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布什（左）与罗伯特·佐利克握手。 美国总统布什当日提名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出任世界银行行长，接替因“女友门”事件而辞职的保罗·沃尔福威茨。 新华社/法新
美欧依旧把持最高领导职位
９月２８日，５８岁的法国前财长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被推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总裁。此前的６月２５日，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批准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当选新一任世界银行行长。这样世界银行仍由美国人执掌，而ＩＭＦ也仍由欧洲人当家。
按照惯例，世行行长由世行最大的股东国美国提名，并由美国人担任。澳大利亚人沃尔芬森当年就为当世行行长而加入了美国国籍。今年５月，沃尔福威茨声明辞职后，媒体即刻列出的候选人名单清一色都是美国名人，布什总统也表示"让美国人管理世界银行更好"。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官员认为美国盘踞世行行长的时代应当宣告结束，世行的改革首先应从领导人的选拔机制入手，然而最终还是美国的提名获得通过。
在世行行长出现更迭后，ＩＭＦ也面临新一任总裁的选择。前任总裁西班牙人罗德里戈·拉托于６月２８日称因"个人原因"而决定在今年１０月份提前离职，而其任期本应到２００９年５月结束。
世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是惯例，而ＩＭＦ总裁一职６０多年来一直由欧洲人把持也是传统。在这一问题上，美欧高层一向相互支持。在拉托提出离职后，没有迹象表明欧洲会放弃ＩＭＦ总裁这一重要职位。事实上，欧盟２７国财长在７月１０日已基本同意推举法国前财政部长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接任ＩＭＦ总裁。然而，在欧盟此次推举ＩＭＦ新总裁的过程中，欧洲的做法正在遭受来自各方的越来越多的质疑。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求ＩＭＦ总裁应当通过公开竞争来选拔，认为由欧洲人出任的传统已经威胁到了ＩＭＦ作为全球经济组织的权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包括英国财政大臣、ＩＭＦ前任总裁以及ＩＭＦ前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欧洲内部人员也对美欧分别把持世行和ＩＭＦ的现状颇多微词，认为拥有众多成员国的世行和ＩＭＦ应当重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ＩＭＦ总裁应当任人唯贤，而不应仅局限于欧洲人。
最高领导人亟须"海选"
世界银行是１９４５年成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ＩＢＲＤ）的通称，１９４８年后转向从事世界性的经济援助，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确立了消除贫困的宗旨。同样成立于１９４５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宗旨是维护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将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以及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作为首要目标。然而，世行和ＩＭＦ非但没有很好地贯彻其宗旨，反而面临种种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有６０年历史的两个国际经济组织都迫切需要改革。而其中亟待改革的重要一环就是成员国之间权力和地位的平衡。
依照世行的运作方式，在重大事项的表决上，成员国按照所持总票数的多少来行使权力。按目前的规定，每个成员国均有２５０票的基本投票权，此后每增加１０万特别提款权的认股金，就增加一票。世界银行现有 １８４个成员国中，西方七国集团（Ｇ７）占有的投票权高达４０％，仅美国一家就有１６．３８％。在重要决策需要８５％以上多数票通过的规定下，美国就可以否决任何一项决策的通过与实施。因此，世行行长长期由美国人把持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发达成员国和发展中成员各国权力地位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既无太大的发言权，也无缘担任行长一职，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也就很少得到重视；世行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西方少数大国的意志强加到受援国身上，从而使其帮助受援国开发经济、减困的作用大打折扣。
ＩＭＦ成员国的地位同样失衡。目前，欧盟拥有ＩＭＦ３２．２％的投票权，美国和日本各拥有１７．４％和６．２％。在ＩＭＦ执行董事会的２４个成员中，七个来自欧盟。这些国家不仅坚持继续占有比例过高的代表席位，还坚决要求在挑选ＩＭＦ总裁方面拥有最终决定权。这种体制不可避免地会使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怀疑ＩＭＦ在处理金融危机和设定紧急贷款的限制条件方面的合法性。
投票权改革已露头
为使世界银行、ＩＭＦ这两大国际经济组织能很好地履行职责、贯彻宗旨，改革现有的投票权分配模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其中，ＩＭＦ的改革已初露端倪。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８日，ＩＭＦ的１８４个成员国投票通过了增加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基金份额的决议，从而使这四个国家在该组织中拥有更多的投票权。根据该决议，中国在ＩＭＦ中所占的投票权由２．９８％提升至３．７２％，排名由第八位上升至第六位。如果中国在ＩＭＦ的话语权真能由此增加，那么中国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欧美在援助其他国家时额外增加的特殊条款，使ＩＭＦ宗旨得到更好地贯彻实施。然而，中国投票权比重的提高，更多的是表明中国国际地位及其影响力的逐渐提高；在国际金融舞台的话语权方面，投票权增加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美国方面却刻意宣扬中国获得的表决权是由美国出让的，其目的在于换取中国在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上的合作，允许人民汇率自由浮动。由此可见，中国要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就必须付出美国所希望的代价。而将手中的表决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以求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是中国更好的选择。
除了投票权更合理的分配外，对于世行和ＩＭＦ来说，让美国、欧洲退出盘踞已久的行长、总裁的"宝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世行在行长提名权和任职条件方面已有所松动，欧盟各成员国在７月９日举行的财长会议上也同意今后ＩＭＦ总裁人选将向非欧洲国家开放，但是，鉴于目前的新当选人仍分别是美国人和欧洲人，以及美国和欧洲在这两个机构所占有的过高的投票权，未来这两个重要职位是否真能实现"海选"，还不容乐观。
苛刻条件 频受质疑
有人将世行和ＩＭＦ比作两个迟暮的老妇，运行规则过时、决策机制不当、贷款条件苛刻、政策建议不合理等问题使得两个机构年华老去、魅力不再。
这两个机构在实施其职能的过程中也对受援国的经济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其提出的苛刻条件尤其左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无论是世行对非洲高负债国家减免债务、提供援助提出的附加条件，还是ＩＭＦ在处理金融危机时要求危机国紧缩财政并提高利率以换取紧急援助的做法，都遭到了外界的严厉批评。批评称，世行正同ＩＭＦ一起执行"华盛顿共识"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只为世界银行的主要股东（美国及其他Ｇ７成员国）利益提供服务。
例如在非洲，高负债国家为换取债务的减免，不得不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和要求，实施经济自由化，放开咖啡等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然而，国家减少对咖啡市场的干预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却是咖啡产量的上升。目前，咖啡价格因市场供过于求而迅速下跌近５０％，而政府收入却因进口关税的降低而减少。总而言之，咖啡出产国的债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难怪有媒体批评，"世行和ＩＭＦ辜负了非洲"。再比如，在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亚洲，ＩＭＦ的一系列政策也引发众怒。自此后，亚洲各国政府一方面致力于避免投机者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尽力阻止外来者控制其经济政策。事实证明，世行和ＩＭＦ在非洲以及其他地方推行的自由市场模式普遍遭遇了失败，而发展最成功的，如毛里求斯、赤道几内亚、莫桑比克等国，通常是避免这两个机构的干预，并且探索执行自己的发展道路。
世行和ＩＭＦ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这两个全球经济组织的吸引力。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来说，要想获得世行的发展资金，就必须要接受西方政府提倡的自由市场和减少国家控制等政策；而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从世行借款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积聚了世界上最雄厚的外汇储备，区域内各国也承诺在"清迈倡议"之下通过借贷实现相互支持。其他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国也拥有充裕的资金，因此ＩＭＦ显得有些无用武之地。今年，该组织自建立以来首次出现了经营亏损状况，提供出去的贷款仅相当于欧洲二流商业银行资金的１／１０。然而，在世行和ＩＭＦ吸引力下降的同时，个别国家以及私人基金会在提供资金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像比尔·盖茨基金会，它的资金实际上相当于拥有１８４个成员国的世界银行的一半。（倪建军/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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