也是中国人节衣缩食忙着送便宜给别人的原因，是别人得了便宜不但不“偷着乐”反而愤慨的原因，更是今天全球贸易战、货币战加剧的根源。

从这一点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看似吃了亏，其实是占了便宜，要不然也不会有这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的问题仅仅是，这条路上已出现大的障碍，已经难以再走下去，所以必须另辟新路。如果还能继续走，“偷着乐”的只会是中国而非美国。当然，中国国内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调整，尤其是必须加强对民众的福利保障：高出口要求工人收入较低，但收入是相对于支出而言的；如果保障到位，必要性支出减少，低收入也能活得体面。

九，按照秦教授的分析，美国对中国人最好，中国人在美国发展得也最好。他说：“君不见今天在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善的是谁？不就是那个被我们视为“世界首恶”的国家么？比例如此少的华人却能进入社会主流，大批成为教授、科学家、高官等上层精英，这世界上还有哪里能够如此？”——秦教授似乎忘记了，华侨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几乎是财富、身份的代名词。华人在那儿获得的机会与成功，难道比在美国差吗？

一些国家的排华虐华事件，与华人在当地的成功有关，当地土著认为华人抢了本属于他们的财富和饭碗。这种冲突，其实与美洲当年印第安土著与外来白人的冲突类似，只不过强弱移势而已。当年的白人为解决这种种族冲突，采取了先灭绝、后圈养的办法。今天的汉人当然做不到，中国也不是美国这种世界超级大国，可以仅凭威胁强硬就令对方就范。不仅如此，在周边敏感地区，中国实力虽相对较强，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势力的牵制。仅仅声明一下南海主权，就遭遇周边及美国的联合压迫之势；仅仅减少稀土出口，就被斥为“无赖国家”。

在这种看似宽松、实则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又怎么可能采用强硬手段保护外侨？强硬措施既然没有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在排华虐华事件并非常态的情况下，在当地政府承诺保护华侨的态度前提下，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通过迂回方式改善当地华侨的境遇，这哪里又是什么“仅仅为了皇上的面子”？秦教授所谓“虐待、屠杀乃至大规模残杀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必定是我国的敌对国家”（此处竟然用了“必定”，可见其逻辑自信）的结论，首先要问问具体的时间和原由吧？如若不然，远的美、英、日、德、俄、意、奥、西八国，近的日本，再近的朝鲜战场上美、英等联合国军方，岂不都成了与中国不共戴天的敌人？

十，不难预见，这无疑又是一篇势将招致秦粉丝以及自由主义道徒们泼口大骂的文字，因此，在文章最后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的写作动机：我也就是看见这样一篇被众口追捧的文章，粗粗一阅竟然发现如此多的软硬伤，窃为秦教授羞之——没看到也就罢了，看到了忍不住说几句。

本文无意攻击哪一种模式，也无意为哪一种模式辩护。我不认为现实中存在什么“好”的或“坏”的模式，关键在于适应性。我认为，相对于中国现状，在现有多种模式中，“中国模式”是最适合中国的，虽然它本身也确实存在需要改进，乃至令人痛恨的地方。所谓中国现状包括：改革是以高度集权、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挂帅的状况作为起点的；中国经济落后，人多，自然资源有限，政治上一党独大，等等。

但是，原来的“中国模式”走到今天已到一个极限，内外挑战的增多，意味着中国有必要作出改变。我赞成秦教授文中这两段话：“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个早上的突如其来，它也是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体问题上未必激进、但却持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具体的民生问题”——中国确实需要改变，但应该从现实出发探寻改变的方向、路径和步骤，而不是照搬某种现成模式或依据某种抽象理念。

秦晖：中国模式特点是非民主平台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一

　　现在议论“中国模式”变得很热闹。有人说已经有了这么个模式，有人说还没有。在说有的人中，有的说这是个好模式，有的说它是个坏模式。而在说好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我们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而所有这些争论的前提，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

　　什么是“中国模式”？

　　我觉得中国当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长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世界上都不只中国有，就是两者结合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经济”，也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毕竟现在“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可以说都找不到，各国都可以说是混合经济，而且从更多点资本主义到更多点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见到，我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特点，无论叫它“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概念。而这个比较的主要参照系，应该说就是西方。无论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对举，还是“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说法，说的都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问题在于其实“西方”内部也千差万别。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平等，二是有个“中性政府”。这第二条容俟后述。至于第一条，如果说我们比美国“注重平等”，这虽有争议，至少有人还可以这么说。但是与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义，我们好意思说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吗？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中国模式”体现了与“西方”的不同，那当然不是说与西方某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的不同，而是与所有西方国家、至少是主要西方国家不同。如果我们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他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从美国到瑞典——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其实摒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比较复杂，但根源和国家负债的根源是一样的，对此我另外写了文章讨论，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账面平衡的，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嘛。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主张高福利时理直气壮，主张高税收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强调低税收时理直气壮，说要降福利了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而且左右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两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我当然认为民主比专制好（用更为低调的说法，作为一种制度，民主比专制的坏处小）。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要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民主制度实行一两百年以来，税收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有关。

　　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原来在全球做买卖，问题不大，现在可以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的地位就透支得更厉害。但是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后一旦烂包，就不是小危机了。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中国模式”的特点不在“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

　　因为中国正好跟他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国的左右派却是在一个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为“皇上”考虑，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他们无论左右，所派扮演的角色就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场。

　　比方说“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营企业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市长”，他就可以“找”上门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你就得自己办一张老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上把它竞争垮嘛。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找”！这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是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于是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以让他们自生自灭，不会“找市长”您的麻烦了!于是“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多好！

　　可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场”？“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的流油呢，我讲的富的流油是讲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钱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他们（西方）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厅还阔的多，我们的城市充满“形象工程”，奢侈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刺激经济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这些我们就姑且不论。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种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秦晖：西方经济学家为何都夸中国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二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所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奈斯比特（J.H.Naisbitt）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亚洲大趋势》，后来有人写了书评题曰：《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这本书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只有中国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奋斗，因此特别吃苦耐劳，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实他当年写这本书是专门跑到中国，及时让人翻译成中文本出版，在中国炒成畅销书大赚一笔，却没有先出英文本。那时他发表这些言论还不太有底气。但是最近他又写了本《中国大趋势》以英文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高调推出，又把这观点进一步膨胀，这时是信心满满了。中国的确行，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冲破福利国家的道路。张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可是老实说，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民主制度。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其实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来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我不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北朝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讲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福格尔（R.W.Fogel）曾经论证过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比北方有“效率”，多马（E.D.Domar）也曾论证过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经济比自由农民经济有效率。当然那都是在大市场背景下（福格尔讲的是在全美经济一体化情况下，多马讲的是向西欧市场出口的东欧商业化农奴制庄园）。其实奴隶制下也可以有“物质刺激”，并非“干多干少一个样”，主人完全可以重奖奴隶中的“劳动模范”。人们经常谈论的监督成本问题，如果说在福格尔与多马探讨的农业中都可以解决，制造业应当更有可能。自由经济不是凭人们拼命干活、而是凭它活跃的不断创新去胜过铁腕体制的。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我认为的确有一种可能，即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里我只讲可能，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有什么“必然性”，我甚至也不认为这种可能有多大的实现概率，因为毕竟这种做法的积弊明显可见，其可持续性很成问题——但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也的确面临困境，很难说哪一边的问题先爆发，所以这种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与“低人权优势”

　　当然相反的趋势也存在。中国如今这种“模式”的积弊，识者已讲的够多了。尤其这一波危机发生后，外需萎缩了。转而靠投资拉动，投资形成产能后又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年提升内需据说是颇有进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这主要是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是“官内需”而非“民内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潜藏着隐忧。总之，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

　　同时这种转变也不是没有条件。华生先生说他不同意我刚才的分析，他认为改革以来自由与福利都是进步的。当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我对改革的进步性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其实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尤其是1978后的几年间，这种改进还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人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种族隔离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国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纵向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甚至与白人的差距也在缩小。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突如其来，它也是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而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低人权优势”，也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或增长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几乎无争议，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仅仅这样说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种族隔离下的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所以，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

　　中国并非“专制国家实行自由经济”典型

　　有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笃信经济越自由越能带来高增长，他们说中国尽管不那么民主，但由于地方政府进行GDP竞争，因此往往会实行比西方更彻底的经济自由政策。的确，一些民主国家由于更偏好社会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么“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专制国家倒可以在经济上更加自由，这种现象无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欢“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看到一些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经济增长快就大喜，委实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中国有所不同。中国固然不像这些“左派”想象的那样偏好福利与平等，但并不属于“专制国家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典型。这并不是否认中国经济比改革前更自由化并因此推动了经济发展，而是说，那种所谓中国经济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长更快的说法违背了起码的事实。尽管中国在为公共福利和弱势者保障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的确远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国，但是在为权贵、垄断寡头和特权利益集团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不仅超越了美国，甚至也远远超越了在“右派”看来经济很不自由的瑞典！

　　举例而言：瑞典所谓不自由主要是指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限制了财产积累，但税后的财产还是有充分保障的，不可能发生像中国司空见惯的强行“征地拆迁”那样赤裸裸的产权侵犯。瑞典的工会可能限制了雇主任意解雇员工的自由，但中国禁止自治工会和取缔罢工权利不是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劳资之间的自由博弈、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奴工”制吗？更不要说户口管制、否定迁徙自由、对进城农民搞野蛮“城管”这类南非式的“流动劳工”制度对正常劳务市场的干扰与冲击了，从这个角度讲，这样的劳务市场难道比瑞典更自由？瑞典的福利性住房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商品房自由交易的空间，但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土地垄断和对低水平住宅的任意“清理”、即“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的驱赶穷人政策，难道不是更加扭曲了住房市场？

　　上面所说的自由主要是对穷人而言，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认为支持自由（指经济自由）就只能“为富人说话”、和认为自由只对富人有利，因此必须反对，这一右一左的两种误解都很盛行。而我却认为至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受不自由（包括经济不自由）之苦不亚于富人，穷人需要自由也不亚于需要福利。而且至少在中国这样的“负福利”国家，穷人的自由与富人（指平民富人，而非权贵）的自由并不是对立的。有些人认为的中国“比西方更自由”主要是就富人的自由而言。但即便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说法也仍非事实。即便就是像瑞典这种通常认为经济自由较少、尤其是富人的自由更少的国家，他们的自由积累受到“高税收高福利”的限制，但我们的穷人虽然没有高福利，我们的广义高税收难道比瑞典少？我们的平民富人受国家聚敛、官僚勒索之苦比瑞典轻吗？瑞典富人的经济行为受法律的约束，而我们的富人也许更有本事钻法律的空子，但他们受种种官场陋规与“潜规则”的限制难道少吗？瑞典的资本家也许惹不起工会，但他们不会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瑞典的老板固然不能随便解雇工人，但瑞典的官府更不能随便对老板搞抄家没产、“国进民退”！当然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中国的“资本外逃”、“投资移民”现象比所谓富人不自由的瑞典严重得多，另一方面却完全不影响中国“招商引资”，因为只要搞定了政府，权贵富人或“红顶商人”不要说比在瑞典、甚至比在美国都更“自由”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如果说“穷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冲突，“官自由”与“民自由”却一定是冲突的。官府不受制约，民众无论贫富必无自由！这也是无论“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的主张者都承认的吧！

秦晖：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

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美国人的民主；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三

　　姚洋先生最近一再把“中性政府”作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他认为别国的代议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实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穷人搞“民粹主义”，只有中国政府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穷人（他举的例子是国企改革一下子让4000多万工人下岗，别的政府都不敢），也不怕得罪富人。这个说法倒是描述了许多事实。但他说这种“中性政府”只是中国才有，就未免少见多怪了。

　　其实皇上“对所有人都一样”，不像代议制政府总是要顾及他们的选民（左派的穷人选民或右派的富人选民）——这种“中性政府”理论早在100多年前就被人用来描绘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沙俄模式”特征。俄国的极右翼思想家萨宗诺夫(Г•Π•Сазонов)当时说：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115页。）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穷人与富人都无法制约的“中性沙皇”自己就是个强势利益主体，他玩起自我谋利的“政府公司主义”来蛮不讲理，也是“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无怪乎据说是代表富人的俄国自由派固然向往西方的代议制，自认为代表穷人的列宁当时也羡慕代议制的西方，并大骂“中性沙皇”：“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116－117页。）

　　所以，中国不是福利国家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比西方更“自由放任”，正如中国垄断、管制与特权的发达也不能证明中国是个福利国家一样。事实上，陈志武、李维森等先生近来一再指出的中国政府聚敛财富占到国民财富如此高的比率，就与所谓“比西方更自由”的经济完全是相反的图景。

　　的确，中国地方政府竞相入市牟利的所谓“政府公司主义”现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统制下的死气沉沉，确实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权力“自由牟利”与民间的经济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东西，这应该是任何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常识。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但也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上寻找相似性的话，它倒更类似于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众所周知，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不是民间工商业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视对工“商”活动的管制与垄断，甚至重视自己入市牟利！那个时代的“旧济贫法”不是穷人有权利要求政府救济（如同民主时代的“新济贫法”那样），而是政府有权强行收容、圈禁、管教、惩罚穷人（因此当时又被称为“血腥立法”）。而那个时代的官办经济，无论是国家（皇家）企业还是国家（皇家）特许垄断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经济中与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权利的市场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务的财政承担者，而就是“公权私用”的聚敛机器。无怪乎不仅今天自由经济学的鼻祖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等古典学派对此反感，社会主义的祖宗马克思也认为这样的“国家干预”与“国有经济”比自由放任更反动！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确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似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竞争不过“19世纪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又竞争不过“17世纪的资本主义”。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未必可持续，但是它应当引起关注。那种以“地方政府竞争”来解释“中国奇迹”的说法倒是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好多地方不择手段地竞相“招商引资”，其提供的条件的确具有任何民主国家（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偏重自由竞争的国家）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条件当然包括低工资低福利，但也同样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迁带来的用地便利、野蛮城管驱逐穷人创造的“高贵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谓“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无论“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能够把这些谓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20世纪、19世纪与17世纪资本主义”的竞争？

　　但就是这些条件促进了“中国奇迹”。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至于血汗工厂比福利国家有“优势”，就更不用说了。不要说国际竞争，国内竞争就明摆着：美国的汽车业，工会强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会主义汽车厂”现在都陷入谷底，而美国南方那些工会弱、福利少的日韩资“资本主义汽车厂”日子都还可以，要是他们再像我们那样用“农民工”搞“原始积累时代的汽车厂”呢？那还不兴旺死了，能有我们中国汽车业的戏？最近沃尔沃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高福利国家瑞典的沃尔沃几年前就不行了，卖给了低福利国家美国的公司，现在美国又不行了，再卖给负福利国家中国的公司，整一个故事刚好坐实了张五常的那句话：天下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过去他们为什么行？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人比我们的卖命，而是因为今天好汽车所仰赖的一切，从原理、技术、材料到款式都是他们的发明创造（这就是他们“模式”的优势）！我们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卖命也只能造些没人要买的“老牛车”。但是现在全球化使我们能够把他们创新的那一切都学得来，而我们能使工人如此卖命，他们却学不来。于是我们就显得比他们行了。道理不就那么简单吗？

　　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靠这种“优势”真能把他们竞争垮了（前提当然是我们自己要继续为这“优势”付代价，而且由此积累的矛盾不会爆发），全球汽车业就靠我们这种“卖命模式”一家独大，那今后谁来创新呢？全球汽车业的未来在哪里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厂，没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购买力，我们的产量再大又让谁来买？我们“模式”最大的问题即产能过剩的问题到那时不会蔓延到全世界吗？

　　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而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状况改变的作用。我曾引证当年欧美在南非的企业实行“苏利文原则”（外资企业不搞种族隔离，并引进西方式工会等）促进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与黑人权利的进步来说明。我把这两者分别称为“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谁“学”谁？

　　事实上无论政治关系如何，只要经济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两种影响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边讲的：今天西方那种“左起来国家要为百姓多掏钱，右起来国家要向百姓少收钱”的体制形成民众高消费高透支（欧洲表现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励，而中国那种“左起来国家就向百姓多收钱，右起来国家就少为百姓掏钱”的体制造成民众低消费高生产、正“需要”有人来透支他们。于是“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尺蠖这种“弓腰虫”是一种无脊椎动物，行动时一屈一伸像个拱桥；而“尺蠖效应”就是说，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在中国就是爽了利益共同体而坑了普通老百姓的方向。)就形成了所谓Chimerica（中美互补，其实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补）现象，而且还似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互相依赖”。西方通过透支维持高消费并缓解其债务困境，中国通过“被透支”获得高增长并克服其过剩危机。但是这次危机使这样的全球化互动方式显出其不可持续性，于是在两边都出现了变革的要求。

　　由于目前阶段的危机在西方更为突出，而且西方言论自由，社会情绪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们首先表现得乱了分寸。美国要加强监管，欧洲要降低福利，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日子难以为继，而民众也深感烦躁。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

　　但说实话，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至于奥巴马医改倒确实有福利国家的趋向，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但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是学欧洲还庶几近似。说是学“负福利”的中国，岂不南辕北辙？

　　我曾指出宪政民主、尤其是普选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倾向。反对民主的李嘉诚先生说“民主将导致福利社会”（大陆也有因厌恶福利而反对民主的类似言论），就事实而言不能说他错。当然民主未必一定导致瑞典式的高福利，但民主制下不论高低，肯定会导致正福利，“负福利”在民主国家肯定是没有的。社会保障在西方也几乎与市场机制一样历史悠久，绝不是有了苏联式国家才开始的。所谓罗斯福“学苏联”、奥巴马是“毛巴马”之类说法与1930年代有人说罗斯福学希特勒一样，都是反对福利国家的右派人士攻击之词，福利国家的拥护者从来竭力否认。这只能说是极权国家的“国家管制恶例”给反福利人士提供了借口，使人们对民主国家的干预也心生疑虑，因而阻碍了福利国家建设。怎能反过来以这些“泼脏水”之词来证明社会保障就是学的极权国家？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国正在出现的低保、全民医保和廉租房这类并非按特权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贫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与过去的强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济制度，才是我们改革前从未有过、如今向西方学来的东西。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西方就不可能“学中国”。相反，自由与福利尽管都很重要，但目前这场与西方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相关的危机的确使人眼热中国：那里的马儿可以不跑，而民众还必须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方绍伟先生最近概括的：“好政府日子难过”，“坏政府日子好过”，不学中国这日子好像没法过？

　　当然，这决不是向中国学“社会主义”。但“世界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老实说，张五常这句话不是一点谱都没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戏言：1949年“社会主义救中国”；1978年“资本主义救中国”，1989年“中国救社会主义”，2008年“中国救资本主义”。这最后一句其实就是：中国的“专政”可以免除“民主给资本主义带来的麻烦”。如果美国真的学中国，废弃民主，铁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还敢消费？左手取消自由：看你还能消费？如此，美国人的“消费狂”症将立马消失。而美国的汽车企业不是因为“他们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吗？跟咱学！取消了工会自治和罢工权利，工人只会自杀但绝不会闹事：谁闹事谁就是“破坏招商引资”，“专政”侍候！这一下，企业还不立刻就恢复了血汗工厂的“竞争力”！

　　但是美国人能愿意吗？！就算他们愿意，美国恢复血汗工厂来与我们竞争，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们会因美国如此向我们学习而感到很“光荣”吗？

　　假如西方“学习中国”：关于“昂纳克寓言”

　　说实话，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众确实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动机，因为我们的血汗工厂就是在别人学不来的条件下有了竞争力的。别人不学我们，我们尽管吃苦还能赚个“竞争力”和高增长，别人要学了我们，我们连这也赚不到，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们并不愿意别人也这么干。但问题是全球化竞争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压力客观存在。民主国家民众并不是当代才想“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的冤大头可供他们透支后他们才被惯成了这样。“福利国家病”并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国家发挥“低人权优势”后，娇生惯养的福利国家才真正遇到了过不去的坎。近来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危机压力下出台减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动荡的现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种“中国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国朋友讲了个“昂纳克寓言”：东德前统治者假如没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羡慕“红磨坊”而放弃了乌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墙的情况下开放经济，用“专政”手段“招商引资”，把全东德变成个大号血汗工厂，那边的资本全给吸引过来，这边的廉价商品再覆盖过去。那时就不是东德的失业问题，而是西德的失业危机了！如果危机大爆发出了乱子，甚至东德统一了西德都不是绝无可能！即便不至如此，西德为了与东德竞争也必须学习“低人权”，实际上也就是被东德所“演变”。当然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17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0世纪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专政资本主义”打败了“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你们东德人愿意看到这样的“胜利”吗？

　　显然，尽管民主统一后东德由于变成了和西德大体一样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人权国家，西部资本宁可不远万里投奔中国，也不愿去东德“剥削”那里的民众，致使如今一些东德人因制造业不振失业率高而颇有怨言——但是，我描述的那种“胜利”他们更不愿看到。尤其是如今怨言更多的东德左派，就更不能接受血汗工厂的“胜利”。而西德人不能接受就更不用说。所以那种“胜利”其实是双输之局——既是东西双输，也是左右（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双输。

　　这与当年福格尔论证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有点类似：按他的逻辑，如果南方真独立了，也就是没有了与北方的经济一体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南北方经济一体化之下，北方却未必能靠“经济效率优势”改造南方（这是他真正的创见和引起争议之处）。甚至按他的“反事实推论”继续延伸的话，我们说北方反而会被南方所改造也说不定——如果北方资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隶受束缚，是无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价商品涌入北方，从而在北方引起大失业与混乱，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学习“低人权”，否则没法赢得这种条件下的“竞争”）。当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优势，没了创新也就没了经济进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进北方技术创新导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这样的“竞争”可能是双输之局。显然，福格尔认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为改造南方的动力。他实际上是以此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只有北方通过战争强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经济一体化下“低人权优势”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危险，北方的创新优势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当然还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当然如果南方能够自己完成改造，那就是南北双方之幸，也不会有什么“南北战争”了。美国的历史没有那么幸运。但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应当能够避免当年“经济全美化”的旧辙，因为走出旧体制、改变“低人权”的动力就在于我们自己！

　　假如中国学习西方：关于如何“反美”

　　总之，在如今这种全球化互动中，他们向我们学“社会主义”是根本没影的事，他们向我们学“低人权”在逻辑上倒是有可能，但那对他们对我们都不是好事。那么，假如我们学他们呢？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上面讲的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

　　问题是如今的“金融危机”出自美国，大家骂他还来不及呢，你反而要学他？！

　　但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中美的“病”既然是两个极端，则他们的“病因”就是我们的“良药”，这又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摄入热量太多，我们干瘦病人学习他们多摄入一点热量，不恰恰是对症下药吗？

　　如果让欧洲、日本人学美国，那绝对是拆烂污。因为他们已经比较肥胖，当然不能愈发增肥！而我们摄入再多热量，离肥胖病还远着呢。别说什么“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得有20个地球”，其实谁都清楚，中国无论搞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消费到那种程度。但是，改变一下我们只当苦力不消费的现状，不应该吗？咱们操心拉动“内需”已经十几年而苦无良策，美国的“内需”却旺盛得压都压不住。我们学学他那两下子，如何？

　　有人说：美国人靠先透支后赖帐剥削全世界来维持其高消费，太缺德，我们不能学。这话很对。

　　可是我们已经分析过：美国能够这么“缺德”一是靠美元霸权，别说我们，即便欧、日，没有这玩意也是想“学坏”都学不来的。即便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但是我们又上哪里去找另一个“中国”让我们透支呢？世界上“低人权国家”倒还有不少，可是都太小，供不起如此透支，否则美国也不会这么赖上咱们了！

　　所以我们即便再学美国，也不可能去透支别人。但是美国要透支我们也就不行了。他们的“恶习”不就被制住了吗？

　　如果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能积极参与“人权全球化”，无论是“左派人权观”主张的社会保障，还是“右派人权观”主张的经济自由，还是左右派共同主张的人权观强调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左手争福利但决不压自由，右手争自由但决不压福利——这一套在西方导致了“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但在我们这里，这不恰恰能够消除导致我们“自由福利双不足”的尺蠖效应吗？有保障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我们的“内需”还会是个问题？而可恶的美国人还能借我们如今对“外需”的依赖来“剥削”我们吗？今天很多人恨美国，但要说“反美”，这才是反到点子上了。这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却是另外的两种“反”法：

　　或者坚持市场全球化但抵制所谓“西方人权标准”，继续坚持我们的“低人权优势”，继续凭借这个条件低消费高出口让别人透支，也就是继续玩现今的这种“Chimerica”游戏，甚至玩得更过火（否则补不了危机中暴露的美国窟窿）。那美国人恐怕会偷着乐呢！或者由于“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像以往的北朝鲜那样关闭国门。那美国人当然不乐意，问题是我们自己乐意吗？

　　简单地说，就我们自己而言，出路在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开党禁、搞选举这些狭义的民主。我过去说过，宪政制度固然包含一系列规则，但其实质都是要使统治者权受限而责可问。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体问题上未必激进、但却持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具体的民生问题。通过在这些问题上“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逐步推进权责走向对应，也就是逐步走向民主化，消除“左手压自由，右手压福利”的尺蠖效应，产生“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的“反向尺蠖效应”。当然，这未必能够保证继续维持以往那种GDP的“奇迹”式增长，但那种增长本来就难以持续，我们完全可以在追求正常增长的同时通过“自由、福利双增加”实现消费率的提高，使国内的增长成果分享更为合理，国际的全球化进程更为健康。

　　既学西方的自由主义 也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自从美国实行反危机的国家干预政策以来，我们一些人突然感到很牛气：“现在美国也搞社会主义”了！但是我前面就讲过，要讲照顾穷人，要讲“他们工人有力量”，要讲福利国家和分配正义，甚至要讲对于“公有”财富（例如公共预算）公共性的保护，他们哪点不如我们？在左派看来美国也许不如欧洲（尤其是北欧），但是比起我们，何止“现在”？过去他们就一直比“负福利”的我国更“社会主义”！

　　就以住房、医疗而论，改革前中国与美国这两个领域的“福利”覆盖率差不多，但是，覆盖的方向却相反：他们从最弱势者覆盖起，而我们从最强势者覆盖起，这两种“社会主义”能一样吗？

　　因此在学习自由主义的同时，我们就不能学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最近建设部领导提出要推进廉租房建设，这就是向他们学习“社会主义”嘛。要知道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制度。美国的住房福利与欧洲相比覆盖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们过去哪有这种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单位”按特权等级配给，农民没有份（但他们的“宅基地”却莫名其妙地被没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轻企业”没有份，大中型国企工人名义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实，只有党政文教机关尤其头头是有保证的。这覆盖率也就是10%左右吧。但那些没有“单位”、因而也往往没有收入的可怜人，在他们那里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盖的对象，在我们这里却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来的，他们自己搞个“窟”还被犁庭扫穴，还敢妄想什么福利房！现在建设部要搞针对穷人的廉租房了，还说“最后”也要考虑农民工的问题。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最后”是何时且不论，在仍然坚持南非式的“清除贫民窟”政策的情况下，就算到了“最后”，这廉租房让谁来申请呢？如果住在窝棚里不是要求廉租房的理由，而是被赶走、被“清除”的理由，难道让住豪宅的人申请廉租房？或者穷人尚未进城就预先给他们一套廉租房？或者不由申请，干脆抓人来住廉租房？

　　医疗问题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发达国家福利有高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管。例如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福利过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障覆盖率比欧洲国家都小。它只覆盖两种人：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一个是保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两种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8%。这个制度确实有问题，但为什么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难通过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原来那套制度已经解决了最弱势的18%的人的医疗，因此这18%的人并不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他们认为新增加一大笔开支会减弱国家将来为我们进一步搞福利的能力。而富人当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对美国医改的人最振振有辞的理由就是，没有医保的这一部分人是美国的次弱阶层，不是最弱的。明明买得起而你不愿买，让国家买单，让国家买单又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这是反对医改者的一个主要理由。

　　美国的医疗制度的确有毛病，实际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们这些国家所谓低福利就只保最穷的，所谓高福利是指不那么穷也可以保。而我们呢？我们国家提供的福利性医疗覆盖率有多高？改革前不会比美国高，美国是18%，我们那时享有公费医疗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应该说很少，农民没有，二轻企业没有。大中国企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属没有，而且大家知道报销标准有非常大的差距。前卫生部副部长退休后说中国的公费医疗资金80%用在领导干部身上。你说这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呢？覆盖率并不高，但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而且是从最高往下覆盖的。

　　中国最近几年在医保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都知道现在农民也开始有医保了，这个新农合和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文革合作医疗不一样，以前的合作医疗国家不买单的，现在的新农合是国家买单的。2007年时，江苏省的新农合是走在前头的。当时国家规定新农合的医疗基金要达到每人50元，江苏省就超额达到每人76元。4300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但他们能使用的福利性医疗资源其实还是很少的。而享有全额公费医疗，也就是可以任意动用国库不管花多少钱国家都给你报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员，当年只有14万人，享有的福利性医疗资源每人6千元，加上其他几个阶层，用基尼系数算一下，福利性医疗资源在江苏省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7，而江苏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不过0.4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二次分配以后江苏省的不公平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江苏省的医疗改革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原来农民医疗保障一点都没有，现在无论如何还给了他70块。从这个角度讲现在0.7的福利资源分配，负福利的成分比过去要小了，过去可能是0.8。现在中国的进步就在于负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离“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后进入“正福利”了，才谈得上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问题。

　　可见在我们这里，推进自由与推进福利绝不是矛盾的。当然，我们不能学到惯出了他们“恶习”的“自由福利双过分”的程度，但是要知道，我们离这种“双过分”有多远？

　　就福利而言，美国“为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当然太过分了，但我们对“农民工”的住房不仅根本不承担责任，还要禁止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做法不改，就连廉租房也谈不到，何况谈“业主社会”？

　　就自由而言，美国民营金融业的“过度创新”确实是要管管。可是我们对正常的民间金融、尤其是国有金融不过问的农村民间金融也不给生存空间，这不是另一极的“过分”吗？

　　结论是两句话：

　　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美国人的民主。

　　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

秦晖：中国要崛起 中国模式不应崛起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四

　　现在有两种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我都不希望其变成现实：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老实说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量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势头，如果中国崩溃，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溃。即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将来也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中国崩溃肯定不是中国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事。可是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维持“低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

　　所以，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完全是两回事。说中国崛起就会威胁世界，这样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说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国民富强，即便并非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上，在今天“中国的崩溃”对世界的威胁肯定也比“中国的崛起”更大。

　　但是“中国模式的崛起”如果意味着“低人权优势”在世界上风行起来，张五常先生说的那种“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真的成为现实，那决不是什么好事，即便从中华民族利益或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说也是如此。最简单的道理是：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学习了苏联的中国当年曾是苏联的敌人，学习了中国的越南曾与中国反目成仇，学习了越南的红色高棉更成为越南的死敌一样。

　　所以，如果“对华友好”的意思是对我们的政府友好，那么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也是两回事。而如果“对华友好”的意思是对我们的国民与同胞友好，那么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就岂止是两回事，而且肯定是截然相反的两回事！把自己人当人的西方人曾经把我们不当人，因此激起了中国人的正义抗争。即便这样，他们“把自己人当人”这一点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相反，假如西方人也学会“把自己人不当人”了，他们难道还会把我们当人吗？

　　无怪乎多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们认为的“友好国家”乃至“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同胞——华人、华侨和华商大都态度很坏，而且似乎国家越“友好”，对我同胞越穷凶极恶！反之，我们当成敌人的那些国家，对华人、华侨与华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国家的敌人”，对我们的同胞越好。就以东南亚为例。在这个素有排华虐华传统的区域，印尼、越、柬、缅、马，都曾有过那种纪录，只有泰国，对华人、华侨与华商应当说是最友善的。然而在改革前的年代，泰国曾是我们在东南亚的头号敌人，我当年在插队的那个山旮旯里也经常收听到“泰国革命之声”，这个在我国支持下设立于昆明的电台天天号召要推翻“他侬-巴博反动集团”（即泰国政府）。而我们称为“同志加兄弟”的某国，却对华人采取严厉的剥夺政策，而且早在与我们交恶之前好多年就已是如此。但是那还不是最糟。与号称是我们“毛主席的最好学生”的红色高棉相比，该国算客气的了。而红色高棉，对华人就不是什么剥夺而已了，而是屠杀与灭绝。而且红色高棉不仅屠杀一般华人，还尤其把我国在华人华侨中培养的“侨共”几乎斩尽杀绝！但就在这同时，红色高棉却是我国政府认为的第一号铁哥们，为了救它，我们简直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与“同志加兄弟”的某国发生一场血战！

　　今天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可是这种奇怪的“国际地位”似乎并未结束，君不见今天在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善的是谁？不就是那个被我们视为“世界首恶”的国家么？比例如此少的华人却能进入社会主流，大批成为教授、科学家、高官等上层精英，这世界上还有哪里能够如此？就是同为民主国家的西欧各国也做不到，众所周知，那里的华人基本上只能做小生意、开餐馆等，很少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我们不少朋友是那里的“名校优博”，却鲜能在那里的高校谋职。当然，西欧各国对华人华侨华商也还算不错的，这仅从我们经常报道我们的同胞在那里举行游行示威就可以看出——而在“友好”的缅甸，华人还敢示威？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烧高香了！那么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恶劣的是谁？我想恐怕公认的就是俄罗斯了吧，那里不仅对我们同胞的刁难与勒索司空见惯，“灰色清关”、“新星号事件”那样的恶性事件也层出不穷。（不过与前述“更友好的”国家相比，应该承认俄罗斯仍然可以了，至少大规模排华屠华的事那里还没有过。）但是，奇怪的逻辑仍然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似乎是我国的“首恶”，次好的西欧算一般，而最糟的俄罗斯又是我们在同类国家中的最爱！

　　换一种模式：争取中国国民的崛起

　　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逻辑呢？我倒不是说对华人最好的国家就一定能与中国达到国家关系也最好。善于利用华人华侨华商的人力资源，与在国际政治及国家关系中跟中国竞争乃至对抗，也许不一定构成矛盾。也就是说，善待我们的同胞与公民也许并不是在政府层面与我国形成友好、亲密关系的充分条件。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前者肯定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善待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未必一定是我国的友好国家，但虐待、屠杀乃至大规模残杀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必定是我国的敌对国家，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友好国家”——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搞外交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民族命运”，而不是仅仅为了“皇上”的面子。

　　只有那种不是为国民办外交、而只是为皇上办“洋务”的体制，才会遵循这样的逻辑：只要恭维好了皇上，虐待几个草民算什么事？如果再殷勤些，奉承得皇上龙心大悦了，就是对吾华草民大开杀戒，皇上照样会青眼有加！

　　我们当年和今天都在为中国的崛起而奋斗。但抚今追昔，我们所追求的到底应该是何种“崛起”？如果按上述那种逻辑我们“崛起”了，结果把那些我们讨厌的高人权国家（因而也是善待我们同胞的国家）成功地压了下去，而使那些我们喜欢的低人权国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国家）大行其道、越来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际，我们的同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立足之地吗？

　　这样看来，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华崛起呢？

　　中国当然要崛起，但必须是换一种模式的崛起，而不能是现在这种“模式”的崛起！不要说我们今天只是GDP总量增长很快（还不知道能持续多久），人均水平还差的老远，就算人均GDP也上去了，甚至就是我们在军事上把人家打败了又怎么样呢？当年沙俄打败了拿破仑，俄军占领了巴黎，但是俄军中那些青年精英到那里一看：法国人生活得多么有尊严！而我们俄国人把自己当人了吗？于是胜利者羡慕失败者之余，回国后他们就成了开创俄国变革与自由之路的十二月党人！

　　而我们离“俄国打败法国”那种状态还有多远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应该改变，改变老实说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那种程度。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我们没资格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的福利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

　　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是皇恩浩荡。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那个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赐的，给了你要谢恩，不给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这种状态一定要改变。像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包的，哪个瑞典人会因此高呼“万岁”，称颂“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经有右派政府不喜欢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为这是国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被问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

　　瑞典式的福利水平我们中国现在显然还做不到（也有人说不该做，这姑且不论），但这种国民可以进行福利问责的机制并不是高福利国家才有，低福利的美国也一样是“只需问责，不必感恩”的。这样的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我们为什么就不该有？“只能感恩不许问责”也许就是中国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瑞典的独特“模式”吧，但凭这样的模式我们能走出“负福利”状态吗？

　　至于自由应该增加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不断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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