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
上世纪80年代始发于小岗村的“大包干”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政策后，内蒙古草原上也“必须”照办，并且推广所谓“网围栏”，就是按照“包干”划分各家各户的“领地”，变游牧为固定圈养，据说出于两个善良的愿望，第一，按照“经济人”原理，自个给自个放牧，最有积极性；第二，按照“经济人”原理，“当时还有一些学者搬出了哈丁的“公地悲剧论”，认为草场只有分到各家各户才能得到保护。”（《第一财经日报》）。
峰回路转，经过20多年的实践，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一些地方，一种新型的合作经济模式已开始兴起，牧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拆除围栏，把草场和牲畜入股，小范围地进行游牧。…在内蒙古草原实行20多年的草场家庭承包的格局即将被打破，原本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草场重新联为一体，定居式的生产方式有望重新被游牧生产方式所取代。
为什么“一包就灵”才过去这么些年就“不灵”了呢，因为牧民们有比较，老牧民苏伊拉杜很怀念上世纪60年代，草场开阔，草也长得旺盛。“我每天都很快活，而且整个牧区的人都有一种互助精神。”，当时，其他的牧民看到苏伊拉杜的骆驼后，都会主动告诉他，所以他的骆驼不会丢，也不会被人偷，如今，可能真应了“经济人”原理，防别人都跟防贼似的，这两年苏伊拉杜先后有16头骆驼走丢，最后只找回4头，多数被人杀了或关起来了。更让他担心的是，草场被一块块围起来后，更加剧了草原的荒漠化。
观点上的冲突在于，牧民们认为：拉了网之后，牲畜在一个地方来回走，围栏里的草不是被吃完了，就是被践踏完了，而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认为：游牧就是逐水草而居，也可以说是靠天养畜，牲畜死亡量大。“我这么多年的工作就是为了减少靠天养畜。”，但也有学者站在牧民一边认为：内蒙古草原的大规模退化正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牧民定居（承包单干）之后。
撇开生态学的争论不谈，就经济形式而言，想不到大草原上也有一个坚持集体化的地方，也有这么一些在集体化模式底下过着比较舒坦的小日子的牧民们作为一种参照，报道说，在内蒙古也有一些嘎查突破行政命令（这表明：草原大包干是靠行政命令推行的），并没有完全把草场分到各家各户。白音塔拉嘎查原书记策登扎布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推行草场承包时，他挑了三块最好的草场共10万亩没有分下去。
分有分的理由，不分有不分的道理，分的结果就是老牧民苏伊拉杜那样的单干户，而不分的白音塔拉嘎查以3至5户家庭为一个作业单位，组成20多个生产小组，几个邻近的生产小组再组成一个大的作业组，看来是基本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劳动分配模式，但也有不同于大集体时代的改变，按照原书记的说法，叫做“统分结合”，就是：牲畜品种改良、疫病防治、防灾都是统一起来做的，遇到灾年草料不够时，策登扎布还会组织牧民到200公里外的草场打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老牧民苏伊拉杜感叹放牧和生存状态的恶化时，白音塔拉嘎查的牧民们正享受着集体经济带来的诸多好处，集体草场的盈利主要用于牧民防病治病和开办学校。嘎查办过马背学校，也办过中学。有的学生如今已读到了博士，有的成了大学教授。嘎查组织牧民学习先进的生产经营技术，出钱请城里兽医站或改良站的技术人员给牧民们讲课，办培训班，还购置了65台风力发电机，全嘎查家家户户都看上了电视。
可能正是白音塔拉嘎查这样的集体化范例给牧民带来的实惠，才使草原上的人们重新审视起当初的“行政命令”来，才重新在合作化的道路上寻找新的突破。这里给人们一个思维的空间就是，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刮“共产风”，靠行政命令强行搞“公社化”，超越了合作经济的发展阶段，造成负面结果，算是“极左”的话，那么，靠“行政命令”强分草场，又何尝不是“极左”呢，邓小平讲的“主要是防止‘左’”，是不是也应该包括采用这种类似于“休克疗法”的那些个专家、学者、贤达们。比如强制国有企业在一夜之间“改制”，让少数蛀虫、奸商、贪官大发其财，这就是“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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