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范老师当了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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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范老师又成了热门，在范老师该不该上岗问题上，争执不休。这其中有这么一伙人，只要看到有人指责范老师了，就在后面跟贴说：“范老师出于本能先跑有什么问题？看看咱们的领导，你们别动，让领导先走”。这类人以为就此抓住了批评范老师者的死穴，其含义无非是：看看咱们的政府，看看咱们的官员，不去批评他们，跟跑跑老师较什么劲？
这种说法的缺心眼是显而易见的，领导有错并不表示范老师没错，批评范老师并不意味着不批评领导。
不过今天咱们不去管这个，咱们来看这么一个问题：假如范老师当上了领导，那么范老师会比现在领导强点吗？很显然，当了领导的范老师，其卑鄙决不会亚于现在的领导，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小范老师对自己生命的珍爱来说，当遇着大火，手中又有权的时候，范老师会跑得比别人慢？在可以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小命开路的时候，小范会迟疑不说“让领导先走”？显然没有这个可能。如果小范有枪在手的话，只怕早已是一梭子子弹过去了。虽然小范此时公职在身，但个体的权利显然优于公共责任。这叫什么来着的？“个体的优先性”。对于信仰着个体优先的小范老师，显然会无视公共责任，优先保住自己的小命的。
咱们只需做一下小范当领导的假设，立即就可明白咱们现在的很多领导为什么不是东西了，那不过是些没在网上写“地动山摇”的范老师罢了。领导们所以不是东西，不过因为他们与小范是一类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放弃公共责任的人物罢了。
按照自由的理念，政府应当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就是其公共责任。因而作为政府的官员应该是大公无私的，应该是只有“公共责任”而无“个人权利”的。但这德行的官员象自由主义的官吗？显然不大对头。官员本身就是“公民”，就属于被“公共责任”保护的行列，范领导的先走，也不过是保护“个人权利”的一个实例罢了。既然总要有人被烧死，那么为什么应该是领导，而不能是屁民？要求领导先死，这完全是“以理杀人”，借“道德”之手谋害领导。领导们为维护其普世有价值的“人权”，“你们别动”又有何错误？
所以，领导们的先走与小范的先跑一样，都是伟大的个人权利的体现。
领导们现在越来越腐败，原因是什么？不就是小范老师试图传播的自由理念早已经在领导们中间传达过了的原因嘛。领导为什么腐败？不就因为个人权利优先于公共责任。养几个二奶难道不是伟大的人权？老板们可以养二奶，领导为什么就不可以？老板是人，领导就不是人了？养二奶又不是重婚，属于法律不禁止的范围。法无禁止即是自由，所以养二奶是自由的体现。只有过去毛时代的专制岁月里，才剥夺了人们养二奶的自由。现在咱们正奔向自由与人权的伟大时代，领导们如何能没有二奶？法律法律，就得对所有人适用，老板可以包二奶，领导凭什么就不可以？而为了养活二奶，领导多搞些钱又有什么错？不让领导搞钱，把二奶饿死了，这不就更加丧失人权，更加要被美国人批评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就可以随便腐败了，懂得自由的领导，会为自己争取合法的腐败，按规定该捞的钱都捞着了，已经可以养不少二奶了。
看看，领导为什么腐败？不就因为领导也是人，“公共责任”应当保护“个人权利”，个人有二奶的需求，“公共”如何会不“责任”？那些屁民们不想养二奶？也都想，只不过没轮上当领导罢了。当然，在“公共”的保护下，领导们先富了，但先富总会带动“待富”，不该着急嘛。一着急，不就是红眼病了？不就是仇富了？
小范老师所想传播的理念，不正是“公共”对“个人”的优先尊重吗？小范如果当了书记，在对个人权利的维护上会比那些领导们差？这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奴性十足的自由主义
网上Google“狙”字，很多链接都指向了一本叫《庄子奥义》的书，是文化人张远山。从网上的片言只语看，似乎张先生发现的《庄子》的“奥义”里即有很多现代的“民主”与“自由”。咱没看过张先生的书，不敢瞎评。但文中收录的刘基的一则小故事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张先生认为刘先生的故事是从《庄子》的“狙”的故事改编过来的，引文如下：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欤？”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欤？”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悟。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案：刘基误信庄子为楚人，故改“宋”为“楚”。）
其中的“案”为张先生的“案”，张先生以为庄子是宋人，因而说的猴子就该是宋猴，刘基改成了“楚”，显然是“误信”了。但看《庄子》原文，似乎并没有强调那猴子就是宋国的猴子。这大概也是张先生自己“喜怒为用”了一把，凭自己的喜好，指责别人抄书不认真。
张先生说：“刘基也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庙堂君主与江湖民众”，并且张先生象刘伯温一样认为：“庄子站在众狙即民众一边，反对君主专制”。从张先生后面的叙说中可以看出，张先生发现的“庄子奥义”大概是：《庄子》里充满了自由与民主思想，《庄子》是部反专制的红宝书。
庄子是否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咱先不论。咱们还是来看刘伯温的故事。刘先生的故事以白话来说，就是：楚国有一个靠养猴子为生的老板，养了一大群猴子，他每天给那些猴子安排工作，让猴子上山采果子，果子的十分之一要交给老板。如有猴子敢不给，猴老板就猛揍之。大概猴子们还有工作定额，完不成的也要猛揍之。猴子们因此生活很痛苦，但却没有一个敢违抗。有一天一只小猴发现了问题所在，问众猴说：“山上的果树是老板种的？”，众猴说“不是，天生的”。“果子是只能老板才能摘下来的？”“非也，人人可摘”。小猴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听老板的？”。于是众猴醒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抢了猴老板的财产，逃到林子里，自在逍遥去了。而那个猴老板因为没了供奉，就被饿死了。
老刘的这则故事，形式上看，猴子们反抗了专制，赢得了自由，说它是一则争取自由、反对专制的寓言故事，似乎没什么不妥。但如果你仔细去看猴子们争取自由的过程，就会发现这里面大有问题了。
猴子们要反抗专制，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所有猴子的思想，确立造反的正确性。猴子们想到的第一条理由是：山上的树是天生的，不是老板种的。树是天生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树是没有产权的，也就是产权不明确的。那么如果要争取自由主义所说的“自由”的话，猴子们该做的不是反对老板，而应当是宣布：“这颗树是我的，这是我的私人财产，你们谁都不许来争”。自由的人们都知道，“私产”才是通往“自由”的正确之路。现在猴子们不去圈地、不去吐痰、不去在财产上撒尿，反而任由这产权不明晰的状态存在，并且将此作为反对猴老板的理由，这哪里是争取“自由”？分明是正在“通往奴役之路”嘛。
猴子们造反的第二条理由是：“果子是人人可摘的”。这条理由更完完全全地展示了猴子们没有任何的”自由“理念。“自由”决不意味着一样东西“人人都可使用”就是“自由”了，“自由”恰恰说的是“一样东西只有所有者能使用，其他人未经所有者同意决不许使用”才是“自由”。不否认这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自由主义”吧？咱们知道，自由的社会必定是法制的社会，而法制的基础就是私有产权的确立，正是有了明确的产权，咱们才可以有法可依。如果一样东西是人人都可使用的，那么怎么判定某人使用的是否正确？一个人想这样用，另一个人想那样用，你凭什么说这个人用得对，而那个人就用错了？当有了“产权”之后，这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东西是你的，无论你怎么用都是正确的；东西不是你的，无论你怎么用都是错误的。这规则相当之简单易行，以此就可以明确给出每个人行为是否正确的检验标准了，“法”就可以建立起来了。“果子是人人可摘的”正是没有“法制”的体现，作为追求“自由”的猴子们，该做的显然应该是完善法律体系，建立法制社会。而不能把这种非法状态作为依据，造反搞事，把这种“非法”状态作为他们行为合理的理由。猴子们造反的第二条理由，显然与自由主义的理念根本相悖，那么怎么能说猴子的造反是为了追求“自由”？
猴子们在解决了思想问题之后，实际的造反过程是否符合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呢？显然也大大地不符合。猴子们干的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抢了猴老板的财产，逃到山林里去了。抢夺别人的财产，这符合“自由”吗？咱们可以看到，这伙猴子完全是“仇富”，看到别人有钱就眼红，不想着自己好好干活，就想着抢劫、瓜分富人，这实足是一伙“暴猴”嘛。这伙猴子显然未经过“待富”的教育，没能认识到五千年盛世之伟大，对社会构成了严重的不和谐，完全是不稳定因素之一。
再来看猴子们造反后的去向。从其造反的指导思想里就可以看出，这伙猴子们完全没有法制观念，没有“私有产权”这样先进的现代理念，更没有伟大的“自由党”的领导。在缺乏正确观念的指导下，它们的造反是盲目的，没有想到要建立一种制度，造反完了之后就遁入了山林。自由的战士们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吗？“山林”，那不就是正儿八经的丛林社会嘛！“文明”的社会是靠什么建立的？不就是靠对“丛林”的反对吗？“自由社会”作为“文明社会”的高级形态，显然是更加远离“丛林”的。而现在这伙“暴猴”投奔的是什么？投奔丛林的“暴猴”，跑向了自由社会反面，即使它们比范老师还能跑，这“跑”也不能说成是“自由之跑”吧？这群猴子又如何能说它们是追求“自由”的？
所以，你看，看问题不能看表面，必须要深入到问题中去，把每一个子程序，每一个逻辑分支走一遍，你才能真正理解一个问题。看到猴子不听人话，跑到山林里自在逍遥去，就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自由”了，这是很猴子的想法，庄子所批评的那伙猴子们才是这样的（详情参看本人的上一篇关于“狙”的文章）。
以自由主义的观念来看刘基故事里的猴子，就会发现这完全不是自由主义的猴子，而是中国文化熏陶下的猴子。对自由主义的猴子来说，面对逃入“丛林”与替猴老板干活这样的两难选择，自由的猴子们显然不会选择“丛林”。虽然在猴老板手下，不得不干活，可能还经常免不了挨顿猛揍，但与丛林相比，无论如何这也是“次坏”的选择。作为有理性的猴子，作为学会了“理性理解”的猴子，怎么会选择最坏的“丛林”呢？所以，追求自由的猴子是决不会抢了老板的财产逃入山林的，反而应该做的是保护好老板的财产，不怨天、不尤人，老老实实做个老板的好员工。真要怪的话，也只能怪自己没能投个好胎，谁让自己生来就是只猴子的？
当然，这样的猴子多少有点“顺猴”的意思，虽然避免了“丛林”，选择了第二坏，但没能建立起法制，没能建立起完善的产权制度，还不能说已经是“自由”了。为了“自由”，猴子们还应鼓动猴老板，把整片山林纳入他的个人名下，绕着山脚，一圈都撒上点尿，标志一下这是这位猴老板的领地。这一圈撒下来，也是相当之辛苦，猴老板付出了如此艰苦的劳动，这个地盘归他，应该符合自由主义“合法取得产权”的观念吧？原罪问题可以不考虑了吧？明确了产权之后，这下猴子们干活就有了动力了，山上的东西都是猴老板的，猴们在别人的地盘干活，按别人的要求纳贡受赏，这当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猴子要成为真正“自由”的，还得要求其他地方的山林也都被别的猴老板瓜分了才成，要大好河山都落入了猴老板们的手中，“自由”才有了真正的保障。否则的话，这就总免不了有些猴子又恢复了中国猴子的本性，拉帮结伙跑到无产权的丛林里逍遥自在去。在整个世界都实现了“自由”之后，也就是完成了“自由”的全球化之后，猴老板们再揍猴子的时候就不怕它们造反了，只要对猴子们说：“揍两下是为了提高你们的工作效率，不给你们一点压力，你们怎么能有工作热情？怎么能完成指标？怎么能实现小康？又怎么能实现创新型社会？谁要是不满意，自个儿走人就是，到隔壁那座叫‘中国’的山上去，看看那里的猴子们过得是什么日子。那可是“万税”的国度，每个猴子身上都长年背着三座大山。咱才收你们十分之一的税，偶尔揍你们一顿消消食，还不知足吗？”。这个时候，猴子们就感受到了充分的“自由”了，不满意可以走人，与“丛林”相比，这是多么地“自由”！假如再跑去“中国”一看，立即更能深刻体会出这里制度的优越性，对猴老板揍自己心怀滔滔的感激之情了，挨揍对猴子们已经是最优的选择了。当然猴老板在接受最佳老板颁奖时，也会自我谦虚一下：“不敢说最优，次优，次优而已”。
对自由主义的猴子来说，逃入无产权的山林，根本不是“自由”。“自由”反而是让猴老板们把大好河山都瓜分掉，而后它们自己转型成为可以随意为某个猴老板打工的“公民”，而后再永远遵守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宁可自己滚蛋，也决不说老板一句坏话，再运用“二坏”理论，充分认识到自己就是欠揍，黑砖窑、黑煤窑已是人间天堂。这样的一副标准的奴才嘴脸才是热爱“自由”的“狙”们应该做的事情。
咱们已经说过了“狙”的思维与“人”不同。不同在哪里？其实就在于看问题是看实际，还是仅凭自己的喜好。象庄子的“狙”们听到早上吃四颗粟子就高兴坏了一样，自由主义的“狙”们一听到“丛林”就吓坏了，为了避免“丛林”，就不惜给人当奴才了。而一听到了“自由”，听到了“不满意自己滚蛋”，就以为这是最逍遥的事了。
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奴才主义。一如曾经统治了西方人千年的基督教统治一样，基督教告诉人们的是，上帝是不能反对的，要错肯定是你错，心怀不满就是你犯罪的证据，越是不满就说明你罪恶越大，就更该拿鞭子狠狠抽自己。以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是搞不明白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生物的，仅仅因为别人告诉他存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上帝，就居然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千年的奴才。西方人在终于意识到了犯傻，终于推翻宗教统治之后，自以为“自由”了，但仔细看一下“自由”的结构，却可以发现传统就是强大，奴才当惯了想不当都难。“自由”的结构里，代替“上帝”的其实就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与上帝一样，也是任何人都不反对的，要错肯定是你错。当然与拿鞭子抽自己相比，现在改成了“自己滚蛋”，这对西方人来说，的确是相当伟大的进步，在“二坏”们心中，这就是最伟大的“自由”了。但对中国人来说，除了“狙”们，没人会把这当成至高无上的“理念”吧？
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无论是庄子还是刘基，都可以看到一个一致的传统，那就是决不会为自己设立一个精神上的枷锁。中国人对事物的判断从来都是根据现实作出的，而决不会依据某些抽象的东西。西方人所以会拿鞭子抽自己，就在于他相信了一个人造的幻象，幻象告诉他的才是正确的，而自己感受到的却是错的。向往“自由”的猴子们所以心甘情愿地挨揍，也在于它们相信产权人都是对的，无论这个产权人再不是东西，行为再卑劣，都是无可指责的。在这类人的心灵里，他们是没有自我的，因为他们已经把灵魂出卖给了幻象，出卖给了他们心目中的普世价值，他们考虑问题不是从自我出发，而是从那个幻象出发。西方人几千年来都在寻找自我，为什么如此？就在于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西方人自己把灵魂卖给了幻象，再后却拼命找“自我”，居然找了几千年。
庄子对朝三暮四的“狙”们的评论是：“名实末亏，而喜怒为用”，这话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指出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喜怒为用”的方式。让人思考问题不根据自身的现实状态，反而根据某种情绪上偏好，相信情绪而不相信现实，相信胡诌出来的普世价值，而不看看现实利益的受损，最终就只能被独裁者利用，甘当奴才而不自知了。实际上，任何一个专制政体要实现其专制统治的时候，都会向百姓灌输一些貌似先进、高尚的理念，让人们相信这种理念而不是自己。无论是西方人传统的宗教统治，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还是中国文革，都是这样。即便是现在的改革，那些精英们为了维护自己猴老板的地位，也希望中国的百姓们象朝三暮四的猴子一样，相信他们的先进的理念、相信他们的普世价值，而不能根据自己利益是否受损，得到待遇是否公正，来判断他们的改革是否成功。张维迎的理性理解，经济决策不需要屁民们参与，就是这种努力灌输的体现。当然，经济方面的问题离现实毕竟太近，很容易露馅，最好灌输方式其实是政治上的灌输，满嘴“普世价值”的大忽悠们干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事。只要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让中国人也象那些缺心眼的西方人一样，看问题根据情绪而不根据现实，那不就好骗了？不就可以实现象对猴子一样对中国的百姓了？那些所谓的文化精英们，为什么热衷于启蒙？启的又是什么蒙？看看《庄子》就明白了，他们希望改变的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结构，把中国人从“人”再变回“猴子”。
对“狙”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专制者的那些小伎俩，中国人是早就识破了的。中国的文化所以与西方文化不同，就在于中国人早就抛弃了西方人的这种猴子似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其实就是那些朝三暮四的猴子们的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的理解，与西方人基于私有产权的“自由”截然不同。当然，这是另一个主题了，这篇文章里就不详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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