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标：中国复兴和全球地缘政治版图的重塑和再造（一）

新地标　　

——中国复兴和全球地缘政治版图的重塑和再造　　

王世举　　

世界是一座复杂而巨大的生存迷宫，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类，要么仰望星空，借助天眼冲出迷局；要么抽身回视，透过历史洞悉未来。——题记　　

目录　　

引言：穿越美国霸权崩塌前的身份焦虑暨当代西方地缘战略理论的虚妄

一，帝国的宿命：历史的“地理动力学”　　

1，历史的镜鉴：国命系于地脉

1.1，兵连祸结的中东：从波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

1.2，地脉崩散的欧洲：从罗马帝国到查理曼帝国

1.3，八字分脉而不聚的印度半岛：从孔雀王朝到莫卧儿帝国　　

1.4，     大国解体的三种模式　　

1.5，        天垂象，地成形，道寓神州的大中华帝国

1.5.1，世界坐标下的历史回望

 1.5.1.1，大秦帝国：开启中华领跑世界的奠基者

1.5.1.2，大汉帝国：雄踞东方，傲视天下

 1.5.1.3，大唐帝国：两强并立，泽被更远　　

 1.5.1.4，大明帝国：东亚霸主，也是世界霸主

1.5.2，地脉之神：天垂象，地成形

  1.5.2.1，发现世界的中心和原点

  1.5.2.2，天然边界：三太六江脉系

   1.5.2.2.1，发现黑龙江

   1.5.2.2.2，三太一体，六江同源，八脉合抱，二岛朝迎

2，国命地脉：中国的“大一统”与世界的“小一统”

    3，从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的身后演变看对外战略的“地理动力学”基石

二，大国未来：“一主四翼”的世界新格局　　

       1，中国的复兴：战略重塑，王者归来

1.1，复兴之要

1.2，构筑“四角支点”战略

1.3，对美战略：剪除羽翼，逐步削弱，十年弱美，二十年擒美

      1.3.1，美国的底牌和中国的目标

1.3.2，弱美策略：耗竭+断奶

  1.3.3，立于不败：争取“三斗一”

1.4，对台新思维：兄弟阋墙，外御其侮

1.5，东北亚：结盟一个，打一个，拉一个

1.6，东南亚：结盟一个，打一个，拉一群

         1.7，大西部：结盟两个，稳住一群

2，美国：成长的烦恼——崩溃和重组都是必然的过程

  2.1，“地理动力学”：美国将复制马其顿帝国解体模式，一分为五

  2.2，政治制度顶层设计的天然缺陷

  2.3，美国亡国的九大隐患

3，巴西：新大陆的新势力

       4，乌克兰：欧洲的未来之星

5，土耳其或伊朗：穆斯林复兴的备选项

6，为什么缺席俄罗斯和印度？

6.1，俄罗斯：罗马模式的解体进程尚未走完

6.2，印度：八字分脉，传统不改

7，关于欧盟和日本

  7.1，欧盟：地脉崩碎，前路多艰

  7.2，日本：亚洲逆子，后患仍存；天赋不足，速发速败

8，地缘战略“双三角”：不是“五头政治”，而是“一主四翼”

结语：警惕历史乱象的重现暨新形势下加强国家竞争和安全战略的整合性研究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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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穿越美国霸权崩塌前的身份焦虑暨当代西方地缘战略理论的虚妄　　

2011年，当世界历史的脚步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时候，整个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动荡和裂变依然在继续。北非利比亚上空不时划过北约的空袭战机；伊拉克、阿富汗地区不断地传来恐怖爆炸的不幸消息；东亚的西太平洋地区美日、美韩军演仍在进行；美国尚未从金融危机的萧条中脱身；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尚未获得根本改善。

2008年，肇始于美国华尔街的一场来势汹涌的金融海啸席卷世界。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脆弱性暴露出来，欧美传统的发达国家纷纷陷入贸易萎缩和赤字上升的经济衰退之中。2010年欧洲多个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再次笼罩西方世界，进一步加剧了西方世界衰落的趋势。而中国则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进一步检验了中国国势崛起的成色，2010年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以及其他新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中的率先复苏说明世界正在加速新旧政治和经济格局的转换。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矛盾冲突似乎正在不同寻常地加剧。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军演东北亚，搅局东南亚，南海海域的岛礁问题风云突变，美越、美菲之间的军事演习接二连三。尤其是进入2010年以来，中美之间在对台军售、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以及碳排放等问题上产生的直接冲突不断地困扰着中美两国的外交往来。

事实上，中美冲突加剧的趋势贯穿了整个2010年，直到2011年下半年冲突似乎仍在延续，具有挑衅中国意味浓厚的美国和越南、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军事演习、美国高调介入南中国海的领海争端，以及奥巴马会见达赖、对台军售、对华贸易制裁和对人民币汇率的公开指责等等，一时间山雨欲来。美国一连串的外交攻势预示着奥巴马政府在试探和摇摆中逐渐加快了对华经济和军事遏制的节奏。美国战略重点东移亚太的趋势更加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志在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刚刚过去的2010年注定是历史的分水岭。其一，体现战时国家资源整合能力的中国制造业总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还是中国自19世纪衰落以来的第一次。其二，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坐上全球第二的位置。此外，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量已经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际贸易大国，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和贸易全球化背景之下崛起的中国已经从根本上融入了世界，其经济触角已经延伸到世界各地，中国吸纳国际产品和拓展国际市场的能力已经今非昔比。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以及近年来中国军事实力的明显提升，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元气大伤、疲态尽显的美国其全球霸主的地位似乎摇摇欲坠了。一时间，来自美国本土、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关于美国衰落甚至美国将崩溃、解体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2010年初，刚刚结束访华行程不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公开演讲时说：美国不做老二；美国的学者和精英政要也纷纷献计献策，声称应该和中国组成G2，实现全球共治。诸如此类，不绝于耳。不可否认，美国人的言论代表了当下美国一部分精英对美国及未来世界的看法，其言论背后的潜台词是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已经难以为继了。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上，《美国再见》、《美国实力的衰落》、《当中国统治世界》等等来自学术界的声音甚嚣尘上。尤其是在对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美国人自己一方面表示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一方面又宣布重返亚洲，搅局东亚。在笔者看来，面对中国经济30年来的强势崛起以及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抗跌表现，加之美国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泥沼脱身乏术，代价不菲，伊核和朝核问题又不见好转，反恐战争依然形势不妙，俄罗斯的争霸雄心重新抬头，欧元与美元的分庭抗礼之势渐成，巴西、印度等国际政治新势力逐渐浮出水面等等，美国对其全球霸权崩塌的焦虑已经表露无疑。可以预料，伴随着世界大国政治势力的进一步分化和重组，美国的这种身份焦虑仍将持续，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美国挥之不去的梦魇，这种身份焦虑的冲击波必将在21世纪加剧这个世界的冲突和动荡，尤其是大洋两岸的中美关系。

2009年1月13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以一个“巧实力”的新概念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个“巧”字集中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风格转换，也凸显了美国的硬实力之殇。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使美国陷入反恐战争的泥沼难以脱身，高额的军费开支让美国难以继续承受。据美国国会两院经济联席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认为，2002年至2008年期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付出的成本总计达1.6万亿美元。2008年以来的一场金融海啸把美国重重地拍打到岸上，美国经济虚拟化的脆弱性暴露出来，截至2011年，其经济复苏的迹象仍不明显。希拉里所谓的“巧实力”就是在“硬实力”已经无力承受的背景下，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从小布什时期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到奥巴马的撤军计划和希拉里抛出的“巧实力”外交，这本身就是美国扩张疲态的显现，也是美国全球影响力下降背景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在笔者看来，只要美国的地缘战略指导思想没有改变，美国的外交霸权目标就不会改变。依笔者观之，所谓“巧实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从公然出兵的打、炸、烧、抢，转变为旁敲侧击的恐吓、挑唆、策反和诱捕。　　

201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700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一半。而美国当年联邦财政赤字1.3万亿美元左右，军费开支占其财政赤字的55%左右。同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则为1.95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重仅为13.3%，这说明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已经相当严重。2011年1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超过14万亿美元，接近美国2010年全年GDP的100%。如果考虑到美国的地方债务、企业债务和私人债务，2010年美国的各类债务总额超过6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全年GDP的450%以上。如果把美国比喻成一家公司，今天的美国已经滑行在破产的边缘。

同样是2010年，美国国防部长近20年来首次要求压缩军费开支，标志着美国的扩张战略已经难以为继。2011年北约在利比亚的空袭行动中，美国自二战以来的美欧集体行动中首次退居二线，可以看作是美国的扩张疲态和战略收缩的延续。美国早已越过帝国实力巅峰，其战车打滑和霸权崩塌将不可避免。　　

霸权失势，格局裂变，盟主衰落，联盟松动。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西方世界的冲击波仍在继续，截至2011年，西方经济复苏的迹象依然希望渺茫。同时，世界正在加速形成共识，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已经是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这种此消彼长的力量翻转在中美日、中欧俄以及亚、欧、美三大洲的大国层面对世界地缘政治的冲击已经显现，并且在未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仍有可能产生以下几种可以预见的地缘政治势力的联动：

首先是霸权失势，格局裂变。美国的衰落必然导致美国传统的敌对国家势力上升。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明显下降，布什政府时期咄咄逼人的主动进攻态势失去根基，冷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不可避免地出现裂变，并失去原有的权力平衡。近年来遭遇美国遏制和打压的传统敌对国家如俄罗斯、伊朗、朝鲜等获得喘息的机会，并不失时机的提升反美、抗美的外交攻势，以获得更大的对美博弈砝码。典型的事例则是2008年8月俄罗斯迅速挥师南下介入有美国背景的格鲁吉亚内乱，并最终支持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2010年美韩军演背景下的俄罗斯海陆空三军在远东和日本海的大规模军演；同年，俄罗斯宣布启动20万亿卢布军费预算的十年强军计划；伊朗在核开发问题上提升了对美斗争的声势，尽管2010年美欧出台了超出了联合国制裁范围的新的制裁措施，但伊朗政府不仅没有屈服，其反美、反欧的声浪更加高涨。而近在大洋对岸的朝鲜更是于2009年4月宣布退出此前进行了长达6年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10年3月则发生了看似无头案的“天安号”事件，5月，发生震惊世界的延坪岛炮轰事件。朝核六方会谈进入僵局。

再次是盟主衰落，联盟松动，美国的传统盟友将出现离心倾向。美国的衰退势必引发自身控制力的下降，从而导致联盟内部的关系松动。典型的事例则是日本在普天间机场上的强大的反美民意倾向以及日本民主党“脱美入亚”的趋势。尽管伴随着鸠山的下台，以及美日军演的持续进行，美日同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是，美日同盟结构性矛盾掩盖下的日本并不是个正常国家，而是美国在东亚地缘战略的民主桥头堡，甚至是美国的附庸。美日同盟的非对称关系决定了美日之间的深层次战略矛盾依然存在，日本脱离美国的战略取向并未消失，未来美日同盟仍有崩溃的可能。而对于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另一大盟友欧盟来说，美国的衰退将为欧洲人再次点燃欧盟崛起为世界一极的希望，欧元与美元争夺国际储备货币主导权的努力仍将继续。2011年法国和英国在针对北非利比亚的行动中率先发起空袭，并火速承认反对派政府说明欧洲跻身世界大国政治舞台的欲望依然强烈。如果未来欧盟能绕开北约，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加快与中国、巴西等新兴大国势力的战略合作，不排除未来欧盟在军事上脱离由美国主导的北约集团，并形成一支真正的独立于美国的政治势力的可能性。

第三是中国的影响力上升和美国的影响力下降导致两国的战略利益交错碰撞，中美关系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机。21世纪，中美之间到底是选择对抗还是合作？若是对抗，是局部对抗还是全面对抗？目前还不是十分明朗，至少，全面对抗的局面尚未形成。不过可以肯定，尽管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战略博弈格局，中美两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已经相当深厚，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美国绝不会安然酣睡或作壁上观。这是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所推行的全球霸权地缘战略的指导思想使然。近年来美国宣布推迟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体系以及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同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已经成为美国战略重点东移的前奏。2011年6月，在新加坡出席第十届亚洲安全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表示：“美国不会因为削减军费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而减少对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美国将深化和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力”。这说明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在亚洲地区的霸权存在。面对中国在东亚国家的权力竞争优势日益凸显，遏制和围堵中国或将成为美国结束反恐战争之后的下一个十年战略目标。按照这个逻辑，未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加紧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应该是可以预见的。根据美国一贯的外交传统，未来美国或将动员所有可以动员的亚太力量，包括日韩、东盟、澳大利亚、南亚和中亚等，在经济、政治、军事、媒体等领域通过威慑、挑唆、策反、诱骗等手段全面围堵和遏制中国。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这一遏制战略已经在进行，典型的例证就是2010年以来大规模的美日军演、美韩军演，以及美国高调介入南中国海的中国领海争端、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对华贸易制裁和对人民币汇率的干涉等等。

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美关系紧张并非中国愿意看到的结果，而是由于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其一贯的乖张和暴戾及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霸权思维使然。目前的形势来看，未来中美矛盾冲突仍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美之间全面对抗的几率将大大上升，而合作的几率将大大下降。　　

一大动向或将可以检测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华战略方向和中美冲突的可能程度，那就是2001年阿富汗战争打响以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在中亚多国建立的军事基地的存留问题。2010年奥巴马宣布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逐步从阿富汗撤军，2011年5月，本拉登被美国击杀，奥巴马在接见击杀本拉登的突击队士兵时重申将如期从阿富汗撤军。作为反恐战争的一大标志性事件，本拉登的死亡为美国体面地从阿富汗撤军铺就了台阶。既然反恐战争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并决定从阿富汗撤军，那么当初以反恐为名在中亚多国建立的军事基地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存留下去。不过，美国2012年的大选临近，阿富汗撤军计划仍存变数。2012年大选以后，如果美国的下届政府继续执行撤军计划，并且在从阿富汗撤军的同时，愿意撤出在中亚的军事基地，这将意味着美国从西部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消失，那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也势必缓解。因为在西部失去牵制力的情况下，加紧在东部的围堵和遏制已经变得没有意义——这不符合兵战逻辑。相反，如果美国仍然以各种理由保留在中亚的军事基地，毫无疑问，这将非常明确的暴露美国进驻中亚的真实目的，那就是当初美国在中亚多国设立军事基地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配合阿富汗的反恐，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体战略，从西部牵制和围堵中国，并试图控制从里海通往中国的能源运输通道（目前美国除了在阿富汗的10万驻军之外，美国在中亚多国的多处空军基地驻军人数在6000人左右）。如此一来可以预料，未来美国在东部必然会加紧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的突发事件将接踵而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美全面对抗的风险将大大上升。

冷战之后，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加速转换，意识形态的对立让位于国家战略利益的争夺，实用主义成为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出发点。毫无疑问，世界大国政治势力博弈的基本逻辑在于，任何一方都需要并企图通过大国实力均势的联动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从而避免从世界的大国俱乐部里被排挤出局。作为当今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角，美国、中国、欧盟和俄罗斯，这四大势力构成了今日世界政治的四大推手。其中，美国显然处于优势地位。同时，由于美国在北约中的主导地位，欧盟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美国的态度。这就意味着，一旦有机会摆脱美国而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那么，欧盟将不会继续甘居美国身后，而必然走上台前。如果上述分析符合了世界历史大国角逐的博弈逻辑，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波更大范围的政治势力的联动也同样是可以预料的了：

其一是中欧关系将获得加强。中欧距离遥远，中国的崛起不仅不会对欧洲产生压力，反而是欧洲借以抵消美国影响力的战略机遇，有利于多级世界的形成。同时，美国的衰落必然导致美元的衰落，这将加速欧元与美元争夺国际储备货币主导权的步伐，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欧盟需要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以欧元为储备货币来稳定和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而中国也需要借助欧元来抵消美元的影响力。同时，通过支持欧洲来平衡美国，从而加速形成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多元化。2010年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宣布支持欧元稳定，并连续购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国债，为欧元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中欧关系升温的趋势已经显现。

其二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将继续提升。作为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受害者，中俄战略合作加深，可以加速美国单极霸权世界的崩溃。近年来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有力的抵消了美国的影响力，这有利于缓解俄罗斯来自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压力。同时，由于北约东扩的步伐仍在继续，中俄提升战略互信，可以使俄罗斯腾出手来在西部对付北约和欧盟势力的东进。换句话说，在美国国力衰退的背景之下，俄罗斯离间北约和扭转俄、美攻守易势的战略机遇或将显现。俄罗斯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无疑也需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配合来牵制美国。同时，一旦俄罗斯在西部出手，中国则可以集中力量在亚太地区出手对付美国。此外，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可以为俄罗斯的资源能源开发以及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资金，中俄战略合作的范围和层次将大大扩展，这符合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

其三是中东穆斯林世界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关系将进一步恶化。作为世界典型的具有宗教崇拜排他性的一神教文明，具有历史传统的十字军东征和圣战运动仍将是未来两大文明世界的对抗主流。此外，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创伤需要两代人以上才有可能获得平抚，战争的后遗症目前尚未完全显现，穆斯林世界对西方世界的仇恨短期内难以消弭。虽然这两场战争都是以美国为首，但是一直都伴随着欧洲人的身影。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下降，必然引发穆斯林世界反美、反欧的声浪高涨，欧洲和穆斯林世界比邻而居，将是首当其冲的冲突对立者。自奥斯曼帝国衰落以来，穆斯林国家在与基督教世界的交往中便一直处于守势，中东的地缘战略位置和能源储备更是欧洲争夺的目标，美国的扩张遇阻，必然引来欧洲的觊觎。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或将迎来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最为激烈的对立冲突。2011年，中东动乱，法国和英国率先空袭利比亚，早早介入中东乱局，凸显了欧洲借助美国扩张遇阻的战略机遇急于在穆斯林世界伸张权力的欲望。美国人还没有离场，欧洲人就急于进来，中东穆斯林世界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矛盾升级的趋势已经显现。

其四是中国与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将获得空前提升。欧洲与中东的矛盾升级，将促使依然处于战略守势的穆斯林世界进一步向外部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冷战之后，美国的超强地位令穆斯林世界向外部寻求战略伙伴的努力大打折扣。而今，美国的战略收缩将为穆斯林世界的复兴提供战略机遇。2010年，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上升，有力的吸引了穆斯林世界的外交视线。中东国家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将提升穆斯林世界的经济战略安全。此外，中国历来强调和谐的外交思想也更适合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盟友。同时，中东的能源优势将有助于中国的能源战略多元化。2010年伊核危机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梅赫曼帕拉斯表示，如果中国愿意的话，伊朗可以考虑通过中国进行核燃料交换。2011年，北约空袭利比亚的当口，利比亚政府宣布将终止与美国和欧洲的所有经济合作，并把合同的机会留给中国，而反对派政府则声称争取尽快派出特使前往中国解释利比亚的政治形势，希望与中国加强联系。这些可以看作是穆斯林世界向中国抛出橄榄枝的最新例证。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未来中国将可以在中东发挥更大的平衡作用。中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友好合作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

第五是俄、欧关系可能获得缓解。这将取决于俄罗斯和欧洲主要大国的战略觉醒和主体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的主要大国英国、法国等和原苏联曾经联手对抗德国的疯狂扩张，换句话说，二战中苏联和欧洲的主要国家是曾经的盟友关系。然而，二战之后，由于美苏对抗格局的形成，欧洲事实上是在北约的框架下被美国挟持了。整个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东西对抗，欧洲和俄罗斯同时处于两极军事对抗的阴影之下，其根源在于美国对苏联首先发起的“遏制”政策。1946年2月22日，任驻苏联代办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明确提出对苏联实施“遏制”政策，后被美国历届政府采纳。苏联解体之后，华约解散，北约仍在美国的主导之下继续东扩，俄欧关系依然处于对立状态，这对于欧洲和俄罗斯无疑都是一种战略伤害。如今，美国的国势衰落，其驾驭欧洲的能力必然下降，这意味欧洲将有机会摆脱美国而成为一支真正独立的政治势力，而俄欧关系的缓和也意味着欧洲和俄罗斯同时面临从美俄对抗的紧张态势中脱离出来，这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从根本上来说，俄欧关系的缓和进程可能更加取决于欧洲，而不是俄罗斯。因为从实践的层面来看，这一战略方向的转变主要取决于欧洲能否摆脱由美国主导的北约的束缚，并形成自己独立的军事防御力量，这无疑不仅需要如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主要大国的战略觉醒和主体意识，同时也需要相当的财力支持。因此，欧洲是否有能力构筑自己独立的军事防御力量才是摆脱美国并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的关键。

通过上述国际政治势力的联动分析可知，未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外交形势将很有可能出现两个前所未有的状况：第一个状况是中美对抗或将加速升级。中美两国一升一降的权力交错或将难以避免。可以预料，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压力仍将来自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的美国的遏制和围堵。第二个状况是在亚欧大陆，中国或将第一次迎来同是欧洲、俄罗斯和穆斯林世界三大势力共同的朋友这一绝佳时机。这样一来，中国将有机会以俄、欧关系调停人的身份以及中东和欧洲关系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如果这一国际关系格局果然出现，这将意味着自苏联解体以来，真正的多级政治格局将从此拉开帷幕，美国的单极霸权格局将从此逐渐淡出世界，从而有机会形成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和穆斯林世界这五大地缘政治势力整体均衡的多极化国际格局。归根结底，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动力源于经济格局的转换。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上升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正是单极霸权格局向多极化均衡格局转换的必要条件。

尽管未来中美对抗的风险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然而，由于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下降，世界多级格局的曙光出现，以及中国在欧亚大陆西部的俄罗斯、欧洲和穆斯林世界有可能同是中国的战略盟友，因此，二战之后美国在亚欧大陆所推行的“均势”策略有可能失灵。中国的最高外交战略目标应该是审时度势，抓住欧洲和俄罗斯期待成为世界多级格局中重要一极的心理，支持欧洲脱离北约，并联合欧洲和俄罗斯，争取形成“三打一”的格局。这显然将考验中、俄、欧三家的外交智慧。一旦形成“三打一”的格局，结果必然是三家赢，一家输。这符合欧洲、俄罗斯和中国三家的战略利益。如此一来，在亚太地区，清除美国在中国周边军事存在的战略机遇必将显现。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新旧势力的交替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世界政治版图的裂变已经不可逆转，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是此次裂变中的上升力量，也正因为此，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势力分化和重组的挤压也将更为沉重和艰难。21世纪，中华民族要完成汉唐以来的盛世复兴，要冲出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构建的围堵和遏制，除了低调隐忍和苦练内功之外，尚需要一套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地缘战略框架和外交战略思想，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复兴过程中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当代西方地缘战略理论的虚妄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概括的说，当代地缘战略学的前身又叫政治地理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地理学是在19世纪以德国的拉采尔和瑞典的契伦为代表所形成的一门专门研究地理自然景观和政治现象之间关系的一个分支学科。在现代意义上的地缘战略理论诞生之前，国际关系实践中所运用的战略理论确切地说只能算是“外交”战略，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地缘”战略。而现代意义上的地缘战略学则是从麦金德开始的。自20世纪初英国地缘战略学者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诞生以来，地缘战略理论就正式从政治地理学中分立了出来，并形成了一门更加接近外交战略的学术理论。此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历经美国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和马汉海权论的演绎和补充，已经成为二战以来美国全球霸权角力最为重要的地缘战略指导思想。不仅如此，其影响力早已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政策取向。

然而，本书不得不说的是，世易时移，伴随着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大规模应用，当今世界流行的地缘战略理论已经过时了。在本书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自从地缘战略学从政治地理学分立出来以后，地缘战略就逐渐脱离了地理自然属性的分析，而演变成一门政治和军事征服目标的设定，从而也越来越不像理论科学而是越来越像宗教教义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大规模应用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地缘战略现实，从而使地缘战略理论暴露出不堪一击的脆弱性。因此，重新审视和评估当前的地缘战略理论的实用性就成为地缘战略研究的当务之急。

众所周知，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大规模更新和应用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地缘战略现实。如战略远程导弹、战略核潜艇、战略轰炸机、航母战斗群、第五代战斗机等等这些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大量应用，已经使现代战争的作战半径大大扩大，这无异于国家安全防御空间的大大缩小，传统的距离和空间概念已经大为改变。在现代战争条件下，2000公里甚至是3000公里以内的区域已经从传统的战争的大后方变成了战场的最前线，从而也远远超过了地域狭小国家的疆域边界防线。这种距离和空间概念的巨大变化意味着当今世界的外交战略和地缘战略必须服从于军事战争的前线布防战略。至少，当前的外交战略和地缘战略的指导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战争和地缘战略博弈的需要而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日本和韩国，由于日韩两国与中国一衣带水，近在咫尺，与美国却远隔太平洋，距离日韩最近的美国领土也是关岛、夏威夷地区。这就意味着，在中美军事对抗的情况下，如果日韩结盟美国对抗中国，那只能让日韩处于战场的第一线，承受最为惨烈的武力打击。而结盟中国对抗美国则至少可以把安全防线外推至距离东京和首尔3000—6000公里以外的关岛、夏威夷一线。对于像日本和韩国这样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心理上都缺乏战略纵深的国家而言，3000—6000公里已经是日韩两国本土防御距离的十倍至二十倍。结盟中国无异于大大扩展了日韩两国的安全防御空间，其中的战略利害显而易见。这一事例足以说明，当代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大规模应用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地缘战略现实，距离和空间已经构成地缘战略和外交战略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正像从陆权论到海权论和空权论的变革都伴随着海洋舰船和空域飞机等武器装备和科技应用的巨大变革一样，地缘战略理论从来都不能脱离武器装备和科技应用的发展步伐。因此，现代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大量应用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地缘战略现实，也使得当今流行的地缘战略理论暴露出不堪一击的脆弱性，同时，现实的巨大变化也势必将引发世界地缘战略和外交战略思想的巨大变革。尤其是以离岸平衡者的姿态强势介入亚欧大陆政治权力争夺的美国来说，在地理空间上更是具有先天性地缘战略缺陷。很显然，从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分布现状来看，美国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今天的美国依然沉浸在过时的全球霸权地缘战略理论之中。　　

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轰动国际。1919年麦金德在其《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把他的地缘战略思想归结为三句话，即：“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此后，希特勒的政治顾问、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费尔把这一结论引入德国，深深的影响了希特勒的战争思想，也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成为战后美苏争霸以及当代美国称霸世界的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指导思想之一。当今西方世界流行的地缘战略理论中，除了马汉的海权论几乎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同时诞生之外，麦金德之后的地缘战略学者如豪斯霍费尔、斯皮克曼、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均不同程度的受到麦金德思想的影响。其中，豪斯霍费尔一生致力于麦金德思想的传播；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致力于通过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实现对欧亚大陆和世界岛的控制，其实是脱胎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基辛格的均势理论致力于通过在欧亚大陆建立地区均势来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优势，其核心思想仍是致力于主导亚欧大陆的政治格局；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棋手和地缘支轴理论所追求的全方位主导亚欧大陆的战略指导思想堪称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和斯皮克曼边缘地带学说的混合变体。同时，深受麦金德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地缘战略学说无一例外的都带有宗教式的、非常明确的统治世界的目标指向，但是却少有历史经验的佐证，从而致使当代地缘战略理论更加类似于宗教式狂热政治目标的追求，而并非一门逻辑严谨的理论归纳和理论演绎的科学学科。　　

归根结底地缘战略学并不是一门纯粹的谋略学，而是一门带有显著方法论特征的、基于地理空间和国家资源的战略决策学。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又如何求证真伪？又如何能够透过理论的推理和演绎去指导实践？如此无法求证而又缺乏逻辑的理论与宗教信条又有何异？也难怪如美国著名的地理学家索尔·科恩所言：“‘地缘政治’缺乏科学的界限。它是一种规范性的而不是经验性的研究”（索尔·科恩*《古代和近代的地缘政治观点》）。在本书看来，当前的地缘战略理论既缺少“经验性”，也不具有足够的“规范性”，这一堪称当代西方地缘战略理论的致命缺陷凸显了西方人自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典型的政治膨胀。从麦金德、豪斯霍费尔，到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其理论实践的结果就是，德国想称霸世界未成，被打残成了两半；日本想称霸世界未成，被打残成美国羽翼下的殖民地；苏联想称霸世界未成，结果分崩离析；今天的美国再次因为称霸世界的权力之手伸得过长而陷入险地。　　

自文艺复兴以来，科技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宰了欧美的精英阶层，传统的宗教信仰被掀翻在地，百年以来，西方人既缺乏对宇宙上天的敬畏，又缺乏对人性贪欲的收敛。自由无度，狂悖不羁，叛逆性格尤其突出的美国人没有汲取德国人的教训。从二战后美国的地缘战略布局来看，其地缘战略的指导思想虽然由麦金德心脏地带说结合了马汉的海权说和斯皮科曼的边缘地带说，但其全球霸权地缘战略仍然没有脱离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的巢臼。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最为知名的地缘战略操盘手之一的布热津斯基堪称麦金德的忠实门徒，其地缘棋手和地缘支轴理论更是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和斯皮克曼边缘地带学说的混合变体（参见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专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深受麦金德思想的影响，20世纪的一百年里，世界政治波诡云谲，大国博弈此起彼伏，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战争、杀戮和冷战时期核对峙的恐怖。麦金德地缘战略学说诞生以来的一百年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最为恐怖的一百年。

附图：麦金德在不同时期修改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范围

其中从1904年到1919年的心脏地带范围的变化值得玩味

更加值得深思的是，从实践的结果来看，麦金德的“统治论”并不成立。对照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英国的外交传统，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关于“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的结论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已经广为人知，一战结束之后，麦金德的“统治论”更是传遍欧洲大陆，尤其是对德国地缘政治的影响非常深刻，并深深影响了希特勒的战争思想。二战中德国曾控制了大部分东欧，结果不仅没能控制心脏地带和世界岛，反而被打个稀烂；深受豪斯霍费尔的蛊惑，二战中日本与德国结盟也是为了从亚欧大陆东部控制世界岛，结果日本被打成美国的殖民地（霍斯豪费尔曾任德国驻日本武官，极力主张日本与德国结盟，其生存空间和泛区域理论对日本战前的地缘战略影响深远，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既是深受豪斯霍费尔泛区域理论和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影响）；二战后美苏争霸，苏联帝国不仅控制了整个东欧，还几乎控制了整个心脏地带和大部分大陆东部的边缘地带，结果不仅没能控制世界岛，却反而于上世纪90年代分崩离析了；5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发动战争同样是为了从边缘地带控制麦金德所谓的世界岛，结果折戟沉沙、铩羽而归。冷战之后，北约东扩、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国借机从东欧、高加索、中亚、东南亚等多个方向打入欧亚大陆，企图全方位控制亚欧大陆，美国的地缘战略布局仍然和麦金德的“统治论”具有浓厚的血统关系。然而，其结果再一次令美国陷入泥沼，难以脱身。历史的事实证明，麦金德的“统治论”似乎是专门为政治狂人量身设定的一座宗教式陷阱，它套住了德国，套住了日本，套住了苏联，如今又套住了美国。　　

历史的结论证明了麦金德“统治论”的虚妄和荒谬，然而，它的影响力却极为深远。正如前文所述，当代的西方地缘战略理论或多或少，几乎都受到麦金德思想的影响。然而，如果进一步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结合作为岛屿国家的英国在历史上对欧洲大陆一贯采取的“均势”外交传统，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堪称20世纪最为成功的思想蛊惑和外交伏击。英国人不动声色的几句话就成功伏击了20世纪欧亚大陆的所有大国：德国、奥匈帝国、日本、俄罗斯帝国、苏联帝国。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由于中国的相对衰落而未能成为麦金德理论伏击的对象。事实上，由于中国所具有的地理位置优势，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的结尾部分的确曾预言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有可能被日本组织起来从东部边缘地带向西渗透，并重演匈奴帝国和蒙古帝国的西进路径，控制世界岛（这是西方“黄祸论”的起源，可能也是“中国威胁论”的起源）。　　

本书这个看似阴谋论的判断除了可以通过历史事实的“证伪”来推理之外，从麦金德理论诞生的背景和理论本身的分析来看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其一，其动机完全符合英国400年来一贯的“均势”外交传统。数百年来，英国人深知，只要欧亚大陆纷争不断，内耗不止，英国就能安然无恙、渔翁得利。非常“巧合”的是，其“统治论”的起点“东欧”地区正处于当时的四大帝国的交界地带：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而“心脏地带”的范围则进一步扩展到中国边界。在当时地缘政治学尚处于“启蒙”的初始阶段，这显然将激起周围强大的帝国对东欧和心脏地带的争夺，这样一来，欧亚大陆的战乱和内耗必将不止，这正是英国所期待的，结果其理论诞生后的一百多年里，欧亚大陆的政治动荡果然如此。其二，从整个20世纪以来的欧亚大陆的政治事态演变来看，一战、二战、冷战以及冷战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乃至今天北约对利比亚的空袭，英国人一直是游离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角之外，要么是看客，要么是配角，从不充当武力行动的主角，且都从试图称霸的国家的外交战略实践中大获其利。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当时的政治地理学方兴未艾，主流理论几乎都是从人口、疆域面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气候环境等地理空间和地理资源入手分析政治现象，如拉采尔、契伦等人，唯有麦金德别开生面，创造性的从自然地理结合历史分析入手，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但是又没能引证足够的历史事实来支撑他“统治世界”的结论。其引用的历史依据主要是阿提拉的匈奴帝国以及蒙古帝国从亚洲地区穿过图兰低地对欧洲的入侵。然而历史证明它们不仅未能“统治世界”，事实上，无论是匈奴人、突厥人还是蒙古人，他们甚至连麦金德所指的“心脏地带”也未能统治，何来“统治世界”之说？其中被其引用的唯一最接近统治“心脏地带”的蒙古帝国的命运则与他的结论恰恰相反，正是在控制了东欧之后，蒙古帝国不仅没能控制心脏地带和世界岛，反而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形成了互不隶属且相互攻伐的四大汗国和蒙元并立：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和忽必烈元朝。　　

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所有这些历史事实都令本书不得不怀疑，当年作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的麦金德爵士抛出他的心脏地带理论就是专门为欧亚大陆的政治狂人量身设定的一座宗教式陷阱。　　

如今，继承了麦金德衣钵，被美国人奉为经典的全球霸权地缘战略已经再次令美国力不从心、疲态尽显。目前，美国在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海外军事基地370余个，海外驻军30万人。据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国际研究机构披露，2010年美国军费开支超过7000亿美元，占全世界军费开支总额的一半，而且是全球军费增速最快的国家。其军费开支占当年联邦财政赤字的55%左右，“国虽大，好战必亡”。以本人观之，美国注定要从其霸权位置上翻身跌落，不确定的只是具体的时间问题。

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存在着共性。汉唐帝国、明清帝国已成昨日记忆，罗马帝国、苏联帝国早已灰飞烟灭。如果不出本书所料，21世纪的第一个50年里，美国将复制两千多年前亚历山大帝国的解体模式（参见本书第一章），其霸权崩塌、分崩离析的命运势必在劫难逃。面对全球政治格局的世纪裂变和大国势力的分化重组，今天的美国正面临着深深的身份焦虑。然而，中国同样需要厘定自己的身份定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依靠30年来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逐渐挤入国际多边合作组织的权力中心，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凸显。随着中国的国力集聚愈加强大以及面临外部遏制的压力愈加沉重，中国人将逐渐面对崛起之前和崛起之后的双重拷问，即中国如何才能突破美国的战略围堵，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并赢得大国应有的尊严，以及崛起之后的国际角色的选择。

今天，世人似乎对中国的崛起已经没有质疑，更多的质疑是来自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以及崛起之后所扮演的国际角色的疑虑，诸如中国威胁论，对此中国将如何做出回应？中国崛起的目标指向在哪里？崛起之后的世界格局将如何演变？是重建曾经的东亚朝贡体系吗？是控制麦金德所指的世界岛吗？是取代美国的霸权体系以强凌弱吗？还是建立一套基于历史事实和文明多样化的和谐共生的、可以被世人普遍接受的更加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些问题似乎都要给出一个合理可信的答案。否则，目标的模糊以及对未来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将越来越令中国人面临比美国人更加悬浮不定和纠结迷茫的身份焦虑：自信时难免狂悖，自卑时难免胆虚。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人在自信和自卑之间身份焦虑的对立已经浮现。比如近几年一部分国人对GDP的盲目乐观和对GDP的肆意贬低，以及面对“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统治论”在国内引发的“肢解说”和“捧杀说”等等，双方交锋不断，势如水火。在本书看来，不过都是因为看不清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向何在，以及政治信仰的缺失而产生的身份认同焦虑的体现。而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将深深影响中国人的崛起信念和复兴节奏，甚至有可能酿成大祸，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何谓真正的崛起？中国崛起的目标何在？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如何？这些问题不仅对于西方世界还是一个谜，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同样是一个谜，至少，从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层面还看不出任何端倪。很显然，面对中国的复兴之势，已经把西方世界带入死胡同的以统治世界为目标指向的地缘战略理论并不适合中国，也根本无法解决今天以及未来中国面临的地缘战略问题。比如当前的中国如何突破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所构建的的战略包围圈？又如何反制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强势介入？没有，不仅当前中国的地缘战略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翻遍所有当代西方地缘战略理论，也根本找不到适用于中国的答案。此外，二战中德国和日本的战败，冷战中苏联的解体，以及今天美国面临的战略困境等等，这些当代西方地缘战略思想指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现实也凸显了其地缘战略理论的虚妄和尴尬。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一种地缘战略理论不能帮助一个国家“由弱变强”或者“以弱胜强”，或者无法维持帝国至高权力的长期存在，那么，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那些帝国曾经的辉煌成就到底是帝国崛起的实力使然，还是地缘战略理论的指导使然？换句话说，地缘战略理论的价值精髓在于可以帮助一个国家“由弱变强”，或者“以弱胜强”。至少可以帮助帝国合理的运用实力，提升实力，而不是耗竭实力。否则，理论的实用价值何在？如果以此来衡量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诞生以来的西方地缘战略思想，很显然，实践的结果证明，它们不仅不具备这一功能，反而是20世纪诞生的所有大国最终几乎都被拖入了死亡陷阱。而且，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证明某个强国是因为运用了当代西方流行的地缘战略理论而成功实现崛起，这实在是对当代西方地缘战略理论的极大讽刺和戏弄。

众所周知，20世纪最新崛起的大国是美国，同时，作为二战之后国际政治最重要的主导性力量，美国也是当代地缘战略理论的开拓者和实践者。麦金德和马汉之后比较著名的地缘战略理论几乎都诞生在美国，并不同程度的被美国的外交政策所实践。如斯皮克曼、亨廷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然而，美国真正运用当代地缘战略理论指导外交实践是从走出“门罗主义”开始的。即开始于二战之后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乔治凯南也因此被称为现代“遏制”政策的鼻祖。自此，美国外交的扩张战略一发而不可收，并进一步由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结合了马汉的海权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开始了美国地缘战略的全球霸权布局。然而，不能忽视两个基本历史事实：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资料显示，1880年代后期美国工业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1/3以上，其中，钢铁、煤炭产量分别接近于英、法、德三国产量的总和。这足以说明在走出“门罗主义”之前，甚至是在一战之前，美国就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换句话说，美国的崛起之功与当代地缘战略理论无关。第二，正是由于二战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导致了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5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在朝鲜半岛和越南战争的失败促使尼克松政府开始战略收缩。此后，经过80年代的国力修复，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便重拾扩张战略。然而，其结果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反恐战争再次把美国拖入持久战的泥沼，脱身乏术。美国崩溃、衰落的声音此起彼伏，又直接催生了希拉里的“巧实力”外交和奥巴马的撤军计划。这说明二战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地缘战略并没有扮演积聚美国国力的角色，而是在耗竭美国的实力。　　

这就为外交政策实践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一种地缘战略理论的提出是不是仅仅是一种宗教式的政治狂热或者仅凭政治偏好可以任意设定一个宏大的政治和军事扩张目标？地缘战略的意义到底是帮助一个国家合理的运用实力、积累实力，还是消耗实力？既然是“地缘”战略，那么，它需不需要结合一个国家的地理空间、位置和国家资源为前提，并明确自身的战略优势和战略劣势？它需不需要历史经验的佐证以及一定的哲学思想为基石？很显然，这些都需要。正如前文所言，归根结底地缘战略学并不是一门纯粹的谋略学，而是一门带有明显方法论特征的、基于地理空间和国家资源的战略决策学，也是一门致力于积累实力和合理运用实力的外交战略学。　　

通过研究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布局可知，美国的地缘战略已经与资源和能源战略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驱使之下，美国的兵力投射遍及世界所有资源能源富区以及重要的战略运输海洋航道。透过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分布意图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地缘战略理论和实践的侧重点基本上都是单向的致力于全方位主导世界格局的实力运用，而从未考虑美国的“实力边界”在哪里，也并不关注美国在地理空间和距离上的战略缺陷以及实力投射的成本分析。仿佛美国的实力投射可以无远弗届，无所不能，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漏洞。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除了美国所追求的全方位主导亚欧大陆的地缘战略目标缺乏历史经验的佐证之外，当代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大量更新和应用所凸显的距离和空间因素也显示出美国强势介入亚洲地区权力争夺的地缘战略具有不可忽视的先天性软肋（后文将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缘战略决不是政治理论家一厢情愿式的政治狂热或者仅凭实力就可以设定一个宏大的政治和军事扩张目标，否则，世界历史也不可能是新势力崛起的振奋和旧帝国崩溃的沮丧相互交替的历史而早就被昔日的强大帝国终结了。在本书看来，成功而有效的地缘战略是致力于积累实力和合理运用实力的对外决策战略。它需要历史经验的佐证以及哲学思想的支撑，同时还需要国家天赋资源和地理空间条件的配合以及成本和收益分析比较。脱离历史经验和实力资源支撑的政治只能是实验室政治，而政治实验的代价无疑是惨重的。　　

多年前的一个偶然的机缘，本书领悟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存在，即人和生命作为宇宙天体的一部分，人和宇宙以及地理环境可能具有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从此开始研究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期间又一个偶然的机缘发现，一个国家的命运同样与地理环境具有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比如自秦帝国统一中国以来，为什么在黄河、长江中下游这个区域之内中国的政治版图可以保持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状态？这种大一统状态在世界范围内这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还是一种必然？循着这一疑问，本人进一步研究了2500年以来的世界帝国史，这直接产生了本书将要论述的第一个惊天大发现，那就是帝国的命运与帝国境内的山川走势等地理环境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而得出了本书所要阐述的“地理动力学”的一般原理：“地脉聚合，则国家一统；地脉崩散，则国家分裂；地脉低矮短小，则国家疆域狭小；地脉高远宏大，则国家疆域辽阔”。自公元前6世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波斯帝国诞生以来，在东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地区诞生的所有疆域辽阔的超级帝国，如亚历山大帝国、中华帝国历代王朝、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孔雀帝国、莫卧儿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帝国等等，没有一个帝国的命运可以逃出上述规律。这是一个极具震撼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地理大发现”。就在本人试图运用地球运动的力学原理来解析其中的内在联系时，却出乎意料的又发现了本书将论述的第二个惊天大发现，这就是世界的山川地形走势与宇宙星系图形以及人类的基因结构图谱具有某种惊人的相似性。这又是一个具有震撼意义的“地理大发现”。人类和地球作为宇宙星系的一部分，这说明生命的形成、地理地貌的形成与宇宙运动规律具有相同的天体力学原理。这两大惊天发现则直接与中国人数千年来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产生了衔接，即人和宇宙以及地理环境具有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一个国家的命运同样和地理环境具有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而地理环境的形成则与宇宙运行具有相同的天体力学原理，这就意味着天、地、人、事具有不可否定的内在联系。这就是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石。也正是本书作为原创性国家地缘战略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石之一。

如果以“天人合一”思想和历史的“地理动力学”的一般原理来重新审视百年以来的西方地缘政治学的话，这无疑将是对当前西方流行的地缘战略理论产生一种颠覆性的冲击，这是其一。其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近年来由于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大规模应用，使得距离和空间的概念大为改变，2000公里甚至是3000公里之内的区域已经从传统的战争大后方转变成现代战争的最前线，同时也远远超过了地域狭小国家的疆域边界防线，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和外交战略必须服从于战争前线的军事安全防御需要。这一安全战略现实的改变也从另一方面使得传统的地缘战略理论暴露出不堪一击的脆弱性。因此，重新审视和鉴别当今世界流行的由西方人构建的地缘战略理论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政出于人，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麦金德的地缘战略理论诞生之前，地缘战略学的前身又叫政治地理学或地理政治学。所谓地理政治学，毫无疑问，地理是前提，政治是后续；地理是天然形成，政治是人力所为；地理是有自然规律的，政治是符合行事逻辑的；地理是宇宙运动的体现，政治是利益纠结的驱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地理体现天道，政治关乎人事。但天道和人事又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也是无法人为割裂或刻意回避的。天有运道，地有脉气，人有精神。天无道，天不运；地无气，地不长；人无神，人不活。如果把“天、地、人”看成是“器”的范畴，那么，“道、气、神”就是“道”的范畴。在中国的传统哲学里，“道器”之争，由来久矣。但是，就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器”虽不同，“道”却相承。道、气、神三者殊途同归，渊源一统，周流往复，运转不衰，这才是宇宙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之间的和谐共生之象。天生万物皆循道，而人居其中。宇宙创造了生命，地球滋养了人类。所以，人类是受宇宙、地球力量支配的。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思想、行为在根本上就摆脱不了天体力学和宇宙运动的支配，也摆脱不了地脉环境的影响，这是人的主观意志无法超越的。犹如花草树木无法摆脱四季循环的支配而脱离春生冬枯一样。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粟芽于室。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东方智慧的源头之一、哲学思想巨臂老子就悟出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政出于人，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是本书作为原创性国家地缘战略理论的思想基石之一，我姑且称之为基于历史的“地理动力学”的国家地脉战略学。

为了使读者能更好的理解本书所要阐述的原创性国家地脉战略理论，以及历史的“地理动力学”的一般原理即“地脉聚合，则国家一统；地脉崩散，则国家分裂；地脉低矮短小，则国家疆域狭小；地脉高远宏大，则国家疆域辽阔”这个世界历史的地理大发现，在本书的第一章里，将带领读者从当前这个充满诡异和喧嚣的现实世界回到过去的2500年里那个狼烟四起、帝国征伐的时代，去感受和审视在亚、欧、非三大洲人类文明最为发达的地区所诞生的那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投射下匆匆背影而又创造了辉煌历史的大帝国是以怎样的方式从其王座上跌落的过程。包括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查理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孔雀帝国、莫卧儿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帝国。世界政治诡谲不定，大国兴衰本是常事。但是，如果2500年以来所有曾经的疆域辽阔的陆上大国都是以同一种方式分崩离析，那就不是可以简单用“巧合”二字来概括和解释的了，这种现象的背后必然具有某种规律性的支配力量。本章通过对亚、欧、非三大洲众所周知的帝国崩溃方式和崩溃进程的分析将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所有帝国从其巅峰上跌落、解体，都是根据其鼎盛时期统治区域内部不同的地脉水系构成了帝国分崩离析的各个单元，无论其帝国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种族肤色、政治体制、人口数量、疆域面积如何相同或不同，亦或多与少、大与小，甚至是否是同一个家族统治都无关其要，重要的是所有帝国的终极命运大体都是按照其疆域内部地脉水系的分界线最终分崩离析了。换句话说，帝国的崩溃和解体与帝国的疆域大小、种族构成、人口数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政治制度等等这些构成国家的重要元素丝毫无关，而只与地脉水系有关。其中我们还会看到，不同地脉水系的区域即使依靠武力实现了短暂的一体整合，但终究还是会沿着地脉水系的分界线分道扬镳，而且所有陆上跨区域大国的命运都是如此。地脉水系因素也是2500年以来所有陆上大国分崩离析的唯一的一个一致性因素。

在本书形成的过程中，曾经陷入深深的长考，那就是如何避免坠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巢臼。可是很遗憾，既无法忽视历史事实，也不能颠倒逻辑，历史事实的逻辑指向就是：“地脉聚合，则国家一统；地脉崩散，则国家分裂；地脉低矮短小，则国家疆域狭小；地脉高远宏大，则国家疆域辽阔”。

同时，根据人类文明最为发达的亚欧非三大洲所诞生的所有疆域辽阔的大帝国的崩溃进程，并结合其鼎盛时期境内的地脉水系特征，本文总结出帝国解体的三种模式，即：马其顿模式、罗马模式和印度模式。

本章的中国部分单列一节，也是本章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将进一步结合宇宙星系图像以及世界地理地形，通过宇宙力学和地球运动的规律来寻找地球的中心和原点，同时结合两千多年以来的世界帝国历史和文明演进最终论证了中国不仅是世界地理的中心和原点，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和原点。此外，本章节还将根据“地理动力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许多现代政治学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比如为什么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北方统一南方？秦统六国、汉灭楚、晋统三国、隋灭陈、唐取隋、元灭宋、清亡明、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等等，无一不是北方统一南方。以及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一直保持着大一统状态？为什么中华民族曾经领先世界两千年？为什么罗马帝国身后的欧洲形成了崩散破碎的国家形态？以及历史为何呈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和世界的“小一统”等等，都将在本章节里找到答案。

本章的最后部分还将根据“地理动力学”的一般原理，结合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身后的演变轨迹来论证国家对外战略与“地理动力学”的一般原理之间的关系，如欧洲自查理大帝以后，欧洲的历代强权君主如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菲利普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拿破仑、德国的威廉二世以及20世纪的希特勒等等，都曾经试图通过武力重整昔日罗马帝国的霸权地位，然而，他们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反观中国的历代强权君主却一个比一个成功，相对于欧洲的强权君主，他们的命运堪称冰火两重天。如秦始皇之后的刘邦、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明成祖、清康熙等等，凡是采取强势扩张战略，试图恢复大秦帝国一统天下之威势的强权君主几乎都获得了空前成功，这和欧洲试图恢复罗马帝国荣耀的强权君主的失败命运迥然不同。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这些都将在本书的“地理动力学”里找到答案。

预判是行动的前奏，也是对未来的思考和前瞻。拒绝思考未来，就意味着将成为世界演变的看客而使自己的行为变得毫无意义。21世纪中华民族要实现百年以来的复兴理想，重回盛世巅峰，以洗刷近代的民族耻辱，就必须对未来的世界以及主要大国的政治演变做出合乎情理的前瞻性判断，并制定相应的地缘战略和外交战略。本书的第二部分就是在“地理动力学”一般原理的基础之上，结合现代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元素，以及近年来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大规模应用有可能带来的外交战略和地缘战略的思想变革，对当前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大国未来可能的走向所进行的分析和预判，并提出了21世纪中国复兴的地缘战略和外交战略框架。总体来说，21世纪世界将有可能形成一个全新的“一主四翼”的国际政治新格局。一主，即中国；四翼，即美国、巴西、乌克兰以及土耳其或伊朗。这一未来世界格局的判断主要是基于两大事实：

其一是根据具有2500年历史经验的佐证和“天人合一”思想支撑的“地理动力学”的一般原理，中国所在的东亚“三太六江脉系”不仅是以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为中心源头的亚洲地脉水系群的主导性地脉水系，同时也是世界的中心和原点，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必然是域中独尊的天下共主，未来的中国将比18世纪之前做得更好；美国未来必将崩溃解体，但由于其所在的密西西比河脉系作为北美地脉水系群的主导性地脉水系，则仍然具有主导北美地区政治格局的能力，因此将构成未来一主四翼的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翼；巴西所在的亚马逊地脉水系作为南美地脉水系群的主导性地脉水系则具有主导南美洲地缘政治格局的能力，因此将构成一主四翼中的另外一翼；乌克兰所在的多瑙河、第聂伯河脉系作为以阿尔卑斯山脉为中心的欧洲地脉水系群的主导性地脉水系，未来则具有主导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能力，因此也必将成为未来世界一主四翼格局的中的又一重要一翼；土耳其或伊朗所在的波斯湾脉系作为西亚地脉水系群的主导性地脉水系自然也就构成了中东地缘政治的中心，从而成为一主四翼中的最后的重要一翼。

其二，如果以过去100年和未来100年作为历史的大背景，毫无疑问，二战之后欧洲已经开始衰落，1991年苏联的解体代表着苏俄帝国正式进入衰退通道，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美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则是可以确认美国衰落的大事件。历史的经验证明，一旦一个国家或社会进入衰落阶段，其衰败趋势将难以遏制。国家或社会自有它本身的运转规律，所谓形势比人强，其中的任何挽救衰败的举措都只能是下跌中的短暂反弹，而不可能是衰败趋势的翻转。2500年以来，世界历史上诞生的那些无数超级帝国，也只有中华帝国曾经几次在衰败之后实现了完美翻转，如秦汉帝国之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衰败，隋唐帝国再次实现了强势崛起，此后历经五代十国、南宋、清末民国时期等几次的大衰败之后，分别又有北宋、明帝国以及当前的中国崛起等等。其余的任何帝国无不是一朝衰败，便万劫不复。而中国的这一特例在本书的第一章节里将结合中国的地理地貌进行详细的分析，这正是中国的天赋所在。由此可见，在当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四大势力中，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只有中国正处于国势上升阶段。如果在未来的50年里，这一趋势不发生根本性改变，那么，中国将继续中华民族一贯的复兴步伐。同时，巴西作为新兴势力崛起为南美洲的地区主导力量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此外，由于俄罗斯和欧洲的继续衰落，在欧洲人口和面积都具有一定优势的乌克兰崛起为欧洲的未来之星应该也是可能的，而在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国家中具有一定优势的土耳其或伊朗，将崛起为中东地缘政治板块中的一个新势力代表同样是完全可能的。如此一来，2050年以后，世界将形成以中国为一主，以美国、巴西、乌克兰和伊朗为四翼的未来世界“一主四翼”的国际政治新格局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本书的基本结论是，2020——2030年，世界将形成一个过渡性的中美两强格局；2030——2050年，世界将逐渐向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主四翼”格局转变，一主即中国，四翼即美国、巴西、乌克兰、伊朗或土耳其。

该部分的第一章作为本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重点分析了中国的国情现状、中国的地理空间位置、现代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应用现实，以及中国在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面临的形势和战略优势等等，并结合“地理动力学”的一般原理，提出了未来中国“立足亚洲，经营亚洲，面向世界，拥抱世界”的整体地缘战略构想，即“四角支点”战略。未来中国如何清除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如何顺利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欧亚大陆的纵深腹地？又如何全力打造中国作为未来“一主四翼”的新世界格局中的“一主”而必须具备的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以及如何通过中美战略优势和劣势的对比从而确定未来10年甚至是20年里中国的对美战略？中国又如何收服日韩、整合东亚？如何解决台海两岸政治纷争等等，都将在本节中有一个全面的解析和论证。

第二章节部分主要是根据“地理动力学”的一般原理，分析了美国的地理状况，并结合美国的经济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的天然缺陷，提出了未来美国将面临的九大亡国隐患，同时指出其避免亡国震荡的四点可能的尝试措施等等。并得出最后结论，即如果未来美国不能很好的解决内部的制度和战略隐患，那么，2050年之前，美国将很可能复制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帝国的解体模式，最终分崩离析，一分为五。

在接下来的第三、四、五章节中，主要是结合地理动力学的一般原理，以及巴西、乌克兰和伊朗三国的现状，分析了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将崛起为地区主导力量的可能性。第六章节和第七章节主要是分析了未来世界的主要大国俱乐部中为什么会缺席俄罗斯和印度，以及欧盟和日本未来可能的结局。同时也可以从侧面看出，由于俄罗斯和欧盟力量的相互牵制和抵消，二者将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乌克兰崛起的催生婆，而美国由于在穆斯林世界的伊拉克、利比亚等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地消灭了伊朗的潜在对手，最终将有可能成为伊朗崛起的清道夫。第八章节则是通过中西文明对比、中国的天赋条件以及未来中国可能的全球治理模式，即中国完全可以运用“地缘战略双三角”构架来实现金字塔结构之下的世界政治的稳定和均衡，并分析了为什么未来世界不可能形成如亨廷顿、保罗肯尼迪以及基辛格所言的“五头政治”或者“六头政治”格局，而必然是一个呈现金字塔结构的以中国为“主”的“一主四翼”格局。

本书最后的结语一章主要是根据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历史传统和经验总结，提出当前中国社会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面对当今世界的新社会形态、国家竞争和安全防御手段和方法的转换、“超限战”的社会现实等，尤其是面对世界范围内所形成的诸多矛盾，如：信息的全球化与文明价值观差异化的矛盾；资本的全球化与人口自由流动受限的矛盾；人口增加和欲望的膨胀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科技变革的加速与人类道德提升滞后的矛盾；全球性权力结构失衡的矛盾等等，提出了加强国家竞争和安全战略整合性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所有这些建议和提示或许对21世纪中国的伟大复兴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书的写作过程历时近两年，但是书中的大部分观点和结论则是形成于最近十多年来笔者行走世界的观察和思考。由于个人能力和学识的不足，错漏之处或将难免，笔者将衷心欢迎各路高手的批评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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