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铮
作家阿·罗易
1999年，一支由来自不同国度的400人组成的队伍，向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纳玛达流域进发了，声援那里的“纳玛达反水坝组织”（NarmadaBachaoAndolan，简称NBA）反对政府修建水坝的斗争，队伍中有个瘦弱的女子，她就是印度当代著名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ArundhatiRoy）。
阿伦德哈蒂·罗易，印度著名作家。从容的思考几乎成了她的标志。
放下笔踏上远行的队伍
纳玛达水坝计划是印度政府在世界银行资助下拟定的，预计建设30个大型﹑135中型和3千个小型水库，估计会淹没245个村庄，4000万人需要搬迁。独立后的印度已建成水坝近4000座，高居世界第三。然而，在这个拥有这么多水坝的国家，尚有2亿多人用不上自来水。而水坝建设付出的代价是1亿多人被赶出家园。
罗易根据实地考察，写出了长文《更大的公益》。文章的叙述焦急而富于耐心，她相信大量确凿的数字和分析足以说服那些被蒙蔽的人。有时她说“这仅仅是个故事”，目的是提醒人们看似只能在故事中出现的情况就要发生在眼前。
她悲痛地使用了“unroot”（根除）一词，这是水坝建设后人们的真实处境。他们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被政府草草安置在聚居区里。政府的承诺一向是高调，新聚集地甚至有为孩子准备的滑梯和跷跷板。
但罗易发现，事实上那里的居住条件却非常糟糕。然而，这还不是每个迁居者都能享受到的待遇。有的人则要迁居三四次，因为他们的新家又要为另一个水坝之类的工程让路。
他们极度贫穷，只能在城市郊区的贫民窟中挣扎，成为廉价劳动力，比如建筑工人，去修建新的工程项目，而这些工程又会使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这些人要不在城市郊区苟延残喘，要不干脆愤自杀。
令罗易深感吃惊的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口吻出奇地强硬：“如果你正准备为国家牺牲，那你就应该为国家牺牲。”（尼赫鲁语）罗易发现，在暴力和强权面前，人民一旦陷进贫困的泥潭，就很难有希望。
历史的书写同样不会留下这些卑微的名字，他们的眼泪被“国家利益”的宏大字眼所掩盖。于是，她放下了笔，“把乔伊斯和纳博科夫搁在一边”，踏上了远行的队伍。
放弃巨神呼唤微物之神
罗易是位行动主义者，最初她却是在书斋里扬名立万的。1997年，年方36岁的罗易凭借《微物之神》（TheGodof SmallThings，另译《卑微的神灵》）一举夺得全美图书奖和英国布克奖。这是印度人第一次获此殊荣。《微物之神》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49周，译为40种语言出版，获利千万。小说成功后，各路讨伐纷至沓来。罗易看得很清楚，小说遭受攻击的不是所谓的色情内容，而是关于贱民维路沙的描写，他和上层妇女的恋爱情节触怒了一些人士。这些人的憎恨只能说明在甘地发明“上帝的子民”用以称呼贱民阶层的50年后，印度种姓制度的问题依然存在。
罗易没有被不同的声音所吓倒，更让人钦佩的地方是她也没有为赚取更多钞票去复制更多类似的小说；相反，她由一个单纯的小说家转变成了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她把巨额稿费捐给了NBA，甚至加入这个队伍。
罗易的眼光是宽广深远的。70多年前，卡夫卡把大祸临头的人类比喻成瑟瑟发抖的地鼠。一语成谶，波赫伦沙漠地底的一声巨响让印度人民被梦魇所笼罩。她不认为核试验是富国强兵的手段，是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标志。在著名的《想像的终结》一文中，罗易一针见血地指出，核武器只是为了满足极少数人的野心，是极端分子拉选票的手段。相信政府的诡辩就如同相信一个人会被坟头绊倒。她说：“可以确信的是印度在前进，但绝大多数印度人没有。我们的领导人说我们必须拥有核弹头以保护我们免受巴基斯坦的威胁，但是谁能保护我们免受自己的威胁？”
受困知识分子生存悖论
罗易表述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当提到印度政府时，总爱在后面强调“历届印度政府”。她要表达的意思是，对个体的冷漠与践踏是印度政府长久以来的问题；她反对的不是具体哪届政府，而是一切暴力和强权。她认为，在后殖民时代和商业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的幽灵不是消失了，而是改头换面渗透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过时的武器、违禁杀虫剂，这些垃圾统统披上华丽包装，摇身一变，像礼物一样被发达国家送往印度，印度人民却要感恩戴德。
尽管罗易言辞激烈，她金刚怒目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丝忧虑，隐藏着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生存悖论。纳玛达运动不能说失败，因为世界银行取消了投资；也不能说成功，因为印度最高法院判决计划继续实施，罗易本人被判处象征性的监禁一天。面对更加强大和手段高明的新帝国主义和新种族政策，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又该采取何样对策呢？她把尼赫鲁和甘地称作父亲和母亲。一方面坚持对暴力统治的批判，一方面又要冒着“文化原教旨主义”的风险参与国家的振兴。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甘地精神的坚定隐忍，也分明体会到了父亲的失音，就像《微物之神》中贱民维路沙的荒野之爱———他没有自身视角表述的可能，只能从他人的偷窥中向读者传递信息。
我坐船从Jalsindhi横渡纳尔默达河(Narmada)，登上了对岸的一块狭长陆地，从那儿，在几个低矮、荒秃的小山顶之间，我可以看见部落Sikka，Surung，Neemgavan，Domkhedi的所在地。我可以看见它们敞亮通风又娇弱的家。我可以看见屋后的田地和森林。我可以看见小孩子赶着他们的小山羊一路小跑，就像装了马达的花生米。我明白我所看到的是一个比印度教还要古老的文明，然而却已在该地最高法院的获准之下，今年雨季一过，里的一切将淹没在撒多撒罗瓦坝（Sardar Sarovar ）的水下。
我为何发笑？
因为我想起德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把撒多撒罗瓦坝所在地的的居民都驱逐出去之前曾温情地关注过部落里的孩子到了重新安置的定居点后有没有可供玩耍的娱乐设施。代表政府出面的律师们忙不迭地保证不仅有游乐园，而且还能确保每个游乐园都有跷跷板、滑梯和秋千。我抬头看看无尽的天空，低头看看疾驰的河水，有那么短而又短的一刻，这一切的荒谬压倒了我的愤怒，我笑了。我并非有意失礼。
让我首先申明，我并不是一个痛恨城市的人。我在乡村生活过。我亲身感受过乡村的隔绝、不公平和潜在的野性。我不是一个反对发展的狂热分子，也并不想劝诱大家永久保持传统和习俗。然而我好奇。好奇心把我带到纳尔默达河谷。本能告诉我这是一个大家伙。大到战线已经划清，战士已沿岸部署。大到想要蹚过这一潭混杂着 － 希望、愤怒、情报、假情报、政治手腕、工程野心、虚情假意的社会主义、激进的行动主义、官僚做派的遁词、受误导的感情用事，当然再加上无处不在、态度暧昧的国际援助的权术 － 的泥沼，绝非易事。
本能让我放下乔伊斯和纳波珂夫，让我搁置下Don delillo（注：美国当代作家，被现代评论界广泛认为是文学后现代主义的中心角色。代表作《白噪音》于1985年获得国家图书奖。）的巨著，取而代之的是有关排水和灌溉的报告，有关大坝为何以及如何建造的书籍、期刊、记录片。
我的初步探索表明几乎没有人知道纳尔默达河谷正在发生什么。那些知道的人，知道很多。而很多人却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几乎所有人对此都满怀激情。没有人无动于衷。我很快意识到我已渐渐步入雷区。
在印度过去的十年里，针对撒多撒罗瓦大坝的斗争已远远不只是为了一条河。这正是这场斗争的弱点也是力量的所在。几年前，它演变成了一场能够抓住人们想象力的辩论。于是风险由此提高，斗争的局面也由此改变。从一场为了河谷命运的斗争升级成了对整个政治体系提出置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民主制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谁拥有土地？谁拥有河流？森林？鱼？这些都是巨大的问题。国家对此也巨严肃地于与答复。在国家支配下的每一个机构够分别给出一个答案 － 军队、警察、官僚机构、法院。对这些问题国家不仅作出了答复，而且是以一种明确的，激烈的，残暴的方式作出答复。
对于河谷的居民来说，斗争升级到如此高度就意味着他们最有力的武器——针对具体河谷的具体事件的具体事实 － 已被这些巨大问题上的争论挫败了。这一争论的基本前提像泡泡一样膨胀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会“啪”的一声炸得粉碎。偶尔，这个难题某个孤立的碎片会飘过来，一篇对政府无情对待迁离民众的情绪化报道，一次由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注：全称是Narmada Bachao Andolan，即，拯救纳尔默达运动，一个印度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一小撮活动家们”胁迫整个国家的暴动，一份有关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向最高法院请愿的正式书面报告。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但大部分都是针对有“特别利益”的读者群。新闻报道倾向于关注该工程某几个孤立的方面。政府文件被定级为“绝密”。我认为，可以说公众对此事件的看法是极其粗略的，并且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
一方面，这个事件被看作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分别是代表现代、理性和进步力量的“发展派”和一种新卢德派（注：勒德派，英国 1811-1816年以捣毁纺织机械为手段抗议资本家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的团体的成员，后“卢德派”泛指强烈反对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人)，也就是非理性的 “反发展派”，后者充满着对工业革命前田园牧歌般生活的憧憬
另一方面，这个事件被看作是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对抗。于是这个令人遗憾的事件被从欺骗、谎言、虚假的允诺和越发成功的宣传的泥沼中抽离出来，然后冠之以一种错误的合理性。其实他们双方都以国家的更大利益为重，分歧之处在于以何种方式来实现它。
两种解读都只是在这场争端中无谓的兜圈子，作用无非是煽动了公众的情绪，最后反而使得具体事件中的具体事实变得模糊不清。两种解读都暗示我们是如何急切地需要新英雄，新“式”的英雄，我们又是如何已经耗尽了老式的英雄。
尼赫鲁与甘地的争执把这个当代的问题又推回到了老问题上。他们都是高尚的人。他们提出的发展模式都是建基于内在的道德观之上。尼赫鲁提出的是一种父性的，庇护式的苏联式中央政府。甘地提出的是一种母性的，养育式的浪漫乡村式共和国。假如我们的人民更好一些的话，假如我们能够都只穿印度土布，假如能够抑制我们的基本冲动－性、购物、躲避责任、恃强凌弱－的话，这两种模式本都应会奏效。五十年过去了，可以说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甚至连接近都谈不上。针对我们的如此本性，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保障计划。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可能已经耗尽了本世纪的英雄配额。然而在等待新英雄出现的同时，我们得尽量减少破坏。我们要支持小英雄们（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小英雄）。我们要用具体的方式打每一场具体的战。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二十一世纪对我们的期待：瓦解“大”，大炸弹、大坝、大意识形态、大矛盾、大国、大战、大英雄、大谬误。也许二十一世纪就是一个小的世纪。也许就在此刻，当下，上天已有一个小小的神为我们做好了准备。会吗？可能吗？对我来说，这听起来真是太过诱人了。
河谷吸引着我，因为我感到纳尔默达河之战已进入了一个更新、更悲伤的阶段。我去了那儿，因为被故事吸引就像秃鹫被死尸吸引一样。我的动机绝非同情，而是一种纯粹的贪婪。我是对的。在那儿我找到了故事。
怎样的故事？
“人们说撒多撒罗瓦 大坝是一项昂贵的工程。但它能给数百万人带来饮用水。这是我们的生命线。生命线有价吗？我们呼吸的空气有价吗？我们要活，我们要喝水，我们要给古吉拉特邦政府带来荣耀。”
－Urmilaben Patel，古吉拉特邦最高行政长官Chimanbhai Patel的夫人，1993年在得里一次公共集会上如是说。
“我们将会要求你们在大坝建成后搬离你们的家。你们搬走的话什么都好。否则我们会放水把你们都淹死。”
－Morarji Desai，1961年，在Pong坝既定淹没区的一次公共集会如是说。
“他们干嘛不直接把我们毒死？这样，我们就不用住在这样的狗洞里，政府也能独自和它的宝贝大坝一起生活了。”
－Ram Bai，在纳尔默达河建Bargi坝时，她的村庄被淹。她现在生活在Jabalpur的贫民窟里
印度独立后的这五十年里，自从尼赫鲁发表了他著名的“大坝就是现代印度的神庙”的演说后（在他有生之年，尼赫鲁对此演说愈发后悔），他的追随者便以一种不自然的狂热投入到了建坝的事业中去。建坝日益等同于建国。单是他们的如此狂热就足以让人怀疑。不仅建新的坝和新的灌溉系统，他们还控制了小型的传统的水利系统并让其萎缩退化，而这些系统几千年来都是由村民们管理的。为了补偿损失，政府兴建了更多、更多的坝。大的、小的、高的、矮的。一番努力之后的结果是印度现已是世界第三大水坝建设国。根据中央水利委员会的统计，我们现有3,600座被定级为大型水坝，其中的3,300座都是独立之后建造的。还有一千多座正在建设中。然后，我们五分之一的人口－即：2亿人没有安全的饮用水，还有三分之二，即6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
大坝们都能善始却不能善终。曾有一段时间，每个人都爱它们，都想拥有它们——共产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之后大坝使人们陷入了贫穷。很快，全世界都开始抵制大坝。第一世界国家正在把它们现役的大坝炸毁。对于大坝弊大于利这一事实早已不再只是个猜想。大坝过时了，不酷了。它们不合乎民主原则。它们是政府集权的方式（由政府来决定谁能得到水，得到多少，谁种什么，在哪儿种）。它们是剥夺农民智慧的有力手段。它们是把水、土地、灌溉从穷人那里夺走赠送给富人的无耻行径。他们的水库使得大批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陷入赤贫。从生态学角度，大坝也被打入冷宫。它们导致土地荒废，引发洪涝，土地盐化，传播疾病。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坝和地震有着密切联系。
大坝并没有真正体现出现代文明的丰碑这一职能，也并非人类支配自然的标志。丰碑应是永恒的，而水坝的生命太有限、短暂了。只要大自然把坝里塞满了淤泥，水坝的生命就结束了。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大坝的作用与所作的宣传完全相反－“牺牲小我来保全国家利益”的神话已经完全破灭了。
基于上述原因，第一世界国家的建坝业已陷入困境并停工。于是，这一事业便打着援助发展的旗号，和其他的老旧武器、过时航母、违禁农药一起，被出口到了第三世界国家。
一方面，印度政府，每一届印度政府，都自恃正确地责难第一世界；另一方面，却花钱购买这些包装精美的垃圾。援助，和殖民主义一样，只不过是又一桩野心勃勃地生意而已。它已毁了大部分的非洲，孟加拉国正茫然不知所措。我们知道这一切，相关事实多得令人麻木。而在印度，我们的领导人还在带着奴性的微笑等着迎接（同时制造原子弹来支撑萎靡的自尊）。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单单在灌溉方面，印度就花费了8千亿卢比。然而，相比1947年，印度有更多的地区干旱频发，洪涝频发。尽管，已有令人担忧的事实显示大坝引发了灌溉危机和洪涝灾害，人们对所谓“绿色革命”（产量减少，土地退化）也开始迅速觉醒（注：“绿色革命”，发展中国家由于使用化肥、杀虫剂和高产作物品种而实现的农作物产量的巨大增长），政府从未对它3,600座大坝中的任何一座做过建成后的使用评估，从未测算一下大坝是否实现了当初的既定目标，那些巨额的花费是否花得物有所值，甚至都未计算过确切的花费是多少。
印度到底生产了几百万顿粮食或食用油，相比1947年又增产多少，对于这样的问题，印度政府掌握着精确的数据。它能告诉你每年开采了多少矾土，或是国道的总面积是多少。它能提供每一分钟的时时证券交易信息，或是国际市场上卢比的时时外汇牌价。我们能知道在沙迦酋长国一个周五之内我们输了几场板球赛。也不难得知印度任一年里有多少大学毕业生，或是任一年里有多少人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可是，对于因为建坝有多少人会流离失所，或是在“国家进步”的神圣事业中有多少人以其他方式做出牺牲，印度政府没有任何相关数据。这难道不令人惊骇吗？如果你不知道为此花费了多少，又是谁为此付出代价，“进步”又将如何测量？如果不把生产的真正成本考虑在内，“市场”又如何给食物、衣物、电、流水来定价？
根据印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的一个详尽研究，经调查的54座大坝，平均每一座的建设会导致44,182人离开自己的家园。在3,300座的总额中，诚然54座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既然这是所能掌握的仅有数据，我们不妨来做一个粗略的计算。草草一算，为了力求谨慎，我们先把这个人数减半。不然，再保守一些，只算每座坝平均10,000人。我知道，决不可能这么少，但没关系。挥动你的计算器吧，3,300×10,000＝
33,000,000。这是计算结果。
3千3百万人。这仅仅是过去五十年里单单因为建坝而离开家园的人。那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发展工程呢？在一次不对公众开放的讲座里，规划委员会的秘书 N.C Saxena说他认为在该地区受影响的群众人数是5千万（其中4千万是受建坝的影响）。我们可不敢这么说，因为这不是官方说法。这不是官方说法，因此我们不敢这么说。你只能小声嘀咕，生怕被扣上夸大其词的帽子。你只能对着自己轻声细语地说，因为这确实让人无法相信。不可能，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我一定是弄错了一个零。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几乎没有勇气大声说出来。我要这么说出来，别人一定以为我是磕了药的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这就是体制，老兄！”），或是有迫害妄想症的神经分裂者。但，这就是体制，老兄。还能是什么呢？
五千万人。
继续吧，政府，推脱吧，诡辩吧，打压吧，说些什么吧。
我感到有人绊倒在了一座公众的坟墓上。
五千万比整个古吉拉特邦的人口还多。几乎是澳大利亚人口的三倍。是印度分裂活动造成的难民人数的三倍还多。是巴勒斯坦难民人数的十倍。西方世界至今还在为逃离科索沃的一百万难民的未来感到震惊。
在这些迁离民众中绝大部分是部落民（撒多撒罗瓦大坝事件中57.6％是部落民）。要把贱氏（注：印度种姓制度最低的种姓）也包括在内的话，这个数据就变得不堪入目了。据管理那些列保种姓阶级（注：贱民，历史上来说，印度种姓制度中原处于下阶层的人，现已受到政府的保护）和部落民的专员称，这些贫民的比例大约是占60％。如果你考虑到部落民约占印度总人口的8％，而贱氏约15％，那整个事件即将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让这些民族上的“他者”做受害者给国家建设者们卸下了不少压力。这就像是开了一张报销单，由别的人，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另一个世界的人，来为自己付帐。印度最富的人的生活方式是由最穷的人来埋单的。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说什么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这几百万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他们现在在哪儿？他们如何谋生?没人知道。（上月的报纸报道过，因为建Nagarjunasagar大坝的迁离部落民正在向国外的收养机构出卖自己的孩子。政府干预了此事，把那些孩子送进了两所公立医院，在那里六个孩子死于疏于照顾。）至于说到补偿政策，政府的重点相当明确。印度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补偿政策。根据1894年的土地获得法案（修订于1984年），除了现金补偿，政府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向迁离群众提供任何其他东西。设想一下，一份现金补偿，由印度政府支付给一名不识字的部落民（女人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要送到一个连邮差都找不到的地方去。大部分的部落民没有正式的土地所有权，因此得不到任何补偿。对于大部分部落民，或者说大部分的小农户，钱对于他们的用处就像一袋化肥对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样没用。
几百万的迁离民众不再存在。书写历史时，他们不在其中。甚至都不会以数据的形式出现。他们其中一些人已被连续重新安置过三四次 － 建坝、迁出炮弹射程范围、建另一座坝、开挖铀矿矿井、建电力工程。一旦他们开始挪地方，就不再会有安身之处。绝大部分人最终被吞噬在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在那里他们又汇集起来成为一大群廉价的建筑劳动力（再去建设更多的工程，从而使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诚然，他们尚未遭到种族屠杀，也没被送进毒气室，但我可以保证，他们的食宿条件比第三帝国的任何一所集中营都要糟。他们不是俘虏，却重新定义了自由的涵义。
然而，噩梦远没有结束。他们不断地被政府的推土机从他们地狱般的棚屋里连根拔出，只要令人鼓舞的大选还遥在天边，只要城里的富人为卫生条件而感到焦虑，政府的推土机便一字排开，立刻投入清理任务。像在德里这样的城市，他们还得冒着这样风险，不到两年前，曾有三个贫民窟的居民因为在公共场合大小便而遭到警察的射杀。
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加战争中，Amherst男爵通过向当地人提供感染了天花病毒的毯子，以此来灭绝加拿大的原著印第安人。两个世纪之后，我们印度找到了一种不那么露骨却能达到同样目的的方法。
印度几百万的迁离民众只不过是一场不被承认的战争的难民。而我们，就像美国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人一样，正在把目光撇向别处来容忍这一切。为什么？因为我们被告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大的公众福利。一切都是以进步的名义，一切都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当然，这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于是，我们兴高采烈地，确信不移地、几乎是感恩载德地相信着被告知的一切。我们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致使我们相信。
请允许我动摇你们的如此信念。把你们的手放在我的手里，让我领你们穿越迷雾。这么做是因为你们的认识很重要。如果你找到理由来反对，请尽一切可能站到另一边来吧。但请不要视而不见，不要把目光撇向别处。
这个故事很容易讲。它充满了数据和解释。数据曾经只会让你的眼睛一扫而过。但自从我开始跟随数据所指的方向时，便不再如此了。
相信我，这里有故事。
印度进步了，这是事实。事实是：1947年，当殖民主义正式终结时，印度的食物极度短缺。到1950年，我们产出了51,000,000吨粮食。今天我们产出近2亿吨。
事实是：到1995年，国家的粮仓满满，有3千万吨没卖出去粮食。同样也是事实：与此同时，印度40%的人口 － 超过3亿5千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人数比1947年全印度的人口还多。
印度人穷得买不起自己国家产出的粮食。印度人被迫种植他们负担不起自己吃的各种粮食。看看以饿死人著称的位于西奥里萨邦的Kalahandi地区发生了什么。1996年的干旱，人们死于饥荒（根据政府的统计为16人，媒体统计为100多人）。而同一年Kalahandi的大米产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米被从Kalahandi地区输送出来，送往了中部地区。
确实，印度进步了，但它的大部分人民却没有。
我们的领导人说，我们必须拥有核弹来保护我们不受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威胁。而谁又来保护我们不受自己人的威胁呢?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谁拥有它？谁掌控它？发生了什么事？
是时候透露一些国家机密了。来捅破这个效率低下、装模作样、腐败堕落，却又表现出和蔼可亲、倡导民主的印度神话。无心之过并不能解释五千万消失的民众。因果报应也说不过去。让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这有一套路子，它精准、残酷而且百分之百纯属人为。
印度并不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而是一个漂亮地成功达成既定目标的国家。它一向残忍地高效占用公共资源 － 土地、水、森林、鱼、肉、蛋、空气 － 然后重新分配给少数特权阶级（毫无疑问，也获得少量好处作为回报）。它出色地完成了保护有钱精英领导阶级的任务。在粉碎那些阻碍行使它的意图的人的方面造诣极深。但它的最大伟绩还在于它在实现这一切的同时，还能让一切看起来那么美好。它成功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把关系十亿人民生问题的信息藏在政府档案里，只有秘密的守护者 － 部长、官僚、国家工程师、国防战略家们 － 才有权接触。当然，是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便利，我们，国家的受益人。我们小心翼翼不去深追其咎。我们确实不想去了解那些敏感的细节。
多亏了我们，独立来了（又走了），选举来了又走了，但牌却从未洗过。相反，旧的秩序已被奉为神旨，裂痕已被加深。我们，这些统治者，不愿停一停，不愿从我们日理万机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来看一看。我们似乎不知道我们正享用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正在迅速耗尽。银行里有的是钱，但很快就会没有东西可买。厨房里的食物要吃光了。而仆人们都还没有吃。实际上，仆人们很久以前就不再吃东西了。
在每一个伪善的公众演说中，我们会被告知，印度人民生活在他们的村庄里。这是扯淡。这是政府鼓鼓囊囊的衣橱中的又一块遮羞布。印度人没有生活在村庄里。他们死在村庄里。他们被从村庄里一脚踢出。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印度村庄的存在只为服务于城市。村民是市民的奴隶，因此，村民必须受到控制，并活着，但仅仅是活着。
我们有一种印象，我们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正顽强应对由于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所带来的问题，这种印象是危险的。事实是，它正在创造问题。它是一个巨型的贫困制造机，它技艺精湛，让穷人与更穷的人相互争斗，让贱民与不幸的人相互针对，这样一来可以让他们在相互争斗中消耗掉他们的精力，与此同时主人的住所便得到了安宁（以及可供宣传的内容）。
只有直到人们认清这一过程的真面目，只有直到人们考虑并抨击这一过程，否则，选举 － 无论竞争多么激烈 － 都将只会继续是一场虚拟的战争，作用无非是进一步深化不可言说的不平等。民主（我们版本的民主）将继续戴着它伪善的面具，而它的背后是从未受到置疑的、四处泛滥的瘟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将使得旧的战争和过去的不幸看上去像已得到控制的试验。五千万人被送进了发展的绞肉机，从另一端出来的是空调、爆米花和丝质的套装 － 得到资助的空调、爆米花和丝质套装（如果我们想要这些好东西，它们确实是好东西，至少我们得为之埋单）。
国旗上有个窟窿需要修补。
这么说很悲观，但只要我们对此还有信念，我们就没有希望。想要有希望，我们就要打破这种信念。我们要用具体的方式打具体的战，而且我要打胜仗。
那么听听纳尔默达河谷的故事吧。去领会它。如果你愿意，参战吧。谁知道呢，也许能产生魔力。
纳尔默达河在Madhya Pradesh的Shahdol地区的Amarkantak高原上奔涌，在美丽的阔叶林中，在也许是印度最肥沃的耕地上蜿蜒1300公里。两千五百万人居住在河谷里，他们与生态系统之间，与彼此之间，通过一种古老而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来联系（当然，毫无疑问，也存在剥削关系）。尽管纳尔默达河被定为“水利资源发展”目标已有五十多年了，而直到最近才被捕获并肢解。这是因为它穿越了三个邦 － Madhya Pradesh、Maharashtra、和古吉拉特邦（河流的百分之九十流经Madhya Pradesh，仅仅绕过Maharashtra的东部边界，然后在古吉拉特邦境内穿流180公里后汇入Bharuch的阿拉伯海。）
早在1946年就已开始筹划在古吉拉特的Gora河段建坝。到1961年，尼赫鲁为这个高49.8米的大坝打下了奠基石，这便是撒多撒罗瓦坝的迷你先祖。与此同时，对印度的勘探为这个河谷描绘了一幅全新的现代化地形图。古吉拉特的大坝规划者们研究了新地图后决定建一座更大的坝会带来更多的利益。但这就意味着首先得和毗邻的邦敲定一个协议。
三个邦唇枪舌战、磨磨叽叽，在水的分配份额上无法达成共识。最终，到了1969年，中央政府成立了纳尔默达河水分配仲裁委员会。委员会花了十年时间宣布了它的仲裁。我们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没有接到任何咨询、也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人的生活会因建坝而遭到毁灭性打击。
要分配河水的份额，首先，最起码委员会得弄清河里有多少水。通常，要准确评估只有依据对实际河水流量至少四十年来的数据记录。既然没有这个数据，他们决定从降雨量来推断。他们得到的数据是每英亩英尺（注：英亩英尺是灌溉的水量单位）27,220,000。这个数据是整个纳尔默达河谷工程在统计学方面的基石。我们现在还依然以此数据为准。它或多或少决定了工程的整体设计方案 － 高度、位置、大坝的数量。以此为参照，再决定工程的成本，哪些地区会被淹没，多少人要迁离，又能得到多少利益。到1922年，经过44年的观测（1948－1992）纳尔默达的真实流量数据才出炉，数据显示水量只有每英亩英尺22,690,000，比原先的数据少了18％。中央水利委员会承认，纳尔默达河的水量确实比原先设想的要少。而印度政府说：应注意，仲裁委员会做出的决议中，条款二：有关每英亩英尺28,000,000的可靠水流量数据是不可修订的。
换句话说，纳尔默达河已正式划归人类法令的限定范围，印度政府命令它流多少水，它就得流多少水。
纳尔默达河谷工程的拥护者夸耀说该项目是人类历史上所能构想出的最豪迈的河谷工程。他们计划修建3,200座坝，这将会重组纳尔默达河及其41条支流，把它们变成一系列阶梯式的水库，一个可操控的巨型水梯。其中，大型大坝有30座，中型135座，其余是小型。大型中有两座会建成多功能巨型坝。古吉拉特的撒多撒罗瓦坝和Madhya Pradesh的Narmada Sagar坝两坝之间汇集的水会超过印度次大陆上任何一座水库。
无论你从那个角度看，纳尔默达河谷发展项目都是个大项目。它会改变整个河谷的生态环境，而这条河是印度最大的河流之一。好也罢坏也罢，它都会影响居住在河谷里25,000,000人的生活。然而，环境部还尚未通过这个项目之时，世界银行就已提出要贷款给该项目的重中之重 － 撒多撒罗瓦大坝（这个大坝水库的修建会使得Madhya Pradesh和Maharashtra的民众迁离，受益的却是古吉拉特邦）。成本尚未计算出来，相关研究尚未进行，尚未有人知道大坝会给人与环境带来多大影响，世界银行就已准备好了它的支票本。
1985年给撒多撒罗瓦工程的450,000,000美元贷款已获准并到位。到1987环境部的工程许可才批下来。要说狂热，这几乎都赶上传福音的那种激情了。谁会热切到如此程度？
他们为何如此热切？
1947到1994年间，世界银行收到来自全世界范围的贷款申请6000份。他们一份都没有拒绝。一份都没有。诸如“流动资金”和“达到贷款目标”的说法这样一来就合情合理了。
今天，印度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它偿还世界银行的利息比当时获得的本金还要多。我们不得不借新债来还老债。根据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去年（1998年），据计算，印度偿还了超过本金四亿七千八百万美元的钱。在过去的五年里（93－98）印度偿还了超过本金十四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就像一个没有土地负债累累的劳工与当地富商的关系 － 这是一种温情关系，穷人爱富商，因为当前者需要时后者准在那儿。难怪我们把世界称作地球村。没有土地的劳工和印度政府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用钱是拿来活命的。而后者把钱都倒进了官员们和代理人的保险柜里，把整个国家拖进一种永远无法解脱的经济束缚中。
国际水坝工业每年耗资200亿美元。如果你跟随着全世界的大坝的轨迹，无论你去到哪儿 － 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巴西、危地马拉 － 你都会不断温习同样的故事，遭遇同样的演员们：利益铁三角（这是水坝领域的术语，指的是政客、官僚和水坝建筑公司的紧密联系），自称国际环境顾问的骗子（他们通常直接受雇或从属于大坝建设者），往往还再加上友好的好邻居世界银行。你会渐渐发现同样的大肆鼓吹，同样的“人民大坝”的雄伟标语，当人民刚有违抗的苗头时，便会有同样迅速而残暴的镇压。（当然，尤其是经历了纳尔默达河谷事件后，世界银行更加谨慎的选择在哪个国家资助涉及大规模迁移的项目。）
这是个技艺高超的马戏团，这些杂耍演员们都亲如一家。偶尔，他们会互换角色 － 官僚会加入世界银行，银行家会以项目顾问的身份出现。表演结束后，所谓“发展援助”的大部分资金会以设备成本或咨询费或代理人工资的形式回流到出资的国家。通常，“援助”是公开“绑定”的。（比如，日本给撒多撒罗瓦大坝的贷款就必须绑定一份购买日本住友集团的涡轮机的合同）。有时这些绑定比这更肮脏。1993年英国贷款两亿三千四百万英镑给马来西亚修建Pergau坝，且不提一份海外发展局的报告称对马来西亚而言，这座坝是个亏本买卖。之后，人们才知道，英国提供此贷款是“鼓励”马来西亚签署一份价值130亿英镑购买英国军火的合同。
1994年，英国顾问在海外合同上赚了25亿美元。紧随项目管理的第二大部门就是写所谓的EIA（注：全称是，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在发展这个勾当里，规则极其简单。如果你应某一政府之邀要为一个大坝工程写一份EIA，然后你指出了一个问题（比如，你对一条河流的供水量略有微辞，或者，你竟敢暗示有可能人力成本过高），那么你就会成为历史。你就是一个OOWC ――即：丢了饭碗的工程顾问(Out of Work Consultant)。噢，和你的路虎越野车说再见吧，和托斯卡纳的度假说再见吧，和你孩子的私立寄宿学校说再见吧。要懂得从穷人那里赚大钱，外加捞一笔福利津贴。
为了保持大坝传统，同时完成138.68米高的撒多撒罗瓦大坝建设，一场政府精心安排的童话剧上演了，其内容是进行实际工程成本的估算以及研究大坝对人和环境的影响。世界银行全心全意地加入了这场表演，时不时地拧着眉提一些无关痛痒的要求，比如索取一些有关重新安置他们所谓的PAP（注：全称是，Project Affected Persons, 受工程影响群众）的更多信息（他们帮助这些对他们而言只是个首字母缩写成的词，他们把这些血肉之躯变成了冰冷的数据。PAP很快就不再是人了）。
只要提供一些只字片语的信息便能满足世界银行，然后他们便接着进行这项工程。相关部门之间那含蓄暧昧却易于理解的共识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 经济上的、环境的、人的 ―― 工程一定要向前迈进。迈进的过程中他们会使它合理化。他们深知，最终就算受到任何一所法庭或是委员会的置疑，没什么论据比一项成就的伟业更有说服力（尊敬的大人，我们的国家会因为工程每延期一天而损失两千万卢比）。政府把撒多撒罗瓦大坝称为印度“最深思熟虑的工程”，然而游戏是这么玩的：
当仲裁机构首次宣布批准建设时，古吉拉特政府也当即宣布它将如何使用自己份额内的水资源，其中丝毫没有提到供给古吉拉特干旱地区Kutch和Saurashtra两个村庄的饮用水。当工程陷入政治困境时，政府立刻发现了干渴的强大动力，为Kutch和Saurashtra干涸的喉咙解渴成了撒多撒罗瓦工程的全部意义所在（完全不顾Sabarmati河和Mahi河比纳尔默达河离这两个村庄要近得多，而这两条河上被筑起了坝，河水被导流到了Ahmedabad、Mehesana以及Kheda。而Kutch和Saurashtra至今滴水未见。）。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将会享受到撒多撒罗瓦运河所提供的饮用水的人数从1983年的两千八百万，提高到了1989年的三千两百五十万，再到1992年的四千万，到了1993年又回落到了两千五百万。
1979年，获得饮用水的村庄数量是零，八十年代早期是4719个，1990年是7234个，到1991年是8215个。当受到置疑时，政府承认说1991年的数据里包括了236个无人居住的村庄。
工程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以这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在进行，仿佛是在做一个家庭的棋盘游戏。哪怕这涉及到广大人民的生命和未来。
到1979年，因为撒多撒罗瓦水库建设要被迁离的家庭数量据估计为六千多户。到1987年上涨到了一万两千户。到1991年，飙升为两万七千户。到1992年，政府宣布四万户家庭会受到影响。今天，这个数字徘徊在40000到41500之间（当然，即使是这个数字也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建水库不是唯一一个导致人口迁离的原因。根据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NBA的统计，真实的数据是85000户，也就是大约五十万人。）
官方估计的工程成本也从6000千万卢比升至20000千万。而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的数据是40000千万（这是过去五十年整个国家的灌溉预算的一半）。
政府声称撒多撒罗瓦工程会产生1450兆瓦的电力。而像撒多撒罗瓦这样的多功能水坝（灌溉、发电、防洪）的问题是：它的多个功能间是相互冲突的。灌溉用光了发电所需要的水。防洪又需要在雨季时排干水库以应对到时暴涨的水量。而如果到时水量没有暴涨，那留下的就只会是一个空坝。空坝使灌溉的用途又落了空，本来要灌溉的话就应储存雨季过量的水。这就像那个要让狐狸、小鸡和一袋谷子都过到河对岸的谜团一样。这些功能相互冲突的最终结果，有研究表示，那就只有当撒多撒罗瓦工程结束时，当整个计划完全起作用时，它只能产生原计划百分之三的电力，即50兆瓦。
旧式的战争里，每个人都有一把斧头可供磨砺。然而现在你又如何在这些申明和反申明间作出选择呢？你又将如何抉择哪些估算是可靠的呢？有一个方法就是去看看那些印度大坝的过去记录吧。
Jabalpur的Bargi坝是纳尔默达河上最早完工的坝（1990年完工）。它花费了预算的十倍，侵占了三倍于原先工程师所预计的土地。本来说有101个村庄中的70000人会迁离，等水库放水时（事前没有警示过任何人），162个村庄被淹没。甚至一些政府建的重新安置点也被淹了。几百年来，人们像老鼠一样从他们居住的土地上倾巢而出。他们尽其所能抢救出一些东西，然后就看着自己的家被冲走。114000人迁离家园。没有任何补偿政策。一些人得到了微薄的补偿金。很多人一无所有。少数人搬到了政府建的安置点。据政府宣传，位于Gorakhpur的安置点是个“理想的村庄”。1990至1992年间，五人在那里被饿死。其余的人要么返回水库旁的森林，以非法居民的身份居住在那里，要么搬进了Jabalpur 的贫民窟。Bargi坝只不过灌溉了它所淹没的土地，仅仅是当初设计者们声称的灌溉面积的5％。更有甚者，那片地如今已成了一片水渍地。
一次又一次，还是同样的故事。Andhra Pradesh二期灌溉计划宣称有63,000人需要搬离。工程完工时，有150,000搬离。古吉拉特中级灌溉二期计划导致140,000人迁离而非63,600人。Krishna上游灌溉工程最初的估计是仅需迁离20,000人，经过修改后变成了240,000人。
这些还只是世界银行的数据，而不是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的。想象一下吧，我们的保守估计是三千三百万。
撒多撒罗瓦坝的建设工作自1961年就零星进行了，到1988年正式开始。当时，有一位叫做Medha Patkar的妇女，不论是政府还是世界银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一直在计划要被淹没的村子里游荡，四处询问人们是否知道政府将如何安置他们。她那些年去到河谷时候，压根没想着要反对大坝的建设。她只关注被迁离的村民应该以一种合理和人道的方式得到重新安置。渐渐地她开始明白，政府对他们安的心决不光彩。到1986年，有消息传出，每一个邦都有一个群众组织，他们置疑政府官员所宣传的安置和补偿承诺。过了几年之后，全面的恐惧才浮出水面，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无论是对要迁离的人还是对本应会得到好处人，大坝所带来的真正影响是什么。纳尔默达河谷发展计划被认为是印度最惨痛的有计划的环境灾难。众多的群众团体开始团结起来汇集为一个组织，NBA，非凡的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到1988年，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正式呼吁纳尔默达河谷发展计划全面停工。人们宣称就算是淹死也不搬离自己的家园。两年内，这股抵抗力量迅速壮大，并且获得了其他抵抗运动的支持。1989年九月，约五万人从印度各地聚集到位于Harsud的河谷，发誓要和这个毁灭性的发展计划斗争到底。建坝的地方以及毗邻地区已被划入印度官方机密法案的统领范围，根据144号条令，该地严禁五人以上的集会。于是整个地区变成了一座警察营。不顾重重的路障，一年之后，1990年9月28日，成千上万的村民徒步或是坐小船抵达位于Madhya Pradesh的一个叫Badwani的小镇，想要一再重申大家宁愿淹死也不愿搬离家园的愿望。人们反对这项工程的消息传到了其他国家。日本的地球之友团体在日本发起运动，成功地使政府撤出资助撒多撒罗瓦工程的2百70亿日元贷款（而涡轮机的合同依然有效）。日本一撤资，来自全球的各个环保主义组织纷纷表示支持，世界银行受到的国际压力开始激增。
这当然会导致河谷里镇压的升级。政府的政策，据一位巧舌如簧的部长描述，是要用卡其色的河水把河谷淹没。
到1990年的圣诞，约6000人带着干粮和卧具，陪同一个由七人组成的誓死保卫河流的敢死队，步行了一百公里。他们在古吉拉特边境的Ferkuwa被拦下，拦下他们的是一个营的武装警察和来自Baroda城的居民，这些居民很多是受雇来的，其中一些人也许真的相信撒多撒罗瓦就是“古吉拉特的生命线”。这是一场有意思的对抗。印度的城市中产阶级对抗乡村部落大军。行进的民众要求允许他们跨过边境步行至建坝的地点。警察拒绝放行。为了强调他们是以非暴力的形式，每一个村民都把自己的双手绑在一起。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反抗整个营的警察。他们被打，被抓，被拖进等在一旁的卡车里，然后开到数英里外，被扔在荒郊野外。他们再走回来，一切又重新来过。
对抗延续了近两周。最后，在1991年1月7日，敢死队的七名成员宣布，他们将进行无限期的绝食示威。紧张已经升级到了危险的程度。印度国内和国际的媒体、电视摄像组还有记录片制作人成批赶来。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环保活动者甚至让华盛顿都倍感压力。最终，媒体的负面报道让世界银行极度尴尬，并宣布它将着手一份撒多撒罗瓦工程的独立评估 － 这在世界银行的行为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当这一消息传到河谷，人们的反应是不信任与不确定。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世界银行。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胜利。村民们为他们已22天没有吃东西并且身体状况极度恶化的同志们深感痛心，请他们停止绝食。1月28日，Ferkuwa的绝食停止了，勇敢的褴褛大军喊着“我们的村庄，我们的规则！”回到了家乡。
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会像这样。在别的国家 － 中国（毛泽东为他的77岁大寿修建大坝）、巴西、马来西亚、危地马拉、巴拉圭 － 每每有反叛的迹象，很快就被掐死在摇篮里。在这儿，在印度，反叛一直在进行。当然，国家也会因此受到好评。国家要我们感谢它没有彻底镇压这些运动，并允许它们存在。毕竟，如果说当人们有异议时，国家来干预，这怎么能算是健康运作的民主呢?
我想这只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这时我是否该卑躬屈膝地说“谢谢，感谢国家允许我写下我所写下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感谢国家允许我们抗议。我们要感谢自己。是我们自己在坚持这些权力。是我们自己拒绝向他们投降。如果作为一个民族，有什么值得我们自豪的，那就是这些。
就算有国家的镇压，为纳尔默达河谷的斗争活下来了。
印度政府开始采取迂回战术。除去表明的伪善，它最大的武器就是等待。左躲右闪，回避对手的正面出击来消耗对手的体力。国家永远不会疲倦，永远不会老，永远不需要休息。它可以跑一场没有尽头的接力。
但是，战斗的人民会疲惫，会生老病死。二十年来，自仲裁机构批准水坝建设以来，这支个河谷里的褴褛大军一直生活在生怕被驱逐的恐惧中。二十年来，大部分地区丝毫没有“发展”的迹象 － 没有公路，没有学校，没有井，没有医疗设施。二十年来，这一地区一直带着“经批准可以淹没”的烙印，因此渐渐被社会所孤立（没有人向这里的人提亲，没有人买卖这里的土地）。他们有点像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及其后裔。“现代发展的成果”最终来到时，带来的只有恐惧。公路带来了勘探员，勘探员带来了卡车，卡车带来了警察，警察带来了子弹、毒打、强暴、拘捕，还有谋杀。要说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现代发展的成果，虽说并非有意，也确实到来了，那就是呐喊的权力，让人们听到自己的权力。但到目前为之，他们已经战斗了二十年。他们还能维持多久呢？
河谷里的斗争让人精疲力竭。它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时髦。国际新闻团队和激进的记者们撤离了（如同世界银行一样），奔赴更新潮的新闻现场。记录片也已经上映了，人们也已经欣赏了。每个人的同情都耗尽了。但大坝还在继续，它一天比一天高了。
现在，褴褛大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增援。如果我们任其自生自灭，如果我们让这场斗争被镇压下去，如果我们眼看着人们因此受到惩处，我们便会失去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的精神，或是我们尚存的那一点精神。
“印度会继续下去”他们会这么说，那些不想为琐碎的时事所困扰的智者哲学家们会这么说。无论如何，“印度”比她的人民更有价值。
以前的纳粹们或许也用类似的方式抚慰自己。
纳尔默达河谷之战决不仅仅是为了部落而战，也绝非遥远的乡村之战，甚至都不仅只是一场印度的战争。它是为了这个世界的河流、山峦、森林而战。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想要参战的斗士们都是可敬的，受欢迎的。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斗士。医生、律师、教师、法官、记者、学生、运动员、画家、演员、歌手、爱人…边境已向你们开放，朋友们，加入吧。
好了，言归正传。
1991年6月，世界银行派布拉德?摩尔斯来当独立评估的主席。他的责权是对撒多撒罗瓦项目做严格的评估。他得以任意使用所有与该项目相关的秘密银行文件。
1991年9月，布拉德?摩尔斯带了一个小组来到印度。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断定这又是一个骗局，起先拒绝与他们见面。古吉拉特政府把他们当作秘密盟友，用红地毯（和点头哈腰和挤眉弄眼）欢迎他们。
一年以后，1992年6月，有历史意义的独立评估（亦以“摩尔斯报告”闻名）发表。
该文像剥洋葱一样，心平气和地一层层剥去这项目的表皮。对他们的调查来说，没什么事情是大不得了的，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见过部长们和官僚们，见过在该地区工作的那些NGO（非政府组织），走村串寨，从一个安置点到另一个安置点。好的、坏的、临时的、和长久的安置点他们都去走访。他们跟成百上千的人说过话。他们周游了淹没地区和受水坝控制的地区。他们去过Kutch及其它古吉拉特遭干旱的地区。他们委托各种专家做研究，仔细考察该项目的每一个方面：水文学及水管理，上游环境，沉积，积水地带的治理，下游环境，预计水坝控制区可能存在的问题，——水浸、盐度、排水、健康、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
“摩尔斯报告”以不骄不躁、从容不迫的语气（我羡慕这一点，但做不到）所披露的内幕令人震惊。对于印度政府与世界银行之间的关系，它的控诉最为不偏不倚，但却是毁灭性的。报告毫不含糊、简直就像在无意之间直闯其安乐窝，那个他们住在一起并相互爱恋的地方（介于他们所言与所行之间的某个地方）。
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洋洋357页的独立评估中的核心建议竟然如此斩钉截铁：
“我们认为Sardar Srovar项目的立场是有缺陷的，基本的实际情况是，要为所有那些被项目迁出的人重建家园是不可能的，而项目对环境的破坏也没有获得适当的考虑和充分的表明。此外我们相信，对于事态的发展银行与贷款者共同负有责任，……显然，工程和经济的需要驱动项目排斥了对人文与环境的关怀，……印度中央以及相关各邦……已经花费了大量的资金。谁都不想看到这些钱白白浪费，但我们还是要提出警告：对人文和环境代价没有充分了解的一意孤行会更加浪费。我们业已确定：项目中的缺陷显而为我们所易见，若仍要拼凑一系列有关项目执行的意见，那会是对我们自己不负责任。因此，我们认为，对银行而言最聪明的做法是撤离项目重新计议。银行增长策略的失败应当予以承认。”
这四位特立独行的年轻人知识渊博且十分敬业，他们为修复信念做了大量工作，而这一信念已被千百个被雇来做类似工作的贪污分子腐蚀了。
然而，世界银行仍不打算放弃，它继续为项目提供资金。独立评估发表两个月以后，银行派出Pamela Cox 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所作所为恰如摩尔斯报告告诫银行需要提防的那些。委员会提出一套胡乱拼凑的补救措施来奋力挽救项目的运作。1992年10月，在委员会的建议下，银行要求印度政府在六个月的期限内满足一些最起码的条件。就连这，政府还是有很多做不到。终于，1993年3月20日，世界银行撤出了Sardar Srovar项目。（实际上，印度政府为了挽回面子，在银行给他们的最后期限的头一天，即1993年3月20日，要求世界银行撤出该计划。）这就是该事件的详情与细节。.
此前从未有谁会想要把世界银行从某个项目中踢出去。最不想的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最贫穷的民族的一支杂牌军队。当时的世界银行总裁Lews Preston在访问印度期间从未想过要将这群人纳入其繁忙的日程。对于河谷里的这些人民来说，打劫世界银行曾经是、现在也是道德上最辉煌的胜利。
好景不长。古吉拉特政府宣告，它将自己筹集2亿美元的短缺资金把项目继续搞下去。在做评估期间，在它发表之后，河谷中人民与当局之间的对峙经久不衰，——羞辱、逮捕、警棍飞舞。时起时落的绝食斗争一旦得到根本就不兑现的搪塞就会停止。已经同意离开河谷被安置的人们开始从安置点回到他们的村庄。Manibeli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村子，是抵抗运动的神经中枢之一，该村的千百位村民参加了一次“雨季非暴力抵抗”（Monsoon Satyagraha）。1993年，水位上涨的时候一些家庭仍然留在家中，他们一只胳膊抱着柱子另一只抱着孩子拒绝离开。最后是警察强行把他们拖走的。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宣称，如果政府不同意重新评估项目，1993年8月6日一队激进分子将在水库涨水的时候把自己淹死在其中。8月5日，联邦政府组成另一个名为“五人小组”（注：Five Member Group，或FMG）的委员会来重新评估 Sarda Sarovar项目。
古吉拉特政府拒绝该小组进入古吉拉特。次年FMG提交了报告（一份“办公桌报告”）。报告默认了“独立评估”的严重担忧。但这也于事无补。什么都没改变。这只不过是邦政府又一个试探性的策略。它用委员会来杀人。
1994年2月，古吉拉特政府下令永久关闭大坝水闸。
1994年5月，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诉状，质问撒多撒罗瓦大坝的全部依据并寻求工程缓建。
在那年雨季，水库的水位上涨冲破了大坝朝外的一面，撞落了65,000立方的混凝土和35,000立方的石块，留下一个直径65米的大坑。河床电站被淹没。损失被保密了几个月，直到1995年1月才在报纸上出现报道。
1995年初，鉴于迁移民众的安置差强人意，最高法院勒令大坝工程暂停，等候通知。当时大坝的高度是平均海平面以上80米。
与此同时，在中央邦另有两座大坝开始建造：Narmada Sagar（若无此坝，撒多撒罗瓦的功效将减损17-30%）和Maheshwar坝。Maheshwar坝在撒多撒罗瓦坝的上游并与之相邻。Madhya Pradesh政府现在已与一家私有公司（S. Kumars公司）签订了一份《电力购买协议》，该公司的老板Kumars是印度的纺织大王之一。
撒多撒罗瓦地区的紧张气氛暂时得以缓和，战斗移向上游，移到Nimad富饶的平原上的Maheshwar。
最高法院的休庭使得河谷中的镇压明显放松。大坝工程停了下来，只是装模作样的安置工作还在继续。(内定为淹没地带的)森林继续被砍伐，卡车将木材拉走，迫使赖之为生的老百姓搬走。
尽管大坝还远未达到最终的设计高度，它对环境和沿河居住的人们却已经造成严重影响。
在大坝周围以及附近的村庄，疟疾的发病率提高了六倍。
离撒多撒罗瓦坝几公里的地方，一片巨大的沉积淤泥深及臀部两百多米宽，阻断了到河边的通道。女人们取水要绕道数英里才能找到路。奶牛和山羊陷在泥中死去。由于下游的屏障，激流周期不再有规律，部落民用的小独木舟也变得不安全。
在更上游的地方，淤泥沉积倒是还没有带来危害，但却有另一项危害。没有田地的人们（主要是部落民和贱氏民）传统上在干季河水退去时的肥沃的浅滩上种植稻谷、水果和蔬菜。在他们上游（贾巴尔普尔附近）的Bargi大坝的工程师们经常不加警告就从水库里放水，使得下游的水位突然上涨。数百个家庭的庄稼被数次冲走，让他们无以聊生。
突然间他们不再能信任他们的这条河。就像你爱的一个人精神病发作，任何一个爱一条河的人都能告诉你失去那条河有多么可怕多么疼痛。不过要是我一直这么情绪化下去会被打板子的，讨论更大的福利的时候没有伤感的余地，只能让事实说话。原谅我走神了。
Madhya Pradesh和Maharashtra两个邦的政府对迁离民仍是不闻不问。古吉拉特政府有一套安置政策（有文件），衬托之下那两个邦就显得老土了。它吹嘘说这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安置政策。该政策为失去土地从Maharashtra和Madhya Pradesh来的迁离民提供土地，并且承认“受侵占者”（通常是没有身份证照的部落民）的权利。然而，其欺骗性在于它如何确定“受项目影响”的资格。
事实上，古吉拉特政府甚至连内定淹没的本邦19个村的村民的安置问题都还没能搞定，那两个邦的226个村就更不用提了。这19个村的居民被分散到175个安置点，村民之间的社会联系被粉碎，社区被瓦解。
实际上，所谓的重新安置（除了少数几个“模范村”之外）依旧是残酷无情的空头支票。一些人得到土地，另一些人没有得到。一些人得到的土地石头多得没法种。一些人得到的土地积水多得没法排。一些人分得的土地虽然已由原先的主人卖给政府，但是政府还没给钱，所以已被土地的原主赶走。
一些被安顿在其它村落边缘的迁离民遭到主人村民的抢劫、殴打和驱逐。有几例是来自不同大坝项目的移民被分配给毗邻的土地。其中一例是，来自Ukai、撒多撒罗瓦、Karjan三个大坝的迁离民被安排在同一地区。除了他们相互之间为了水、牧地、职业等资源的争斗之外，他们还得与一群无地的佃农斗，因为分给他们的土地之前一直是这些佃农在为在外地主耕种，迁离民到来的时候这些土地已被卖给政府。
还有另一类迁离民，——他们的土地被政府拿去作安置点。在这些可怜人当中竟然也有啄序（pecking order） ，——撒多撒罗瓦的“被剥夺者”比其他“被剥夺者”更气派，因为他们不时地出现在媒体新闻中并且在法院有个案子。（在其它发展项目中，没有出版物、没有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没有法庭诉讼，也就根本没有任何记录，那些迁离民了然无痕。）
在几个安置点，人们被倾倒在一排排的镀锌波纹瓦顶的棚子里，这些棚子夏天像火炉冬天像冰箱。有些棚子搭在干河床上，雨季一来就顺着激流漂走了。我到过一些这样的“安置”点。我看过另一些安置点的影像镜头：打着漩的水涌入铁皮家中，颤抖的孩子像鸟一样的蹲在床沿上。惊恐、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坛坛罐罐被水流从门洞带走漂向洪水淹没的田野，瘦弱的父亲游泳去追。
洪水退去留下一片狼藉。疟疾，腹泻，病牛陷在泥沼中。老房子的柚木房梁被拆下来，仔细的叠放起来，像是一些无法实现的梦, 它们已经发泡、腐朽，不能再用。
有40户从Manibeli搬到Maharashtra的一个安置点，头一年就死了38个孩子。
今天的报纸（1999年4月26日的《印度快报》）上有一则报道说，一周之内，单是一个古吉拉特的安置点就死了九人。如果你算一算的话，那就是每天要死1.2875个受工程影响民众。.
在那些被安置的人当中有许多先前一直生活在密林中，几乎不接触金钱和现代世界。突然间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做这样的选择：要么饿死，要么走几公里去到最近的城镇，坐在集市上，（无论男人女人）像卖东西一样把自己当劳动力出卖。
原先他们需要的每样东西都能从森林中采集得到，包括食物、燃料、饲料、绳索、口香糖、烟草、牙膏、草药、建材；现在他们一天挣10到20卢比来养家糊口。原先他们有一条河，现在有一个手压水泵。在他们昔日的村庄，他们没有钱，但是生活却有保障。要是老天不下雨，他们有森林可以找吃的，有河可以捕鱼，牲畜是他们的定期储蓄。现在这些全都没有了，只有让他们揪心的穷困潦倒。
在Vadaj Baroda附近我走访的一个安置点，一个和我说话的男人抱着他生病的婴儿摇晃着，婴儿睡着的眼皮上爬满了苍蝇。孩子们簇拥在我们周围，一边提防着不让自己裸露的皮肤被棚子灼热的铁皮墙烫伤，他们把这棚子叫作“家”。那个男人一时间完全忘记了宝宝的病痛，向我介绍以前他在森林里摘的水果。他数出了48种。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孩子们再也吃不起水果了，除非他去偷。我问他宝宝得的什么病，他说宝宝有如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好。我问宝宝的妈妈怎么想。她不回答。她只是发呆。
对这些被安置的人来说，每件事情都必须重新学习。每件小事，每件大事：从拉屎撒尿（可以藏身的树丛没有了，该到哪儿去方便？）到买张公交车票，到学习一种新语言，到弄懂钱是怎么回事。最糟糕的是，学习作恳求者，学习服从命令，学习有主子，学习随叫随到。
除所有这些之外，一旦他们有了任何特殊问题，还必须学会作（一式三份的）书面陈述交给困难补救委员会 或者 撒多撒罗瓦 Narmada Nigam。最近，有3,000人为他们的处境上访德里，坐了通宵的火车，住在灯红酒绿的大街上。总统不会见他们，因为他一只眼睛发炎了。社会公正与授权部部长Maneka Gandhi不会见他们，她只要一份书面陈述（亲爱的Maneka，请不要建造大坝，爱您的，人民）。当这份陈述交到她手中的时候，她训斥说，这小小的代表团竟然不用英文写。
从丰衣足食自由自在一下子变得一贫如洗还套上一个你全然无知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交给你的笼头，你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会想要拿你果阿海滩上的房子去换一间Paharganj的牛棚吗？不想？难道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也不想吗？
诚然，不仅仅是某个邦的行政部门，任何一个邦的行政部门都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实施对如此脆弱的人群的安置。这就像用一大把修枝剪刀剪一个婴儿的手指甲，你不可能不剪到手指头。用土地换土地听起来像是合理的交换，但是你如何兑现？你如何能够将200,000人（官方一厢情愿的保守估计）——其中有117,000人是部落民——连根拔起再将他们十分人道地安排在另一个地方?在一个寸土必争的国家，在一个法庭上有待审理几乎所有案子都与土地争端有关的地方，你如何保持他们社区的完好？
等着接受这些完好社区的妙曼的未被占用的可耕地在哪里？
答案很简单：根本没有。即便是为了这一座大坝的“官方”迁离民也没有。
其余的三千二百九十九座大坝又该怎么办？
剩下的成千上万以待灭绝的“受工程影响民众”怎么办？是不是只要在他们的门上画上六角星就万事大吉了？
位于Madhya Pradesh的Nimad平原的Jalud是Maheshwar水库大坝将要淹没的六十个村的头一个。Jalud不是一个部落村，因此与那些被每个普通印度教徒村落蹂躏的那些不体面的种姓分支相隔绝。这些拥有土地的农场主（他们具有“受工程影响民众”资格）中的大多数是拉其普特人。他们经营着可算是印度最肥沃的土地。他们的家中堆满了小麦、鹰嘴豆和大米。他们自豪地说，要不是有这出悲剧，在他们土地上种出的东西能令你眼红。他们的房屋已经在大坝工地爆破的冲击波下开始出现裂缝。
12个家庭，其中大多数是贱氏，曾在大坝工地附近拥有的小片土地被征用了。他们告诉我，在他们反抗的时候，他们的水管被灌进水泥，尚未收割的庄稼被推土机铲平，警察以武力占领了那些土地。12个家庭现在全都没有土地，全都在打工。
Jalud人将要搬去住的那个地方是不靠近河流的几公里的一个内陆地带，与之相邻的主要是贱氏民和被称作Samraj的部落村。我见过已为Jalud人做出标记的这片宽阔的土地。它是一个坚硬、多石的小丘，长着短粗的野草和灌木，其上盖着薄薄一层淤泥，这是卡车运来倒在这里再摊开的，为的是让它看起来像富饶的黑色棉田土。这片土地包含着如下的故事：经S. Kumars（由纺织大亨变身的国营建筑商）提议，地方当局得到了这个小丘，它实际上属于Samraj人，是村里的公共牧场。不仅如此，10个贱氏村民的土地也被征用了。当局没有支付补偿。
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他们的牲畜，他们却不得不卖掉山羊和水牛，因为从此无地可以放牧。剩下的唯一收入来源位于（曾经位于）村边一个小湖的堤岸上。夏季，当水位退去的时候，会留下一圈浅薄肥沃的淤泥，村民们在上面种稻谷、甜瓜和黄瓜。
那个S. Kumars挖走了这些淤泥，拿去抹在那（Jalud人不想要的）多石的牧场上当化妆品。湖堤从此变得陡峭，没法耕种。
已经是很贫困的Samraj人就要饿死了，照相的机会已为德国投资商和印度法院以及其他有心的路人准备好了。
印度的运转便是如此这般。这就是Maheshwar大坝的创世纪。这就是头一个村庄的故事。其它五十九个村将会如何？让厄运追随这座大坝吧。让推土机仰仗纺织大亨吧。
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为这样的行为开脱。
此情此景之下，即便只是有意参与有关“安置”的争论，也铁定是朝着置“公正原则”于不顾迈出了第一步。
为了获取（或假装获取）4千万人的饮用水而重新安顿20万人，——在这个运算的尺度当中有着某种大错特错的东西。这是法西斯数学。它扼杀故事，棒打细节。以其编造的华丽幻象，它想方设法蒙蔽有良知的人们。
我（1999年）3月末抵达纳尔默达银行的时候，最高法院已经在一个月之前就突然撤销了关于撒多撒罗瓦大坝工程暂停的判决。先前我已读过几乎所有我能得到的文件（所有那些“机密”的政府文件）。对土地的分布我有清晰的概念，——关于什么事情发生在哪里什么时间都有什么人我了如指掌。故事就像一部悲剧电影幕幕映入我的眼帘，其中的演员我都已见过。倘若不了解它的历史，我会什么都搞不懂。由于在那河谷中的故事之中还有故事，很容易陷入他人悲痛的泥沼因愤怒而视线模糊。
我的旅程在Devadia Colony结束，这里是万恶之渊薮。三十八年前，古吉拉特政府决定在这里修建大坝开工所需的基础设施：宾馆、办公区、工程技术人员的宿舍食堂、通往大坝工地的道路、建材仓库。
它位于现在是撒多撒罗瓦 水库和“奇迹运河”的一座山的山头上，这条运河是古吉拉特的“生命线”，它将去滋润千百万干渴的喉咙。
谁都不知道这个Kevadia Colony，但它却是进入这个世界的钥匙。只要你去到那里，秘密定能揭开。
1961年冬季，一个政府官员来到一个名叫Kothie的村子，他告诉村民们，需要用他们的一些土地来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停机坪。几天后来了一台推土机，铲掉了一片尚未收割的庄稼。村民们在政府的人拿来的文书上签了字，得到一笔钱，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赔偿他们被毁掉的庄稼。停机坪弄好后，一架直升机着了陆，首相尼赫鲁走了出来。大多数村民都看不见他，因为他被警察团团围住。尼赫鲁讲了话。然后他按了一个按钮，河对岸传来一声爆炸。爆炸之后他飞走了。这便是撒多撒罗瓦大坝初次下凡的开幕式。
尼赫鲁会不会知道当他按下那个按钮的时候他就放出了一个梦魇？
尼赫鲁走后，古吉拉特政府神气活现地来了。它从六个村的950个家庭搞到1,600英亩土地。这些人是Tadvi 部落民，但是由于他们的村落邻近Baroda市，所以他们对市场经济方式并非全然无知。他们接到通知说，会付给他们现金补偿并且给他们大坝工地上的工作。于是噩梦开始了。卡车和推土机隆隆驶入。森林被放倒，未收割的庄稼被摧毁。所有的事情都卷入了吉普车、工程技术人员、水泥和钢铁造成的漩涡之中。Mohan Bhai Tadvi眼睁睁地看他种着高梁、木豆和棉花的土地被铲平。一夜之间他成了一名无地的劳工。三年以后他收到分三期付给的每英亩250卢比的现金补偿。
Dersukh Bhai，也就是 Vesa Bhai的父亲得到3,500卢比作为他的房子、种有庄稼和树木的五英亩土地的补偿。他记得，当时他还是个孩子，父亲牵着他的手步行到Rajpipla（区政府所在地）去。他记得当他们被叫进区长办公室时他们害怕极了。按照吩咐他们交出补偿通知书并在收据上签字。他们不识字，不知道收据上写的是多少钱。
每个人都必须到Rajpipla去，但是每天只叫一个人去，所以他们不能互通情况，不能比较补偿的钱数。
渐渐地，在尘土和推土机当中，一个让人令人不快的、散漫的轮廓出现了。这就是Kevadia Colony. 一排排丑陋的公寓，办公室，宾馆，马路。全都是大坝建设粗俗的基础设施。村民们的房子被拆掉，搬到这个聚居地的边缘地带，他们成了自己的土地上的擅自占住者，直到现在。滋事者受到警察和建筑公司的胁迫。村民们告诉我，承包商的总部里有个监禁室，就像警察局里的那种，反抗的村民被关进去，还遭到殴打。
在古吉拉特的安置政策中，因建造Kevadia Colony而被赶走的人不算“受项目影响者”。
他们当中有些人给官员当仆人，有些人在宾馆当侍者，宾馆就盖在这些人自己的宅基地上。还有比这更辛酸的吗？
那些尚留有土地的人试图种这些地，但是Kevadia市政当局不知从哪里学来个名堂——弄些猪来吃散落在街上的垃圾，这些猪会游荡到村民的田地里糟蹋他们的庄稼。
三十年后，1992年，当局向每个家庭开出每公顷12,000至36,000卢比的价格让他们离家滚蛋！然而当初拿走的土地还有40％仍在闲置。政府拒绝归还这些闲置的土地。从Deviben——她现在是个寡妇——手里拿来的十一英亩被转给了Swami Narayan 信托机构（一个很大的教派）。用其中的一小部分，该信托机构办了一所小小的学校，剩下的由Deviben耕种，在隔着铁丝网的注视下耕种。在从Gora村拿到的200英亩土地上，村民们被赶走，盖起了公寓楼。这些公寓闲置多年。最后政府以象征性的费用将它们租给了大坝承包商Jai Prakash 联合会。村民们说，这个联合会私下里以每月32,000卢比将之转租出去。（Jai Prakash 联合会是全国最大的大坝承包商，真正的国营建筑商，拥有德里的Siddharth洲际大酒店 和Vasant 洲际大酒店。）
在一块大约30英亩的地面上有一座被水库淹没的古代Shoolpaneshwar神庙的滑稽的水泥“复制品”。同样的政治阵势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血腥的中世纪梦魇，——它为了发掘一座并不存在的神庙执意毁掉一座古老的清真寺，它淹没一条神圣的朝圣之路以及被膜拜了千百年的千百座神庙，在它看来这些都稀松平常。
它毁掉神圣的山岗和小树林，毁掉那些被膜拜的地方，毁掉那些部落民的鬼神的古老家园，在它看来这些都稀松平常。
它淹没一座产生化石、细石器和岩画的河谷，据考古学家考证，这是印度唯一一座含有对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具有不间断的人类居住的记录的河谷，在它看来这都稀松平常。
你还能说什么？
在Kevadia Colony，最最野蛮的笑话是野生动植物博物馆。Shoolpaneshwar 禁猎区诠释中心会就政府如何致力于保护自然迅速给你一幅完整的画面。
撒多撒罗瓦水库大坝达到预定高度的时候将要淹没大约13,000公顷的一流的森林地带（预料行将淹没，这片森林多年前就开始被疯狂砍伐了）。环境保护主义者和自然保护主义者曾就淹没将造成的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损失程度提出过十分正确的警告。为减轻这一损失，政府决定扩大河流以南跨越大坝的Shoolpaneshwar 野生动物禁猎区的范围。他们制定了一个轻率的方案，该方案设想被淹没的森林中行将淹死的动物游泳来到拟将为他们创造的“野生动植物走廊”并且在新的改良过的Shoolpaneshwar 禁猎区安家。也许，只有人类活动受到限制、传统的森林资源使用权加以缩减，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才能得以保护和维持。在Shoolpaneshwar 禁猎区的疆土内，有101个村的4万部落民靠这森林为生。他们将被“劝”离。他们不在“受项目影响者”的定义范围内。
他们将去哪里？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吧。
无论在真实的世界中他们有些什么烦恼，在Shoolpaneshwar 禁猎区诠释中心，部落民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整整一间屋子。墙上挂着笨拙的木雕——政府认可的部落艺术，贴着写明“部落艺术”的标签。屋子中央有一座真实尺寸的茅草屋，它的门敞开着。罐子在火上，狗在地板上睡得很香，一切相安无事。屋外有部落先生和部落太太欢迎您。这是一对纸做的矮胖的男女，他们在微笑。
微笑。他们甚至连愤怒都得不到恩准。这是我过不去的一道坎。
哇噢，有没有搞错？难道他们的微笑就不会是发自国族自豪感的自然流露吗？难道不会是为了滋润千百万干渴的古吉拉特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满溢的欢乐？
二十年来，古吉拉特人民一直等着他们信任的奇迹运河会给他们带来水。多年来，古吉拉特政府都将邦政府灌溉预算的85%投入到撒多撒罗瓦 项目中。为此，每一项较小、较快、地方性的、更切实可行的计划都靠边站了。一次次的竞选都靠“水票”赢得胜利。每个人的希望都盯住奇迹运河。她能圆古吉拉特的梦吗？
从撒多撒罗瓦大坝开始，纳尔默达河流经180公里富饶的低地在Bharuch入阿拉伯海。奇迹运河所要做的或多或少是要让这条河改道，将其流向向北扭转几乎90度。对于一条河来说这可是非同小可。Bharuch的纳尔默达河口是鲥鱼最后的著名繁殖地之一，要参选印度最受人欢迎的鱼的话，这种鱼可算是最热门的竞选者。Stanley大坝消灭了南印度Cauvery河里的鲥鱼，巴基斯坦的Bhulam Mohammed大坝毁掉了这种鱼在印度河的产卵区。像鲑鱼一样，鲥鱼也是溯河产卵的，——在淡水里诞生，两三岁时游向海洋，然后再回到河里产卵。水流量的剧减，再加上由于大坝的拦截、沉积作用而引起的水的化学成分改变，将彻底改变入海口的生态并改变淡水与海水的精细的平衡，这肯定要影响鲥鱼的产卵。如今（大坝完工之前），纳尔默达河口产13,000吨鲥鱼和淡水虾（它们也在咸水里繁殖）。一万个渔民家庭以此为生。
摩尔斯委员会曾惊恐地发现对下游环境竟然没有做过任何调查研究，——有关河流生态系统、其季节变迁、生物种属或者其资源利用模式可供参考的的文件一概全无。大坝建设者连大坝会给人民与下游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都全然不知，更别提有关减轻影响需采取的的步骤的见解了。
政府只是说，在水库里放孵化产卵的鱼能够减轻鲥鱼渔业的损失。（谁将控制水库？将由谁把商业性的捕鱼权授予出高价的顾客？）然而扯后腿的是，迄今为止，科学家们还没有想出人工繁殖鲥鱼的办法。鲥鱼的饲养取决于获得野生成年鱼的卵，但是其可能性已完完全全被大坝给抹杀了。诸大坝即便不是灭绝了也是使得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淡水鱼类濒危。
好吧！出道测验题：40,000渔民老乡将会去哪里？
将答案用电子邮件发送至“政府在乎.com”
冒着失去读者的风险（我被警告过几次：“你怎么能写水利灌溉呢？谁他妈的会对这有兴趣？”），让我来告诉你们奇迹运河是什么，以及她想要成就什么。如果你想从“铁三角”攥得出汗的掌心中夺回自己的未来，就感点兴趣吧！
印度的大多数河流是雨季河（monsoon-fed）。大约85%的流量发生于多雨的几个月内——通常在六至九月间。建造大坝，即水利大坝的目的在于将雨季的水储存于其水库中，然后在当年其余的时间里有规划地使用这些水，通过水渠系统将之配给到干旱的土地上去。以水渠网络灌溉土地的区域被称作水坝控制区。原本只习惯于在雨季灌溉的水坝控制区，它的整个生态系统只为每次的雨季到来而生，如今面对全年不间断的灌溉它又该如何应对呢？终年不断的水渠灌溉之于土壤大致相当于促蛋白合成类固醇之于人体。类固醇能够把一名普通运动员变成奥运奖牌得主，常年不断的灌溉可以把每年只能收一茬的土壤转变为能收数茬的土壤。农民传统上只种不需要很多水的作物（玉米、小米、大麦以及很多豆类作物）的土地突然间产出了喝水大王的经济作物——棉花、稻谷、大豆，以及王中王（就像那些有鳍的50年代的轿车）甘蔗。这便完全改变了这一地区的传统作物模式。人们不再种他们吃得起的东西，开始去种他们只能卖得起的东西。他们一旦把自己与“市场”连上了，便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
不幸的是，从生态角度看，代价是有毒的。即便市场能够经久不衰，土壤却不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变得贫瘠到了支撑不了对其额外需求的程度。渐渐地，就像用类固醇的运动员变为病弱一样，土地也在衰退乃至耗竭，农业产量开始急转直下。在印度，井水浇灌的土地的产量现在已几乎是水渠灌溉的土地的产量的两倍。某些种类的土壤比另一些更不适合常年灌溉。常年水渠灌溉提高了地下水位。当地下水向上运动通过土壤的时候，水要吸收盐分。盐水凭借毛细作用被引至土表，于是土地积水。这些“积聚的”水再被植物吸入并呼出进入大气，导致土壤含盐度进一步提高。当土壤的含盐度达到1%时，土壤就变得对植物有毒了。这便是所谓的盐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世界上经水渠灌溉的土地有五分之一已盐化。
到八十年代中期，巴基斯坦37,000,000公顷经灌溉的土地中有25,000,000公顷据估计要么盐化，要么成为水渍地，要么两者皆有。在印度，估计的数额在6百万到1千万公顷之间不等。根据“机密”政府研究，撒多撒罗瓦大坝控制区内有超过52％的土地有水渍地和盐化的倾向。
噩耗还不止如此。
全长460公里、混凝土铸堤的撒多撒罗瓦奇迹运河，及其75,000公里的支流运河和小支流运河网络旨在灌溉横跨12个地区的总面积为两百万公顷的土地。Kutch和Saurashtra地区处在这个网络的最末端。
这个运河系统是给这个地区本已有的天然排水模式武断地强加了一个混凝土栅栏。这就仿佛是要重组叶面上的叶脉。当一条运河切断了一个天然排水沟，它就会堵塞季节性水的自然流向，然后引发水渍地的产生。工程学的解决办法是，规划该地区的天然排水渠道模式，并用一个与运河配套建设的、人工的、替代性的排水系统来取代天然模式。问题是，你能想象出这么一来得花多少钱。排水的成本并没有作为撒多撒罗瓦工程的一部分而包括在其中。在大多数灌溉项目中通常都不包括排水系统。
大卫. 霍普，世界银行南亚地区副总裁，承认世界银行一般不会把排水系统的成本包括进它的南亚灌溉工程中，因为灌溉工程如要附带上足够的排水系统的话经济上会成本过高。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配备足够排水系统的开销是灌溉的五倍。世界银行对此问题的解决措施是只投入灌溉系统，然后等着土地盐化和水渍地的接踵而至。当钱都花光了，土地荒废了，人民绝望了，谁会在此时突然出现？什么？睦邻友好的银行家！他衣袋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不会正是给排水工程的贷款吧？
在巴基斯坦，世界银行提供贷款修建了印度河上的Tarbela（1977）和Mangla（1967）两座坝。水坝灌溉区如今已成了水渍地。现在，世界银行贷款785,000,000美元给巴基斯坦的排水工程。在印度的Punjab和Haryana，它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没有排水的灌溉系统就像一个没有血管的大动脉。真他妈的就是个废物。
自从世界银行从撒多撒罗瓦工程撤出后，排水的钱从哪来就变得不那么明朗了。这并没有阻止政府继续运河的工作。结果是，甚至大坝还未准备就绪，奇迹运河还未开始运行，一滴灌溉的水都还未开始输送，水渍地已经开始产生了。受影响最严重地区就是重新安置定居点。
撒多撒罗瓦灌溉计划的规划者和以往工程的规划者不同。至少，他们承认水渍地和土地盐化是个问题，而且有待处理。
他们计划在大坝控制区内每100平方公里就安装一系列的地下水电子感应器。（这需要1,800个地下感应器）这些感应器与中央电脑相连，该电脑能分析数据并传送指令给运河的渠道停止水流向有迹象产生水渍地的区域。一个包括“只灌溉”、“只排水”和“灌溉附加排水”的管井网络即将落成，并由中央电脑同步操控。盐渍水会被抽出，与经过电脑计算的适量淡水相混合，然后再循环进入地上和地下的排水网络（为此需要更多的土地）。为了实现此灌溉效率，他们声称，根据Kalpayriksh的Rahul Ram博士的一项研究，82％流经奇迹运河的水将会被再度抽出。
他们之前从未实现过一个电子灌溉计划，甚至是试行计划都没有做过。他们从未想到过，可以先在一些已经恶化的土地上做试验，看看可行与否。不，他们会用我们的钱给两百万公顷的土地安装，再来看看是否奏效。要是不奏效呢？要是不的话，对规划者来说无关痛痒。他们依然领同样的薪水。他们依然拿着退休金和他们的赏钱，还有从一份对一个民族肆意破坏的工作上所能领到一切的东西。
这怎么可能奏效？就像是用火箭把科学家送入太空去给一只麻烦的奶牛挤奶。如果他们都无法在不损毁庄稼和人民的前提下铸河堤的话，他们又如何能运作这样一个巨型的电子灌溉系统呢？
他们又如何防止下雨时大坝一点点地溃决呢?
引用一句他们自己研究报告的话，“在以上情况下，融合地下水和地表水的设计、实施与管理相当复杂”。
确实如此，这还只是保守说法。他们对如何应对这种复杂情况的建议是：
“只有当所有的地下水和地表水供应都有单一的权力机构控制时，才有可能实施此系统。”
啊哈！
此时事情开始初见端倪。谁会拥有水？单一权力机构。谁来卖水，单一权力机构。谁从卖水中获益？单一权力机构。单一权力机构已有了计划，它会按升来卖水，不是卖给个人，而是卖给农民合作社（该组织尚不存在，但单一权力机构会创建此类合作社，并逼迫农民们合作）。用电脑控制的水，可不像普通河水，那是很贵的。只有负担的起人才能拥有。
渐渐地，大农民会把小农民挤出去，整个连根拔循环又再从头来过。
单一权力机构由于拥有电脑控制的水，于是他们会决定由谁来种，以及种什么。据说，将会不准使用电脑水的农民栽种甘蔗，因为这样会用干运河下游几百万饥渴民众的水。但单一权力机构已向运河上游的十家大型蔗糖厂颁发了执照。更早些时候，单一权力机构称仅有30％的Ukai大坝控制区域被用于甘蔗种植。但实际情况是75％（其中30％的土地是浸满水的）。在Maharashtra，多亏了单一权力机构的一个分支 － 很有政治势力的蔗糖游说团 － 甘蔗占用了这个地区十分之一的灌溉土地以及一半的灌溉用水。
不仅仅是甘蔗种植，单一权力机构最近宣布了一个建设一系列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和水上公园的设想计划，这一切都伴随着奇迹运河而孕育而生。究竟有什么理由能来证明这些设施的合理性呢？
单一权力机构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筹集资金以完成该工程的方法。
我深深地为Kutch和Saurashtra的几百万民众感到忧虑。
他们真能得到水吗？
首先，我们得知道，水远比单一权力机构所声称得要少。
其次，要是没有Narmada Sagar坝，撒多撒罗瓦的灌溉能力还会降低17％－30％。
第三，奇迹运河的灌溉效率（即：该水利系统所能运送的确切水量）被武断的定为60％。在印度，考虑到系统的渗漏和地表水的蒸发，最高灌溉效率为35％。这就意味着，只有一半的大坝控制地区会得到灌溉。哪一半呢？当然是上游的那一半。
第四，河水要到达Kutch和Saurashtra，奇迹运河要流经那十个蔗糖厂、高尔夫球场、五星级酒店、水上公园。
第五，就算假设（100％的假设）水能够到达，那也得先装上管道，然后传送到尚在等待的八千个村庄里。
要知道，世界上有十亿人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其中8亿5千5百万住在农村。那是因为要给四处分散的村庄提供饮用水，就得安装一个由几千公里的管道、导水管、水泵，和水处理工厂构成的能源密集型网络，而这个成本是令人望而却步的。没有人建坝是为了给乡下人提供饮用水。没有人能负担得起。
当摩尔斯委员会第一次抵达古吉拉特邦时，古吉拉特政府要为如此偏远的农村提供饮用水的决心，令他们印象深刻。他们要求看一看详细的饮用水计划。
当时没有。（现在依然没有）。
他们问是否已计算出成本。“几百亿卢比吧。”回答得如此漫不经心。十亿美元是某个专家经过计算的猜测。这不包括工程本身的成本。那么，这些钱从哪儿来呢？
没关系，只管开口。
有意思的是，Farakka堰把水从Ganga导流到了Calcutta港，使得居住在下游孟加拉国的4千万民众的饮用水量减少。
有些时候，爱国主义的有些表现是如此精准，在数据上如此令人心寒。
建一座坝把水从4千万人那里夺走。建一座坝假装给4千万人带来水。
这些统治我们的神是谁？他们的权力难道没有极限？
我在河谷见的最后一个人是Bhaiji Bhai。他是来自Undava Tadvi部落的一员，这个部落是政府为奇迹运河及其75,000公里的网络系统征地的首批村庄之一。Bhaiji Bhai为了奇迹运河失去了他19英亩土地中的17英亩。运河冲毁了他的土地，700英尺宽的运河，两岸是走道、陡坡、倾斜的河堤，就像一个为巨型自行车而建的室内赛车场。
运河网络影响了超过20万个家庭。人们失去了水井和树木，运河把房子和农田分隔开，迫使人们得走两、三公里走到最近的桥，然后在河对岸又得往回走上两三公里。23,000个家庭，或者说十万人，像Bhaiji Bhai一样，会受到严重影响。他们算不上“受工程影响群众”，也无权得到补偿。
像他在Kevadia的邻居们一样，Bhaiji Bhai一夜之间变成了贫民。
Bhaiji Bhai和他的村民被迫挤出微笑，微笑的照片收入了政府挂历。Bhaiji Bhai和他的村民拒绝如此的恩典。Bhaiji Bhai和他的村民被他们当作是自己祖国的国家像臭虫一样踩扁。
我到他家是已是深夜了。我们坐在地上，在黯淡下去的天光里喝着甜茶。他说话时，我头脑中浮现出一个回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不出为什么。我觉得我以前见过他。后来我意识到是这么回事。并不是我认出了他，而是我记得他的故事。我在十年前河谷里拍摄的一部老旧记录片中见过他。他现在孱弱了许多，胡子也随着年纪变软了。但他的故事没有老。它依然年轻充满激情。他讲故事时的耐心让我心碎。可以看出他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期待着，祈祷着，有一天，经过Undava的其中一个陌生人是好运的化身，或是上帝。
Bhaiji Bhai, Bhaiji Bhai，你何时会愤怒？你何时会停止等待？你何时会说“我受够了！”然后拿起武器，无论这武器是什么？你何时会爆发出你所有的、激荡的、威慑的、无敌的力量？
你何时会打破你的信念？你会打破这种信念吗？还是让这信念打垮你？
* * *
要让一头野兽慢下来，你要打断它的四肢。要让一个国家慢下来，你要摧毁它的人民。你展现出了对人民命运的绝对支配。你明示出了最终是由你来决定谁生、谁死、谁兴、谁灭。为了呈现你的威力，你炫耀一切你能做到的事，而且是轻而易举地做到。你是如何发动战争，或是诉诸和平。你是如何把一条河从一方那里攫取又赠与另一方。你是如何绿化一片沙漠，或是伐倒一片树林，又在别处种上一片树林。你用一种反复无常粉碎了一个民族对古老的东西的信仰 － 土地、森林、水、空气。一旦这么做了，人民还有什么呢？只有你。他们会求助于你，因为你是他们的全部。他们会爱你，即使他们鄙视你。他们会相信你，尽管他们充分了解你。他们会投你的票，就算你掐住他们脖子挤出最后一口气。你给他们喝什么他们就喝什么。你让他们呼吸什么他们就呼吸什么。你把他们的家当扔在哪儿他们就在哪儿生活。他们不得不这样。他们还能怎样呢？他们没有一个更高法院来为他们争取补偿。你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你是法官，你是陪审团。你是整个世界。你是上帝。
权力的巩固不仅仅是靠它所能摧毁的东西，还要靠它所能创造的东西。不仅仅是看它能带走什么，还要看它能带来什么。弱势的加剧不仅仅在于那些被剥夺的人的绝望，还在于那些获得的（或是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获得的）的人的感恩。
这种冷酷的当代权力模式埋伏在貌似民主的制度中那些貌似崇高的章程里。它由那些由貌似自由的民众选举产生的代表所掌控。然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哪个一个人类文明，在没有国王，没有暴君，没有独裁者的情况下，还能如此通畅的运用这些统治武器。
一天又一天，一条又一条的河，一个又一个的森林，一座又一座的山峦，一颗又一颗的导弹，一个又一个的炸弹，我们还在懵懂之时，已经被摧毁了。
大坝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如同原子弹对于一个军火库一般重要。他们都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们都是政府用来操控自己民众的武器。它们都是二十世纪的时代象征，标志着人类的智慧已经超越了生存的本能。它们都是文明自我毁灭的可怕信号。它们意味着切断了人类与他们所居住的星球间的纽带，不仅仅是纽带，而是一种相互理解。它们搅乱了人们对蛋与鸡，牛奶与奶牛，食物与森林，水与河流，空气与生命以及土地与人类生存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认知。
我们还能再次理清这些关系吗？
也许吧，一寸接一寸，一个炸弹再一个炸弹，一座坝又一座坝。也许吧，用具体的方式打每一个具体的战。我们可以就从纳尔默达河谷开始。
今年的七月会带来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次季风。纳尔默达河谷的褴褛大军已宣布，当撒多撒罗瓦水库的水漫过它们的田地和家园时，他们不会搬走。不论你对这座大坝爱恨与否，不论你想要与否，你都应该知道代价是注定要付出的。你要有足够的勇气看着款是要付的帐是要结的。
我们来付款，我们来结帐，不是他们。
加入战斗吧。
阿兰达蒂?洛伊
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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