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九尽杨花开”
——怀念魏巍同志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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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情发生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在《人民日报》(2013/04/01)上，读到胡可同志写的《话柳杞》，连忙给他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胡可同志：
你好!
四月一日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你写的《话柳杞》，我很想读到柳杞的《九尽杨花开》，可是几次上网络书店去邮购这本书，都买不到。有的是柳杞同志给别人赠书的签名本，价钱又太贵了(因为是作为文物出售也)。我就想能否从你那儿借到一本读一读，因为我很想读到其中《知人知面也知心》谈及魏巍的篇章。可是，我觉得让你给我寄书也很麻烦，就考虑是否请你找人把《知人知面也知心》一文复印一份给我?这也许是比较省事的办法吧!你看如何?
写到这里，我又发奇想，你能否把柳杞的同志的通信处告我，我把自己近年的那四个集子给他寄去看看，其中有不少涉及魏巍同志的信息，也可能柳杞同志并不都知道。这样也可以让他在晚年更明白老战友后来的景况?当然，这需要柳杞同志同意才行，麻烦你和他商量一下，如何?
你们几位在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工作的时候，我与柳杞也见过面，我到军报工作时也和他有过联系，只是很难说是熟悉。不太好冒昧去打扰他。也许他还会记得我，不会拒绝把大作给我一本看看的吧?如果你认为还妥当，就请把我的通信处和电话告诉他，让他直接对我发出指示?
另外，你对我的那些习作，都翻了一翻吧?真想听到你的指教。如果可能的话，即是不妨碍你的作息秩序和颐养习惯的话，能给我写几句意见也是很珍贵的。当然，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是绝对不会拿去发表或公开的。这你完全可以放心，给我以信任。
心情急切，字也潦草，耽误你休息，请原谅。此致
敬礼!
顺祝康乐。
麦辛
2013/04/05
清明次日于莲花池西。
——这封信发出去没几天，就接到胡可同志的回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柳杞同志已经在医院重症病房里住了很久，他去看望了多次，都没和他说上话。病人只能认出自己的亲人了。所以，他就把我的这事对柳杞同志的女公子林英爽说了，让她直接把《九尽杨花开》寄到我家。不久，我就如愿读到了《知人知面也知心》，知道了他们几位老战友的革命情谊。那里面有着多么感人肺腑的故事啊!
【2】
请先读一读胡可的《话柳杞》。
++++++
话柳杞
胡可
++++++
柳杞同志的散文集《九尽杨花开》中的不少文章，阅读时使我思绪难平。由于战争年代共同的和相似的经历，许多篇文章中记述的的心境和描写的情景，唤起了我许多的记忆。集子中几篇他的创作经历的文章，则使我在感动中受益。感受最深的是他对战友、对熟识的乡亲父老的血肉情谊。许多篇文章记述了当年狼牙山下他的老房东和为他保存珍贵日记的老大爷，记述了反“扫荡”中同甘共苦的战友，记述了他生病时老领导对他的关怀，记述了老将军李志民的风采。再一个深刻的感受，是他对所从事的文学事业的极为精细严谨的态度。柳杞同志发表作品很早，1937年他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其文章就在《大公报》上刊登，并得到老作家萧乾的关注，从此养成观察生活.记录生活和提炼题材的习惯，后来做编辑工作，一直保持着不徇私、不迁就的严谨作风。
柳杞同志是1939年作为抗大毕业学员从延安来到敌后晋察冀军区的，曾任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解放战争中任十九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1949年后曾任总政治部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社副主编。1955年，总政文化部一度把部队的作家、画家二三十人，指名从各军区调到总政成立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柳杞和我都在其中，由此开始熟悉。1958年创作室撤销，成员回原单位。柳杞、魏巍、杜峰和我四人回到北京军区分配工作。此后的几年，虽不在一个单位，但作为专业作家，在当时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都担负了军区赋予的创作任务。柳杞同志是当年华北敌后战场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亲历者，该战役击毙敌酋阿部规秀中将的事实已广为人知，以此战役为背景描写当年人民战争的图景也是柳杞的强烈愿望。这本散文集中的《生活，是起炊的仓库》一文，记述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长城烟尘》的创作经过。这是柳杞的一篇极为重要的创作经验谈。他是战争的亲历者，但对敌我双方上层的情况并不深知，他必须从进一步研究战史出发进行深入的补充采访。他又回到了当年的涞源战地，从访问当年该战役亲历亲闻的乡亲，到访问与敌寇上层有过直接接触的服刑人员。当他理清战役的来龙去脉和许多具体情景以后，出现了奇妙的感受，当年自己的经历，接触过的人，熟悉的战争场景，忽然间都有了生命，未来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场景、细节纷纷涌现于脑际。这一体会使我联想到文艺创作中的理性思考和生活积累的密不可分。柳杞同志另一部长篇小说《战争奇观》，是他酝酿多年瓜熟蒂落的作品。当年敌寇对边区进行“扫荡”，多以车载步兵和骑兵长驱直入，而那时我军团以下没有电台，堂握敌情只能靠亲眼目睹，用拉线的电话向上级报告，以致“电话情报站”成为敌后抗战中一个重要环节。柳杞同志作为政治机关人员，在反“扫荡”中常跟随电话情报站活动，为了情报准确，有时敌人进了大门，我们才从后门撤出爬山转移。人民战争的这种奇观，在柳杞这部散文集中作了生动的记述。
我和柳杞同志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是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我们几个被称为专业作家的老同志，军衔都是上校，回到军区以后，都由文化部长刘佳同志直接领导，也算一个“创作组”。“文革”从批“文艺黑线”开始，军队的文艺单位文化部门首先遭难。一时间我们这些人都成了“文艺黑线”的嫌犯。刘佳、魏巍、杜烽同志成为军区文化部批斗的重点，柳杞同志和我处于既非批斗重点也非“革命群众”的不确定状态。因为处境和心境相同而谈心也多，对军区大院里许多突发事件，对“文革”中许多看不惯的事情，如何表态也互相商量。在柳杞同志这部散文集中，涉及“文革”的文章只有一篇《知人知面也知心》，是写他和魏巍同志长期友谊的。文章的最后部分，记述了魏巍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时，由于他和我表态而使群众分为两派这件往事。
柳杞和魏巍作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当年曾一同从延安来到敌后晋察冀军区，又一同被分配到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丛事宣传工作，并在文艺创作上崭露头角。抗战后期，根据地扩大，魏巍去了冀中军区，柳杞去了冀察军区;解放战争中魏巍在20兵团，柳杞在19兵团。1949年以后先后调到总政《解放军文艺》社担任副主编，后来一同调到总政创作室，又一同回到北京军区。“文革“开始，把魏巍作为批斗重点，我和柳杞同志起初都十分不解。有一张大字报是批判魏巍如何反对“本质论”的，使我想起10年前为贯彻“双百”方针进行“鸣放”时魏巍写的一篇批评某领导同志文艺思想的文章《“本质论”——错误的文艺思想》。而某领导同志就是1966年为了贯彻《纪要》而召开的全军创作会议的主要主持人。那时北京军区的小组旧已经从几件琐事入手对魏巍同志进行批评了，其受到指示列为重点已十分明显。所以当最后决定把魏巍同志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时，我和柳杞同志就在支部大会上表示了我们的不同意见。柳杞同志在这篇回忆文章中作了记述。
我和柳杞同志在一起工作的两个时期，都处在运动中。总政创作室成立后不久就进入“反右派”运动之中，回到北京军区几年后又遇上“文革”。运动中期柳杞到清河毛纺厂“支左”，我改作行政工作。虽不在一起却互相关怀，时有来往。他长我一岁，他的勤奋、睿智和勤于思考，使我视为兄长。他早年曾患过肺病，愈后多年一直笔耕不辍。年逾九旬虽住院卧床仍读书看报，豁达乐观，在夫人及女儿、女婿的精心照料下，一直保持身体稳定。作为老战友，祝愿他健康长寿!
【3】
再请读一读柳杞的《知人知面又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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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知面又知心
——“俚语”：知人知面不知心
柳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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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尝过法国都德在《最后一课》中所描述的情味。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侵吞我国的领土。这年冬天，我告别了平静的校园，辗转流亡到武当山下，然后徒步穿越秦岭到达陕北，又由陕北奔赴敌人的后方。1939年初，在河北平山县李家岸山村的一所平房里，第一次和魏巍见面。那是晋察冀军区《抗敌三日刊》编辑部。编辑部加上我一共六个人。当时魏巍面如傅粉，唇若丹朱，是一位漂亮的年青人。我知道他也是从延安东渡黄河来到敌后的，从此每每结伴漫步，倾心谈吐。由于历史的奇巧安排，从此开始了我们“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工作关系和友情联系。
我们一起投进火线部队;
我当时还不懂得工作，不切实地理解什么是投笔从戎。前方炮声隆隆，引逗人不安心于编辑部工作，一心想投进火线部队。1939年4月14日，魏巍、瞿世俊和我一起被分派到狼牙山下杨成武将军所指挥的第一团去工作。这个团的连排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经过长征的，他们英勇善战，积极出击。敌人也频繁地进行清剿扫荡。从此我们投进了炮火连天的战斗生活。
这一年，我们参加了大龙华、雁宿崖、黄土岭等较大的战斗。在战斗的空隙间，我们寻找机会结伴漫步，也时常伴坐在狼牙山下南北娄山之间的溪边草地上，谈战争，谈生活，更多的时间是交换攻读《铁流》、《夏伯阳》、《毁灭》等书的心得和看法。小溪的碧波和鲜美的野花芳草令人心醉，时常;有鸬鹚鸟、小云雀从我们身边姗姗飞起。当时部队的文学书籍极缺，文学爱好者更少，这一段生活实际上是我们的中文自修大学。这个大学的自修课程，几乎全部是苏联的革命文学。对照书中所写的人物和生活，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长征干部近似粗野的豪放性格，和他们融融相处。这时候，魏巍写诗之外也写文艺通讯，他歌颂战地烈士的诗《当洋槐花飘落的时候》和许多其他诗文，我大多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并兼任推敲词句的助手。
同甘共苦，共熬一盏菜油灯
因为战争的需要，我们先后又被调进军分区的机关编辑报纸，一直持续到1944年秋才又各奔东西。当年编辑部只有两三个人，排版校对等等一概都管。来稿什么纸也有，有草纸、包烟纸、敌人的宣传品用纸等等，不管什么纸，都是带血的拿枪的手写来的，我们都字斟句酌地去阅读它，修改它，决不轻易删掉一个生动的词句。来稿多是表扬模范事例的，标题易于雷同，我们下决心不让一个标题重复，千方百计用标题去画龙点睛，吸引读者。如对一件反映在长城岭上值勤的连队的来稿，给予的长标题是：“塞上苦霜，冷风吹彻席棚帐，输温送暖，史连长巡守五更天。”我们夜晚办公，总是借助一盏荧荧如豆的菜油灯。为了节约用油，又时常两三个人围坐在一起。一次夜深了，魏巍单独灯下写诗，因为过于聚精会神，他的帽檐被油灯燃着了，直到火苗冒起，焦臭味熏人，才把大家惊醒，扑灭了将要燃眉的火势。魏巍专心写诗帽檐失火之事，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大家谈笑的资料。
难忘的春节
不管敌后战争环境多么艰苦，传统的春节总是要吃水饺的。总务科严格规定发给每人一斤干面，一斤拌好了的猪肉白菜馅，发给各个小单位集体来包。肚大肚小，饱与不饱，一概不管。1942年春节，我们驻军在易县岭东村。这天清早，宣传科包完了水饺，魏巍和我自告奋勇去大伙房煮，各自端着大瓦盆从房后绕道返回住处，饺香扑鼻，我们两个一前一后兴奋地奔走。由于地面上的一块瓦片不怀好意，把魏巍滑了一个趔趄，瓦盆虽未摔碎，水饺却像鱼儿一样溅跳出盆外。地上幸好没有猪屎狗粪，但沙石草屑等杂物也够麻烦的了，我倍加小心返回住处报告大事不好。这时候，大家正手拿碗筷当做乐器奏鸣等待水饺。惊闻这一“噩耗”后，赶忙出动抢救。水饺虽被救回来了，但饺皮上沾了些沙土如何吃法?经过讨论认为：总务科绝无可能再发给一份，只有用凉水洗去沙土，再煮沸一次才能入肚。春节年年有，这一年的春节在艰苦上又加一层趣事，终难忘怀。
诗，游击去吧
敌后战争日益残酷。在日军扫荡期间，由于机关化整为零和战争感官的需要，机关干部大都临时进入各个电话情报站工作。电话站是指挥机关的耳目，所有的游击队和个人都可以随时转移，只有电话站在敌人临近时，正是发挥耳目作用的最好时机，必须把随时看到的敌情报告给上级，只要敌人抓不住衣袖，能坚持一分钟就是一分钟。敌人察觉了在他们的眼皮下面，有个观察他们的小小电话站，于是千方百计地追踪它，消灭它。在电话站，我们都经受过敌人偷袭、化装合围、包剿等危险，也总在电话上遥相问候鼓励，互通消息。从1942年起，魏巍和我被分派到水泉和良岗电话站。面对艰险的环境和任务，我们充满了欢乐和喜悦。从不曾想到死神，死神似乎也不曾想到过我们。当第一次在枪炮声中，我们分手各自奔向自己的电话站时，魏巍带着一把缴自日军手中的鲨鱼皮鞘腰刀，背着背包和挎袋，还写了一首诗，题为《诗，游击去吧J》
关山、战场、离散、会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反法西斯战场连连告捷，中国战场也在准备对日大反攻。1944年之秋，魏巍和我分手，各到个战略部队去扩大解放区。我们不在一盏菜油灯下同甘共苦了，但友情常在，不断书信往还。他去的是冀中大平原，无山可依，分手时留下诗稿数册托我保管，我也因为本子多了，需要轻装行动，就托水口村一家农民老友保管。日军投降后，在下花园他的婚礼上，我把诗稿交还了他。这是一场欢乐的大会面，我们第一次和他的夫人刘秋华合影。在此之前，在《晋察冀日报》上读过他的《塞北晚歌》，已在想象中略知他的夫人了。1948年为了配合辽沈战场，他所在的第三纵队在冀东进行艰苦的“牵牛鼻子”作战，我所在的第二纵队，则伸进包头、归绥、张家口把敌人调成一字长蛇，为平津战役设下伏线。北京解放后，我因为严重的肺结核，进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太原之战前夕，魏巍过娘子关去前线，在石家庄之旁的临时病房中，我们又一次见面了。这是一场生离死别的会面，当时结核病被认为是绝病，我卧病在床，凶多吉少。魏巍进入我的病房时，不怕细菌向他袭击，他不戴口罩，还恋恋不走，在一起喝茶吸烟，谈天说地。分手后，他的信不断飞入我的病房，鼓舞我战胜疾病。后来我们终于在总政文化部的食堂里共用一张桌，共吃一锅饭。这时候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已声闻九霄了。
知人知面也知心
被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彻底颠倒了黑白。昨天还是革命作家的魏巍被说成是“三反”分子，被广大读者所喜爱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被指控为反革命作品。在那
些阴冷昏暗的日子里，他的《东方》书稿被没收上交了，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在这场浩劫中，一切人物、一切友情都要受到检验。魏巍和我，我和魏巍，还能够说是知人知面又知心吗?我不仅相信他的诗句是风摇树动，发自心声，也相信他对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就是在“将军死马人吊孝，将军死了没人埋”的炎凉世态中，他也会为将军执绋，而决不会为马吊孝。一句伤感的俚语说：“朋友千千万，知心有几人。”在诸多友人中，他是爱发诤言的诤友，是可以信赖的友人之一……·
1967年之春的现实是:谁也没一只望远镜可以望见1976年“四人帮”倒台，谁也瞭望不到后来拨乱反正的政策顺利进行。迫在眼前的工作是，如何争取众人站出来为魏巍说理，阻止对他诬陷，做出正确结论。在此之前，机关的人员各自参加了思想相投的战斗队，只有胡可和我等少数人还孤弦独操，声援魏巍的心情胡可比我更为炽热，于是我们联合起来了，并与保护魏巍的一批干部一起为“解放”魏巍而进行长时期的斗争。十年浩劫作为历史的一页永远翻过了，但历史却证明了魏巍和他的众多友人知人知面也知心，而不是俚语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作家生活漫记》1989年语文出版社
【4】
读完柳杞的《九尽杨花开》，我有一点不太理解这个题目的意思。请教了一位比我老的老头，才开始明白，九，就是数九。民谚：“一九二九不伸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插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数九过后，冬天就结束，春天就到来了，花就要开了，当然，杨花也会开了。这个题目，寄寓了柳杞对未来，对同志(当然也包括魏巍)无限的美好的期望和祝福。要知道，魏巍同志原来还有个笔名：红杨树啊!
透过柳杞和胡可两位同志蕴育着浓郁心气的文字，我深深地感知到他们相互间洋溢着的深厚的革命友情。那是在铁马金戈、电闪雷鸣的战斗生活中凝结而成的啊!他们经历过不仅是战争时期中的还有和平岁月里的难以想象的艰苦、危难，始终能够“知人知面也知心”，实在是难得的很!我们不是见识过“同志加兄弟”还有翻脸的时候么?可是他们不这样!当魏巍要被当做敌我矛盾处理之际，他们就站了出来为之申辩，加以保护。因为他们从革命的实践中了解并认定自己的战友绝不是自己的敌人。而在那种时候，我曾经有过亲身体会，是很容易被不明事实实和时代真相的好心人、或蓄意借以讨赏而不惜落井下石的陷害者，当做嫌犯的同伙来加以指责和惩罚的。革命同志在反潮流或抵制不良倾向的时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极高尚的品质的啊!我佩服和尊敬柳杞和胡可这两位老同志的风格和度量。也为魏巍能有这么两位坚持革命原则葆有革命气节的同志而庆幸!
我熟悉魏巍同志为人和为文的言行和脾气。他是一个直性子，一根筋，认准了的情义，理论，责任，义务，权力，权利，等等，他是不会轻易放弃、更改的。有时候他也知道，自己好像有点“过于执”，认死理。有一次，他好像检讨自己又好像教育我似的诚恳地说，革命原则，一定要坚持;可言非其时，也要不得。但是，他到底没能按此行事，这终归让他吃了大亏，遭了大难。因为有诸多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合法理的事情和问题，使他不能强行按捺自己而不畅所欲言，从而冒犯了手无真理的权势人物和有法不依的僵化规矩，于是便不能像“九尽杨花开”的衷心祝愿那样而终老于世。这是很令人难过和遗憾的!社会和气候不同，那是两个学科两个领域，气候一向可以按时序“九尽”，而社会经常不容易依规律“九尽”啊!这就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之结合的必要性了，社会进步和社会革命不可能一就蹴而就，难道人们对此能够掉以轻心吗?
当我在魏巍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候，就听到有人武断而且无端地指责他说，“他是老左，一贯整人，始终不愿意批判‘文革’，始终要高举毛泽东旗帜。”的确，魏老一直在坚定地维护毛泽东思想，对某些人大肆搞臭“文革”是很有保留的。在他看来，从毛主席的本意去观察和考虑，文化大革命还是有着其必要性的;仅仅近几十年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也已经开始证明了这一点吗?我们暂时不来讨论这个不许讨论的问题吧，只讲讲所谓“一贯整人”的情节好吗?柳杞和胡可这两位老同志经历的事实证明，那对魏巍的确是无稽的误解，或者说是恶意的污蔑。我倒以为，这正好足以说明，魏巍同志并不是以一己的遭遇，去论证一个社会全局性过程的是与否。正如黄克诚、彭真等诸多老革命，不因个人的痛苦经历而去一概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席的功德一样，那是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楷模和榜样的。出以公心，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去看待和处理我们面临的种种情况和问题，那应该是大家认可的规矩啊!阿门，阿弥陀佛。。。。。。
(2013/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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