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新时代”是特指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有一首歌就是这样唱的：《我们走进新时代》;这里说的“幽灵”，是特指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题目套用了《共产党宣言》开头的一句话：“一个幽灵，徘徊在欧罗巴——共产主义的幽灵”。
文革曾经狂飙于一时，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席去世后，遭到横批猛扫，称之为“十年浩劫”，险些灭迹。
这一切，似乎早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在他即将告别人世时，把身边的领导同志叫来说：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果然，在他去世后，这笔“遗产”在交给下一代时，是真正的一场“血雨腥风”：几十万的“文革派”被关进了大牢，上百万的人充军流放，跟着他老人家搞文革的人，“只有天知道”，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没有哪一起重大事件，能像中国的文革那样，兴起时是那样的波澜壮阔，退潮时却是如此地血雨腥风。
对文化大革命的贬斥，真可说是铺天盖地，政治治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文化上的……几乎一切领域，都把文化大革命列为罪魁祸首。政治上的大审判、组织上的大清查、文化上的大批判……。
“伤痕文学”，成为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连大学问家郭沫若、大作家巴金也参予其中。
在清除“文革流毒”的基础上，人们获得思想上的“大解放”。改革开放在欢呼声中走上了历史大舞台。
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有谁知道他哩!为什么目光一闪”(一首流行歌词)。正是践踏着“文革”上台的“改革开放”，却孕育出了被赶尽杀绝的“文化幽灵”。
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代替“文革”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但改革开放却培植出了更多、更大的阶级、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但推行的结果是，没有达到共同富裕，却反而造成了严重的两级分化。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超速度的产生，跟着的是无产阶级队伍的急剧扩大，二亿多的农民成为打工仔，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支撑着中国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空前的尖锐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立即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幽灵缠绕着。
一批又一批从改革开放阵营里走出来的风云人物，他们曾在文革中被当成“走资派”冲击过，他们不服气，认为共产党内哪来那么多“走资派”?“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
面对改革开放，真的出了走资派;不仅是“走资派还在走”，而且是“遍地走”，还走成了一个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属文革派，有些还是文革的反对派或怀疑派，却在改革开放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因而毅然地举起了文革的旗帜成了“文革派”。
曾辅佐邓小平十一年的邓力群，当过中共中央书记处处记，他是否定文革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人之一。在他的《十一个春秋》的回忆中，讲述了改革开放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历程;在他主管《国史》编纂工作中，潜心地研究文革这段历史，对比了改革开放的现实，最后推翻了他起草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的评价，而断定“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议复辟”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为此，他还专门出了一本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思考的言论集。他被请出了书记处，而加上了一顶贬非贬、褒非褒的帽子——“老左王”。
王震将军是力挺邓小平上台的军方有力人物，他曾担任过国务院的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本来，他不分管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但他看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就拍案而起，成为党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激烈的人物。最激烈的一次斗争是在十三届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当赵紫阳总书记宣布全会闭幕时，漫不经心地问“大家还有什么话要说”，王震突然站起来：“我有话要讲”，他就赵紫阳推荐的一部叫《何殇》的影片，向总书记发难：
“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何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报告(在影片中)有一个镜头，但后面讲的改革呀、改革呀，照这样改，改开底，再过五十年啊，就回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年代。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我拒绝、我反对这个!”
王震将军的演说，掷地有声，赢得了全会上的一片掌声。全会结束不久，他就邀请了一些理论工谈话，组织他们写文章批《河殇》。他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么厉害，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一直到他辞世前，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交待：“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他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今日的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五十年前就预见到了。
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马宾，毛主席曾十分地赞扬和推行他在鞍钢当总经理时的管理经验——“两参一改三结合”，毛主席誉之为“鞍钢宪法”。邓小平上台，给他委以重任，管计划、发展、改革。但马宾却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前进，力反“国企改制”，力反“CEO收购”，当有人要拍卖上海“宝钢”时，他发表严正声明：要率队南下，保卫“宝钢”。
在他的暮年，写文章、发表演说，到处鼓吹：“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我不一一列举这些人物和事例了，时至今日，从改革开放的帷幕里，一批双一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老部长们、共和国的老将军们，高举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形成了和改革开放对立的一派，可不可以按文革中的称呼：“无产阶级革命派”呢!
在社会上、在基层，改革开放的一切领域，无不孕育着“文革幽灵”。
比如“国企改制”，每一个国企改制的结果都是工人的贫困化、绝对贫困化;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诞生。改革家们的逻辑是：“这是改革应付出的代价”，而且“应该由工人来承担”。工人阶级通过改制，一下由主人公变成了受资本奴役的打工仔，一下子从“领导阶级”沦为“弱势群体”。工人能不抗争么!?能不造反么!?
襄阳轴承厂万名工人的卧轨，通钢工人的“暴动”，就是反对党内走资派的社会主义革命。
又比如农村的“土地流转”，改革家们把农民承包的土地，看得眼红，说“那是中国最大的金矿”，说“那里是改革开放新的增长点”。
土地流转到哪里，那里的农民就颠沛流离、那里的地方官员们和开发商就财源茂盛。
广东乌坎村两万农民的“暴动”，就是这样引发的，他们打出了“还我土地”的旗帜，撵走了“两委”，选出了村民自己的管理机构，建立了党组织。这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吗!!!
一个“黑砖窑”引起了全国的声援和抗争、一个邓玉娇手刃淫官赢得全国的关注和同情、一个冀中星的爆炸案，全国都倒向“案犯”一边;上海的杨佳，刀捅了六位警官，老百姓把他称之为“杨大侠”。
……。
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动辄上万人卷入。社会学家们、法学家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无直接利益冲突者的介入”。为什么“无直接利益者”要介入呢?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阶级兄弟”、“造反有理”。造谁的反?造党内走资派的反。
我们那些可怜的改革家和政客们，他们总是诅咒着“文革幽灵”。每走一步，都要呼叫：“文革余孽”、“文革流毒”、“文革思维”、“文革模式”。他们始终看不到，正是他们的改革开放，请来了文革幽灵。
马克思和思格斯一八四七年写成了《共产党宣言》，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甚至遭到诋毁，马克思还被驱逐。是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周期性危机的爆发，人们才佩服《宣言》对资本的深邃洞察。到本世纪初，世界又一次爆发了金融危机。马克思被尊崇为上世纪千年第一伟人。
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经历了“血雨腥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洗礼，越来越多的人尊崇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给社会带来的动乱，人们定会进一步地掀起“毛泽东热”!回想他发动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像王震将军那样对毛主席说：“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
套用《共产党宣言》开头的一句话：
一个幽灵，徘徊在新时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
丑牛
于武汉东湖泽畔•净竹斋
201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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