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吉林降陨石，唐山大地震。异兆发悲音，伟人相继去。

一九七六年：吉林降陨石，唐山大地震。异兆发悲音，伟人相继去。

从一九七五年进入一九七六年，人们的心情是迷惘、愁惆、压抑的。突如其来的批邓就是压在全国人民心头的大石头。造反的、保守的、沉寂的、逍遥的，反邓的、拥邓的，还有更多的普普通通的人，渴盼着过平稳日子的，都有点厌了烦了。人心思定。希望局势明朗，希望别再斗来斗去。可又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总理自国庆之后已多日没有消息，从少见的记录片里见到：毛主席也是老态龙钟，行走不便，站不稳，甚至合不上嘴。更显得“万岁”“万寿无疆”真正成了仅仅表达一种愿望的敬辞，祝词。人民压抑，高兴不起来。那一个冬天，那一些日子，也似乎总是阴冷，阴霾满天。

一月八日，周总理去世了。举国上下一片悲痛。周总理患病多年，在医院也工作，会见友人。七五年九月下旬吧，最后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客人。他的去世可以说既是意料之中，可人民还是震惊、心疼。他毕竟是鞠躬尽瘁、死在病床上的。他给人民留下了太多太多美好的印象。很少的人把他当做眼中钉，他似乎并没得罪多少人。没有按人们想象的、周总理的革命功勋与大国总理的风范应该得到的（或与之相符、相称的）更为隆重的方式悼念他，又下令基层不得举行悼念活动，人民心中也是有想法、有看法：困惑、失望与不满。真不该在这个“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无与伦比的政治家、外交家的葬礼上再动什么心机。我当时就这么想的。当时正与几个知识分子编写一本学习材料，听到总理逝世，当然停下来啦。一连几天，几个人心情郁闷，议论，感叹，嘘唏不已。毛主席没有参加总理追悼会，是最大的遗憾与迷惑。后来说“身体不好”，也是。身体不好，可此前此后还会见了几批外国人呢？不参加就不参加，不参加也有别的给以评价、表示心情、以示悼念的方式么。对邓颖超也可有所慰问表示么。一九七0年十一月，戴高乐去世时，毛主席也有“献给不屈的反法西斯战士”的唁电么，评价，敬意，都有了。不少人的回忆中写到：那年春节，毛主席生前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听到别处有放鞭炮的，就也提议身边的青年人放一点，过过节。于是毛主席的住处鞭炮齐鸣。如果邓颖超也还在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该作何感想？究竟还有民俗、还有人心也要顾及啊！张玉凤的回忆说的最详细，《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也详细。毛主席的做法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毛周关系总的是好的，但也有并不融洽、不相能的一面，以至疑忌，终生不解难解。这是大事，又是无可遮掩的，应该怎么做，毛主席当时大该也是自认为得当的吧？当然，在没有新的材料问世解释，得以让人信服之前，我们就这么迷惑着吧。反正也快三十年了。

周总理的位置由华取代，看似毛主席的一贯的出奇制胜的法子，其实也是无奈之举。用意很明确。左右都不用，用个中间派，以便居间停调左右。还有，华代总理么，从程序上讲还要人大任命（四日七日，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就任命了），也许只是暂且过渡。据现在的材料，毛主席还让毛远新安抚一肚子怨言的张春桥。张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月还写下了一通牢骚，文革十年，结局就在眼前，可是他也并不能把握，他那时怎么能满意呢？还有另一些的人们，己远不是盯着总理的位置了，这也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新中国政坛二十七年，现在正在发生最大的变动，上层没有人动脑子，都在平心静气、安安稳稳地等待中？那才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各种期待应该都有。主吉主凶？动向是少不了。该不该防范呢？忙乎了一辈子，眼前且随它去？难道毛主席对江青、张春桥此后仅仅八九个月、自己去世不到一个月就被捕的命运，居然万万想不到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知人之明、高瞻远瞩、见微知著、预见警觉，真是要成为历史了。

天安门事件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人们的内心引起的震动仍是够大的。毕竟就发生在天安门，毕竟毛主席还在，毕竟发生在天安门前的群众运动带有非常明显的示威性质---向“四人帮”，也向文革，向形势环境，也向毛主席！这是尽人皆知的，许多人都能感受到的。从万众山呼海啸般拥戴，到有人到广场上发难，英雄一世的毛主席也要面对这一尴尬难堪的局面？我和周围的许多人心中难以接受：这也太突如其来、也太残酷了。多少年了，从没听过有人说毛主席一个“不”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遥遥无期，人们的失望情绪积压太多太久了。毛主席也得罪了人，哪怕只是阶级的敌人与受运动冲击的人。有了太多的无奈、更多的难以理解，脱离了国情民意，威望明显降低了。江青与“四人帮”，与上层许多老同志一直搞不好关系，有的积怨更深、还有结仇的。周总理治丧期间，当时七六年一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居然在头版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报道，开首一句就是：最近，全国人民都关心的清华大学大辩论……如此强奸民意，惹恼了多少人！什么大辩论，无非是借此传递贬低周恩来的信息、冲淡周总理的悼念与思念！可人心摸不准，无视民意，又不敢公然挑明，话不由衷，只好这样颠三倒四，结果当然有百害无一利、适得其反！要不为什么说“四人帮”倒行逆施呢！在悼念周总理这件事上，江青等人明显失了分。

一场罕见的群众运动（“四.五”天安门运动）自发而起？不太可能。悼念周总理、讨厌文革、反“四人帮”……无论怎样名正言顺、得人心，也得有人出面、窜掇。即便文革之初的拥护者、老造反也成了今天的文革反对者、“四.五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也就是说，相当多的人已反感“四人帮”的作为，对文革厌倦以至怀疑，一下子站出来、喊出来，也还未必一定是骨干、是中坚。是谁在里边扇风点火、穿针引线？首先当然是知情的、认准了的、也许博一博从中能得到好处的。多数则是人心所向，发泄不满，但未必有个人的直接目的（南京、东北、西安……火车上贴大标语“打倒张春桥！”……）。这就到了干部子弟或高干子弟十分活跃、施展手段、点拨引导、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可以说，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里严重受挫，整个部署要大调整。用人在首位。毛主席依靠的力量在上层一时空虚，提拔任用新进是一招，起用受冲击而靠边站的老干部也势在必行。一九七二年伊始，毛主席突然决定亲自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就是向老干部也是向全党传达的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周总理当时就指示一些人（当然是高干子女！）把这一消息及毛主席关于邓小平的谈话传出去。当然，不是大广播，是小广播；不是公开渠道，而是口口相传的小道。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此后，老干部陆续起用，消息也在上层、在正常渠道传播，恰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由近到远，涟漪连绵。地位、境遇与之差不多的老干部不能不联想到自己。还有他们的老同事、老部下，当然更少不了子女亲属。返城，调动，落实待遇，联系老关系，建立新的关系。当然，工作是第一位的。……一部分作为老红卫兵曾风流一时的高干子女在文革最激烈的六七年六八年已走向消沉。有的老子受冲击了。自己心中失衡，脸上无光，也失去了号召力。下乡、参军、上学、工作。也有闲散在家、四处游荡的。一时或理想热情正高，或无力亦无奈，各奔东西，七零八落。到林彪事件发生，老子解放，子女得意。他们陆续返回。即使头号“走资派”的女儿，也还是与一般干部子女不同。一九七三初，当我从某市来到衰草连天的黄河入海口时，人们正议论着某人的女儿曾在这里牧马、做饭，刚刚回京。而某人已去世也是那时才得知的。即便父母正受难，子女也处于不顺之中，但仍与一般同龄人大不相同。

这期间，高干子女的分外活跃是党内上层的大事。一部分高干子女自有圈子，自此就致力于传播小道消息，到一九七四年夏天政治局批江青后，他们的活跃可以说热极一时。高干子女见识是不一般，而优越感责任感融合在一起，更难以自甘沉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主要领导人即将谢世的历史大转变时期，他们的活跃更是一时达于顶点。---当然，较之八九十年代以至今天的某些高干子弟的招摇、风头十足以至很惹眼的行动，这过去的一幕实在也算不了什么。关于这一点，这几年，高干子女的一些回忆文章也毫不讳言。党和国家的机密大事，一个当时不过十几岁的初中生居然敢于说三道四。国事、家事不分。我们党和国家的上层有时几乎无密可保。纪律有时仅为个别人的利益、需要而伸缩取舍。

中国共产党内的上层，游离于信仰、组织与纪律之外的特殊党员不少了。他们有权力，更有特权，只要想得到的，总能得到。身边人来人往，为首长服务，为首长家人服务，不分公私内外。只是无人能够或敢于监督。全靠自觉性。全靠觉悟。作报告，听汇报，发指示。也许还缴党费，也是有人代缴，连工资也是有人代领。他们都很忙。他们也许从未参加过党小组会、党支部党员大会。他们早已不再是普通党员。无人监督，听不到批评。如果他们说“我是共产党员（更多更确切更经常的称呼是某书记某委员某常委，总之是一长串、一大堆职务头銜中最高最有名气而被称呼者又最爱听的一种职务与“头衔”）”，那还能意味着什么呢？是“跟我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么？是“哪里有困难有危险就出现在那里！”么？不用了，早就不用了！他们要模范自觉地遵守党给他们制定的关于饮食关于出行关于坐车关于住宿关于安全关于……的成文的不成文的详细规定！党纪的松驰以至窳败也可能部分地发端于此。

当我看到和我一样的普通党员在党小组会、在党支部大会上，拿着个小本本在认真听、记、发言、汇报，我的心就会沉重下来。究竟是谁们把这个伟大的党仅仅当成保持和争得更多特权的工具？谁们要搞乱这个党？又是谁们在忠心耿耿勤勤恳恳维护支撑着这个党？共产党本来是造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的反起家的，他的目标之一至今仍然是致力于铲除不公平不合理。党内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更有失误举措失当甚至模糊了党的根本宗旨，又每日每时制造着更多的不公平不合理，这也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但是，“立党为公”八十多年、执政也快六十年的一个政党，今天仍然要天天宣扬“成绩是主要的”，加强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来维持来稳定这个社会。他的形象受损，他的威望下降，他的地位与其说是更强大稳固，还不如说比以前更脆弱、经不起风浪，来得更实际一点！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个运动、也是一九七六年的第一个运动，在“四.五”运动之后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各省市举行游行示威，批判大会，由上到下，层层开，层层批。批“三项指示为纲”，批“总纲”，批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复辟，批“翻案不得人心”，批“走资派还在走”，批“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当然，按这几年的惯例，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许成立战斗队。”我也参加了几个大会，写长篇发言稿，在小组会上发言。下半年，特别是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去世、“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逐步转入冷清。

吉林降陨石，唐山大地震。异兆发悲音，伟人相继去。

周总理先走了。从二月到五月，毛主席六次会见外国客人。六月，中央通知：毛主席因病不能会见外国客人。七月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新中国又有家破人亡、又有孤儿了。”我不无感慨地对同事说。同事说：“早就有了。”我想了想，也是。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举世同悲。伟人在世，万人瞩目。伟人离去，也是世人关注。伟人也会去世离去，这一天终究也会到来。人们还没糊涂到连这也不明白。常人除了难过悲伤，就是迷惘。似乎出现了真空，一时不知所措。不排除有怀着异样感情的人们。不是什么有争议，而是明摆着。毛主席有着不少的公敌。何况仇视毛主席、对毛主席的去世不加掩饰地幸灾乐祸，现在已经也是公然的了。伟人就是伟人，犯了错误也不失为伟人气度。小人就是小人，完美无缺的小人亦不过是龌龊阴暗的小人作派。

九月九日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告人民书。我记得那一天很燥热很闷，像“秋老虎”，还出汗。大约上午得到了通知，下午收听重要广播。人们议论纷纷，猜测多多。已经几个月没有毛主席露面的消息了，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也是说毛主席送了花圈。重要广播，恐怕是凶多吉少。病重难治，通报病情？像斯大林、胡志明去世，也有个医疗公报？一天一报，或一天数报？人们脸上己呈现严肃凝重的表情。一坐到一个大房子里，就没有往常的嘻笑打闹的，交头接耳的也不多。播音员的声音一出，就已是一下子把心吊到了嗓子眼。一个一个职务、头銜念完，播音员也声音哽咽，人们担心的终于从播音员口中说出来了：毛主席去世了！

静默。震惊。悲痛。人群中己有抽泣声。告人民书很长，要听完。极其悲痛地宣告，评价，不可估量的损失，哀悼与纪念，继承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听完广播，人们三三俩俩走出来，一个个眼红红的，也有哭出了声的。怎么办？怎么办？一是眼前怎么办，一是今后怎么办。我那时属机关，机关的人又归直工科管，就到直工科。没人说什么，这么站了一会儿。有人说：毛主席不在了，我们难过，还要化悲痛为力量，总该向党组织表示态度和决心，请示下一步怎么干吧。于是直工科的一个科长说：走，到党委书记办公室去吧。他带我们走到书记办公室，也是平房，前后几排平房么。他敲开门，书记开门看见几十个人，正要说话，那科长却抢了先：书记同志，我们机关的同志向党委报喜来啦！话一出口，全体一楞，包括那位科长。他一下子傻了似的，张着嘴，直哆嗦。人群里有人小声抗议：胡说什么！老糊涂了么！书记没再说什么，让大家先回去，准备悼念。这位科长是个快退休的人了吧，平日里也是糊里糊涂。那时会战多、活动多，报喜也多。隔不几天就领着十几个、几十个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送喜报，报喜表决心。几句套话，烂熟于心，粘在脑膜，别的话就说不利索了。今日出了大事，一时反应不过来，张口就弄了个这！真是窝囊废！可恨可气，可那一时心情全贯注于毛主席去世，也没谁借此做文章整他。

我们很快领回了黑布，找人做好了，还扎了小白花，第二天就都戴上了黑纱白花。歌声，笑声，没了。大声说话的也没了。当天傍晚，我和同宿舍的同事J走出去，来到一个水库边，坐下发呆。后来也说了几句今后的话，总之是困惑迷茫。不要说文革已多年，就是今年不到一年，出了多少大事啊！看不清的局，猜不透的谜，琢磨不开的理，在毛主席去世之后，不是更要扑朔迷离、捉摸不定了吗？

此后一天天都听广播，哭声一片，报纸照片，也是悲痛欲绝的干部、工人、农民、军人、学生……也有外国人。守灵，瞻仰遗容。你能听到见到的媒体，你触手可及的四周的人们，你不能不感到：悲哀的氛围笼罩一切，天塌了，地陷了，比天塌地陷还要糟糕、还要惶恐、绝望！指挥部里有一台电视，有人说看到了毛主席的遗像，也想看看，活着没见到领袖的风采，就看一看他老人家的遗容吧。去了，电视效果很差，有声不清楚，图象更不清晰，连像也说不上。

十八日追悼会，大雨滂沱。上午还热着呢，参加追悼会的有万人之多，都穿着白的或浅色的上衣，很单薄。下午三时，汽车呜笛致哀，收听北京追悼大会实况广播，里面也传来了令人凄然的呜呜的声音。不一会儿，就变了天。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一个个冻得发抖，但都低着头，没有走动的。小学的学生受不了了，害怕，又冷，有倒下的。事先就组织了救护队，我也是救护队的一员，就抱起孩子送到会场后面的大轿子车里。还有年迈体弱的老人，架着离开会场，不一会儿就上满了一车，送医院还是送去避雨了。其余的仍立在风雨中，直到宣布结束。

毛主席对待衰老死亡，讲了许多话，相当幽默，也不乏洒脱高调、醒人耳目。但仍以极大的勇气与忍耐力与衰老疾病斗争。这非常符合他一贯的不妥协而迎接挑战的性格，不向衰老疾病低头，不向死亡妥协。告别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困难的、不情愿的、更潇洒轻松不起来。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谈到哀老与死亡，正说明他对事业、对生命的依恋，难以割舍，对死亡也并不能真正超脱。

毛主席没有留下遗言。听谓“你办事，我放心”云云及“临终嘱咐”，也可能是子虚乌有，更有可能是一时针对某时某事的有感而发，与死后交待无关。只不过是最高层几个没有什么自信的人，在进行政治斗争中以此制伏对方的一厢情愿。某些共产党人也上演了封建王朝用密诏当杀手锏的把戏。他们要夺权抢班，登上权力顶峰。他们离毛主席差得太远太远。受毛主席的教育几十年，在毛主席身边耳濡目染亦有不少岁月，有的人没长进，实在是愧对良师！众所周知，毛主席曾被一些无耻文人攻击为秦始皇，封建专制，集封建帝王手段之大成云云。可谁又能说出毛主席在病重去世前有任何哪怕一点点封建帝王做法的影子？周总理也没有。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总是废寝忘食的，直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弥留之际，他关心的是日本的竞选，三木武夫是否当选，而且还让人读了七分钟的书！他活着的时候做了他应该做、能够做的，一切都摆在太阳下面。已经做过的，也就是他的身后安排。已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四卷，第五卷，建国后写下的《正处》也已发表，文革中又流传了多种版本的尚未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著作。文章千古事，得失万人知。还有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最主要的缔造者。还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已执政了二十七年的中国共产党，他是创立者之一，担任这个党的领袖四十一年之久。还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更是缔造者与当之无愧的统帅，还有经过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八亿中国人民。这是他的遗产吧。千秋功罪，任人评说。他是充满自信的。遗言，管一时，还是管一世、千年万年？对这样一位伟人来说，留下几条甚至是几篇文章的遗言是不可思议的，多余的。

有句顺口溜说：揪出刘少奇，吃惊不小；林彪一跑，吓了一跳；粉碎“四人帮”，早已料到。“四人帮”是不得人心，但这么快、又用这种方式粉碎“四人帮”，能“早已料到”的人们毕竟并不多。我听说已是北京开庆祝大会大喇叭里都广播了，心中不免震惊。毕竟毛主席刚刚去世，政坛“地震”属意料之外。那天正在探亲，无人交谈，碰到一位曾一块当过兵的，在银行上班，他是大为不满的：什么“篡党夺权”？究竟谁篡党夺权还得等着瞧呢！我一听也是一惊，就关照了他一句：还是听上边的吧。我当时不仅听上边的，也大体接受了上边的说法。因为我对文革方式及后果已经开始了反思，也不止一年两年了。无条件拥护与接受文革的一切，早已成了过去。何况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讲了三七开及“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不足。反思文革（借用反思这个词，当时“反思”二字并未出现，我更不是“反思”文革的“先驱”，从不想掠人之美！）那时仍是个人行为，但绝不是某一个人的行为。但是，批判一开始，胡说与谣言就铺天盖地，如我们那里一个科长在机关开会时竟然说“江青是不是女的？她的什么都是假的！假发！假胸！”闻之作呕！但谁又能猜透说话人的真正心理？但是，当时，这类不负责任、不严肃的言论太多了：关于三十年代，什么三流演员，什么争风吃醋，什么乱搞，还有文革中抓人整人报私仇，还有样板戏……一份关于江青如何叛变的证词居然连江青是六个脚趾头之类也写上了！仅十月六日之变，抓几个人，当时的表现，传言何止几十个版本！当事人说法都不一！够了！够了！庸俗化、恶庸化也自曝了某些人心态之丑。“大快人心事”，也叫人多有疑虑。我也不能不动脑子思考这场斗争的是是非非。

我们中国也有很不好的传统，就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政坛上一个人物犯了错了，就抬不起头，见不得人，翻不了身，露不了面，用今天的流行话就是“从人间蒸发了”。毛主席在世时，有，毛主席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更严重。好就一朵花，坏就是一堆狗屎！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康生、谢富治死后又开除党籍，迁出骨灰。死了也不依不饶。我党历史上，这种做法也许是空前绝后之举吧？这两个人历史上都也做过好事。江青更是被描绘成一流泼妇二流政客三流演员，被描绘成白骨精。这不符合事实。也显见得某些人小鸡肚肠、格调之低。她童年少年是不幸的，青年时期是有理想，追求进步的。入党时也才二十岁出头。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没必要对她青少年时期求全责备、乱涂乱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严肃的大党，更应该着眼于政治上原则问题上的事实，江青走向政治舞台后，有错纠错，有罪治罪。为什么要讲她毛主席病重她躲得远远的、非要毛主席翻身、谋害毛主席？这合情合理么？她到延安，也是向往进步与光明，即便是找出路吧，她也没学张国焘到国民党那里去当特务！从延安结识毛主席，陪同毛主席转战陕北，再到解放，直到文革，也有近三十年，基本上是没有抛头露面，一边呆着，按中央安排帮毛主席干点事。第一夫人并没有出什么风头么。搞样板戏很有功么。她也有才有艺，一板一眼、一招一式、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很投入么。样板戏至今仍受欢迎，作为京剧改革，京剧现代戏，三十年了，并且还无人超越么。她做了有益的或没大错的，不提就是了。但不能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是野心是犯罪，无限扩大。无也不能说成有。一不能说成十。在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上，以偏概全，查三代，查历史，算总账，一些不好的做法，不慎重，不严肃，不服气，错了批，批错了纠，反反复复，影响也很不好呢。有损党的形象及信誉。以前做了，以前不好，现在再这么做，就更是错上加错！这几年，评价或对待犯错误的大人物似乎稍稍开明一点了，政治文明了？处理胡、赵是一例，安排胡启立、阎明复、芮杏文的重新任职，也是一例。这样做也好，得人心。这正是延安整风之后毛主席一直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事不对人”的传统做法。有一段时间，执行中一度走偏，失误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运动，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就没了灵魂；在“四人帮”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之后，也没了动静与花样。宣布结束只是时间与场合。大幕就要落下，大幕也该落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连本戏真也唱的太长太长了。它留给人的记忆，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都将难以磨灭。它的影响太大、太多、太复杂也将相当久远。人们的回味与思索也将是长久的。

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是党的十一大党代会上的事。毛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揭批“四人帮”代替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快，也粗，比批林还仓促。但那时的领导人还是有担心，预应方案周密，结果大乱子（上海）没出，中乱子、小乱子也没出。讲这话本来是自我表扬的，无非是计划周密、果断英明，及江青一伙的不得人心，“一举粉碎”，做对了。但我们细想一想：一则江青等人失了民心，人民中一些人也有对毛主席产生失望以至怨恨的了！二则江青等一伙也是孤家寡人，拉帮结伙也不怎么精通，手下没人，军中更无人。三则华叶等人一反毛泽东终其一生的“多行不义必自毖”、后发制人的方略，来了个先发制人，以快打慢。江青等人可说是全无设防，束手就擒！这样看来，揭批“四人帮”不过走了批刘、批林的老路子。至于手段，刘与毛分庭抗礼、文革之初“另搞一套”在前，批刘、揪刘在后，开除更在后面。林彪阴谋外逃“折戟沉沙”背叛党、祖国与人民事件突发在前，揭批林贼在后。华叶是非常手段，不能效法，陈云说“下不为例”，也大有深意。“四人帮”的罪与错全在文革，“四人帮”的形成还是在七三年“十大”之后。至于华叶下手的直接的由头，可以说并不存在。说江青、“四人帮”篡党夺权，政变，都是空的。他们造点舆论，大部分是公开的，他们也搞点小动作，因为他们有一肚子的想法，即是他们要运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达到扩大手中权力的目的。这也只是说明斗争在党内上层仍在进行。他们最大的心事充其量是在中常委、政治局、三中全会上争得主动，抓更多的权力。公开或私下造些舆论，开会解决问题，从而亮相或摊牌，是他们最大的本事。手段无非是党内解决，斗争、夺取更多权力的渠道步骤公开化。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华叶等人在同时也已开始了的范围更大的串联、密谋的实际步骤所表示的某种明确的意图与“彻底粉碎”的性质相提并论。“四人帮”实在可怜煞人！他们不过是头脑仍发热、不安分的几个政客与书生，可他们面对的却是华叶这样策划了多少次、二十几天、城府深、腹有良谋、军权在握、名正言顺的对手！

事情过去近三十年，林彪死党大都死去，“四人帮”成员也都死去，而且他们又被依法制裁，翻案似不应该，也无可能。但客观一点的评价也可以而且应该出现了。当时的被外国称为一场真正的政变的做法，从党纪、国法讲，至少应该在更为宽松一点的环境里任人评说，如果不是以党的名义在适当时机出面给以评价的话么。我们的口号毕竟还包括了民主与法制。

批“四人帮”与局部纠左是同时进行的。人心思定。人心思治。连“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这样的口号也被全党、全国人民接受了。先不议“抓纲”。“大见成效”就三年？问题成堆，积重难返。难道人们就不想想：三年怎么能“大见成效”？但这就是民心民意！空也罢，急也罢，总之运动不止的现状改了就行，搞建设就行，而且越快越好。普普通通的人们期盼与热情还是很高的。实际上，党内外，尤其是上层，愿望、认识并不一致。一个简单的问题：先建设发展，解决衣食住行，还是先解决人的问题、理顺关系？肚子饿着的首先想吃饭，想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把吃饭（个人的或他人的）放在第二位！华在中央工作时间短，主持全党工作不满一年，全国全党上上下下还是有许多“紧密地团结在周围”的，思想上也认同，毛主席指定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么。但也有观望疑虑的，华的胆识气魄能力，不少人并不了解，包括上层。当然也有对华不放在眼里，另有想法的。先别说正确与否，正确也应该手段正当、正派。这是后话。华在那时锋头正健、威望也高，称“英明领袖”的发明人是谁不必细究，老百姓也还是接受的。“万岁！”不能少了呀！

文艺上解冻解放最快，最得人心，最受人民欢迎！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多少人闻之流下热泪！喜讯频传，今日一部电影，明日一首歌曲，大报都用醒目的标题、长篇报道，以至当年剧照，来报道一些被沉封多年的电影、歌曲重见天日的消息。人们更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消息争相传递，到处一片惊喜，“看！看！某某电影解放了！”“听！听！这首歌也让唱了！”“这不是田华、王昆吗？大明星呀！老了，老了！”常香玉的“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更是高亢有力、欣喜有加，也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我们驻地附近一个只有二十几万人的县，那个县剧团也赶排了豫剧《朝阳沟》，年底来我们这里慰问演出，一个大广场人山人海，人头攒动，笑声一片！没出一点安全问题，而过去放个阿尔巴尼亚的片子也总要有几伙打架斗殴的！

我那时剪了不少报，一直存着。当时心里也是喜、也是五味丛生呀！一场革命，史无前例，轰轰烈烈，曲曲析折，就这样在许许多多人们的心里被无情地否定了。什么叫倒行逆施？什么叫天怒人怨？“四人帮”管制文艺，真是不得人心呀！这也禁，那也禁，你一时又拿不出更多更好地东西填补空间，满足人民需要，你操的哪门子心呀？当然有精雕细刻的样板戏，还有一些电影、书，可毕竟太少了！文艺文化上受冲击最早，打击最狠，禁锢最严，可是最难得人心！古人云，至清无鱼，至察无徒。“四人帮”在文艺上就是搞的“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整天讲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互相依存互相斗争、共存共生，搞那么干净，符合辩证法么？可能么？一个电影，一部戏，一场音乐会，弄到非要毛主席直接过问才能了局，能说这是明智之举么？能说这是正常么？能说是集中精力聚精会神抓大事么？能说是体察民情民意么？

一部电影一部故事，一片热闹，一片人心。越是忘了政治的时候，政治却悄无声息地找来了。先说故事。一天演《五朵金花》，也是在广场上，人么，里三层，外三层，前边的席地而坐，或坐矮凳子，后边的就坐高凳子，再往外就是站着的，站在凳子上、桌子上的。小银幕，场子出奇的静。阿朋正找金花呢，用双手卷个喇叭筒喊：“金花---”扮演阿朋的演员双颊不是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么，台下一位姑娘一时忘情，自言自语道：咦！看，阿朋脸上有个酒窝！全场一阵哄笑。一个小伙子又远远地接上了茬：阿朋，金花在我们这儿哪！全场又是一阵大笑。姑娘那边也传出一阵轻轻的笑声。还有一次，已是过了一些日子了，不是七六年，也许也不是七七年了吧，电视放了“台湾风光”，电视是反射到银幕上的，也就是一面墙上的，能有不少人看。一个小伙子才看了一半就叫起来了：整天解放这里解放那里，还不如叫他们来解放我们呢！有人笑，也有人喝斥，多数人继续看，不吭声。这也是禁锢思想的堤坝被冲决后，在一个小小的、十分僻远的、也并无多少深刻思想的人群中的一点反应吧。人们敢说话了。心里话。哪怕有些犯忌。

更为敏感的是电影《甲午风云》的重新放映，一口一声的“邓大人！”的呼唤，即便是不够敏感的人们也听出了画外音：邓小平呼之欲出！何况传递信息的渠道另有许多。这年的最后一天，《解放军报》署名“军博大批判小组”的批“四人帮”如何破坏军博展览、迫害一大批老干部的罪行的文章，提到了“邓小平同志”。差不多同时，王昆同志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指邓小平同志。在仍然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的政治气氛之中，这不能不说既是一种信号、一种舆论，无疑也表达一些人们的意愿。

十二月二十六日，纪念日，发表了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这也是一个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号。毛主席这篇重要文章既是新中国建国后七年建没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今后逐步疏离苏联老大哥的建设体制、走独立自主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学习。大会讲，小会讨论，很热烈。有话说。这年底还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讲了话，也是全党全国人民都学习。我那时在日记里写道：“在“四人帮”破坏捣乱时期，人们焦虑忧愁，担心长此以往，党不成党，国不成国了，人心思变。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除了“四害”，又立即着于抓农业，抓工业，抓社会主义建设，确实使我们有拨开鸟云见太阳的感受。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又走向正轨。我们的党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大有前途，我们的人民大有福气！”也许，不少人正也怀着这样的真诚善良而又单纯的想法。毕竟人们对建设祖国、发展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盼望，太长久太长久了，也太强烈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走向正轨，建设“四化”，提高改善并丰富生活。自此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呈现出的高昂的热情，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与此有着密切相关非常直接的关系。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