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宽容的心态来看范跑跑，他不顾学生安危而一溜烟跑出教室也许无可厚非。毕竟，当我们对英雄表示钦佩的时候，还不得不容忍庸人的现实存在。但是，让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个行动的矮子却炫耀自己是思想的巨人。他竟然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自然，见义勇为是一个人的选择，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在面对歹徒的时候都挺身而出。但是，我们应该因为那些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人类正义的英雄而感动。而范跑跑却对那些因为保护学生而牺牲的教师非常不屑，用貌似高深的理论把自己包装得冠冕堂皇。
过去，我们曾经攻击自由和民主是极端的利己主义；现在，范跑跑也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理解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自由和民主先是遭到反对它的人曲解，现在，又遭到了热爱它的人玷污。如果我们身边都是范跑跑这样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我们与自由和民主的距离将越来越远。自由和民主如果不以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为前提，就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幸福。自由和民主如果不以人类长期积累的道德文明为基础，就不会给任何社会带来进步。范跑跑象许多专制土壤孕育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走火入魔。范跑跑全部脱下了自认为非常虚伪的衣服，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始了疯狂的精神裸奔。
为什么说范跑跑不顾学生安危而一溜烟跑出教室也许无可厚非？因为在突然到来的危险面前，范跑跑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一定正常。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也许是条件反射式地逃离了教室。但是，无可厚非的意思并不是范跑跑的做法是正确的。作为教师，在危机情况之下保护学生的安全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即使没有法律条文的具体约束，也应该是最起码的人类良知。而这样的职业道德是超越任何时代甚至社会制度的普世价值。
泰坦尼克号就要沉没的时候，船长和水手们完全有能力放弃乘客自己逃生。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一个人不能要求另一个人为其付出生命代价，因为生命无价”而那样去做。他们先救妇女儿童，然后是其他乘客。其实，在海难中，在最后一个乘客逃生之前，船员不能离开。在所有船员离开之后，最后一个是船长。这已经是社会契约式的职业操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对克拉玛依火灾中那句“让领导先走”无比愤怒，我们才对擅离灾区的中央电视台女记者极度轻蔑，我们才对地震中冒死救出罪犯并转移到安全地带的警察十分赞赏，我们才对危难时引领全校学生走出险境的教师充满敬意。
一位澳大利亚教师说：“如果做老师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是第一个先跑出去，虽然不会受到法律追究，但学校应该有所交待（这样的老师不应该留用——至少要以家长的名义辞退），而他自己如果事后竟然出来为自己的行为如此辩护，那就是‘羞耻了’。”而范跑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为自己辩护。其实，说辩护还不准确，应该说是涂脂抹粉。他已经背离了作为普世价值的道德基础，但是，他本人却认为自己站在了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上。所以，他被称为“地震中最无耻的教师”并不冤枉，而他的“真挚和坦诚”虽然没有说谎危害更大，却完全可以印证他的无耻。
人类的希望在于忏悔，而范跑跑缺乏的就是忏悔。所以，如果从他的文章中“产生了当初看卢梭的《忏悔录》后的感觉”，那一定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变成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中国的民主事业就没有了希望。二十世纪，中国激进的精英阶层曾经以阶级的名义武断地否定了一切传统道德的价值，从而让整个一代丧失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二十一世纪，中国激进的精英阶层又以自由的名义再一次走上了同样的歧途，我们将要付出的又会是什么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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