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历史文化渊源
王世荣
马克思主义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精神的日益结合，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曾经号召要把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研究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 实践唯物主义与经世致用的无神论传统，无产阶级意识与民本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社会，阶级斗争学说与农民战争、人道主义与仁爱思想的锲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历史文化渊源，而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了基础。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现象，而且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文化自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繁荣和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唯物主义与经世致用的无神论传统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科学的思想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彻底地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是按照内在规律性运动发展的，这种规律性是不依人（包括神）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可以认识这种规律，并且利用它为人类服务，从而获得自由。恩格斯指出：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2]
可见唯物史观的精髓是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的统一。[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其世界观形成的标志性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
“以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重要缺点是：对事物、现象、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本身的。······它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4]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5]“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
因此，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甚至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变革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实践的科学理论，才被中国人所接受，成为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有力武器。从哲学角度探究，实践唯物主义与经世致用的无神论传统的契合，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具有经世致用的无神论传统，早在商周之际，周公就曾经提出了“惟命不常”，“敬天保民”（《尚书·康诰》）的重要思想，表明神学世界观开始动摇。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大剧变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人本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为经世致用的无神论思想奠定了基础。子产曾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对鬼神取明智态度，并且与经世致用相联系。墨子提出：“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耕柱》）反对空谈，强调践行的重要性。老子提出：“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道是自然而然产生、推动、成长万物，而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老子的无为哲学虽有消极因素，但他看到了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荀子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重要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法家提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商君书·开塞》）“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之·八经》），从社会内部矛盾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有功利主义倾向。
汉代王充强调主验证、诠轻重，以辩真伪。“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险，则色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天道自然”（《论衡·谴告》），捍卫了唯物主义思想，并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南北朝时，范缜写了著名的《神灭论》，提出了“形形相即”、“形质神用”的命题，对“形神”之辩作了总结。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唐代韩愈用儒家的“道统”说，与佛家思想相抗衡；柳宗元著《天说》、《天对》；刘禹锡发挥了荀子明天人之分的思想，提出“天人不相预”（《答刘向锡天论书》）、“天与人交相胜”（《天论》）的著名命题；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强调了人的能动作用。宋代张载著《正蒙》，提出了“太虚即气”；“一体两用”的唯物辩证思想。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倡导用“经世致用”的“实学”来与官方哲学“理学”相对抗。王夫子的知行说，把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了新高度。后来颜元和戴震在与唯心主义先验论斗争中也做出了新的贡献。
总之，强调经世致用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有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但是宗教唯心主义始终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取统治地位，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其精髓是人本主义，而无神论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传统思想，这正是以实践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社会扎根的深层原因。马克思的名言“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是对中国“人定胜天”思想的最好诠释。
五四时期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政治学说。毛泽东著《实践论》、《矛盾论》，提出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强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邓小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江泽民提出“与时俱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与中国的无神论传统，与经世放用的唯物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理论创新，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道路。虽然在我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教条主义、唯意志论和片面强调斗争性的错误倾向，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主流，这是应该肯定的。
（二）无产阶级意识与民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谋求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武器，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产阶级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石，离开了这个基石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强调要站稳阶级立场，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阶级性和党性。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无产阶级意识与民本思想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中国化的重要媒介。
马克思是平民思想家，是正义之神，是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早在学生时期马克思就树立了为人类谋幸福的远大理想。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道：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而能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能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7]
恩格斯在1839年3月《乌培河谷来信》中写道：
“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8]
恩格斯后来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和生存现状进行了更加祥实的描写并且寄予极大的同情。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通过分析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现象，对工人阶级悲惨命运的根源进行探讨：
“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贱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9]“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0]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已经接近得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科学论断。他指出：
“无产阶级宣告现有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11]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产宣言》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揭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与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压迫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12]
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确立无产阶级是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和进行革命的道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关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个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资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13]
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根本途径。可见无产阶级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条红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终身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在中国对无产阶级及其劳苦大众命运的关注首先源于传统的民本思想，而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实际上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思想，而且是带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精华。对人民命运的关注成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情结和忧患意识的源头，他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良知以及变革和革命思想。
民本思想源于商周之际，据《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天依德，求民主”，要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尚书·无逸》）。“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
孔子提出了系统的民本思想，他以为君主治理国家，要以爱民、富民、宽民、济民为重，把民众摆在重要的地位上，认真严肃的勤于政事，取信于民，仁爱百姓。“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颜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政治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从君主对人民依赖关系的角度，发挥了民本思想，“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民心稳定，君主统治才能稳定。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管子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汉代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春秋雨露·尧舜不擅侈》）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更是从民本思想出发，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民本思想是在神权思想动摇的基础上形成的，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政治文化，以人为本是其逻辑前提，民贵君轻是其价值追求，天下为公是其政治理想，宽民、厚民是其政治策略。[14]
在民本文化的熏陶下，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以天下为已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注苍生民寞的优良传统，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独秀已经看到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不同，他明确指出：
“夫西洋之民主主义乃以人民为主体······，所谓民视、民听、民重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为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之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强化一物。”[15]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民主思想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然而文化有民族性和继承性，否认民本思想对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客观的或者是武断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意识与农民思想的结合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工人阶级虽然命运悲惨，但它们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所以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关注广大农民的命运。
“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期青年在俄罗期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开发农村的事，是刻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黑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黑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16]
毛泽东更是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他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确立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锐利武器。我国宪法把“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为我国的国体，就是无产阶级意识与民本思想融合的产物。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思想；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强调执政党要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创新，也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我党历史上，由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一度忽视发展生产力，影响了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安居乐业，政通人和。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地区和居民个人之间贫富差别拉大等问题，从而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通过深化改革，逐步解决，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社会
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社会的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结构。
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理想世界。人类不甘心在现实世界面前俯首称臣，而是企图用理想世界来引领和改造现实世界！因此一般的社会理论都有对理想世界的建构和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在成熟地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了如此的描写：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代替那存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7]
“共产党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18]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
“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种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种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9]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写：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消灭国家把政治权力回归社会，进入自由王国。这些光辉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文献基础上，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总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无产阶级不再只是受苦受难的阶级，而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而且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指导和引领的作用。
恩格斯后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述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了进一步的描述：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也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来说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能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有规定国家对它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象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20]。
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共产主义将是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原则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终身奋斗，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如此的美好！如此具有感召力！这也正是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人为其抛头颅，洒热血的根本动力所在！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最终理想，这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这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的契合！
早在中国古代的文献《礼记·礼运》篇就有如下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诗经》记载夏商君三代的情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孟子在回答齐宣王时曰：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故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仪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子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齐恒晋文之事章》）
东晋人鲍敬言写下《无君论》：“曩古之世，无君无臣”，因而也就没有“聚敛以夺民财”的剥削现象和“严刑以为坑阱”的压迫现象。人人“纯白在胸，机心不生”，互相质朴的相待，没有机变巧诈之心。那么君主制度是怎样产生的？他说：“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所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鲍敬言认为，由于社会上产生了强者和智者，他们以暴力压制别人，以诈巧欺骗别人，于是许多弱者和愚者便成为被压服、被欺骗的对象。在他看来，君臣之道是人为的，并非苍天之意。说是天意，这纯系儒家的假托之辞。
鲍敬言指出，君主制度是社会上一切罪恶祸乱的根源。他说，有了君主，就有了“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橹（大盾牌，形容流血之多，把大盾牌都漂浮起来了），丹野（血染红了原野）”的战争，就有“剖人心，破人胫”等等的刑法，所有这些使得人们的生活陷入贫困。他把君主比为吃鱼的獭，吃鸟的鹰，“夫獭多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他提出和回答了这个问题，“非鬼非神，财力安出”？社会财富是谁创造的？君主百官是谁养活的？他的回答简洁明确，是“百姓养游手之人”。因此他断言做君的都是盗贼，像桀纣那样的暴君固然可恶，像周武王那样的“圣王”亦不值得称颂，两者的区别，犹如盗贼分脏，取多取少而已。
鲍敬言描绘了一个“无君”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的模式是依托于渺茫的远古时代，那时没有劳役，没有赋税，没有军队，没有战争，人人都有土地，有生计，足衣足食，和睦相处，这种理想的理论依据是自然界的天然平等。他认为天地是自然的物质存在，阴气阳气，自然化生万物，天在上，地在下，“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君臣自立，而变化遂滋。”并不是因为有了天尊地卑才有君臣；相反，正是因有了君臣上下，才把尊卑的观念赋予本来无所谓尊卑的天地。在他看来，自然界是自然平等的，人类社会也应当如此。[21]
鲍敬言的无君论是影响深远的社会理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假借一个渔人的奇遇，描绘了向往的世外桃源，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社会生活。这种理想曲折的反映了中世纪农民反对封建制度，追求安定生活的愿望，也是对当时社会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否定。
黄宗曦在《明夷待访录》首篇否破天惊的怒喊“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他说：
“古之人君，不以一已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已之害为害，而使天下受其害。”而后之君则背道而驰，“以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将“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将“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并传之子孙。
由于君主把自己看做是天下的主宰，所以，当其未得天下之时，以残酷的战争摧残天下之民，离散天下的家庭，以博取个人的产业，当其得到天下之后，便以严刑峻法，敲诈勒索天下之民，以供自己穷奢极欲的享乐。于是给天下造成无穷的祸乱，因之天下怨恶其君，视之为仇寇，这是天下不能安宁的根本原因。从而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天下之大，非一人之能治，才设立了官与君共治天下，君臣是为天下，是同事，是师友，而不是“君为臣纲”，臣更不是君的“宦客宫妾”。“我而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而非为一姓也。”“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明夷待访录·原臣》）。这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顾炎武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天之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王夫之提出了“天下非一姓之私”，只有根本上改造封建专制制度，才能实现“天下为公”的民本主义理想。[22]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设计自己政治理想时，也是从中国儒家思想寻找资源，他说：
“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选贤尚德。”
他整段抄录了《礼记·礼运篇》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段明言，面对日下之世风，大发思古之幽情，认为金灿灿的三代 “盛世而今尚可望哉”！（《原道醒世训》）
严复认为，社会组织在行政上应屈私以为公，这是西方诸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社会自秦以来都是家天下的君主专制，这种君主专制常将一己之私置于天下人的利益之上，天下不过是一姓之私产、私仆而己：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己，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法意》第五卷，第十四章案语）
严复的思想与黄家曦、王夫之如出一撤。
康有为为了变法的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发展，继承了“春秋公羊”的“三世”、“三统”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体现出三种形态，即：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
“《春秋》分三世，有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南海康先生口说，学术源流七》）
“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世，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
全备也。”（《春秋董氏学》卷二）
康有为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沿着这三种形态向前发展变化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较前一种社会形态有所进步，人类社会沿着这种发展道路，则可从逐渐进入人人平等，人人自立的理想的社会中，
“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仁必去其抑压之力，令人自立而平等，故曰升平。至太平而人人平等，人人自立，远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一）
孙中山是历史进化论者，他相信历史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他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嬗替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化过程，肯定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且强调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改造旧的政治制度。他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瞻望历史的发展，相信进步力量必胜，反动力量必败，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他说：
“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江河流的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的曲折······，但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
因此，他树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顺着潮流做去，纵然一时失败，将来一定成功”，反之“倒行逆施，无论力量怎么大，纵然一时侥幸成功，将来一定是失败。”（《民权主义》）孙中山最爱书写的是“天下为公”、“博爱”，可见孙中山是将“天下为公”作为自己推行三民主义的最高理想。
十月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复兴国家，振兴中华，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多次奋斗都失败了。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3]
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在1918年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1919年1月发表的《新纪元》等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他热情讴歌十月革命：
“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24]，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悟的新纪元。
“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联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
“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什尔什维克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什尔什维克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25]“中国革命应该适应世界的新潮流”。[26]
中国人民应该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途，即沿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前进！
毛泽东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认为：
“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启民主[27]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 社会民主主义；
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方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 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是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8]
毛泽东在1921年就认同了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学说，即用无产阶级专政达到理想社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历史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均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绝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29]。
周恩来在青少年时代的诗作中写道：“既想共产花开，又不想用血去染它，那有这等便易的事情！”夏明翰的诗句：“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时翰，还有后来人”。正是共产主义理想的鼓励，才有无数革命先烈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这也是古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杀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思想的反映。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和崇高理想，写进自己的党章。苏东剧变后，共产主义渺论甚嚣尘上，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须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了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个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那有这回事！”[3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祖国蒸蒸日上，社会稳定繁荣，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念，“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相比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显示了无限的魅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资本主义制度风雨飘摇，危机四伏，正像英国历史学家所因此的预言：大同世界是不久将来的事情，不然的话，人类文明就可能走向崩溃和灭亡！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之所以选择共产主义作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就是因为它与中国人民自古就追求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是契合的，在于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学说，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真理必将战胜缪误！与中国知识分子 “朝闻道，夕死可以”的理想追求是一致的。
（四）阶级斗争学说与农民战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
“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领主与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
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从封建社会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利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1]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只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哲学中有辩证法的传统，有维新和变法的传统，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传统。毛泽东指出：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反面的叫做历史的唯心主义。”[32]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络印。”[33] “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34]
“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大小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5]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以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36]
《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推新。”留下《伐檀》、《硕鼠》、《黄鸟》篇。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族，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孔子和弟子经过泰山时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感言！（《礼记·檀弓下》）孟子曰：
“贼仁者位在贼，贼义者谓之残。参贼者，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可见老子、孔子都反对暴政，而孟子认为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利。（《孟子·梁惠王下》）
陈胜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巢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杜甫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柳宗元有《捕蛇者说》。反抗剥削和压迫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处于农耕文明，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到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不充分，现代工业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产业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农民阶级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是革命的依据力量！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国的敌人。工业无产队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37]
毛泽东具体分析道：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的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多数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地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然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买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38]
在这里毛泽东把农民的经济状况描写的如此细致，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击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坤，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39]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40]
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多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引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41]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取得举世瞻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我们确立了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经济制度，剥削现象依然存在；国际上仍然存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是不能放弃的！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护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42]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取得了很大进步，用法律解决阶级斗争问题引导中国走上了法理化道路，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繁荣。但是人民监督制度建设滞后，缺乏权力监督和制约，腐败问题严重，出现了贫富两级分化，工人阶级由领导阶级成了弱势群体，农民阶级维权也缺乏必要的组织形式，这些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仍然需要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需要运用毛泽东《正确处理人类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来研究和解决。
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去革命论”，是值得反思的，“全盘否定文革”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必要的。但是，富士康工人十三跳，本田工人罢工事件，说明在中国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工人维权机制的严重缺失！在现有体制下工会组织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难怪富士康工人只能一个个用自杀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和尊严！这难道不能引起执政党和社会正义之士的警觉吗？正像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正进入马克思所批判的社会”！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没有过时！不能因为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就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不能否认中国社会还存在剥削现象！正确处理劳资矛盾、处理维稳与维权关系，建立产业工人维权机制是当务之急！
（五）人道主义与仁爱思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掀起了一个人文主义思潮，人性、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进入中国人的学术视野。《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王若水发表了著名的文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国青年报》潘晓的文章《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命题，张维迎《为钱正名》；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尼采的《重佑一切价值》等现代西方思潮给中国思想界注入一股强劲的思想风暴！
1983年官方发表了胡乔木的署名文章《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对这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做了总结：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原则和理论得到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弘扬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层次。但是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表现，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应该批判和扬弃。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分析在雇佣劳动制度下，人的劳动产品，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让资本家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又成了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也就是人的劳动产品却成为奴役人的工具，在大机器生产的今天，人成了传送带上的一个镙丝丁，人成了机器的奴隶；人的个性，自由、价值、兴趣被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吞没！被冷冰冰的利己主义所吞没！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的无穷的欲望所吞没！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以及《人类学笔记》受到重视，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反复引用的文献。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进入中国人的理论视野，在于中国文革时期的左倾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性取代人性，用国家意识形态取代文化建设，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性被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斗争哲学盛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好人斗好人，是误会；坏人斗坏人，是以毒攻毒；好人斗坏人，是应该；坏人斗好人，是暴露”！
在派性斗争中，夫妻反目成仇，父子背道而驰！亲情、友谊、爱情以及乡情等人类最纯洁的感情，却被披上了阶级性的外衣！甚至血统论也甚嚣尘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鼠生儿打地洞”。红五类：工人、革命干部、解放军、贫农、下中农。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及他们的狗羔子（子女）的划分阵线分明，家庭出身定终身，在入党（参加共产党）、参军、推荐上大学、招工（在国营企业当工人）等方面，红五类家庭出身有优先权，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孩子基本上没有资格！后来政策有了调整，允许可教育好的子女给一定的名额，但要与父母及家庭划清界限，而且表现要“非常优秀”！文学作品也是反映阶级性，比如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即是如此！
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没有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如何看待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
“思想的闪电，一旦射入这块从来就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将会解放成为人。”[43]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全人类解放的理论，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并没用错！，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指出：“自由、平等、博爱”是氏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也是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人道主义的思想一旦把中华民族的灵魂点燃，就一定会燃成熊熊烈焰，开辟出一个人道的文明的激情和创造的伟大时代。
马克思写作于1843年——1844年之际的重要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表明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说：
“宗教里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籍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是围绕着人而旋转。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们自己和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之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任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44]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45]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有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总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出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啊！人家要把你们当人看啊’！。
即使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的革命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是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
的确，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对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人，但又把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化了人的内心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锁链”。[46]
马克思在这里对宗教本质的批判，就是从“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人道主义原则出发的！“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
表明哲学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前提，而无产阶级不再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是社会变革的伟大力量！这已经接近得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和新社会建设者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应该指出的是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对德国专制制度和宗教制度进行批判的理论前提，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搞中指出：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对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是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47]
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一种真正的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科学思想。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通过对异化，尤其是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异化现象的分析，是站在人道主义主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共产主义原理的阐述。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马克思是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想家的先驱！
《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都是人道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说共产主义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
当然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反对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推残，对人的蔑视，对人的价值的否定，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所共有的内涵，即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自由与幸福！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首先是针对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的解放，在于否定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及其造成的异化现象——工人的劳动产品，人的创造物，反过来转化成了资本，成了压迫工人的工具！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工人阶级及其全人类才能后获得解放。马克思花费四十年心血研究的《资本论》也在于揭示了劳动异化现象的本质，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学说：工人劳动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难怪西方社会在20世纪末多家媒体让公众推荐千年伟大的思想，结果惊人的是各家媒体推举的思想家中获票最多的都是卡尔·马克思，这就叫吃水不忘掘井人。难道不是工人阶级高举《资本论》的旗帜，与资本家进行长期殊死的阶级斗争，是资本家发善心在西方建设了福利社会吗？驱逐马克思离开祖国的普鲁士王朝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在《莱因报》当主编的热血青年和他的战友竟然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柏林墙就曾经将德国分为两个世界。国际歌是那样的嘹亮，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墓地也成为德国最著名的旅游圣地。
如果说西方走向近代是以文艺复兴作为起点，从意大利开始的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以人文主义作为旗帜的。这在西方是以反对基督教神学，反对专制制度，弘扬人道主义的伟大运动，直到现在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正像德国哲学家在《人论》中开宗明义指出的那样：
“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德来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们怀疑一切关于事物本性的普遍原理，但是这种怀疑的仅仅意味着去开启一种新的更可靠的研究方法。在哲学史上，怀疑论往往只是一种坚定的人本主义的副本而已”。[48]
实际上西方的符号哲学是在阐述人是可以创造文化的动物，是拥有符号的动物，人类依靠符号与世界联系起来。卡西尔指出：
“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思想，既不是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分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而人的所有劳作都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49]
而人创造文化，也就是人的自我本质的肯定，具有社会性的肯定，是人在世界主体地位的确立，这也就是康德所阐述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中国人走向近代与西方文艺复兴走着不同的路径。西方是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国是批判和否定古代的文化！科学和民主思想成为中国走向近代的主要思潮，因此中国有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洋务运动，有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更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年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是由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救亡主题压倒了思想启蒙[50]。
新文化运动高扬人道主义，讲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发展的观念并没用在中国社会扎下根；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了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甚至苏联的文化都统称为“封资修”，一棒子打死！从而导致了文化沙漠和知识饥饿症，以及个人崇拜，唯意志论，盲从主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甚至八十年代后期的《河殇》虽然提出“中国要面向世界，世界首先要走向中国”的口号，对国人的思想解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不可避免的《河殇》仍然有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认为黄色文化的衰落和蓝色文明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1988年中国伦理学会在陕西举办的“中国传统道德分析与评价学术讨论会”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与现代化是冲突的”。[51]
直到21世纪初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国内才掀起了一般强劲的国学热！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于丹的《论语心得》，易中天品《三国》，王蒙、刘心武解析《红楼梦》等在中央电视台持续走红；企业家主导的“传统文化进促会”，在北京、山东、陕西、河南等地兴起；《弟子规》等蒙学教材在企业以及一些中小学持续升温，各地“书院”及“读经班”在中华大地上到处开花，直至孔子的巨幅雕像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天安门广场悄然矗立！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复兴”的口号，提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决策。陕西的一批文化人从1990年代起成立了《文化复兴》丛书编辑委员会，曾经得到西北大学校长、思想史专家张岂之先生，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和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章泽等有识之士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深刻地根源在于人道主义与仁爱思想的融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家的兼爱，尚贤，非攻思想；老子 “道法自然”，“上善若水”。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 “仇必和而解”，“和而不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胞物与”，人民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兄弟，这些中国文化中的爱仁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契合的，与共产主义理想是相通的。
我们必须用时代精神挖掘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中的有益成分，大胆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继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以及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开放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用实际行动迎接文化时代的到来！
碧水无意出天涯，翠峰有志入云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的巨人的时代。”[52]这是恩格斯在评价文艺复兴运动时所讲的一段名言。同样中华的崛起也在呼唤着巨人，呼唤伟大的思想和作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的学术宗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之命，为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张载的学术抱负。让我们共同努力，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为恢复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曾经在世界上享有的文化领先地位而撞金击鼓，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2] [13] [19]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页，第438页，第443页，第445页。
[3] 王世荣：《唯物历史观与意志自由》，《哲学原理》，1990年第5期。
[4][5][6] [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第17页， 第19页，第271-273页，第26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8页。
[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第90-91页。
[11] [12] [31]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15页，第237 页，第250-251页，第15页。
[14] 王世荣：《民本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济南大学学报》，2003第5期。
[15]《独秀文存》一，东西图书馆，1922年，第107-110页。
[16]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20-23日。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175页。
[21]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3页。
[22] 王世荣：《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238页。
[23]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第1487页。
[24]《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3页。
[25]《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121页。
[26]《俄国过激派施行之政略》，载《劳动者》第2号。
[27] 启民，陈启民，名陈书民（1898-1970），湖南长沙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教书。
[28]《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29] [35]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第623页，第625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33] [34] [37] [38] [39] [4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 页，第302页，第9页，第6-7页，第13页，第16页。
[4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页。
[42]《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
[44] [45]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第15页，第9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48[49]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第 107-108页。
[5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2页。
[51]王磊、王世荣：《中国的传统道德分析与评价研讨会简记》，《哲学动态》1989年第4期。
发表于2011年11月京师珠海哲学大众化论坛；人民大学·经管之家·学术哲学栏全文转载。
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了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科带头人，省哲学重点学科、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周秦伦理文化研究中心成员，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出版《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等6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哲学研究、文汇报均有介绍，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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