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的根子是如何消除“极速腐败”造成的恶劣影响，因为“极速腐败”是中国腐败的真正问题。
敞开心话，直白地说，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个很长时期，“毛泽东思想”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瞬间搁置，被废弃了。
虽然几代领导人对腐败问题“重视”得无以复加，然而，结果是各种腐败现象依然是堵不胜堵，防不胜防，“朝杀而暮犯”，前腐后继，愈演愈烈，老百姓耳闻目睹的是朱总“声势浩大”的十年反腐的越“反”越“腐”。各种现象，被网民概括总结为“无官不贪”、“有吏皆腐”、“隔墙扔砖头，一砸一个准”。其实，通过全球对比，中国的腐败不是世界之最。然而网民却不依不挠，其中的原因，说穿了就是改开造成的“极速腐败”，由于“极速腐败”造成民众心里承受的崩塌。
治理腐败，属于国家治理的概念范畴。除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挖掘，其实，随着国际关系日趋紧密，各国政府之间相互合作关系的加强，治理方法选项实在是太多太多。腐败的治理早已经进入到了“有据可依”的能够轻松治理国家的历史新阶段。
现在，世界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政府与非政府的反贪腐合作框架和组织。比如总部设在德国柏林，成立于1993年的“透明国际组织”，就是一个旨在反对贪污腐败的非政府组织，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即“国际透明组织”，简称TI，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国际性的民间组织。“透明国际”于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己任，今天已成为对腐败问题研究得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它的研究结果经常被其他权威国际机构反复引用。自1995年起，透明国际制定和每年公布清廉指数，提供一个可供比较的国际贪污状况列表。
实际上，作为一个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璀璨的中国文化中包含了中国历代政治家早已经为后代总结的很多国家治理的基本社会规律。依照历史，对比世界他国，稍微有点责任的政客，都不应该让中国沦落到今天网民总结出的“无官不贪”、“有吏皆腐”、“隔墙扔砖头，一砸一个准”这个地步。
可以肯定，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存在相同的腐败治理的具体方法。进一步也可以论断：进步的社会制度，治理腐败更容易！
腐败问题，确实是世界性问题，然而，腐败问题绝非世界性难题。然而，作为一个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中国前任领导人也已经论断“腐败有可能导致亡党亡国”，这也说明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
中国历代政治家一直在总结和肯定一个社会规律，那就是腐败可以导致亡国，从而得出“治国就是治吏”。
自先秦时期起，中国大凡是明智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对各级官吏的严格要求和管理。在各种法律中，都有管理官吏的专章、专条。如，《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等等。到了汉朝，管理官吏的法规，比秦朝更加完备。从晋代开始，管理官吏的行政法规，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统称为《违制律》。历史发展到唐朝，管理官吏的法律法规，在继承中不断丰富、完善、发展，变得更加严格、详尽。《唐律》中，“违制律”就有59条之多。几乎囊括了当时条件下，对官员所有可能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措施。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属于国家兴衰治乱的“成也吏治，败也吏治。”
“吏治清廉，则国泰民安;吏治腐败，则国破家亡。”这是受到中外政治家历史学家一致性肯定的《资治通鉴》得出了历史性的总结。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也。”
在亲自批准处决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之后，毛泽东主席对全党讲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这个讲话中，提出了“治国就是治吏”的伟大历史论断，也是对“治国先治吏”基本社会规律的真正认识。
新中国自建立以来，中国国家的最高领导，对反腐倡廉真正“十分重视”且行之有效的，唯有毛泽东的敢作敢为，唬住了“打天下”后贪图享受的“一大群”。
在中国历史上，在腐败治理卓有成效的政治家朱元璋也算得上是其中之一，然而轻松且成效显著的唯有毛泽东。而在腐败治理方法上，毛泽东并没有超人之处，这就是社会制度的先进起到了超强的作用。
吏治的腐败，不可避免地带动和引领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急速滑坡。如果检点一下当前的社会现状，乱象丛生之中，我们一定可以发现每一条每一项都与官员的贪腐密切相关!
以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看待，造成这种原因，完全是国家治理上的基本概念和社会基本规律掌握的严重丧失，基本国策、指导思想出现重大失误，甚至是倒行逆施！
基本国策、指导思想出现重大失误是可以追根寻底的。我们常说不能够轻易否定一个人，实际上是依据其基本上的东西。如果基本是错了，不敢否定某个人的做法不是迂腐就一定是阴谋！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老一辈革命家经过长期努力方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干部教育、管理、监督、惩罚制度，瞬间被当做“旧观念”、“旧制度”，一扫而光，烟消云散了。有目共睹的是，为了经济改革甚至连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理想信仰都抛弃。“吏治”变成了“扶吏”“安吏””“富吏”，“群众路线”变成了“一把手”“一言堂”而大行其道。GDP“硬道理”、不问“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不争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市井哲学论就像一道道圣旨，召唤那些被压抑多年、一直不敢冒头儿的“当官做老爷”的邪念;一下子就解除了戴在某些干部头上多年，使之不敢“以权谋私”的紧箍咒;一下子就打开了某些干部贪污受贿、灯红酒绿、荒淫无耻、声色犬马的方便之门。党和政府内一些操守不坚的官员，先是探头探脑、小心翼翼，再就是大摇大摆、横冲直撞地寡廉鲜耻、胡作非为起来。古人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没用多少时间，原本清白廉洁的党风、政风，就风云突变，急转直下。
老百姓把毛主席健在之时和逝世之后的党风、政风，一桩桩、一件件地比较、对照，对如此“极速腐败”的结果既痛心，又无奈。他们辛辣地讥讽当代官场为“无官不贪，有吏皆腐”。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已经被古今中外论证为基本治国之道，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指导思想事实是“治国之道，必先富官”。这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走在严重错误的道路上，所以越走越远，越走越乱，官僚资本成为世界之最，已经形成为无法遏制的中国社会的暴胀肿瘤。新疆爆恐引起世界注目，群体性事件出现猛增，无一不是治国之道的倒行逆施！
由社会基本规律得出的基本治国之道不仅仅有“治国先治吏”，其实祖先遗训的“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也已经被重视福利保障、不断提高大众消费能力、能够保持几百年安宁社会环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运用的灵活自如。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句话出自于《管子·治国第四十八》，原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管仲，享有“春秋第一相”之誉，东周春秋时代齐国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
管仲虽是齐国下卿，虽开启国营娼妓制而饱受非议，，《论语》、北宋苏洵的《管仲论》对管仲做出了分析和批判，但被历代史学家视之为中国历史宰相之典范。管仲任内大兴改革，重视商业。
经济改革期间造成中国不仅出现无法平等的权大于法的现象不能根治，还出现法无平等的事实。
笔者在《“治吏”到“治民”，是跨越还是重大倒退?!》一文中早已经指出刑案修改法“宽官严民”事实。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从历代明智政治家提倡的“治吏”时代进入“治民”时代。法律修改虽然是官僚资本必然的结果，但中国庞大官僚资本形成的原因是经济改革指导思想的罪责!
因此，根治腐败，需要的是“庆父必死”，否则“鲁难未已”。不清除制造内乱的罪魁祸首，中国不仅不会安宁，即使与俄罗斯形成了绝对的铁哥结盟，美国只要对俄罗斯缓缓，吹响全力围堵遏制中国的集结号，中国离崩溃就不会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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