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自述：《风雨八十载》节选

冼恒汉自述：《风雨八十载》节选

冼恒汉（1911-1992）
广西田阳县人。壮族。一九二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一军副政治委员，七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文革”中，主政甘肃，一九七七年被免职，隔离审查，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九二年在兰州病逝。

十年文革
（第一次整理稿）

第一章 官罢西山

这总是一段历史吧

从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西北工作，从没有离开过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对自己亲手参加解放的这块土地，我心里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有一种扯不开的眷恋。解放以后虽然也有几次调动工作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兰州军区工作。当然，这一方面是服从组织上最后的权衡考虑，另一方面彭总在解放大西北的征途中对我们发出的肺腑之言无时不在我的耳边回想。

那还是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枪炮声都还没有停息，彭总浑身征尘，布满血丝的疲惫的双眼放射出兴奋的光彩。他说：

“我们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少，荒凉贫困……，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这些话跟了我一辈子。尤其是58年我响应军委号召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时驻地群众生活的艰辛、62年浮夸风甘肃死了那么多人、66年上半年我在天水农村搞社教时当地老百姓的贫困，这些事实总叫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军队的干部愧对解放这么多年的西北人民。所以几十年来我总想着为西北做些什么事，这实实在在是我在西北工作的由衷。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许是顺理成章地盖棺定论了。但是“文革”使我们这些奉命“支左”并被历史推向“文革”大混乱中第一批站出来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有争议的人。十几年来，尽管我为顾全大局保持沉默，尽管我为了协助组织上搞清问题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写材料，向上级申诉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经过多次考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作为一个受党培养教育考验六十多年的老党员、老红军战士，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任何委屈我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当我看到听到由于我的问题而使得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工作了多年的一批老西北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受到株连，至今还抬不起头，不被信任，蒙受冤屈，甚至仍然背着所谓“冼家帮”等政治包袱，我实在于心不安，总觉得这是个事情，而且又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更觉得有必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能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以使其他同志的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

我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有着很严重的心脏病，风烛残年，日薄西山了。我从六十多岁等到现在，不可能再等一个十几年了。考虑再三，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应该写出来，一吐为快。当然，我只是讲事实，况且这是我的私人回忆录，并不打算公开发表。这是一段历史，等我们这些人都去见马克思了，也就无从考证了。写在纸上，记录下来，或许将来有一天，在不影响党和国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可以供他们去判断、去分析，总是个依据吧。至于孰是孰非，还是让历史去裁决吧！

乌纱帽扔在了西山

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我认为又是去接受什么任务，回来传达照办就是了，因此毫无思想准备。

后来知道，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6月7日、8日和9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我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我、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6月7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我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摘自1977年6月16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6月9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我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讲话。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根据我的记录，大致要点为：

（华国锋：）刚才，听了冼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就好。但冼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

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冼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冼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我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我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我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冼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冼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我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冼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那一边？

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我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我注：这些我后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我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冼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冼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冼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冼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冼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当然，对冼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冼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

……冼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冼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我注：有什么根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但老帅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冼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

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我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的问题，冼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

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我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我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我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504厂”、“404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1976年4号、5号文件精神办。（我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把小平同志同“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冼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冼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汉同志，对冼恒汉同志是爱护的。（我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说句老实话，从打我参加革命以来，几十年我还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厉的批评。对于批评的事实，平心而论，大部分我是不能接受的，这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要详述。这其中有些是有很大的出入，有些是无中生有，而有些则纯属执行问题。我作为党的一个地区工作干部，尤其又是一个长期做军队工作的军人，执行中央的命令是我的职责，尤其又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代，我无论是从党性、党纪以及个人感情还是从军人的思维考虑，都只有坚决执行。当然，中央犯了错误，我也必定犯了执行的错误，但我只是执行问题，不能把问题的全部都归结到我的头上，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看问题要尊重历史。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下面工作的人，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执行谁的指示？所以看问题要历史地看、唯物地看，不要脱离开总的前提，不然说不清问题，解决不了矛盾。

对我作出的调动工作的处理，我是当时就表态拥护的，参加会议的各位都可以证明。这是因为：一，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来，我和韩先楚同志工作上合作的并不愉快，这在以往的工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和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都合作的很好）。由于工作上存在着分歧，致使兰州军区领导班子对一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影响到内部的工作和团结。因此，当叶剑英同志问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时，我表态“我调走”。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中央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是一棒子打死，严于批评，宽于处理，我当时是十分感动的。

由于我当时患病，瘦的很厉害（后查是甲亢），华国锋同志问我是留下还是回去时，我说想留下检查一下病，这样，我就住进了301医院，一方面看病，一方面也是等待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中央的一次全会，华国锋还对我讲：“你十一大还要参加（当时我是代表已选出，），中央委员还要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央和地区对我的态度和处理竟与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意见大相径庭，以至于很快，就在我毫不知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并且还在301医院治病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况下，《甘肃日报》就已经把我作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放在头版头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了！以后的运动更是越搞越离谱，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材料、申诉也都写了不少，都是为了一件事：协助中央、兰州军区、甘肃省把问题搞清楚，一是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二也是解决一大批因我而被迫停止工作的同志们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些同志都比我年轻，有的从四十几岁已经拖到了六十几岁，到现在还生活在另册中，尝遍不被信任、不能工作、看不到政治前途的痛苦。我们党内的人为斗争何时终了？所谓的不能更改的历史遗留结论何时甄改？下面，根据我的记忆和材料，我将一些事件的发生以及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一年翻了两次烧饼

在兰州铁路局这个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但是我是个替罪羊。因为铁路局问题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决策处理的，我们则是完全按他的指示执行。现在我觉得需要把这个历史事实讲清楚。

兰州铁路局与省委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在我没有出来支左前，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两家的矛盾就很突出、很尖锐。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为了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把裴孟飞和马继孔两个省委书记都撤职了。问题分歧的实质是：在兰州铁路局内部，省委支持一派，铁道部支持一派。我出来支左以后，省委又重蹈覆辙，支持所谓红三司一派，铁道部支持红联一派。这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在解决甘肃问题时发了三个文件，表态支持红三司，我也就支持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一派。但是，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从1968年1月省革委会成立到75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前，表面上铁路局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铁路运输基本上是正常的。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道部统管，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常委会上说过，同袁宝华同志也说过，“九号”文件好，我举双手拥护。宋平同志也知道嘛。我说，铁路就是要统一管理，不能一个省管一段，这样不行。“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央一类部就要管下面各个企业单位，铁道部就是一类部嘛。就是后来黎光同志工作组在那里出问题之后，我还说不是因为“九号”文件，而是工作问题。我的这些意见，宋平是知道的，我去看袁宝华同志，也说过我这个看法，宋平当时也在场。

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当时铁道部派黎光同志来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这样，原来表面上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当时，我对黎光同志的作法是有看法的、有意见的。但是，铁路局已交铁道部，我只好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当然，在某些场合，我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错话。

整顿不到半年，却又碰上中央开打招呼会议，在全党搞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被黎光同志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来了，黎光同志又来兰州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当时认为，铁路局的问题是铁道部管的，问题又是你整顿中搞出来的，我们不宜插手，所以当群众围斗他时，省委没有管这件事，而且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对发生的事情也不很清楚。

后来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我，叫我出面解决一下，我没有执行，顾虑有二，一、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并且铁路已不归甘肃省委管，我已无能为力，非中央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二、铁路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起兰州出现王副总理的大字报，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状况。

兰州铁路局虽然归铁道部管，但该局又在兰州地区，对甘肃的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很大。这样，1976年2月，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我上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会上既没有让汇报，也没有让我们谈意见，就明确指示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等。并且把当时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查送来，让我看，并指示让我修改。我看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又送回去，也没有提任何意见。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我送来，说他们是搞了右侧翻案风，是“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叫我大胆修改。同时又让国务院联络员要我当晚写一个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并且说了要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同志的名）。关于铁路局领导班子的问题，不是我提的，而是纪登奎同志和万里同志定的。开始他们两位说：“干部由甘肃解决。”我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我们解决不了，还是由铁道部派人。”他们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我说：“赵滔对铁道部一肚子意见，他已经被免了几次职了，柳州一次，兰州两次，恐怕不会干的。”最后，把赵滔（还有张恒云、章良、陈平等同志）叫到北京，他们两位亲自同赵滔同志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又提出一个要求，要在省上挂一个职务，铁路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我向纪登奎同志汇报后，纪说：“可以同意这个要求。”这样，赵滔就在省上挂了个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铁路局的班子就是这样定下来了，最后写到我的意见中，并报毛主席批准的。我向中央提的书面意见还特别强调说除了个别干部不称职可以调换外，不准再“翻烧饼”。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委1982年11月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中说，这是我“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月中旬，我带着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来贯彻执行。在贯彻中，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这就是“结论”上说的揪“走资派”、“层层揪”、“动大手术”、“搞垮了铁路局各级组织，搞乱了干部队伍，破坏了西北铁路运输。”半年以后，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铁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所以兰州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

就在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遇到华国锋时，我还请示他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华国锋当时说：“兰州铁路局问题是今年2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纪登奎还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我再次请示华国锋、纪登奎，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纪登奎同志当着我的面问华国锋：“老冼问，这次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见注）。我回来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兰州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积极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帮”，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方面来。但结果不行，两派都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打内战。

铁路的问题，我们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并上报了几个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作答复。1976年12月15日，华国锋又把我叫到北京，第二次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说个老实话，在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一年两个政策，上半年这样搞，下半年又那样搞；今年翻过来，明年翻过去，叫谁搞谁都没有办法搞。我承认，在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省委、省革委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但我们不是决策人，而是执行人，把这个责任都归到我一人身上，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也是不公道的。

另外，铁路局在生产方面一直都是铁道部管的，如，机车车辆的大修、车皮调动、机车用煤的分配等都归铁道部直接管理。我也常听到省计委讲，铁路局反映，机车年久失修、机车用煤分配不足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铁路运输，而宋平同志应该是最清楚的，他是管工交的书记。所以，把铁路的问题全部推给省上，而省上又全部推给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在这次，河南的刘建勋同志也被同时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两人同住京西宾馆。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由于心里郁闷，闲暇我俩也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刘建勋这个同志很开朗，思维敏捷、健谈，说话也很幽默。当时他讲：“铁道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到中央去解决。中央两次叫我来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前些天，铁道部把武汉搞畅通，硬往郑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来了。你们兰州也是这么回事吧？”我讲：“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兰州铁路局也是这么回事。铁道部就是一贯搞派性，谁反对省委，他就支持谁，谁跟省委，他就整谁。甘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铁路局的造反派反对汪锋，铁道部积极支持。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了，就让省委来解决。”刘建勋同志说：“对、对、对，郑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

虽然是些牢骚话，但确实道出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和真实思想。当然，你位在省委第一书记，有些事情由不得你，上面叫你这么做，你明知是个火坑，也得去跳。跳了，出了问题，只有把你舍去，说你另搞一套。当时我对这种“权术”实在不懂，想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人说我：“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难怪被人整了！”我不赞同，如果政治就是阴谋诡计，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时甘肃省委内部分工是由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分管工交工作，因此，铁路局的工作是由宋平同志具体负责的。但由于铁路局的问题内外矛盾比较多，牵扯到上下关系也比较复杂，面对这种复杂难办的局面，宋平很不愿意过问铁路局的事情，甚至有时有意推躲，更谈不上主动去管了。有时下面向他反映铁路局的问题，他听了既不表态，也不向省委反映提出处理意见。有时需要他签字处理的文件，他不签，要秘书送到我这里，让我先签了后他再签。甚至中央领导向他问及兰州铁路局的情况，他也推说“不了解”。硬是把矛盾集中到我这里，把我推到第一线。

由于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我左右为难，思想上曾有过一些情绪。在中央开会时我曾向华国锋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当时华国锋对我说，你在甘肃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地区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干个十年没问题。当时我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我的信任。

可是没过几个月，华国锋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将他原先的指示和表态全盘矢口否认，硬将兰州铁路局问题一股脑全部砸到了我一人头上。把明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事情，说成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搞的“另搞一套”，给我戴上了一顶“跟‘四人帮’很紧”的政治大帽子。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锋、纪登奎等多次指责我在铁路问题上“压群众，捂盖子”，我当场回答：“捂盖子是你们指示的呀！”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证明。

（ 我注：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解决甘肃领导班子问题时，华国锋同志说，冼恒汉同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捂盖子、压群众，特别在铁路局问题上。我插了一句：“我是请示你们的，你们说铁路局的案不能翻嘛，我当时执行你的指示。”纪登奎发言时说：“关于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议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的，并且经过毛主席同意的，不能翻。事实上你违背了华主席的讲话，没有掌握斗争大方向，违反了四号、五号文件精神。”（摘自省委印发的记录）。

我戴上了“代理人”的帽子

1977年6月9日，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会上明确指出：“冼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摘自印发的记录）当时我就表态完全拥护，肖华、韩先楚、宋平都在座。

同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在传达中央指示的要点时也说：“遵照毛主席关于干部交流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免除冼恒汉同志在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的职务，由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决定后，我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301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这个期间，我还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跟我一起来京的我的秘书陈文生和保卫干事华德孝也没有回去，住在招待所里为我整理检查材料，逢探视日也去医院看望我。宋平同志临离开北京前还专门带书信到医院给我，劝我放心好好养病，省里会按照中央“正常调动”的精神，不搞揭批，不搞运动。嘱我如有什么事情要办一定找他，云云。

但是，韩先楚、肖华、宋平三同志回兰州后，却没有按照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办事，而是以更加极“左”的作法，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冼家帮”、“西北帮”等活动，整掉了一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干部，仅省、军、兵团、大军区级的干部被非法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查的就有四十余人，师、地和县、团级干部有好几百人，一般干部更是一大批。

我也在事先毫不知情并且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扣上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从此，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我这个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所谓“代理人”。报纸上的文章看不到象样的、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而只是扣帽子，使人的感觉是，似乎冼恒汉比“四人帮”还要“四人帮”。

报纸上所批判的事情除了夸大其辞外，很多都是无中生有的。例如，有一出话剧叫“红河激浪”，是文革以前省委和西北局搞的，也挂到了我的头上；白银公司1964年的一起“三人反革命”冤案，也跟我联系了起来；甘肃那年气候反常，也说成是我做的怪；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军区“四大”，我和张达志被夺权挨整，可现在却倒打一耙，说我在“四大”中“乱军反党”！我想，如果这样的帽子扣到我头上能成立的话，那天下就没有真理而言了。总之，我对他们这种既不按中央政策精神办，又不符合事实，而硬把我往敌人那里推的搞法实在想不通。

再往后，我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查，听说对他大搞逼﹑供﹑信，强迫他揭发我的“罪行”。这个同志后来被复员处理，分配到火葬场干活。我的保卫干事华德孝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文化，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后来被处理到砖瓦厂……

运动是越搞越离谱了，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象是一纸空头支票，一直没有兑现，而“‘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现在，不知是不是还要戴到马克思那里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拥护。这是党在历史转变关头的一次伟大的会议，不仅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而且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几十年来，我无论在兰州军区工作和在甘肃地方工作期间，都是按毛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的，重大问题都经常委讨论。我这个人是直来直去的，不搞阴谋，我从没有给林彪、“四人帮”单独干过任何坏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根子在文革是一场大洗劫嘛，方针、路线、方法都错了嘛。全国性的灾难，甘肃能避免？冼恒汉能没有错误？中央1981年曾发了一个（81）22号文件，还专门讲了“过去历史上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不要层层去追究责任”。所以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总前提来看。

我从1977年6月开始，一直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这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过有关我的工作分配或调整的问题。

1982年11月，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决定下达五年多后，也就是肖华知道了他要从兰州军区调到全国政协去的消息后，为把这个冤假错案搞成既成事实，经过一番不正常的活动，突然决定让我回兰州最后解决我的问题。

回兰州之前，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对我是十分了解的，更何况他是当时的总政主任，由于我没有看到让我回兰州的军委、总政批件，因此想找他问个究竟。

见面后，我问肖华让我回兰州的事情中央、军委是否知道？让我回去干什么？余秋里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同意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他们还希望我回去后尽快解决问题，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为四个现代化再贡献一份力量。我非常感激。

当时，兰州军区还派了一名干部接我回兰州，讲得很好，说是肖华同志请我回去最后解决问题，等问题解决了，还可以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几年。我在北京已等了六年了，从六十几岁等到了七十几岁。说个心里话，我非常想尽快解决问题，早日洗刷掉强加于我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摘掉硬扣在我头上的“代理人”帽子，因此，表示愿意回去，配合组织尽早把问题搞清楚。

然而等待着我的是，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我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许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他们把我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里，光看守我的战士就住了一个排，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就连我的孩子们来看我都要严格盘问﹑规定时间。

第二天，肖华派人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起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看起来，他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不顾历史事实，硬要给我定个什么罪才肯罢休，否则他就下不了这个台。

对此，我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给予义正词严地斥责。我当即表示要见肖华、韩先楚、宋平等军区和省委领导，当面问问清楚：1977年6月在解决甘肃问题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我的问题的性质和处理原则是怎样的？为什么军区、省委领导回来后不按中央指示办，而是另搞一套，并株连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是否“中央”另有“精神”？可是肖华、韩先楚、宋平等人却回避不见，只派了一个军区副政委张如三出面回答说：“首长没有时间，所以不见！”以后我又几次提出要见他们当面谈，但他们根本置之不理、躲避不见，一直到他们先后调离兰州，始终没有见过一面！

由于我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这么干，把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执行工作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并欲加治罪，又加上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一大群专案人员对我进行严厉审讯﹑逼供，而根本不给我一丝解释和辩白的机会，这使我愤怒之中深感痛心。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完全是把我当作罪犯来对待，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折磨终于使我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差点要了命。

经过一年的治疗，到1983年11月，就在我将要出院的前一天，突然，军区纪委给我送来一份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所谓《免于起诉书》和兰州军区党委、甘肃省委1982年11月15日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让我看后提意见。我出院后的第三天，又给我送来总政治部1982年12月5日关于让我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由于这接二连三的刺激，我心脏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

这一系列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事先我并不知道，这等于说，不容我提任何意见，就定性处理了。按党章第四条（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并将申辩意见连同报告一并上报中央。”既然他们如此践踏党纪国法，我当时只在那个“结论”报告上写了：“这个审查结论很多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不同意。”

随之而来是对我生活上相应的制裁：200元生活费﹑限期搬家，否则便停水﹑停电﹑停暖气。由于无处可搬，只得听凭制裁。水停了，孩子们爬下水管道又接上；电停了，再自己拉一根线过来。只有暖气无法解决，冬天到了，西北风呼呼刮着，偌大的房子只有生几个大炉子取暖。由于室内充满了一氧化碳，搞得我经常煤气中毒，实在没办法，只好每年冬天到医院里去过冬。

上述这些极不正常的作法，都是完全违背党的《准则》的。

根据后来郑维山、谭友林时期的兰州军区党委整党总结说：“上届党委（指肖华时期的党委）常委集体领导发挥得不好，个人说了算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比较突出。有些经过常委讨论过的问题，未经复议，就被个人否定了。这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愿意说，有的不敢说。”（上届党委）“个别领导干部，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对我的所谓“结论”和处理意见以及一系列人身迫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央、军委对我先后几次的“组织处理”，也使我感到不同寻常并深感困惑。

第一次是1982年12月，也就是骗我回兰州所谓解决问题的时候，当时是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的，大意是：中央决定，冼恒汉按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移交地方安置。除此以外，“通知”里一字未提我到底犯了那些错误，也未提及什么“代理人”之说。由于我当时重病住院抢救，故这个“通知”并未通知我本人，也算是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吧。一直到1983年10月我出院回到家，军区才派几个工作人员将这个打印的总政电话“通知”拿给了我。从此取消了一切原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

1984年6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冼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这两次“通知”也都没提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以及为什么改变原先的决定，又依据什么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对一个党员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必须严格按干部管理权限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并将“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党章还特别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予撤消党的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本人所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追认”。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党的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又是兰州军区党委的委员、常委、第一书记，但对我的处理却如此草率，只是由总政的三次电话“通知”。一直到现在，我的问题已经拖了十几年了，始终也没有见到中央的一个正式的“结论”，更没有由中央或军区党委正式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我百思不得其解，写了无数的申诉，但都如石沉大海，难道我的疑问和费解还要带到棺材里面去吗？

   
第二章 军内“四大”

不理解也得理解：这就是“文革”？

1966年初，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到天水县农村刘家庄大队参加社教。我搞社教的那个地方很苦，干旱﹑缺水，老百姓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养牲口没有草，烧锅烧炕没有柴，我们和土改时一样，住在农民家里，吃轮流“派饭”。群众多数情况下只能吃玉米面糊糊（当地叫散饭）和窝头，我们也吃这些。老乡们没有水喝，哪里还谈得上洗碗，我每天吃完饭都是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用舌头把碗舔干净。

老百姓生活苦，又加上文化低，全村几百口人和牲畜饮用水只靠一个“泉眼”，既不卫生也不方便，我到天水驻军要了些钢管，叫人把泉水引到便于群众接水的地方，又将人、畜用水分开，老乡们也觉得这样很好。

由于陇海线穿越我住的村头，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火车经过。1966年8月间，过往的火车车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幅标语，记得有“打倒裴孟飞！”“打倒马继孔！”，还有什么“火烧”“油炸”等。由于裴孟飞同志和马继孔同志当时都是省委书记，而过去又从未见到过这种斗争方式，因此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们的消息并不灵通，报纸是一个星期由通信员送来一次，又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兰州铁路局职工到省委门前静坐，北京来了红卫兵，省委瘫痪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红卫兵。那天，火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在离村不远处缓缓停下。也许是想下车活动活动身体，从车上下来了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娃娃。他们围坐在一起，象是开个临时会议。当时正值8月下旬，甘肃已经见凉了，可这些孩子们却还都穿着短裤短衣，很有纪律的样子。我已经从文件中和报纸上知道了北京红卫兵，这趟车恰巧又是从北京过来的，因此心想，这大概就是红卫兵了？

有些老乡围了上去看稀罕，我也快步走了过去。看见他们果真在开会，是在讨论去新疆揪斗王恩茂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娃娃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

看见一个年龄稍大些的，象是他们的头，我把他叫了出来。我对他说：“你们可不能乱来呀，王恩茂可不能打倒，他是好人。”他看我穿着便衣，以为是个农村干部，觉得解释多了我也理解不了，便说：“大伯，您不懂，这是文化革命！”

这就是文化革命？我心里充满疑惑。

由于要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10月初我结束了社教，回到兰州。

回来以后我才了解到，早在６﹑７月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于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先是逼死该校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尔后，在1966年８月１日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为了平息铁路局事件，当时汪锋同志就把责任推到裴﹑马身上，撤了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但愤怒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各地政府机关几乎都是焦头烂额，工作陷于瘫痪。当时汪锋同志被红卫兵揪住不放，追得无处藏身，还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我回来以后，对地方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领导干部人人自危的情况感到十分忧虑并很不理解，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事实，又说明了毛主席是有意识地支持红卫兵，运用红卫兵的力量去冲开“阻力”并全面展开“文革”的。作为军人，服从是天职。虽然弄不懂中央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好在军队当时并没有乱，对于地方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是时刻在关注，而并没有参与和干涉的任务。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要把“文化大革命”坚决推向高潮。

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找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同志到西山去，向我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我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同志传达，要我们搞好思想转弯。我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我，只是叫我们转好思想弯子。我回来后如实向张达志同志作了传达。

当时，西北的部队虽已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架子基本还是贺龙部的老底子，军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对贺老总的感情是很深的，对于要打倒贺龙这件事，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和张达志同志统一思想后，我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会后，大约是11月上旬，军委又把军队干部留下参加座谈会。会上，当时的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肖华指示，要在全军的机关、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开展“四大”，大闹三个月，把军队的问题好好揭一揭。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为什么要把军队搞乱？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此回来后，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肖华的指示，并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拉起大喇叭广播的“常委会”

由于地方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已经几个月了，因此对于将要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也是有些思想准备的。虽然自我感觉比较自信：一﹑历史清楚；二﹑历次运动无问题；三﹑工作几十年从未犯过错误。但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还是不能丢掉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不能放松的，群众运动嘛，一定要正确对待。尽管做了这些思想准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机关“四大”一开始，政治部副主任张XX就带头贴出大字报，给军区部分常委画了像，定了性。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我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声称他有“重磅炸弹”，还要陆续不断地出大字报。这实际上是要把军区“四大”纳入他的这个框框进行。

他的大字报出来后，就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XX同志站出来了。在我们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XX同志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我们作了无原则让步，由张XX接替李虎同志担任文办主任，接着王XX又接替高维嵩同志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王﹑张的一再威逼下，11月25日、26日召开了所谓的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但会议实际上无法正常召开，因为会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众就挤在会议室外面，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我主持，实际上是王XX、张XX把持了会议。整个会议开成了由他们发问，我们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的是王XX，接着是张XX、杨嘉瑞、康健民、徐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我和张达志。这个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扩大会议”，我看也算是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一大发明创作了！

这个会散了以后，王XX、张XX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所谓“革命群众”的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我的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窃听张达志和我的电话，又宣布要限制我们的兵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一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张达志和我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就连徐国珍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办也派权洪（原任军区老干部办公室主任）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跟着。

对我和张达志则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逼着要我交待同贺龙同志的关系问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我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我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 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不知不觉中竟一头栽下台子来，当时就晕了过去……

以后，有的群众组织又到山西学习夺权经验，在军区机关起草了所谓“联合夺权通告”。到了1月份，一派拥护王、张的要夺权，一派反对王、张的不同意夺权，两派就闹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听说一派就成了“三军造反派”的组成部分，参加搞“斗罗筹备组（处）”，揪斗罗瑞卿同志游街，绑架刘志坚同志，还搞什么“百丑图”。这样，从军区机关“四大”又发展到北京参加全军“四大”去了。后来，还发生了大军区的造反派去甘肃省军区静坐，“四大”停了以后，又企图冲击军区办公大楼等。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就完全瘫痪了。

1977年6月被免职后，当时的兰州军区党委在1978年发了一个“四号”文件，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这完全颠倒了是非。我和张达志同志当时毫无自由，我身为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一直被残酷斗争，我怎样去夺权？我要夺谁的权呢？我总不能自己夺自己的权吧！所以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就在机关“四大”正进行期间，全军文革小组还给各大军区发来电报，征求连队可否也一样搞“四大”（大意），要我们提意见。常委们专门讨论了这个电报，除王XX外，其余人都不同意，党委给全军文革小组回了一个“不同意连队搞‘四大’”的电报。这些都有案可查，所以究竟是谁要“乱军”嘛。

1968年7、8月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五0四厂对空防御的兰州军区空军高炮一师一名副参谋长叫潘继祖的，一天夜里，背着该师师长、政委，假借奉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调动三个团的兵力，八十二辆大卡车，要攻打兰州军区，扬言抓到张达志、冼恒汉可以不请示报告，就地枪决。当潘给部队动员讲话时，有两个团的政委质问潘：“这样大的事，师长、政委怎么不来？”潘不回答。他们立即跑步前去告诉师长阎福增，这样才把潘当场逮捕，事件才没有发生。这个事件的主谋者潘继祖，第二天就被林彪反党集团的吴法宪用专机押回北京，包庇下来了，审讯结果怎样，从不告诉兰州军区。“9.13”以后，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我在小组发言时又一次严肃地提出此事，并登了简报，要求中央派人审查，并将情况告诉兰州军区，以解开压在我们心中的疙瘩，可后来也没有任何下文。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江青窜到西北组接见西北各省的负责同志，她突然说：“杨勇同志，把抓你和廖汉生的某某人放了吧。”（我没有记清那个人的名字）她又转过来对我说：“你们那里的潘继祖也放了吧。”杨勇和我都未吭声。（事实上潘继祖早已押到北京，并不在兰州）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到底是谁在“乱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停不下来，张达志和我说话没有人听。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派群众组织拿出了红卫兵转来的王XX1933年在山西反省院写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要求军区党委处理。

当时，我召集部分常委开了个会，要高维嵩同志去北京汇报，请求中央军委派人解决兰州军区的问题，并报送王XX自首变节的材料。高维嵩同志到北京后，当时肖华接见了他和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刘凯（已病故）。肖华没有让他们汇报军区的情况，就说：“你们军区党委的报告我看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王XX这个材料是个高质量的叛徒（他连说了三声叛徒）。现在你们简单谈一下，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最后他答应军委派人到兰州军区解决问题。在这次接见中，肖华还指示兰州军区查一查王XX与黄克诚、薄一波的关系，（据肖华讲王当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是黄克诚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牺盟会出来的干部，因此肖华要把王XX与黄克诚与薄一波挂上勾。幸亏我们没有查，否则又是一大罪状。）

过了两天，肖华又找高维嵩同志谈，大意是，军委不派人去了，你们自己解决，办法是整顿机关，有问题的部就停止工作整顿，有问题的人就停职检查，把张、冼、王、张都调到北京来，让群众在整顿机关中背靠背的揭发。揭发一段后，如果需要他们回去就让他们再回去。并说，张、冼来了住京西宾馆，王、张来了住海运仓。对你们的问题，军委还要开会研究，然后再正式批示。对王、张的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有所区别。王XX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张XX没有历史问题，停职审查。高维嵩同志电话传达这些指示后，他们于3月15日由北京返兰，我们四人于次日从兰州一起乘专机去北京。一下飞机，军委派来接机的两辆车已经在等待，其中一辆车将我和张达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宾馆，另一辆车将王XX和张XX拉到海运仓。

1967年4月4日，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问题，专门发了个电报指示说：要整顿军区机关，在整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左派，打击右派……

由于在兰州军区机关“四大”期间，我是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四大”停止以后，我又被暂时调到北京，让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所以军区机关搞“四大”、王XX的定性为叛徒、搞整顿机关，都是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一手定的。特别是整顿机关，怎么定的、怎么搞的，具体问题我没有过问，也不便插手。

可是在1977年6月以后，肖华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领导大抓所谓“冼家帮”时，却把王XX定叛徒和军区“四大”以后进行机关整顿统统推到我的头上，说成是冼恒汉和高维嵩一手制造的大冤案。高维嵩同志想不通，在1979年，有一次碰上肖华，就当面问他当时代表军委接见时是怎样指示的，又是怎样亲口交代的，而且有军委的正式批复等，现在怎能说是我和冼恒汉一手制造的呢？请你再回想一下，说句公道话。肖华则矢口否认说：“我没有听过你的什么汇报，也没有看到你们的什么报告，更没有说过定王XX叛徒和要你们机关进行整顿的话！”说完拂袖而去。

1967年5月，军委让我回到兰州，紧接着我便奉命调出参加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一直到8月5日我才又回到兰州，从此以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由于当时的分工，我主管西北四省（区）地方的“支左”工作，因此军队的事情，包括整顿机关以及王﹑张案子的具体审查，我都没有具体过问。

1967年军区常委在讨论所谓王、张的案子时，我参加过两次会议。作为兰州军区党委书记，对将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 我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定案会上，我讲了一些错话，对因此案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我再次向他们赔情道歉。

这个案子的平反我是同意的，但兰州军区党委1978年第4号文件中，给王XX摘掉了帽子，又把“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帽子扣到了我的头上，这样的帽子我能接受吗？要实事求是嘛！我是军区政委，反谁的军、乱谁的军呀？我是军区党委书记，篡谁的党、夺谁的权呀？合乎逻辑吗？

机关“四大”停止以后，由于要落实“支左”任务，我们成立了军区“支左”办公室，当时军区派出了杨嘉瑞同志担任“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跟随我一起参加对甘肃地区的“支左”工作，这也就是兰州大街上出现“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大标语的那个时候。

“支左”办公室成立不久，大约是5月间，我和张达志同志在参加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肖华、杨成武同志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一个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是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还要我们回来后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治部派人（据说是军区干部部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查杨嘉瑞同志的具体指示，杨嘉瑞同志的审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与此同时，地方上又转来一个材料，陕西关中地区有人揭发他在彬县当国民党保安中队长期间，杀害三名要投奔红军的人。经过反复调查，据说有人证明有这件事情，而杨本人却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曾请示我怎么办？我当时说：“算了，再不要调查了，就是有这个事情也是个历史问题。杨已年过七十了，你们给他谈清楚就行了。”审查人员把我这些话如实地向杨讲了，杨还专门给我写了信，表示感谢。

70年底，林彪搞了一个一号战备命令，各大城市都搞人口疏散，当时把他也疏散到他的原籍陕西省兴平县，没有房子住，我知道后，叫军区政治部把他安排到西安兴庆公园军区干休所。

在审查杨嘉瑞同志这个问题上，我执行了上面的指示，是有错误的。我愿意再次向杨嘉瑞同志赔情道谦。

说个老实话，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有许多事情是由不得你的。不做，当时犯错误；做了，过后犯错误。军区“四大”，我挨整遭批斗，是受害者；“四大”过后，我也审查过别人，同样，别人也挨了整。这个现象在“文革”过程中和“文革”后期，应该说是很普遍的，它是我党在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既违心而又不可抗拒的产物，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感到十分痛心。真诚地希望我党历史上悲剧不再重演。

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城市烧到乡村，从军外烧进军内。

奉军委命令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最先闹起来的是文工团和体工队。之后不久，军内军外的“造反派”开始相互串联，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军区大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张﹑冼！”的大幅标语象一幅幅巨型挽联从办公大楼上垂悬而下，我们住的宿舍干脆被大字报和大标语糊了起来，只留下一个门洞进出，门上还贴着白纸黑字的大对联，怪渗人的。记得运动开始后不久，我广西老家来亲戚看我，这些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的纯朴农民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当时就吓得浑身哆嗦，第二天一早吴杰便买车票打发他们走了。

“四大”开始初期，我和张达志及其他常委同志都还是抱着欢迎群众监督的态度，认真接受群众批评的。但事态的发展却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造反派对我们搞起了人身攻击和逼迫审讯。

这些耻辱对于我们这些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尤其年龄已五﹑六十岁的人来讲，实在是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但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电报却一封接一封不断，要我们满腔热忱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运动开始以后，我的公务员以及保姆﹑大师傅都被造反派赶走了，家里的大孩子们也都出去串联了，老伴吴杰是省委档案馆馆长，为保护档案，经常在馆里顾不得回家。

我和张达志同志的宿舍紧挨着，我的小儿子当时十二岁，我们挨斗的时候，他便和张达志同志六岁的小女儿圆圆一同去送饭。饭是他们自己做的，常常是煮一锅糊米饭，下面还埋着鸡蛋和未熟的绿豆。两个孩子一路走还沿途检些散落的传单，准备留给我们回家看。可常常是饭没送进去反还让骂一顿“保皇派”被赶出来……

那时候造反派经常去家里胡闹，有时候刚参加完批斗会回家睡下没几分钟，另一派的又来揪斗。为多睡会儿觉，我和张达志常常各自站在自家后窗树底下等造反派走了后再进屋。有一次，站着站着就在树底下睡着了……

当时，全国军队（机关）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造反派无法无天，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很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因不堪凌辱，纷纷跑到北京回避，住在京西宾馆“避难”，还有些住进了医院，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更是带枪上了山。

后来，军区“四大”结束后，我们在北京开会碰到一起，许司令还对我嚷嚷：“谁象你们一样，还老老实实等着人家斗？”吃饭时大家聚在一桌，七嘴八舌都说我和张达志是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由于各大军区“四大”期间都是文艺团体闹得最凶，因此，“四大”结束后，由南京军区带头先解散了这些造反派的发源地。我们也步南京军区后尘，解散了军区战斗文工团和军乐队﹑体工队。这些人后来听说有的转了业到地方工作，有的回了家乡另谋出路。当年他们造反的时候还都很年轻，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们，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主席说：“张、冼是老实人。”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些会议。有时候是中央叫去听汇报，有时候又是全国会议的西北组召集人，因此，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触机会也就相对多一些。

那个时候经常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打来，紧接着随后专机也就到了。中央和军委召集的会议一般都在京西宾馆，会议都很保密，尤其是党的全会，基本都是会议开完后才见报见广播，在整个会议期间媒体是决不做报道的，只有“美国之音”才在夜深人静时作一些猜测。

住在京西宾馆开会，尤其是全国性的会议，低头抬头吃饭走路遇到的都是“各路诸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子女和亲戚在北京，由于会议一般都保密，因此有的时候子女和亲戚来访，就安排在专门的房间里，个别时候安排不下就两家进一个房间，我就遇到过一次，和皮定均同志同在一个房间里接见女儿。过后，大家都大发牢骚，对此种故作神秘和不信任人的做法很反感。

住在京西宾馆，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十个人一桌，各自掏各自的饭票。那个时候我们是吃一块三一天的伙食，工作人员是八毛钱一天。经常看见陈永贵﹑吴桂贤﹑尉凤英等人和工作人员一道去吃八毛钱一天的伙食。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同志工资并没有增加，国家给一些补贴也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很节俭。在我们省上开会时也一样，有些基层的干部还自带干粮呢。

军队“四大”结束以后，毛主席决定让解放军出来“支左”。5月，毛主席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我和张达志也参加了接见。刚刚经历过“四大”的批斗，被毛主席接见就是得到党中央的信任和首肯，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和兴奋。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与我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我和张达志同志引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我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同志说：“张、冼是老实人！”主席的一句话，说得我心头一热，顿时百感交集，觉得自己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理解，什么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在后来的一些接触中，主席又几次讲过“冼恒汉是个老实人”的话，使我终生难忘。

1971年“9.13”时，总理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已吃了安眠药，脑子昏昏的，一听是总理的电话，便立即强迫自己清醒过来。总理说：“那个经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第二天，总理又亲自打来电话落实战备情况，在询问完毕后，听得出总理心情很沉重，他说：“冼恒汉同志，西北地区你要做牵头人呀。”我当即表态：“总理，我不行，还有李瑞山同志他们呢……”总理说：“你要当仁不让嘛！冼恒汉，你不要太世故呢！”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当时的西北局已名、实俱亡，各地省自为战，总理为了便于管理，便指定我作为西北组的召集人。说句实在话，由于我在军队工作几十年，对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了，因此我一再向总理推荐李瑞山、胡继宗这些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同志，但总理和主席主意已定，我不好多说什么，一方面觉得不能辜负主席和总理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想为西北人民做些事情，便硬是咬咬牙挑起了这付担子。

第三章 十年“支左”

奉命“支左”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毛主席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

进入夺权阶段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普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地方上乱揪斗﹑乱冲闯有看法，比较反感，军队也时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冲击。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规定军队是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的管辖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当时地方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一派群众夺了“走资派”的权，另一派群众又来夺这一派的权，各派都说自己是“左派”，指责别人是“保守派”。到处都是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机关﹑抢夺“走资派”，随之而起各地出现了武斗﹑流血事件……这种局势眼看着愈演愈烈。

为收拾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1月23日，在毛主席指示下，中央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而不应该充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以后，“支左”又发展成包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在内的“三支两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立即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军区的“四大”停不下来，我们说话没有人听，“四大”的余震一直持续到4﹑5月份。当时，兰州军区“四大”还未完全平息，我和张达志还都来不及洗澡换衣，便被专机接到北京领受任务。

关于兰州军区“支左”的安排，具体人员分工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文件也是毛主席圈阅批示的，但布置任务是周总理亲自谈的。

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我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我们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总理对我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

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总理的话语重心长，我和张达志本来还憋着一肚子委屈想向总理倾诉，这一下全化为乌有了。我们看到总理一脸疲惫，眼睛里布满血丝，心情很沉重。当时国家那么乱，中央文革小组又不断找茬子，看到总理心力交悴的样子，我们都很心疼，当即向总理表态一定努力搞好“支左”工作，争取早日稳定大西北的形势和恢复生产。

回来后，我们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并派出了精兵良将。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当时的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同志负责；宁夏自治区由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同志负责；陕西省由当时的21军军长胡炜同志负责；青海省由刘贤权同志负责。干部决定以后，再由他们分头负责组织各地的“支左”班子，一级一级动员﹑开会，把中央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左”人员。

当时，很多同志都是刚从批斗会上下来，大标语上还在继续“油炸”和“火烧”。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一道命令下来，这些受命于国家危难之中的干部，顾不得洗刷自己的委屈，连发牢骚的时间都没有，便立刻收拾行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从此，我们这些军队“支左”人员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在“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各大﹑中﹑小学校很快都进驻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当时，为了表示支持，毛主席把巴基斯坦访问团赠送给他的一些芒果送给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对大家鼓励很大。军宣队﹑工宣队总算使各地区﹑各单位有了领导，较快地结束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局面。

兰州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主要的负责人是我。我可以肯定地认为，工作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的办公室和宿舍里安有专线电话，经常可以和总理办公室通话，直接请示和汇报工作，也可以及时得到总理本人的具体指示。许多直接指导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文件，也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示圈阅的。在我“支左”期间，我从未和“四人帮”有过直接联系，也不记得得到过他们的什么指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跟随党和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几十年斗争中风风雨雨走过来的人，我不至于糊涂到去听一些根本没有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人的瞎指挥。何况，我对这些人是有抵触的，是反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那么复杂，我就是认准了只跟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一点，我的头脑始终没有动摇过。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这似乎有些教条和僵化，但我们不可能摆脱当时历史的局限性来谈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才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一决定，我是从心底拥护的，“文化大革命”我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在当时那个天下大乱的局势下，让解放军来收场，由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及后来的工宣队﹑军宣队的派驻，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设想，如果当时没有解放军的介入，局势将会怎样发展。尽管执行的是中央当时“左”的方针政策，但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有效使用的结束这场已经动用了真枪实弹的“八百诸侯，全面内战”的手段。当然，“支左”工作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整个大的前提错了嘛，当然具体措施的对否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些问题我想还是留给专门的研究人员去讨论吧。

初识“造反派”

对于“支左”，我们的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谁是“左派”？这个问题无论是毛泽东本人或是中央当时的各种文件中都没有讲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不清楚。毛主席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清楚。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后来的具体执行中才容易产生偏差，以至给有的地区带来了严重后果。

兰州军区机关地处兰州，我们虽然对甘肃的运动情况了解得多一点，但对于甘肃各派群众组织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派，当时我们的“支左”干部虽经过一番考察和接触，但还是犹豫得很，实在很难下这个决心。

当时甘肃省造反派组织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一派组织由出身比较好﹑党团员比较多的群众组成，他们比较遵守纪律，造反精神不是很强，被激进的造反派称之为“保守派”，这就是“革联”。这派群众以一般干部为多；

还有一派组织是由造反最早﹑斗争最坚决﹑运动一开始便首先受到省委压制和打击的铁路工人们为中心组成的“红联”。由于一开始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此造反目的明确﹑态度坚决。但由于参加者人数众多，各种成分都有，难免鱼龙混珠，各种违犯纪律和乱搞的事情时有发生；

由于“红联”存在的问题，于是从中分化出另一派组织“红三司”，这个组织大部分由学生和工人组成，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红联”一样，但组织成分较为单纯，比较守纪律并拥护军队。

三派都是群众组织，到底支谁舍谁？实在不好下这个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犹豫后，我们想摸一下中央的态度。

由于甘肃省委在运动的一开始便是得罪了群众的，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是被点了名的。因此，几派群众组织目标对准省委是比较一致的。当时，红卫兵们闹到北京去，中央以周总理为首的领导同志还接见了他们，并讲话支持了他们。后来，在北京形成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曾明确表态支持所谓红三司，这样一来，我们当然也就支持了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外的群众组织。

“三个文件”

1967年6月，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调我到北京去领受解决甘肃问题的具体任务，几天后，中央又把当时甘肃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原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同志也调去。在中央的会议上，拿出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结合胡继宗同志的指示和由中央指定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并形成了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因为是8月5日从北京带回来的，因此甘肃群众称之为“八五”文件）。文件中，中央明文确定了要结合谁、怎么搞大联合、成立省革委会等一系列问题。我在甘肃“支左”，完全是遵照这三个文件办事的。　

由于对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当大。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因此，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非常艰巨，要把全省的群众联合在三个文件的精神下，要复工﹑复课，成立革委会，恢复秩序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们全体“支左”人员几乎是连轴转，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去，哪里需要解决问题随叫随到。有好多次我都已经吃了安眠药，脑子已开始犯困了，电话一来，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放下电话，马上就得走。到外面冷风一吹，睡意也就没有了。当时就是感觉责任重大，一点都马虎不得。

但是，在筹备成立省革委会的过程中，各派群众组织的意见不一致，甚至“红三司”自己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争论的很厉害，影响了大联合的进度，这样，就有一个统一认识，即促进联合的问题。

分歧的实质是成立甘肃省革委会时结合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一直到省革委会已经成立以后，有些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都很大，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胡继宗同志，提出结合裴孟飞同志。

当然作为裴孟飞同志本人，在原省委工作期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由于运动一开始便得罪了群众，有些群众组织还心存芥蒂，另外当时中央对他的问题也没有一个说法。

胡继宗同志是当时在北京解决甘肃问题时毛主席亲自点名要结合的干部。这个同志很朴实，工作也很踏实，过去和华国锋在湖南一起工作过，在湖南的口碑很好。

我当时在讨论结合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支持中央提名结合的胡继宗等领导干部，没有同意一部分群众提出的结合裴孟飞的意见，我认为这对稳定当时已经初步恢复的政治局面是有好处的，对巩固当前大联合的雏形也是非常有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胡继宗同志在省里工作的很好。他认真踏实﹑任劳任怨，在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个新秩序的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后来，这个同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繁重的工作，不幸心脏病发作去世。

由于各派群众组织在干部问题上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一致，造成各派争论不休，互不相让，街上的大字报一茬接着一茬的换，不是你的盖了我的，便是我的盖了你的，常为这些事引起一些事端。

在省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几派都有分歧，工作是异常的艰辛，要做每一派的工作，因为“大联合”是基础。那一段时间，我们的“支左”干部真可谓是“苦口婆心”了。

尽管我们给各派组织的头目都做了很多工作，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支持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左派”的指示，对他们尝试团结和教育，但个别造反派头头，还是从各自的派性地位出发，争权夺利，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致使我们对某些造反组织头头深感失望。这也造成了后来革委会中军人成分为多，而群众代表则以劳模为多的普遍现象，理论上应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的革委会，最后实际上主要由军队干部组成，而红卫兵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的比例很小。

由于文革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许多干部都被本单位或社会群众组织分别关押批斗，致使这些干部身陷囹圄并成为各派群众相互争斗的原由。针对这一混乱状况，我们以统一监管的名义，将各派组织抓去关押审查的省厅级地方干部，全部收归“支左办公室”统一管理，取消各派成立的专案组，对这些地方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除了大张旗鼓宣传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把重点放在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工作上，我还亲自抓造反派的整风，抓兰州地区三派组织的大联合。我要求支左人员一律下到基层，狠抓三个文件的落实，促进解放干部和大联合，并以省筹备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发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等三个八条规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按党的干部政策对待，反对“挂黑牌子”、“戴高帽子”，随意罚跪捆绑，不准乱揪斗、抄家搜身；规定凡离开工厂、学校到社会上参与活动的工人、学生一律回工厂、学校就地“斗、批、改”，不准搞大规模的上街游行和批斗大会；要求各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禁止相互武斗，并下令收缴散落在群众中的枪支、匕首等，这些规定对稳定当时甘肃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成立以后连革委会的牌子都没有地方挂，结果挂到兰州饭店。因为当时原省委、省政府的机关及重要公共建筑物都是群众组织占据着，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叫喊。那一段时间大的武斗虽然没有发生，但小的诸如你搞我我搞你一类的冲突还是经常发生。解放军“支左”人员虽然在努力做工作，但有的地方做通了，解决了，有的地方解放军根本进不去。社会秩序还是很乱，警察不敢维持和干涉。

那一段时间社会上针对解放军、针对我本人以及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都很多，有反对的，有拥护的，今天你的盖了我的，明天我的盖了你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又不是地方干部，对地方上的干部、群众又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他反我什么呢？我又反他什么呢？无非就是一个要政府，一个不要政府；一个要治，一个要乱嘛。我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为此而努力去工作的。当然，在那样混乱和复杂的情况下工作，要不犯错误是很难的，这是实际情况。

复工复课“闹革命”

1967年1月23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当时我们军区的“四大”都还没有停止，我和张达志同志还在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所以，这个“支左”一直拖到了四月初，由周总理提议，经毛泽东主席批示，明确由我负责组织兰州部队参加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张达志同志负责军区工作，我和张达志到北京领受了任务。当时正是天下大乱，而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的任务只有靠解放军了。但是，一堆乱麻，工作从何下手呢？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思路。现在分析起来，历史上“大乱大治”都是发生在政权更换、改朝换代的时候。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掌握着政权，根本不需要通过“大乱”来达到“大治”，否则只能乱了自己。但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已经乱到了极点，毛泽东打出了最后的王牌：让解放军出来收场，居然在不长的时间内控制住了局面，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信，没有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后来的局面是很难设想的。

为了稳定混乱的局势，我们首先调集部队进驻刘家峡水电站、白银公司、兰化、兰练、兰州铁路局以及中央在甘肃的几个重要国防军工企业等重点单位和地区，并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大专院校、省市机关做群众工作，制止武斗，消除派性。对公检法机关、金融系统、电台、档案机要等部门实行军管。为稳定农村局势，保证农业生产，我们的“支左”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劝说“造反派”不准到农村串联，农民也不准进城游行等。我们还以省革筹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颁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的多项条款规定，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并督促落实。

由于甘肃的战略地位（当时是反修前线），中央对建在这里的几个国家大型工矿企业以及几个重点国防军工企业非常重视，有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总理更是经常亲自过问，我也向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保证按期完成。

比如刘家峡水电站的复建。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1964年投资兴建的，工程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指挥生产，当时我们派出了军队得力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会上混乱局面的干扰，专心至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1969年提前发电投入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甘肃的电用不完。国务院指示我们要支援陕西关中、汉中地区的国防厂矿生产用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专门拿出资金，派军区“支左”干部负责指挥架设了从刘家峡到陕西关中的三十三万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保证了陕西地区国防工业生产用电。为此，水电部还发文向全国进行通报表彰，并组织人员参观学习。

再如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期间更是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我向国务院汇报了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具体想法和建议，国务院很支持，并批示全国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援，重新上马建设。1971年1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我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10月1日不出铁，我俩从高炉上跳下去。我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0月1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以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这个烂摊子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此外，我们对兰州钢厂、兰州机械厂的兴建，对长庆油田的勘探和建设，对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窑街煤矿、靖远煤矿的扩建改建等工程，也尽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军队和地方得力干部去参加领导，具体组织落实。同时我要求我们省委、省革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抽时间亲临现场检查工作，就地解决困难，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这些项目都很快建成投产，为国家提供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资。1970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多，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

我们省的几个中央直属大型国防军工企业生产形势也很好，比如404、504、805以及长风、万里、新兰等厂，那几年一直在战备，这些厂子的生产任务都压得很紧，在别的省区还在武斗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企业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我每次去北京开会，周总理以及国务院几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碰到后都表示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说中央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和几个国防军工企业都很出色，保证了国家急需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为战略需要作出了贡献，为原子弹按时试爆成功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做出了贡献，这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很不容易的。

甘肃省历史上是一个工业落后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私营企业，产值非常低，轻工产品也几乎全靠外省区调拨。解放后，国家拨款建厂大力开发甘肃拥有的丰富矿产资源，使甘肃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但由于基础太差，底子太薄，工业产值在全国排名总是倒数几名。

由于军队、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197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排名前进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我们的轻工产品也上了一个台阶，当时我们的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我们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产的电视机，虽然是电子管的，体积很大，样子看起来显得很笨重，但这意味着甘肃电子工业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汽车修造厂也很不错，柬埔寨的宾努亲王访问兰州时乘坐的敞蓬汽车就是他们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适、安全，宾努亲王很感慨，说原以为甘肃是个人迹罕见的荒凉落后地区，没想到还能自己改造汽车。

不能不提到一点，当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些口号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口号，使工人返回了工厂复工，学生返回了学校复课，社会秩序安定了，人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了，混乱的局面结束了，生产和经济工作才能谈得上进行和发展。

脱贫之水黄河来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历年来干旱少雨，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历史上就是一个长期贫困和缺粮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饭，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不少地方群众一年几乎有半年以上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讨饭度日。解放以后，每年需要国家支援，从外省区调拨大批粮食接济才能勉强度过贫困生活。所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摆在刚刚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会面前的第一个大难题。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的方针，我们把抓好农业生产，争取多打粮食摆在省委、省革委会工作的第一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省革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在全省占很大面积，常年雨量稀少，蒸发量大，有的地方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老百姓吃水都是靠修水窖积聚雨水和雪水，条件十分艰苦。加之多年来缺少治理资金，农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历届省委都下了大力，但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想把粮食一下子搞上去困难比较多。但是甘肃的干部很好，能吃苦、老实、厚道，这是有利条件。

我们部队参加“支左”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有些同志对改变甘肃的贫困面貌信心不足。我对他们讲，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吃的是甘肃人民种的粮，喝的是黄河的水，也算是甘肃的半个儿子了吧？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的条件还这么差，老百姓还这么苦，我们作为共产党，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党要我们来做这里的工作，我们一起为甘肃人民做些事情吧。

甘肃发展农业，关键是水。有水就有粮，有粮老百姓就有饭吃。因此，我们提出要改变干旱面貌，必须以“水”为大，下大力气解决水的问题和控制水土流失问题。省委、省革委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抓好“两西”（河西、定西）建设的设想规划。要利用祁连山的水力资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要下大力改变定西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修造梯田，打坝填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此，我们专门组建了“两西”建设指挥部，选配了懂业务、有干劲的干部具体负责。

这个设想计划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认为很好，又把甘肃的“两西”扩大为包括宁夏“西海固”地区，合称为“三西”治理干旱的建设工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加大投资，统一实施。几年后确实见了效，也取得了治理干旱的实际经验。

在那几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会的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们每年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查研究，我们分别深入各地农村蹲点（我在最穷的通谓蹲点），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察民情，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治山、治水、如何解决人畜饮水、农田灌溉防渗漏、压砂保墒、如何解决种树成活率等许多实际问题，为我们决策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加治水经费，我多次找国家计委做工作，使计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万元，用于打机井和建设水利设施。几年中我们全省共打机井六万多眼，使八十多万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达到旱涝保收。

为了充分利用黄河流经甘肃境内的地理优势，在续建好刘家峡大型水力发电站的基础上，我们又先后兴建了兰州郊区的八盘峡水电站和地处陇南的白龙江上的文县碧口水力发电站。

为了解决严重干旱问题，我们请专家研讨论证指挥设计并率领群众修建了景泰一条山、靖远、会宁、榆中桑园峡、三角城等黄河提灌工程，使几十万亩旱地变为稳产高产的绿洲。当时，兰州几个大的中央厂矿企业都把农场建在景泰一条山一带，有了水，那里变成了江南，这些企业也都纷纷解决了一部分农业户口的家属的安置问题，这些家属都有种田的经验，把个一条山农场经营的有声有色，坐在火车上经过这一带时可以观赏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为了彻底改变兰州以北地区的干旱状况，我几次向周总理请示、向国务院报告，建议拨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浇灌秦王川百万亩旱地的浩大工程。为了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我几次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徒步到实地勘察，遗憾的是，当时因为经费、技术条件所限，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资源，我建议兰州发电机厂和水力涡轮厂生产中小型为主的发电机产品。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多生产中小型机，以满足陇南、陇东和河西地区的中小型发电提灌的需要，你们自己也解决了销路。后来，河西民乐县的两个中型水库，安装了几台中小型发电机组，解决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用电，群众很满意。

经过全省干部群众几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前，全省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到1970年达七十三亿斤，1975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大部分地区吃粮达到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我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年期间，我认为，我们甘肃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以及我们绝大多数的“支左”干部，工作是认真踏实的，态度是积极努力的，并且能吃苦、廉洁自律，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家还都没有忘记，在那样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中，我们甘肃能做到油井出油，煤矿出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干部们是在努力地为人民工作吗？就连后来的省委书记宋平在1978年省党代会上也不得不承认：“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按照肖、韩时期兰州军区党委对我的“结论”的说法，十年来我们是在搞破坏，这就全盘否定和抹煞了我们甘肃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辛勤工作，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几年报纸广播大会小会狂轰滥炸，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甘肃省委也好，兰州军区也好，不工作的人没错，泡病号的人正确（说是抵制错误路线），而大多数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却错了。我想，我们党的事业、社会的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勤奋敬业、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实现。因此，我们还是要讲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在任何时候，看任何事物，都要坚持这一原则。

甘肃中西部地区生活艰苦，风沙大，沙暴一起来人和车就被裹在沙涡中，稍一站不稳就会被刮倒，满脸满头满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张嘴就是一口沙，能见度往往只有五、六米。一个生产队与另一个生产队之间是大片的荒山秃岭，中午太阳烤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连草都没有一颗，人走过时只有被惊动的蜥蜴在戈壁上飞快地爬行。当时英国有个华裔女作家叫韩素音的，到我们中西部地区去搜集素材，来过好几次。她对我讲过，她第一次来时一下飞机就发出惊呼：“这里还能生存吗？！”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省里和县里的干部要顶风冒沙，不顾酷暑严寒坚持深入基层，每年不少于四个月。那时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奖金，更不可能提高工资待遇，甚至有的基层干部为了省钱都自带干粮（有些带点土豆找锅煮煮当饭吃），没有人说过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要调动。

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人，他们是解放大西北时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几十年了，找了甘肃的老婆成了家，生了娃娃，算扎下了根，就象电影上说的，成了昆仑山上一颗草，风吹不倒，日晒不枯。这些资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还坚持在基层，很令人感动。

文革时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都有一个体会，你在前面干事，可能就有人在后面搞你的阶级斗争，不知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要倒霉。当干部的不但捞不到半点油水，有些需要应酬的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还有些县里的基层干部进城开会，为了节省开支自己背干粮吃。那时候当干部不长工资，但事情要办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席语录解决问题，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许多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当然有些少数败类除外）。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文革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我们的基层干部工作放不开手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长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基层干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发扬了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我们军区派出的“三支两军”干部也大都象地方干部一样，他们无论是来自什么岗位（有些还是从原子弹发射基地来的，还有各个岗位上来的），对自己将要执行的任务都尽职尽责。“支左”人员刚一进点时，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坚决按照中央文件办事，想方设法制止武斗，苦口婆心将几派群众联合到一起，又以身作则搞“抓革命、促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学校，还是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油田、矿井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那么乱，到处是武斗，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生闹事。甘肃自中央“三个文件”后便逐渐走上整治，并迅速开始恢复生产。这一切，如果没有广大的地方干部和大批“三支两军”解放军官兵们的努力工作是无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这些干部好哇，真的是很朴实，很能吃苦。

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肃是最平静的一年，农村干劲十足，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销粮、第一次摘掉要回销粮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结论”上讲的，我们是在搞破坏，是在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哪里来的这个成绩呢？“结论”显然是把问题扩大化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也搞了农业学大寨，也抓了农村阶级斗争，提过一些错误的口号，伤害过一些干部和群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在这个时期，无论搞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毛主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执行了那条极左的路线，是有错误的。但是，把这个全党性的历史错误都看成是甘肃一个省的，并且要我来负责，我也确实负不起这个责。另外，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无论从党性、党纪还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我们都只有执行，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脱离开这个历史背景谈问题。

不能不承认，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也犯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比如在礼县蹲了几天，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实际上只有几个公社不错，就当成是全县不错，结果讲了许多大话，过头话，树了一个假典型，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影响很不好。

在农村，农民搞一点小自由，就说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搞修正主义。实际上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谁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肃农业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没有向中央、国务院要过多少救济粮。当时我们的出发点是“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想方设法自己省内调济解决，现在反思起来，当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甘肃的农业问题是个历史难题，我们苦干了十年，问题解决了一些，粮食产量上去了一些，但这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也需要休养生机，因此适当向中央要求一些救济是必要的。

放不下的牵挂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乍一免职时，什么事都没有了，后来连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个局外人，猛然间谁都不需要你了，说个心里话，真还有点不适应。

人不工作了，心还是放不下，毕竟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还真割舍不下。天下雨了，我就高兴，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了。天旱的厉害，我就着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来讨饭了。天天关心天气预报，天天记在台历上，这已经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连我的儿女都说我，你又不工作了，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我说，习惯了。甘肃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讲，还得靠天吃饭，你不关心天气预报怎么能行呢？

从兰州到中川机场的几十里公路线上，沿途都是盐碱地，我们沿公路两旁种上了树，但成活率很低，树死了，我们就组织人再种，一连种了三年。前两次我都亲自去看过，不知这第三次树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条山黄河提灌工程我们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戈壁上有了水，有了树，有了草，有了庄稼，坐火车从北线走可以看见这一片沙漠绿洲。我免职前，省里已搞了个二期工程方案，已报请国务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级，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如果工程实现预期效果，那么腾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几十万亩的旱涝保收稳产田了。可惜我没能亲自参加这一为甘肃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设，所幸的是，下一届省委圆满地将这个蓝图实现了，这也足以让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来我们曾组织人勘察过，我本人也多次去看过，我们还搞过一个方案报国务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开始抓了，但因为没有资金无法搞。现在从报纸上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抓了，这说明我们国家经济有了实力，有能力为老百姓办些事实了。这个工程将来完工后，肯定会为老百姓造福，是个子孙后代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还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转，就是我们修了不少水库，但水的利用率还有问题。你比如说修渠，甘肃的土地沙化的厉害，渠道的衬里就要有讲究，砌得不好，水流经渠道，有相当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发了，那就很可惜。

还有，最近我看电视，那个以色列的自然条件就和甘肃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好。他们浇地搞喷灌，我看这个很适合我们甘肃的情况，我们甘肃一个是缺水，一个是土地质量不好，水浇多了还容易盐碱化，因此，应该借鉴国外的喷灌方法，搞些长臂式的大型喷灌机，既节约了用水，又解决了土地盐碱化问题。

甘肃的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技术底子薄，技术人员缺乏。我们有一所农业大学，还有一些培养农业技术员的中专，但没有经济实力解决技术人员的待遇、房子等具体困难，致使一部分技术人材转业、流失。要想以科技治农，就要留住农业技术专家，改善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肃农业的工作中去。科技治农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人员就是实现这个途径的宝，所以要设法培养并能留住。

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秃岭，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建国以后，七任县委书记都认为“通渭没治”。 1976年，我曾去那里蹲点几个月，亲眼看到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基层干部与群众一起商量改变贫穷的具体措施。针对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无雨无收成，有雨冲成沟的特点，当时我们提出了植树种草、兴修水利，发展养殖业等十项措施，发动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为了调动广大农民治理荒山的积极性，我们还提出谁栽树谁受益的政策。为帮助通渭县尽快脱贫，我们还组织省委、省政府各部门派出工作组，结合自身业务进行具体帮助，对口支援。

说句心里话，解放那么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上，心中实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责：作为党的干部怎么向当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脱离贫困，和全省广大农民一起逐步过上好日子。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离开了领导岗位，事情来的很突然，对通渭的许诺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一些具体帮助也没有来得及落实，更无法亲自继续带领大家实现“治理通渭”的心愿，对不起通渭的广大父老乡亲。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会从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看到通渭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时，我会把酒遥祝那一方质朴、敦厚的农民兄弟们的！

甘肃的优势是重工业，能源充足，资源丰富，但交通困难，能源优势发挥不了。另外原料与加工能力不协调，国家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经常发生原料供应不足的情况，1974年我们搞过企业挖潜改造，兰化的产量翻了一番，当时康世恩同志还在兰化、兰炼开过现场会，推广过“两兰”挖潜改造经验。但是要彻底解决问题，除了搞企业挖潜外，兰化和兰炼以及西固热电厂应该尝试搞联合，可是这几个厂子上级主管单位不同，归几个部管，具体问题很多，一时半时联合不起来，寄希望于以后体制改革。

最近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一些工程相继完成了，有的是我们当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有的是后来的同志们新搞的项目，总之，都是造福甘肃人民的好事情。这些工程完成后，对甘肃的工业、农业以及人民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西北蕴藏着巨大的潜质，但她的开发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从解放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西北的开发还只是开了个头，路还要靠后来人一步一步地接着走，寄希望于后人。

近十来年都没有出门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总想到甘肃各地再走走，看看工厂又搞了些什么改造项目，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看看水渠还漏不漏水，看看树木成活了多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牵肠挂肚的，比自己的孩子还操心。老伴儿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讲，远的去不了，就到近处看看吧。她找车陪我上皋兰山看了看即将完工的兰山提灌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确实还是小平同志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支左”十年，心系甘肃十年，我对甘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一份割舍不掉的牵挂，因为这里毕竟溶入了我的心血，留下了我的足迹。还记得1974年去酒钢解决问题，路上突遇暴雨，山洪引起泥石流，沿途社、队干部群众拦车劝阻不让再行，使我非常感动。因为酒钢的问题很急，所以当时我们也顾不上什么危险，在当地老百姓的带领和护送下，和随行的几个同志硬是趟过洪水，赶往酒钢。1975年我去天水视察，在翻越华家岭时，因公路积雪结冰，汽车打滑，随时有翻下深沟的危险。在险要地段，我和随行人员都下来推车，路过的老百姓都主动过来帮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但看到我们穿军装，推得是军车，知道是军队的干部。他们说，他们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军是帮助他们的，所以他们见解放军遇到困难也过来帮忙，这使我很受感动，好象又回到了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中。我当时想，解放那么多年了，甘肃的老百姓还生活的那么苦，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并没有把他们从贫困中彻底解救出来，可他们见到我们这些干部摸样的遇到困难却能不顾严寒和危险主动前来帮忙，这说明了人民对党的干部是信任的，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为人民工作呢？

十年“支左”聊以自慰的是，我对这一片土地尽了责任，作了努力。尽管现在这里还很贫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但我会在有生之年时刻关心着她，祝福着她，愿这片土地上人民安康、省富县强。

第四章 须要说清的一些问题

“油沙豆”及其他

导致我被免职的导火索是铁路问题，但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并没有把我和“四人帮”拉到一起，可后来事情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是肖华、韩先楚、宋平回到兰州后，便立即掀起了一场围剿冼恒汉的所谓“人民战争”。为了把我搞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他们完全不顾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而是采取了先扣帽子定性，后根据需要补充搜集材料，编织罪名。

当时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么揭发什么，哪怕是道听途说”，动员人们“翻箱倒柜”。在这样一种人为煽动、一哄而起的氛围下，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联合专案组给我罗列了一大堆所谓“冼恒汉投靠林彪、‘四人帮’，积极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证据”，并且在没有和我本人见面核对及签字的情况下上报中央，椐此定罪。而正是凭着这些不实之词，给我拷上了“四人帮”代理人的枷锁。对此，除了让人深感痛心之外，还感到迷惑：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草菅人政治生命的做法居然还能畅通无阻？！

为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同时也对我自己几十年革命历史负责，对这些将我置于死地的所谓“罪证”，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

一、关于江青给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的问题。

1972年5、6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了西北组的讨论。有一天她发言时，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几段。她发言后，大家建议，把毛主席这篇文章印发到会的同志，以便学习。她说：“我这份是政治局发的，将来还要收回去，印发恐怕不可能，你们要我可以让护士抄一份，你们传看。”第二天她来开会时，将抄件交给我（我是会议召集人），我就将这份抄件先给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出），而后一省一省的传阅，最后交我。会议结束后，江青也没有收回。因为不是大会秘书处发的文件，收文件的单子上没有提到这个手抄件，所以也没有交，秘书带回来了。回兰州后我告诉秘书交党办保存。这是作为公文处理的，并非是私人活动。

二、关于“四届人大时，江青送油沙豆”的问题。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快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各省到秘书处领取油沙豆种，说此豆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经济价值也很高。我的秘书陈文生也去领了，根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给我的。我们带回去后，交给农办要农科院试种。我还交代说，甘肃的传统油料胡麻油不能废弃。

三、同米士奇接触的问题。

1976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时，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来看我的秘书陈文生。我事先并不知道他来，他也未去我的房间。我只是有事到陈文生房间看见了他，寒暄了几句就走了。事后我问陈文生米士奇来干什么，陈说：“他要我给他代买一些中草药。”

四、“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乱点乱问”的情况。

1976年3月，中央“反右”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甘肃省也在其内。江青在会议上乱点乱问，其中也问到我。她先是问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哇。”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嘴巴没动，后来她补问：“冼恒汉，‘反右’好不好？”我说：“好嘛。”第二句问：“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我答：“有。有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大师傅。”第三句问：“甘肃形势怎样？”答：“还可以。”十二省（区）的同志都在场，都知道，可以查问。至于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我在省委常委会也好，在其他会议也好，根本就没有传达过。

五、同胡炜的关系。

胡炜原是21军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由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指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室主任。我同胡炜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和礼节性的关系。文革期间我们每年都有几次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每次胡炜都来看望陕西的同志，同时也来看看我。我们在一起谈话主要是谈地方的事情，偶尔也说“四人帮”的一些怪话。比如江青搞“江青传”、搞“四人帮”，主席批评后，王洪文、江青想去见主席，被主席拒绝；王洪文参加军委会议，说话说不到点子上；西沙群岛战役，上午那些人整叶副主席，下午还要叫叶副主席处理作战的事，叶副主席很苦呀，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听后都很气愤，都表示愤慨。

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但他从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几次电话的内容是：

一次讲皮定均同志飞机失事遇难；

一次问军委工作组向仲华、徐立清何日动身来兰州；

一次毛主席逝世，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问韩先楚怎么还不回来；

还有一次是“四人帮”粉碎后，中央打招呼会议后，韩先楚回兰州才半个月，就又回北京了。韩说“301”让他回去，我说，我们都很忙，实在分不开身，他身体也不算太坏嘛，怎么又走了呢？是“301”真的追他回去？

我回忆就是这几次电话。

以上接触我认为完全是工作中的正常接触和礼节性的问题，如果把同志之间正常工作接触和纯属礼节性的来往也看成是政治问题，党内就没有正常生活了嘛。

至于胡炜是不是“四人帮”死党，从未见过中央的正式结论，但韩、肖在给我的“结论”中却定性说：“冼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1977年6月9日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锋曾经问我：“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这个“另有渠道”的问题，象一块千斤巨石压在我的身上，使我苦恼了好几年，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

我在1976年10月6日甘肃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了二十几个“按既定方针办。”但那时我认为这个指示是真的，因此，就进行了宣传。根据是：

1976年8月中旬，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两条指示，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有一条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茅林同志（省委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讲话精神时，还特意印发了一个书面汇报提纲，提纲中也写了“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这两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国内问题要注意”一条后面加：（现在只传达到这个范围，暂不向下传达。在这之前中央也发过电报，规定只传达到军）。这个汇报提纲当时常委每人发一份，原始稿、省委常委会议纪要，可能还在，可以查，也可以向茅林调查。

此外，主席逝世后，《人民日报》9月16日的社论，以及9月18日至27日共六期《国内内参》上大量报道这方面内容，要讲渠道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是我讲话的依据。

恰好我住在北京海运仓等待解决问题时，偶然看到中央办公厅1981年31号文件，内容是批华国锋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赵紫阳同志说：“我问我的秘书，‘按既定方针办’怎样来的？”秘书说抄来的。华接着说：“是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需要。”当我看到这一段话时，我的心情骤然轻松下来，所谓“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交代”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

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这个历来以忠厚、老实著称的人，其实也会说假话，并以假话陷害人。我不禁想问一声，不顾党性原则，以权压人，这是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吗？另外，托辞用这句话同“四人帮”作斗争，你不觉得是自己底气不足吗？

七、1976年10月8日晚，孙殿甲同志告诉我，接北京给解放军报记者打来电话说“四人帮”已抓起来了。我第二天（9日）上午派陈文生到总院找高副政委来（因韩先楚不在，高是党委管党委常务工作的），说有个事要告诉他。高来后，我照孙殿甲同我谈的内容告诉高，我又说，如果是真的，中央总要开个会吧，不然总要发个文件吧。我们又扯了一下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分析，除上海、清华、北大可能要出一点事外，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军队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市场。后来有人揭发说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是什么宫廷政变，纯属造谣。

八、关于所谓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起哄”的问题。这个帽子韩先楚强加到我的头上，还不如再拿回去戴到他自己头上更合适。

要说在庐山小组会议上起哄，在毛主席指出陈伯达错误之前，确实是有不少的同志。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下面工作，又不善钻营的人来讲，上层斗争的内幕，我们是不清楚的。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任国家主席，哪个不表个态拥护毛主席？韩先楚在华东组跳得更高，“哄”起得更凶。当时毛主席还不无惋惜地指出：多数中央委员都不懂一点唯物主义，而轻易就相信一些骗子的天才论。并指出要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委员中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人所共知的。

至于说我在西北组“起哄”，邓颖超同志和董必武同志都在西北组，这件事情他们最清楚，是当时最好的见证人。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下午我刚到会场，毛主席就叫我到他的住处开会。会上毛主席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三条：1、会议暂停；2、不提揪斗；3、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我回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留下。邓大姐、董老要走，我请他们留下，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冼恒汉带头起哄的问题。“9.13”之后发的材料，林彪反党集团说“西北组温度不高”，这又如何解释呢？邓大姐还健在，可以请她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嘛。

九、1976年1月17日至2月17日，我在北京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2月18日回兰州，当天下午在省委常委（还有铁路局党委常委参加）的会上传达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精神时，是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这是事实，但这是经过解决郑州、兰州铁路问题的中央领导华国锋同意的。因为郑州和兰州参加会议的同志都问，回去传达时，如果有人问，右倾翻案是谁搞的，我们怎样回答？华国锋说，你们可以点名，这个事不久就要公开点名了。

十、给我罗列的所谓“罪名”里有一条是：据郭玉峰交代，王洪文向郭玉峰指名要冼恒汉到中央工作。还有马天水、王玉珍、徐景贤和刘湘屏等交代，说王洪文给他们讲冼恒汉如何好，工作如何踏实肯干等。这些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呢？这怎么能作为证据给人定罪呢？王洪文要调我到中央工作，中央谁也没有给我说过这个事，这是中央的事。就算是有这个事，也只是议论了一下，又没有真正调去，也算一条罪？那么已经去中央工作的人呢？该怎样说呢？另外中央还有不少老同志也说我的好话，这又怎样解释呢？

把这些我并不知道的事写到我的材料中，这是不公正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看问题嘛。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只承认事实，不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另外，什么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刘湘屏之流，我同这些人并不熟悉，有的还不认识，至于王洪文给他们散布冼恒汉的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情，由他们自己负责，同我毫无关系，更不应该写到我的材料上，作为给我定罪的依据。

讲到与“四人帮”勾结，什么叫勾结？勾结应该是指拉拉扯扯，搞非组织活动，你来我往，信来信往，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嘛。这些方面我都没有，怎么叫勾结呢？至于勾结起来进行反党活动，有什么事实呢？什么叫反党活动呢？拿《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能够上哪一条呢？“结论”上没有举出一个象样的事实来。

十几年来我反反复复地讲，我同“四人帮”并没有你来我往，信来信往，拉拉扯扯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他们并不熟悉，仅有的两次接触，一次是和王洪文吃饭，一次是庄则栋去甘肃，这也都是偶然发生的，这些我都不厌其烦地多次向中央讲清楚了，何以叫“关系密切”呢？得到“四人帮”的“赏识和信任”，有什么事实呢？他们给了我什么呢？所以说，赏识和信任我的是党，有党的信任和支持，我才在兰州军区当了二十多年的政委。我当兰州军区政委时“四人帮”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至于当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也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的指示批准的。当时到北京研究班子时，我曾提议叫胡继宗搞，总理坚持要我搞，他说，大军区所在省，要一名同志挂帅。所以，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呢。

十一、“结论”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紧跟林彪、康生制造多起冤、假、错案”的问题。我首先要问，所谓“初期”是从何时算起？又到何时为止呢？如果“初期”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算起的话，那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还在甘肃农村蹲点搞社教呢！社教搞到10月，然后去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会议。北京回来后，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开始，一直到次年4月，这期间我失去人身自由，进入了挨批斗的角色。受迫害的应该是我，我又如何能去制造什么冤、假、错案呢？！

到是1966年9月3日，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汪锋被群众揪到七里河体育场批斗（当时我在天水农村社教），后到军区总医院治疗。肖华知道后，专门给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同志打电话说：“赶快要汪锋出来，他不能住在军队医院。”张达志同志打电话与我商量，我们都觉得不好给汪锋直接说，便拐了一个弯，通过地方的同志给汪锋说，后汪锋搬到七局医院。

十二、“结论”不但给我扣上“四人帮”亲信的帽子，而且还把我和“林彪反党集团”扯到一起，那就更不实事求是了。林彪反党集团以及黄、吴、李、邱等从来就不信任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曾从林彪同其死党的谈话记录中查出，林彪说：“兰州军区连一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要派一个人去。”结果派了XX任副司令员。这件事是纪登奎当面同高维嵩同志讲的，后中央召开的西北四省（区）和兰州军区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纪登奎也同我说起此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凡属比较重大的问题，都是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周总理曾当面同我们说过，各大军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兰州军区算是比较多的。我们从来就认为，除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情况外，不能也不应该向任何个人“通风报信”。

另外，前面讲过的潘继祖事件也足以说明问题。这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因为，在文革中，江青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吴法宪是她保的，江青和吴法宪勾结是很密切的。“四人帮”粉碎后，吴法宪交代，江青和叶群都是在相互利用，说什么你消灭我的“敌人”，我消灭你的“敌人”。对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毛主席、周总理是有态度的，是肯定的。因此，他们想公开的撤掉张、冼不可能，所以就通过潘继祖这样的人来制造突然事件，干掉张、冼，安插自己的亲信。当然，牺牲一个潘继祖，他（她）们是干得出来的。

高炮一师是属空军建制，归兰空领导和指挥，同大军区没有关系，更没有矛盾。潘继祖这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但他要下这样的毒手，干掉张、冼。吴法宪对潘继祖的所谓数年审讯，从来不给兰州军区透一点气。江青对潘继祖这个凶手一点不恨，反而利用职权释放他。从这些情况看，不能不使人怀疑潘继祖的后台就是林彪、江青、吴法宪。而“结论”却不顾这些事实，一味将我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人，这不符合事实，也难以让人信服！

十三、“结论”说甘肃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电中有“向江青同志表示慰问”的词句，从而“证明冼恒汉坚决效忠江青”。

唁电是省委发的，并不是冼恒汉发的，是宣传部起草，常委讨论同意的，怎能把这样的事挂到一个人身上呢？同时不少省（区）和大军区的唁电中也有这样的词句，这又如何解释呢？上海倒没有，能不能说上海同江青划清界限了呢？唁电中是把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家属来慰问的，怎么能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向江青表示效忠”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十四、所谓“在党的‘九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冼恒汉在西北组说：‘上面有个精神，对那些老右倾，既要选上又不能得票过多。’”的问题。

根据我的回忆，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代表不是编在西北组，而是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以及海军的代表编为一个代表团，曾思玉同志是代表团的召集人。有一天晚上，吴法宪、郭玉峰等人确实召集了由各代表团派出的代表开了一个会，甘肃省是胡继宗同志，兰州军区是高维嵩同志参加的。他们回来后，传达了“‘老右’既要选上，但又不能得票过多”的话，我听后说：“我要投全票，其他代表自己决定。”

庄则栋河西行

庄则栋这个人我并不熟悉，只是在北京开会时见过面，也没有说过话。晓得他打乒乓球，是个世界冠军，名气很大。他来甘肃是宋平接待的。庄则栋当时是国家体委主任，因为甘肃的临泽县是个体育先进县，据说受陈锡联副总理指示，来甘肃调查研究体育工作并视察临泽这个体育先进县的。

庄则栋到兰州时，我并不在家，而是在河西走廊视察工作，是宋平当时接待的他。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视察体育工作，我在张掖，不见不好，让我接见他一下。

由于临泽是张掖地区的一个县，庄则栋看完临泽后就到张掖，我们安排在19军军部见了一面。当时庄则栋见了我后就对我讲，是受陈锡联副总理的指示来视察体育工作的。我们在一起谈了我省体育工作方面的情况，我提出要他帮助我们在兰州修建一个体育馆，他没有答应，说现在体育要下放，不是在城市搞，而是要到农村去。寒暄了一番后，庄说他到宁夏时听到些反映，说康健民同志派性大，班子不团结，要我出面帮助解决。我说：“我不能解决，因为他是宁夏第一书记，我是甘肃第一书记，他怎么能听我的呢？”庄说：“你是军区政委，康是副司令，怎么他不听呢？”我说：“那是两码事。”由于谈不拢，就不谈了，我们都出来看他打球。因为大家都慕其打乒乓球的盛名，所以安排打了一场球，吃了个中午饭，他就回临泽了。当时陪同和在场的有关同志很多。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次纯礼节性的交往，并且这次见面又是宋平交待办公厅给我的秘书打电话安排的，他不打电话，我是不会接见庄则栋的。现在宋平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却对我无限上纲上线，说什么“密谈”，什么给“四人帮”的心腹提供“炮弹”等等，可见这个人的品质。

我和庄则栋的这次会见，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另外庄则栋并不只是到了甘肃，他内蒙、宁夏、青海都去了，这件事在其他省（区）都不成为问题，惟独对冼恒汉就是问题，这是不公正的。

王洪文到房间来看我

和王洪文吃过一次饭的问题, 是当年做为把我定成“四人帮”亲信的“重磅炸弹”。尽管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而且运动中我也向中央做了说明，但我还是要把当时的情况讲一下。

1974年中央开会时，当时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在看望了几个省的代表后路过我的房间，就顺便也进来看了看我。我和王洪文并不熟，可以说连工作关系都很少发生过，当年硬是总理做了工作我们才投了他的票，因此对这个人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和信任。

王洪文来的时候，事先并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正要去食堂吃饭了。他进来后，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说：“我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当时开会都是凭餐券吃饭，因为当时年继荣也在我房间，因此王洪文叫服务员将三份饭送到我的房间，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说了几句话。饭是普通的会议份饭，很简单，吃完后我们各自向服务员交了自己的餐券。王洪文吃过饭后就走了，继续看望其他省（区）的代表。

至于我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我记忆不深，无非是些客套话，内容也没有出格，决不是象“结论”上硬强加的那样是“密谋”。当时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服务员自始至终都在旁边，这些都是可以调查清楚的。

王洪文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是中央领导，不能说谁与他一有接触就是参与了什么阴谋。再说我与王洪文平时工作中并没有什么来往，互相之间并不了解，他就是有什么“企图”也不敢贸然跟我这个不摸底细的人“密谋”呀！况且我当时并看不上他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是没有能力担负起党的中央工作的重担的。选他作中央副主席，当时我们很多人思想都不通，除了周总理亲自做我们的工作外，叶剑英还有个公开的讲话，说什么王洪文当过兵、做过工、“过过江”、打过仗，是最“理想”的接班人，这个讲话是以中央正式文件转发的。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脱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看问题。

另外，对“四人帮”这几个人，我还是有戒备心的。我向中央反映我和韩先楚的关系不好的问题时，我是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当时我是有意把王洪文排斥在外的。

以上的这几件事情，都是在工作中发生的很平常的正常接触，但韩先楚、肖华却硬把它作为我和“四人帮”关系的重要依据写进所谓“结论”中并据此定罪，我认为这是手段低劣的政治陷害。如果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我的炮弹将会多的多。

例如，1973年毛主席召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期间，江青曾把韩先楚请到钓鱼台的住处一起喝酒、吃饭，并一同照了像。粉碎“四人帮”之后，韩先楚并没有向中央讲清楚。后来，中央查抄了江青的住所，韩先楚得知后怕他同江青的合影被抄出来对他不利，很着急，便在回兰州的飞机上，向我讲了这件事。我当时对韩讲：“你在北京开会时，这样的事为什么不给中央直接说？现在你给我说了，让我怎么办？”韩先楚说：“你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我向你说了，不也就是向党说了吗？”

还有韩先楚长期称病住在北京期间，曾有几次陪王洪文去西山打猎，有时天黑了还出去打猎。为了方便王洪文晚上出猎，韩特意找人给王洪文打猎的汽车安装上了探照灯。这件事韩先楚在党的会议上也从未讲过。还是当时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在看到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的罪行材料的照片上，有王洪文打猎的汽车探照灯，便当作“笑料”对我讲：“那个探照灯是你们的司令员送给王洪文打兔子的礼品”，并诙谐地说：“有功劳啊！”

1976年冬，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时，李先念同志对我讲，韩先楚在武汉给他打电话，要求通过他给福建说一说，把已被福建抓起来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放了，被他顶了回去。韩先楚已经离开福建多年，还插手福建清理 “四人帮”骨干分子的事情，那么韩先楚同志同“四人帮”的关系又作如何解释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把这些问题都算作是工作和生活中的正常交往，而把我那几件带偶然性和礼节性的接触都算作是“参与阴谋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党内生活还有什么实事求是？还有什么公正而言？我们判断是非的依据又是什么？难道原则可以随便因人而易吗？法在哪里？理又在哪里？

“结论”还说我：“冼恒汉免职受审查以来，对立情绪很大。”那么我反问一句，十几年来把我当成敌人来整，申诉无人管，辩白无人理，还要我不带一点情绪？如果这样搞的话，岂不是又回到王明路线统治全党时期的“肃反”了吗？

赵永夫事件

1967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群众”的号召。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24日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混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同时，省军区机关造反派也借势上街闹事，并在机关内部擅自将刘贤权软禁起来，不许他与外界接触，这实质上也就是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
刘贤权深感问题的严重，心急如焚，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来无法向中央军委交代。于是，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情况。但机要员将电报稿退回，称：“赵副司令不同意发”。
1月25日，兰州军区指示，不同意由军队接管“青海日报”社。省军区机关造反派认为是刘贤权报告的，于是以此为借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实际是将他关押起来。
1967年2月5日，赵永夫召集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出舆论说，“八一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枪，并以自己划线，将省军区领导都划成了“敌人”。
此时的赵永夫利令智昏，将自己封为青海省军区第一把手。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上由他宣布撤消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正式关押。他的这一切活动，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
这里还要说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第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现在，省军区的机关造反派也加入了进去，致使局面更加复杂混乱。杨植霖、王昭看到形势严重，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便先后借故离开了西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赵永夫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又改变了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不满，每天都开着宣传车到省军区大院门口叫骂，赵永夫对此十分恼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社有林彪漫画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要军事接管报社。
由于赵永夫请示兰州军区遭拒绝，便擅自派出部队强行进入报社进行接管，激化了“八一八”群众的对立情绪，相互形成对峙。赵永夫再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赵永夫十分不满，派出副司令刘XX率领十几名机关造反派，连夜到兰州军区办公楼绝食静坐，胁迫还困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张达志撤消不同意他们军事接管报社的批示。
尽管当时我和张达志同志自身处境还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坚决表态：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更不能强行进入报社，并且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XX等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返回青海，向赵永夫汇报。赵永夫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23日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1967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将赵永夫、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在西宁，赵永夫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见一支枪。
赵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组织，在西宁市进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宁，到兰州和北京反映真实情况。
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付武装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3月29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下：
1、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
2、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查，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
4、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周总理同我、康健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同志一一握手。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研究安排了青海省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同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们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此事不了了之。
1976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江霖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帅的尊严。在1977年6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话”，“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肖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叹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下一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州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

青铜峡事件

关于青铜峡事件的问题，因为事情牵涉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一直不愿意在其他场合讲。既然“结论”一再把我和康生挂在一起，我也不得不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这是我回忆他们报告的大意，在此之前，徐洪学同志曾电话讲过上述内容，我让他正式报告军区）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军区的工作由张达志同志主管，支左工作由我主管。

后来查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接到六十二师的详细报告，我们对此情况还并不是十分清楚。

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这样，我又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由于是夜里，就通知大家到我家里集中。会上大家分析了情况，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大意）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呈上启下是军区的责任，至于以后部队是怎样执行的，因为有别的领导同志专门负责，我主要精力放在甘肃地方上，没有再具体过问。

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结论”上说，我还通过秘书和值班参谋指示六十二师前指具体怎么打，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历来不管这些具体事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是通过司令员、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去办，或他们找我商量去办，我怎么可能会让秘书、参谋去指挥部队呢？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汇报甘肃问题时，周总理主持“碰头会议”正在接见宁夏代表团。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叫我去参加，我去的时候，接见快结束了，总理正在讲话，我向总理报告说我来了，总理指了个座位叫我坐下。

总理讲话后，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最后总理指示让我讲话，我推托说，总理已经作了重要指示，我没有啥讲的。总理第二次又让我讲，我看不好再推托，即按总理指示的精神说了几句，具体讲的啥我也记不清了。好在这次会上所有人讲的话都录了音，凡是我讲的，我都认帐。在那个情况下，我肯定会讲错话的。“结论”上说我是陪同康生接见宁夏代表团，这完全不是事实。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早已作了调查并平了反，平反文件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００１５６５》）

上述情况，我是在总理指示下，按正常工作程序办的，“结论”说我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康生当时只是代表中央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们中央同意兰州军区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如果这就叫勾结，那也太简单化了吧。

钱信莎事件

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1968年毕业分配来兰州军区驻青海西宁市第四医院工作。

分配来不久，总后勤部有一个叫陈昌洪的干部率领两个人，持有当时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亲笔批示的介绍信来兰州军区，说有重要问题要向军区主要领导当面直接汇报。因我当时地方上“支左”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就由张达志司令员和政治部副主任李樾接待，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陈昌洪在汇报中说，第四医院的钱信莎有重大问题，要求兰州军区派人派车协助他们把钱信莎从青海抓来兰州关押。并说，案情的审查完全由他们负责，兰州军区只负责派人看管，不能让死了、跑了，也不准问及案情。

按照他们的要求，军区在招待所安排了他们的住宿，并立即派人派车协助他们连夜到西宁四医院把钱信莎押解来兰州，关押在军区看守所，并抽派女同志专事看管，由陈昌洪他们开始对钱的审讯。

由于陈昌洪一行人在审讯过程中搞了不少逼供行为，并明显有打骂、虐待等发生，致使钱信莎对立和抵触情绪很大。对此，看管人员向军区有关领导作了反映，有关领导对陈昌洪等人的做法也提出过意见，请他们注意政策。但因为他们自恃是上面派来的，对军区领导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还认为是“同情反革命”。 经过半年多审讯，陈昌洪一行回北京向军委办事组汇报。

1970年初，专案人员又带着黄永胜等人的亲笔批示从北京来到兰州，要把钱信莎案交给兰州军区负责审理，理由是“钱信莎是兰州军区的人”，但又说“钱案”中有涉及中央领导的材料，为了保密，案情和档案材料全部带回北京，不移交兰州军区。我们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对他们这种作法感到困惑不解，表示不愿接受这个案件，理由是，事情发生在二医大，前段由总后专案组审查，兰州军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请他们向军委办事组反映这个意见。于是，他们返回北京汇报。

再次来兰州时，他们带来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批示件，坚决将此案移交兰州军区，除一般性材料留下外，“核心”材料仍不移交，并且不准留下军委办事组的所有批件。对此，军区有关负责同志产生了怀疑，觉得军委办事组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怕将来一旦出事说不清楚，便坚决要求他们将详细案情移交清楚，并将军委办事组的批件留下，否则，军区坚决不接收。

陈昌洪等专案人员见军区态度如此坚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将案件作了一般性介绍，并将所介绍内容的有关档案材料留下，至于军委办事组批示件只同意给留下复印件，原件仍要带回北京。

经过反复争论和协商，军区只接受对他们所移交案情材料有关内容进行核查，其它问题军区一概不加过问，最后的定案处理由军委办事组审查决定。就这样，在以军委办事组名义的高压下，兰州军区不得不将“钱信莎案件”接收下来，组成了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成克仁为组长的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对移交的材料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作了调查核实，但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更没有涉及到什么有关“军委领导”的问题。在讯问中军区专案组没有发生逼供现象，这一点钱信莎本人也承认。

几个月后，军委办事组多次催要军区上报材料，并几次电话说明军委办事组领导同志的意见，要我们以军区党委名义，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报军委办事组。军区党委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根本不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她虽有些错误，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极左”的过火行为，构不成“反革命”罪，更不能以兰州军区党委名义向上写这样的定性报告。

军区专案组电话向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讲明兰州军区党委的意见后，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答复：军委办事组领导不同意，坚持要按“现行反革命”定罪，并以军区党委名义书面正式上报。在此压力下，我们无奈，只得写报告，但在报告开头明确写上了：“按照军委办事组首长指示，将钱信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军委办事组，是否适当，请审定批示“。这个报告送上去后，一直没有批复。

1971年“9.13”前几天，陈昌洪等人又突然来兰州，对军区的报告只字未提，只说要将“钱案”收回，由他们自己负责审查，并要组成“联合审查组”，由总政、总后、二医大、兰州军区派人参加，由总后负责。军区对他们收回“钱案”表示欢迎，觉得松了一口气。并提出不派人参加“联合审查组”，因为不了解情况，参加了也不起什么作用，总之是想尽快摆脱此事。

正在同总后来人协商之际，还未正式办理“钱案”移交手续，“9.13”事件发生，黄永胜等人也被抓起来了，北京来人匆忙返回，从此，“钱案”再无人过问。

“9.13”后，我们军区几个常委在一起讨论，都觉得“钱信莎案件”从始至终都是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军委办事组名义一手操纵审查的，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阴谋，但背景到底是什么不清楚。现在黄永胜既然倒台了，就立即向军委写报告，建议解除对钱信莎的关押。

报告送上去后还未等批复，军区就先将钱信莎释放，改为办“学习班”，并向她传达了林彪事件和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的情况，让她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军委的批示。但不知什么原因，军委一直没有批复。这样，一直等到11月初，军区见上边迟迟没有动静，便自行决定完全恢复了钱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医院工作。

“钱信莎事件”是“结论”硬强加给我的所谓“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恶毒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的依据。那么，一个二医大学生的事件和以上罪名又有什么联系呢？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叶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

利用“钱信莎事件”硬强加于我一个“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既叶剑英同志的罪名，这未免有些太牵强并太不实事求是了吧。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钱案”是兰州军区被迫接受的，并且只负责审查其中的“一般案情”部分。至于黄永胜等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要通过钱信莎整谁？他们始终未向兰州军区透过底。对于“钱案”，我和张达志同志以及军区其他有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并千方百计进行抵制，但无济于事，因为，作为下级的兰州军区来讲，毕竟顶不住上级用军委名义强压下来的指示，我想，兰州军区党办和军委有关机要部门应该还保留有当时的多次往来电话记录以及有关的上报材料和备忘录，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我们确实谁都不知道钱信莎是叶帅亲戚这一背景，那么，被迫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把矛头指向叶剑英元帅，这个结论未免下的太武断了吧！

曾作过总政主任的肖华应该很清楚，我们党内斗争多，各种不同时期都有中央的犯人被押解到基层看管，兰州军区条件艰苦，地处边疆，更是如此。这些上面来的犯人，我们只有配合派人看管的义务，根本没有过问的权力，有很多人从来到走，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肖华作总政主任时期我们这里也来过总政的犯人，难道这也要由我们负责？都要记到我们帐上？

“钱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无数个冤、假、错案之一，但这并不是我造成的，也没有兰州军区的责任。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韩先楚和肖华，说话办事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既然“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思想已经得到统一，我们党也结束了“文革”所造成的各种混乱，那么，利用混乱年代所造成的混乱事端又来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那岂不更是错上加错吗？

“钱信莎事件”，不把罪责挂到林彪反党集团头上，反而挂到兰州军区和我的头上，这岂不是本末倒置、是非颠倒了了吗？这岂不是告诉大家，林彪反党集团抓人无罪，而我们释放了人倒有罪了？这不是等于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立场上，帮助黄、吴、李、邱开脱罪责吗？

“钱信莎案”，实际上是邱会作搞的打击报复，但是肖华、韩先楚却将“钱案”作为所谓“冼家帮”要“阴谋陷害敬爱的叶副主席”的主要罪证写在“结论”里，以此来挑唆激怒叶剑英元帅对我的不满。

是否有一个“冼家帮”？

所谓“以冼恒汉为首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即“冼家帮”纯属是肖华、韩先楚凭空捏造出来的，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还曾被冠以一个副词：“壳壳很硬”。由于这个杜撰的“冼家帮”，使得兰州军区和西北地区有成千上万的干部被结束了政治生命，长期不分配工作，普遍得不到信任，在年富力强的年华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我多年来曾给中央及有关领导写了无数封信和申诉材料，但都没有回音，因此，在这里我要谈谈这个问题。

兰州军区的干部大都是解放大西北时第一野战军的指战员，这些同志中有参加长征从祖国的南方到祖国的大西北的老红军；有来自陕甘宁的刘志丹部陕北红军；有晋察冀的抗日战士；还有大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和各路知识青年。

这些同志随一野的各个兵团在解放大西北的炮火声中撒遍了浩瀚大西北的各个城市、乡村、草原、荒漠、戈壁。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或继续留在部队镇守边疆，或转业地方参加建设大西北的工作，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喜欢吃大米的、喜欢吃馒头的，统统都毫无怨言“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不仅能征善战，在建设时期也同样能吃苦耐劳，衷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在这片黄土高原上。他们都找了西北的婆姨，在西北生孩子、过日子，几十年了，把自己的青年、壮年、老年以及子孙都无私奉献给了大西北。这些同志，构成了我们兰州军区机关和部队以及西北地区各地方早期干部的基本队伍。

还有比例不小的干部是解放后几十年来从全国各个地区陆续调来的同志，他们为了党的事业，服从组织调动，来到祖国大西北这个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作出了巨大成绩。

无论是什么时期、什么地区来的干部，大家都团结一致努力为党工作着。我们对这些干部也从不分彼此厚薄，在推荐选拔使用任命上一视同仁，搞五湖四海。

在我们军区领导中就有不少从其他各军区调来的干部，例如孔XX、张XX、张X、卜XX等，我们按照总政的意见对他们均委以重任，都交给了很重要的工作，并没有薄待他们。

不仅是军区机关、部队，地方也如此。例如宋平同志原来在陕西长期靠边站，不被任用，我专程到西安将他要到甘肃并重用他全面负责省生产指挥部的工作，以后又是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省委书记等。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我们的干部是做什么工作，都是经组织部门严格考察报审和党委集体讨论研究的，很多干部过去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熟悉他们，是革命需要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干部队伍没有什么“山头、宗派、圈圈、摊摊”等，我们是秉公办事，五湖四海。

根据工作的分工，无论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下级，和有的同志接触可能多一些，但我们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这个人办事较原则，平时很少私人交往，不熟悉我的人都说我生性孤僻，有些“怕”我。我在工作范围内没有“山头”，生活圈子里不搞“裙带”，因此，更没有什么“帮派活动”和“私下交易”，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党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是会议一完当天就走，从不逗留，更不到任何上级和朋友家串门、应酬。我解放以后几十年一直在西北地区工作，对中央上层斗争内幕以及党内各种矛盾消息闭塞，信息知之甚少，加之我是一个军人，从不思钻营，工作中信奉的是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以及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们的无限信任和敬仰。我作官为人，对上不给自己找靠山，对下不给自己拉山头。在我任职期间，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封过官许过愿，也不记得有什么干部找我要过官和权。我一生鄙视不正之风，一生对党问心无愧。既然不谋私利，何来“帮派”而言？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是到马克思那里去，也是可以拍胸脯的。

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单位，总是有一些干部到的早一些，有一些干部到的晚一些，有的呆得时间长一些，有的呆得时间短一些，这是客观存在，也是历史形成的嘛。哪个单位都是这种情况，今后也还是这样的。所以不能主观的没有根据的认为，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长的，就一定是要搞山头，搞宗派，搞帮派体系。我们一贯认为，不管那里来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应该有彼此之分。我在兰州军区任政委二十二年，我认为军区党委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五湖四海的，军区干部队伍总的来说是团结统一的，没有什么山头，没有什么宗派，没有亲疏之分，也不存在什么排外问题。

在“结论”中给我强行划定的所谓“冼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关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加“支左”的人员。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冼家帮”而受到批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这些同志和我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其中的绝大部分我根本就不认识，更没有直接的工作交往。他们被定为“冼家帮”亲信、骨干后，统统被关押审查，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官”，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

例如，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边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同志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政委宋长庚“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对于蔺进生同志和曾给我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则更是不放过，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换班。

对于划入所谓“冼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同志，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出过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冼家帮”的运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1985年含冤过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同志，军区副司令员，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我们党的优秀儿子，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就因为肖华、韩先楚人为制造的“冼家帮”冤狱，使他们被打入另册，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这些同志都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战友、部下，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私利的交易，更没有不正常的非组织结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是经得起组织任何考查的。如果一定要说“帮派”的话，那我们都属于共产党、毛泽东这个“帮派”，除此而外，别无他属！

对于“结论”中几个强加于我的所谓搞“冼家帮”的“罪证”，我有必要说清楚，还事物以本来面貌。

一、所谓1974年9月背着党委诬告韩先楚的问题。1974年8月中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会议主要听取那些上林彪贼船的人的检讨，韩先楚是其中之一。会议完后，我们遵照中央规定，召集军区常委及各省（区）第一书记（或组织工作的书记）传达。讨论时张X首先发言，说韩检讨不好，到会同志也都有这个感觉。会议完后，党办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电报，我签发了这个报告。因为我主要是主持地方工作，报告送来我也没有问其他常委们是否都看了，只是看报告是反映会议情况，而且是符合会议精神的，我就签发了，怎么叫诬告呢？我第一书记不能签发报告？可以把电报同会议记录对照对照嘛。

二、所谓背着党委在西安召集21、47军领导传达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精神的问题。

一个政委不能在下面找一些同志谈话，一找谈话就扣上“背着党委”的大帽子，我军从来也没有这样搞过。

我在西安找21、47军的同志来谈一谈，并不是开会。找他们来谈是出于这样的愿望的，即在十次路线斗争中，21军刘江亭、47军刘凌等是有错误的，据反映两军都对他们老是揪住不放，同时47军对广州军区有很大意见，批林批孔时，据说他们准备给广州送大字报。为此，我给他们谈这次中央召开的会议，对犯错误的同志如何宽大，以及毛主席指示中对广州有一段话，这样纠正他们对犯错误同志的做法，不要总揪住不放，另外，缓和47军和广州军区的紧张关系。我的动机就是这样一个目的，而没有别的什么。

三、1975年8月，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韩先楚和张X在各组大讲特讲兰州军区有宗派、山头、排外，等等。他们都是党委书记和常委，但他们又不在常委会上提出来，而是到下面大肆地讲，并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会内会外（军区机关）反映强烈，对团结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逼着我在作总结之后，不能不讲一点个人意见。我个人的发言，我认为是正确的，从头至尾都是讲一个团结问题。

四、“批林批孔”，说我把矛头指向老干部，指向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就是老干部，老干部就是韩先楚，我们就不算老干部？有人贴了几张大字报，就叫矛头指向韩？我的大字报比他多得多，怎样解释呢？在福建省、福州军区，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还上福州军区小报，那又怎样说呢？很多大字报、小字报转到兰州，我都指示扣下，不予理睬，兰州不管福州的事情，我是保他呢还是将矛头指向他呢？

第五章 矛盾由来

来了新搭档

1973年12月，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对全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与我工作上合作很好，同时也很受广大干部拥护、深孚众望的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当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同志则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中央的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和我们这些新搭档一起分别照了像，并语重心长嘱咐大家要团结一致，努力把工作搞好。与我和韩先楚照像时，毛主席特别指着我对韩先楚说：“冼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兰州后，可不要欺负他呀！”我们听了都哈哈一笑，认为是主席开玩笑。

12月，我奉命去福州亲自接韩先楚来兰州上任，当时的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同志曾私下对我说：“我把一个瘟神给你送去了，你可要当心啊！”我心想没这么严重吧？听过后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韩先楚这个同志我不太熟悉，因为从来没有在一起工作过。这个同志在战争年代是很有名气的，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1955年授衔时被授于上将军衔。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一直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根据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执行了对福建省的“支左”任务。因此，他实际上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以及党委第一书记。党、政、军大权在握，集四个第一于一身的“福建王”。

兰州军区是一个条件艰苦的军区，地处西北，自然环境恶劣。干部基本上都是解放大西北时一野的同志，还有后来调入的一些干部。这些同志长期工作、生活在西北，世面见得少，还是延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显得“土”一些。我们过去的司令员张达志同志也很“抠”，尽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生怕多花国家一分钱。后来皮定均同志来了，皮司令也是这个作风。因此，到我免职的时候，我们兰州军区已给国家节约军费将近一个亿。后来的领导盖新的司令部办公大楼用的就是这笔钱。

韩先楚同志调来兰州军区后，只保留了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头衔，其余的三个第一都没有了。再加上西北地区比福建沿海环境要艰苦得多，战略地位也没有福州军区重要，气候恶劣，部队又少，因此，他是带着一肚子牢骚来上任的。

初到伊始，韩先楚便嫌兰州军区“土包子”，房子不好，门前的树象烈士陵园，喝的水不卫生，宿舍里没有配备电冰箱、彩电等，弄得我们管理局的同志好一通忙乎：把树移走；专门派几个战士每天到五泉山给司令员背泉水喝；赶紧配备电冰箱。管理局的同志觉得光给司令员配冰箱不合适，于是，给我家也搬来了一台，我家里从此也第一次用上了电冰箱，我记得是沈阳出的单开门的，不知是什么牌子。管理局的同志私下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首长。”

生活上的问题好解决，工作上的分歧也随即而来了。

这里还要讲一个历史的问题。一是韩先楚在福州“支左”时，曾支持打砸抢分子陈佳忠，这个人搞武斗很凶，打倒了一大批领导干部，1974年中央还专门为此发了解决福建问题的第九号文件，特别指出和批评了韩先楚在福建工作时的错误，为此，他很不满意，曾去问过李先念同志，九号文件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李先念对他讲：“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参加了中央的讨论，也举手赞成了的。你怀疑是‘四人帮’搞的，恐怕没有多少根据，这是个对中央的态度问题。”把韩顶了回去。

二是韩先楚与林彪关系密切，在福建他曾支持周赤萍出版了为林彪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9.13”以后，毛主席召开中央会议，在会上亲自点过他的名，在林彪事件上犯错误的几个大军区领导进行检查，韩先楚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这些，他总觉得把他这样一位历史上有战功的上将调来这个“鬼地方”当司令员，实在是大材小用，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他不信任、不重用。因此，韩先楚同志调来兰州后，就以身体不适应西北地区为名，长期住在北京或外地看病休养，从来没有象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那样扎扎实实抓过工作。实际上从1973年底到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之前的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兰州呆的时间还不到两年。

当然，韩先楚同志在兰州时，也曾下过几次部队检查工作，也亲自勘察过部队的战场设置和边防建设。军区广大的指战员也慕其过去战功显赫的名声，殷切希望他能象前两任司令员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那样，对工作提出指导性宝贵意见。但韩先楚同志却不是这样，他走到哪里，指责到哪里，这也不对，那也错误，全盘否定兰州军区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院的绿化，全部都不对头了，全都要改过来，甚至是中央军委定下的问题，都要改变过来，要按他的意见办才对。

说个老实话，兰州军区自1955年成立以来，我和张达志、皮定均两任司令员以及军区其他领导同志都一贯非常重视战备工作，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各总部在各个时期的作战部署和有关作战命令、指示。军委和总参每次作战会议，我们都召开专门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会上将毛主席、周总理和各位元帅的有关作战理论、方针、原则和指示不走样的印发，组织与会同志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并结合本军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落实的措施，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在兰州军区成立的二十几年中，我们无论是在五十年代平息青海、甘南藏民暴乱，还是在59年平息西藏达赖喇嘛叛乱，以及1962年解决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我们军区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表彰和嘉奖。60年代中苏论战激烈，兰州军区的战略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大后方”一变成为“反修前线”。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的防务十分重视，赋予军区的作战和战备任务十分繁重。1966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很不放心西北地区防御战备情况，特派周总理率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委廖汉生以及我和张达志同志一同视察了新疆、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的战备情况，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三大军区共同商定了作战部署方案，报经毛主席批准实施。在以后的设防重点、部队部署、战场设置以及国防工程施工等方面，兰州军区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人烟稀少的戈壁滩上，经过五、六年极其艰苦的工作，有的同志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花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材，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的状态。

而韩先楚同志到兰州后，只是坐飞机在空中盘旋观看了一下，便武断地指责，这样的设防是“胡闹”，要改变原有的所有设防，并向总参、军委报告。总参、军委明确指示：“不能改变原方案，如需作个别调整，可报意见。”韩先楚对别人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对总参谋部的指示置之不理，未经总参同意，擅自调换设防部队。总参得知后，对军区提出批评，韩却借“治病”外出不归，把他一手制造的矛盾甩给别人。

有些同志对我讲，韩先楚是上将，在福州是“四个第一”，来兰州后，三个“第一”没有了，又在中将的领导之下，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不服气。对于这些同志的提醒，我都告诉他们，不要随便揣测别人，韩司令员资格很老、水平很高、功劳很大，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很多。至于我在兰州军区任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以及省革委会主任等，那是中央定的，我个人并不想要这“四个第一”。

上书毛主席

韩先楚在福建长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到兰州军区来很不习惯。对于他的一些作法，军区的部分干部有看法，我个人也觉得他有些“霸气”。但作为党委第一书记，我的原则是大局为重，团结为上，首先要维护韩司令员的威信，工作中要尊重他的意见，尽量求大同、存小异，减少分歧。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韩先楚任福建省党政一把手七年多，他也积极贯彻了“文革”的那一套，给福建省造成的危害和破坏也不小。他支持全国有名的打砸抢头子陈佳忠，打击迫害了福建省和福州军区一大批干部，逼死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以及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积极批邓等，比起甘肃省和兰州军区来，他在福建的所作所为要严重得多。福建省和福州军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反映强烈，在他调走后，给兰州军区寄了不少小字报和揭发材料，还有人专程到兰州来反映和去北京上访。党办告诉我，问怎么办？我说：“一律扣住，不要散发出去。福州的事情我们不管。”有意识保护了他。

韩先楚同志还利用各种场合无中生有地到处散布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派”、有“圈圈”、有“摊摊”、“排挤外来干部”、“对外来干部不信任、不重用”等。他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各种场合乱讲，结果造成干部之间的不团结以至相互猜疑。由于兰州军区二十多年来领导班子一直比较安定团结，这种破坏组织原则的事情军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令人感到吃惊并且反感。还例如在有的大会上，韩先楚事先不打任何招呼便突然大谈军区存在“山头”“宗派”等，搞得许多基层的同志不知所措，纷纷问回去如何传达？我只好给大家解释，要正确理解韩司令的讲话精神，给他打圆场。

韩先楚的霸道作风还反映在日常工作中，比如，有些事情很急，军委和总政催着要报，由于他长期在外地养病不归，军区党委集体讨论通过后电话或电报征求他的意见，他又不讲，可事后却大发脾气说：“我又没有死！”等等。

在韩先楚等的干扰和发难的情况下，军区机关、部队很多正常工作难以开展和进行。军区几个原领导也将精力放在时时、事事提防韩抓辫子、找岔子和穿小鞋上，不敢全力抓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和机关的几个领导同志多次向我反映，我对此情形也十分为难和焦虑。韩先楚是司令员，对他的做法我实在不好说什么，更不便出面处理。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于1975年9月向党中央、毛主席、叶、邓副主席写信报告了韩先楚同志来兰州后的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军委帮助解决。

当时毛主席看了报告后，委托叶剑英副主席解决。叶帅给我打了电话：“你的报告毛主席已看了，要由军委派人去帮助处理。”

1975年12月，经毛主席批准，由军委派出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的庞大的工作组，以检查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名义来到兰州军区进行调查，协助解决。

工作组来了后，找当时的军区领导和各大部主要领导逐个进行谈话，并找了一大批二级部长和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觉得双方认识和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难消除和解决。所以，直到工作组返京，都没有同军区领导坐在一起，面对面谈问题，进行调解，更没有明确表态，指明谁是谁非。只是说回北京后向军委报告，听候军委指示。直到1977年我免职，长达近两年时间，也未见中央军委对此有任何一点指示和说法。这样兴师动众一番，最后弄了个不了了之。韩先楚自此后更加我行我素，不把军区任何领导放在眼里。

“谈心会”始末

关于谈心会的问题，我认为军区党委常委开个谈心会，完全是党内正常生活，并且是韩先楚同志提议召开的这个会，也是他和我共同主持召开的。

1976年7月30日，我从农村视察工作回来，晚上我去看郭鹏同志，郭说韩司令身体不好，我说明天我去看他。第二天我去看韩时，韩先楚提出要召开常委谈心会，我当时表示，现在谈恐怕时机不成熟，谈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谈不好还会引起新的矛盾。但韩先楚态度很坚决，坚持要立即开，我也不便坚持，只好同意。

8月4日起至11日，我们兰州军区党委召开了常委和军区顾问参加的谈心会。会上，我是本着交心通气、消除误会、寻求团结的精神，讲了自己的意见，也对韩先楚同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评。别的常委同志和顾问也都发了言，也有给我提意见的，也有对韩先楚同志提出意见的。但韩先楚在听了大家的批评后却很不高兴，他在会上既不交心，也不做一点自我批评，只是表示要保留意见，但会后却到处讲说我是借谈心会故意整他。结果根本谈不拢，谈心会开了个不欢而散，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众所周知，谈心会并不是我要召开的，当时我还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开会时机并不成熟，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而正是韩先楚自己的极力坚持才召开的，怎么能说是我召开谈心会有意整韩先楚呢？参加谈心会的很多同志都还在，会议的记录应该还保存在党办，这些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讲话呢？

会上，有的同志还批我是在跟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甚至是四项、五项指示为纲（都有记录在案）。我在会上对韩先楚提出的意见，主要是工作上的矛盾，特别是他曾经说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派、排外等。他的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下面到处讲，我对他的这些说法和搞法是不满意的（对此，我还以个人名义向毛主席、叶、邓副主席写信反映，请求中央调查解决）。

按照中央规定，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决定，把每个人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由个人审阅后上报中央军委。可会后，韩先楚同志又迟迟不愿意上报，但同时却又违背党的纪律，私自把党委会记录拿到北京、武汉去，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不断向军委某些领导吹风、打“小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高维嵩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反映谈心会情况。他的秘书拿给我念时，我是表示同意的。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党中央发出了一级紧急战备命令，明确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昼夜坚守工作岗位，以防不测。当时韩先楚正在北京。军区接到中央电令后，我当即指示参谋长马友里同志打电话向韩报告，请他尽快返回兰州坐镇指挥，部署军区部队的战备工作。可是韩先楚却在电话中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天不会塌下来。家里不是有那么多领导吗！为什么非要让我回去不可？我不回去，请别人代理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只好由当时分管作战的李书茂副司令员组织机关作了传达部署。

可是，1977年7月兰州军区党委四届六次全委会上韩先楚在总结发言中却反咬一口说：“……尤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时，中央发出一级战备命令，他们（指冼恒汉、高维嵩、李书茂）竟延误了几个小时不传达、不部署。”并将此事作为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战备工作”的罪状。

关于我和韩先楚之间工作上的矛盾，到北京开会时，也曾向当时主管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作过汇报。当时叶帅并没有表态，只是说：“你们两个是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说怎么办？”我当即表示我愿意调走，叶剑英还给我做工作说：“你在兰州时间长，情况熟悉，身体也不错，还是不考虑调走吧。”

中央派来了肖华

1977年4月，中央军委突然任命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治委员。在下达任职命令之前，军委、总政没有象通常那样给我们打招呼、通气，也没有征求过意见、说明意图。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非常敏感的时期，这是很能引起人们猜测的。

我本人也弄不懂上面是什么意图？我还曾经为此打电话请示过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问中央军委调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委，上面有何考虑？由于他曾当过总政主任，来后位置如何摆法？得到的共同答案是：“因为你的主要精力是抓甘肃地方工作，调肖华去是为了加强军区领导力量，没有什么别的考虑。至于到兰州后的位置摆法，按先来后到，你为第一，他为第二，协助你抓好军区部队工作。”

肖华来兰州后，也多次对我讲，他是调来协助我抓好军区部队工作的，他来第一没有带什么人的指示，第二没有什么框框，是“协助冼政委工作的，”并说对此感到很高兴等。

但是肖华来了以后，却并不是象他所宣称的那样，而是象一位钦差大臣。他把架子端得很高，在并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对军区的工作多方指责，并明确表示兰州军区领导对清查“四人帮”工作很不重视，抓得很不得力。还煞有介事地说，有人在“捂盖子、保自己”。由于他曾任过总政主任，我对他是比较尊重的，但是他下车伊始，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兰州军区主要领导怕联系实际，怕揭深揭透等，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并给我们的清查工作定了“框框”，“要密切结合军区实际情况”，集中揭发军区主要领导与“四人帮”的关系。

1977年4月下旬，军区召开了师及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中央关于清查“四人帮”阴谋活动罪行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部署对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工作。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刚刚调来还不满半个月的肖华和韩先楚联合起来，首先转移会议方向，既不揭批“四人帮”罪行，也不研究对团以下部队如何进行正面教育问题，而是带头对我搞突然袭击，煽动大家集中揭发我与“四人帮”的关系。由于没有揭发出什么问题来，他们又要求与会的每个人亮相，表明态度。当时会议上对他们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副司令员李书茂、杜绍三，军区顾问组长郭鹏，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孙殿甲，副主任李世祥，后勤部政委齐振兴，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青海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政委宋长庚，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等同志，在后来的清查运动中，无一例外受到打击迫害，统统被定为所谓“冼家帮”的主要核心或骨干、亲信，先免职后审查，有的则被关押。

肖华这个同志原来作过总政主任，在工作上他是我的上级，我对他一直都是很尊重的，我和他的关系完全是工作上的接触，没有私人交往，更没有搀杂任何个人恩怨在里面。对于他搞“莫须有”，一定要把我整成所谓“冼家帮”并以此为借口整掉了一大批干部的行径，我考虑了十几年，都没有想明白其中的原因。

回想起我和肖华以往的工作交往，感到这个人是有些不那么光明磊落。关于在兰州军区“四大”中他所扮演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以及先定调支持后拒不认帐并嫁祸于人的角色，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众所周知他在罗瑞卿同志问题上的表现，就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同志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

政治上投机多了，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人的“风派”本质，因此，这也就不难解释热衷于宣传“认识英明领袖、了解英明领袖、熟悉英明领袖、忠于英明领袖”的肖华，在华国锋下台后便又立刻抢先批判华国锋了。

肖华的政治品质在我党几次党内斗争中都有所表现，例如，1957年反教条主义，他就积极追随林彪，整了刘伯承元帅。又如，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他又跳出来揭发彭德怀元帅“里通外国”，在访苏期间和赫鲁晓夫私下谈话反对三面红旗。彭老总解释说，他不懂俄文，赫鲁晓夫不懂中文，又没有翻译在场，两人如何密谈？彭老总的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平反昭雪。1961年肖华又紧跟林彪，利用“端正政治工作方向”之名，整了总政主任谭政和副主任刘志坚、甘泗淇、傅钟等老同志。升任总政主任后，随之又整了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同志。后因文革期间在写检讨时犯生活作风错误，听说江青骂他是“花花公子”，因此，“四人帮”垮台后肖华便又成了受江青迫害的英雄。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将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等找到西山叶帅的住所，专门谈了贺龙同志的问题，说我们三人都是贺龙的老部下，给我们先打个招呼，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在谈完出去后，肖华又赶上来对我讲：“邓小平已被中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了，你是红七军出来的，要认真回忆一下，要揭发，态度要明朗。”我当时就说：“我在红七军是当兵嘛，知道什么？”后来回去后，无论是关于贺龙同志的问题还是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们几个都达成默契，即不理睬、不揭发。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时间早已还历史于其本来面貌了，当时的混乱思想也经过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得以彻底澄清。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并没有谁去翻箱倒柜搬出来刻意追究，到是许多往事都已经淡忘了。然而肖华本人是否还因心虚而耿耿于怀，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于一个挂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桂冠的人来讲，作这样的猜测是否有些不合适？

肖华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韩先楚一起，搜集我的材料，给我罗列罪名，然后到中央、军委找关系吹风、打小报告，走政治后门，以达到置我于死地的目的。

打倒我，这是肖华到兰州军区来干的第一件也是他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事后他曾多次对人炫耀过，并且在1985年调离兰州军区的告别欢送会上作为发言总结道，他来兰州军区工作七、八年，取得的最大政绩就是“彻底摧毁了冼恒汉苦心经营了二十几年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同时，他还信誓旦旦：“将来若是有人出来翻这个案，你们就直接写信给我，我为你们做主。”

在甘肃省委，宋平、冯纪新看肖华的眼色行事，提心吊胆惟恐闪失；在军区，这么大的案子只听他一个人的，连中央具体参与此案的人都整天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想想参加革命也半个多世纪了，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也都过来了，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是，免职这么多年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找我谈一次话！所谓的“结论”也在没有同我本人见面核对的情况下就批了！到底是可悲？还是可叹？不是说“对人的处理要慎重吗”？对干部“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吗？党的这些干部政策经过肖华们的转手处理后已经在下面变味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共产党内的悲剧。(完成于1987年6月)

第六章 后记

写完这部自述后，不觉又过了几年了。

该说的话说了，心里觉得轻松不少。

今年是1990年，我也是80岁的人了。常言道，人活七十古来稀，如今九十岁也是常见的事，看起来这句俗语要改改了。

这几年一些政治待遇稍稍开始解冻，恢复了党籍，可以学习一些文件，参加一些会议，也经常被邀写一些战史、军史方面的回忆录，一些中央同志来访，年节日来探望等。但又是几年等下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迹象。曾经有过一次，军委和总政某首长检查工作，还专程看了我，听了我的申诉，并信誓旦旦，许愿回京后一定立即着手复查我的问题。但一个月、二个月、半年┅┅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等来了因为党内又一次内部斗争，而我的问题也随之搁浅的消息。

有时心里愤然，思忖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当初十年汗水，十年操劳，十年忧国忧民，一腔热血尽抛，到头来却被当做筹码成了某些政客间权欲斗争的牺牲品。

有时心里又坦然，扪心自问：于党于国自己是尽心尽力了的。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即是八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有资格闭目静思总结人生了。

纵观一生，自我评价还算是功大于过吧。期盼中的组织上重新审查我的所谓“结论”，看起来有生之年是等不到了，是非功过，褒贬由人吧。八十年的风风雨雨，自认为还算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家庭、对得起后代。

平生无甚嗜好，只是：

最大的心愿：老天下雨，缓解旱情。

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新闻联播。

最想听的是：时事民情。

最怀念的人：贺龙元帅。

最想说的话：该说的都说了。

留给老伴的话：我一生两袖清风，什么也没有留下。

留给儿女的话：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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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又经历了许多：“6、4”事件、苏联解体、苏共解散、改革开放-------总的来说，有的理解有的不太理解。但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这个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虽然近十年不太出门了，但从电视、收音机里看到、听到，从家人、朋友口中听说，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和老百姓富裕了，这一切使我由衷欣喜，我们革命那么多年，牺牲了那么多人，为的就是国富民强的这一天。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我们无数共产党人的努力就值得。至于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党内腐败、违纪等现象，相信滚滚向前的历史一定会涤荡这些污泥浊水，我坚信，明天更灿烂！

(写在199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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