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议文革（续一）：关于文革的起因。

泛议文革（续一）：关于文革的起因。

   1， “夺权说”流传较广，上层就是争权夺利么，毛主席也说过“党内分一线二线、大权旁落”、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主席明明白白地讲“要搞刘少奇”。

这一“说”流传甚广，相信的人不会少。好人坏人都有。因为毕竟夺权了。文革的一部分目的就在此。林彪的讲话“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丢了政权就丢了一切”，流传很广。实际生活中也能证实这一点。所以接受了相信了。至于以此说事，以此评价文革的，甚至以此攻击毛主席，攻击共产党内的斗争，其立场就可疑了。

如果批驳这一“说”，加以辩白，还是比较容易：毛主席也说过“我只要动一个指头，就把彭真搞掉了”。（第263页）事实上，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长、军委秘书长等不下十多个党政军重要职务、非常繁忙活跃的罗瑞卿突然从政治舞台、人们的视线中销声匿迹，也只开了一个会（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彭、陆、杨也是一个会（1966年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就下台了。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党内降职也是一张大字报、中央一个全会（1966年8月中旬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并延续多年，也不是“夺权说”能解释通的。

2，当然，宗派山头之说，上层人物相互关系，也被看成一大因素。上层人物也有矛盾，党内斗争也不纯，宗派山头，个性色彩，平时也有冲突。如中宣部陆定一就对周恩来、陈毅关于知识分子的广州讲话不满，说“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赫鲁晓夫的观点”。又说，中宣部有三条线，一条是周总理、陈云抓文艺，一条是康生抓理论工作，一条是陆定一，没有什么可抓。周总理很生气，在书记处开会时发牢骚：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我首先讲的，列宁早就讲了，少奇同志也讲过，我讲了为什么就不对呢！（第257页）

陆定一与林彪有没有矛盾？大家都知道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证明叶群是处女有多么荒唐、可鄙、可笑，可此前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以写匿名信、明信片的方式攻击叶群、林彪，挑拨林、叶及其子女之间的关系，文革前公安部就破了案、并建捕了严慰冰。林与陆之间就没有过结？严对自己的行为就不负一点责任？要说有什么“左”，陆定一据说是党内高层之最。但在批评毛主席晚年错误、评价功过时，陆定一又走得太远太极端了。反彭德怀，批罗瑞卿，“一边倒，群情激奋”（李雪峰语，第593页），彭罗都很有个性，书中也说二人在上层人际关系中多有不和谐之处。一九六六年三月，在得知罗跳楼后，某帅高兴异常，还赋诗一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成了敌人，也该庆贺。批彭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还有人与彭真吵架……一些文章罗列不少。这至少可以解释开了：如果说毛泽东不是神不是一贯正确，神化其他人、暗示某某人一贯正确的说法就更站不住脚呢？。一个人一个性，看问题有不同，言差语错，牴牾冲突，感情纠葛，也会有，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也不例外，也会犯普通人犯的错误，所谓高级干部犯了个低级错误。不容置疑的是：我们党的上层绝大多数是忠心耿耿为革命为人民的，团结一致，大局为重。分歧是第二位的，也是正常的，通过各种渠道的交流、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推心置腹，坦诚相见。而描绘成勾心斗角的一伙，是诬蔑！是对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伟大的人民，对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史，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更是歪曲、攻击、抹黑！

3，有的是把文革的发动、恶果说成是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同志就批评过这种说法。攻击毛主席的做法是学习历代帝王“滥杀功臣”，什么“杯酒释兵权”、“功高盖主，兔死狗烹，卸磨杀驴”，都折腾出来了。本来就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事，“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倚老卖老，你居功傲物，你感情用事不识相，你头撞南墙不回头，你死了都不知怎么死的，看你糊涂到几时？功臣重要，其乐融融更难得；可江山难道不是更重要？信仰理想事业难道不是更神圣？一个政治家，让老同事老部下老战友亲朋故旧、亲情旧谊迷了眼、缠了身，把江山葬送了，不是更得不偿失？

至于提到林彪与江青，更是左一个“野心”，右一个“阴谋”、“簒权”，报私仇……口头议一议文革的，这种说法偶有所闻，研究文章持这般论点的不乏其人，而且右派们居多。有的文章一提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一帮如何别有用心，策划，煽动，诬陷，攻击，围攻……文革之初，红卫兵的行动，破“四旧”，斗牛鬼蛇神，抵制、反对工作组，揪斗干部，后来的武斗，统统都是中央文革煽动。说到毛主席还客气点，是指示、动员、号召，有时也就用鼓动。

感情色彩足够鲜明，但实际上未必是这么一回事。似乎这么一场运动就由这么几个人在上窜下跳、兴风作浪，也太不可思议。他们哪儿来的这么大能量？他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要反党反革命反人民？就抱定了搞垮这个党、搞垮这个国家？他们认可遵从按照经当时中央通过同意的理论、决议、方针行事，与另搞一套，加码升级，应该区别；遵循了一定的原则、程序办事，与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也有不同。他们现在定了性、判了刑，也是有当时的根据的。不能因此就在所有的问题、言与行的叙述与描写上不客观、不中性，乱下褒贬，一无是处。

王年一在《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给以了批驳，有一段很是精彩：（从所谓个人品质来分析判断，）“这些，不符合或基本上不符会事实，对严肃的问题作了不严肃的解说……从根本上来说，支持谁、打击谁是以是否拥护‘左’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司令部’来确定的……用个人的好恶和个人恩怨去解释问题一定要实实在在、恰如其分，是次要原因就不要说成主要原因或唯一的原因。王光美之所以遭到迫害，决不是因为她曾戴过项练。罗瑞卿遭受迫害，原因复杂，决不是他得罪了江青。赵燕侠之所以遭受迫害，决不是因为她没有接受江青的馈赠。”（第582页）“……说到康生的‘相面’定案。----‘相面’定案，其他文章也提到过。其实‘相面’定案是不存在的。打击谁，迫害谁，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不是康生一人定的，更不是康生‘灵机一动’定的。”（第573页） “如果完全以个人之间的细小嫌隙解释历史事件，有可能堕入历史唯心主义……如果把一切错事坏事都说成野心家的阴谋，显然不妥。”（第583页）

这一批驳至少可以引导人们以严肃的态度看待政治问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想方设法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臭了、灭了，只抹黑几个人是无济于事的。品质不好的人古往今来多有，可以左也可以右也可以循中庸之道。在政治斗争中犯了错误、犯了罪，从根本上是阶级、政治立场、思想认识使然；违规违纪不循常规不走程序的问题，未必都是“阴谋”，未必都是品行不端的人。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来批驳“少数人主宰一场历经十年的运动”的说法。不是有一些极力否定文革的文人们主张参与文革的人特别是以不同方式加害了某个人的人，应该来一个全民忏悔运动吗？有一段时间，他们鹦鹉学舌般地说教：学学勃兰特，人人忏悔，大家思过，该下跪就下跪，该打自己耳光的就打自己耳光。检讨道歉，低头认罪。来一次灵魂深处的大揭露大亮相大博斗，深挖思想根子，把当年说坏话办坏事伤害人的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的丑恶动机都讲出来，就事论事不行，关键是挖根源。天天讲，日日批。把自己搞臭了，别人接受了你的检讨道歉悔过忏悔认罪，宽恕了你，也正是把自己的灵魂洗刷干净了。凤凰浴火新生。死而复生，重新做人了。这样也就把文革真正搞臭了。文革还能再来？避免文革再次发生，让某些人不再心有余悸，而是安枕高卧。你能忏悔，那就积了大德了！

文人心中其实只有文人。文革中的某一角落里的派性斗争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文人恩仇史。同样经历了文革，有的文人以受害者身份，标榜一贯正确，不跟风无媚骨没派性，理直气壮。如果蹲了十年大牢，当日庆幸进了避风港，躲了风头。而今怎生了得？我受迫害最早最深最长久，我是最圣洁的！批文革批造反，不，批谁骂谁我都该当该分，最有资格！最理直气壮！底气足么！我受迫害了么，我怕谁？有的与文革沾亲带故，如果现在没事人似的，或许更风光走红，那就非大受挞伐不可。浩然、余秋雨，一度都成了围剿的对象。浩然不为所动，干脆声明：我没错！我至今不悔！我还要沿着“金光大道”走下去！《艳阳天》再版，《金光大道》也出版，围攻的一伙反倒傻了眼了！狗咬刺猬没处下嘴！只有余秋雨，喋喋不休，自辩个没完，撇不清，择不清！实则越抹越黑。至止今日还兴“余波”。这里的争论，文革不过是张皮，是个因由罢了。是新仇旧恨，还是意气妒火？谁能分得清？假如余秋雨是个农民，武斗打伤过人，是个学生，斗过老师，无论如何不会遭此厄运的。

记得在一篇文章里，“我们的同龄人”徐友渔一连点了六个文人：梁晓声，张承志，戴厚英，张抗抗，礼平，安文江，都是出了书写了文章，表示不必不需不愿不该忏悔的！

算盘就是这么打的，咒语就是这么念的。文革十年浩劫呀，伤害了多少人？四人帮才四个人，四人帮一伙，再多算上几个十几个，也办不了这么多坏事呀。有许许多多坏事，他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或者不动口也不动手。下边的人办了，四人帮未必知道，知道了也未必认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

极力主张忏悔的人肯定不是为四人帮开脱。但他们的说词无意中道出了一个真相：把文革之错之罪归于少数几个人是不客观的。至于各有各的账。一人一本账，错误人人有份，全都该打板子，不过是他们的呓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有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历时十年之久的运动，它有广阔的国内外背景、深刻的社会根源。归罪于某个人某几个人，显然是不客观的。把几个人批倒骂够，也无益于吸收文革的教训，更不能杜绝文革以某种方式在某时某地发生。

4，“党内矛盾斗争激化说。”

有的说，党内上层一线二线有矛盾，党内两种倾向的斗争公开化、激化，最终走向文革。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毕竟文革着眼于解决党内的问题，尤其是上层，是中央领导。但是，具体到党内斗争的实际内容，不少文章也是大同小异，各抒己见。

有的文章说，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党内一直存在两种倾向的斗争，正确与错误、所谓“健康力量”同错误倾向的斗争。这可以说大体是对的，但这只讲了要搞社会主义、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一面，没有提党内也有不愿意搞社会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一面。而毛主席恰恰最为关注的是，国际上已经有人搞修正主义，中国党内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到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更直接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就是说，党内中上层某些大权在握的领导人，有何能一步步脱离人民，远离社会主义，滑向资本主义。他们是当权派，但可能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而中国一旦搞资本主义，必然投降帝国主义，倒向霸权主义。中国的独立也不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然葬送革命成果，导致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死路一条！因此，党内的争论不仅仅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更重要的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

至于又说什么党内“健康力量”、正确倾向以刘周邓陈为代表；错误的左的倾向以毛为代表，而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则借毛的错误兴风作浪，还说什么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应归功于周、邓，等等，则是违背党内斗争的基本事实的。这样的分析绝对化，简单化。看似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实际情况应该还有更多的交叉，某一时期，其些事情，尤其是某一个人，两种倾向的表现各有侧重，应该加以分析。不能笼统言之，一概而论。以一九七五年重提“四个现代化”归功于周、邓为例，所谓重提，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是提出，此前毛主席也多次讲过，“论十大关系”讲过，“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讲过。

《毛泽东传》（1046）写道：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来  的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最早见之于周恩来一九五四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  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改变了这个表 述，提法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  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决议采用了毛泽东的提法。这个提法有一个优点，它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仅对发展生产力，而且对发  展文化都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没有提国防现代化。(交通  运输业可归人工业，因而可不单独列出。)这次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对“四个现代化”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直沿用了下来。

毛主席不先讲，其他人率先提出？不太客观么。一九七四年毛主席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三项指示，就是针对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提出的。周、邓是奉命行事，或者说他门的想法得到了毛主席的明确有力的支持。

有的说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全国上下，党内党外，响应号召，拥护革命，参加革命。许多文章一再提到，毛主席的理论深入人心、深入上层，拥护的多，反对的少。邓力群说：“可是那些论点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相信，一个人接受，这个‘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第20页）胡乔木说也有不同意的，抵制的，但是不敢。胡主要指中央常委一些人。也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调整不是没有来由。

毛主席的威望太高了，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从数百个、几十个、十几个领袖人物中脱颖而出，无与伦比。单纯搞个人崇拜是不可能把一个人推到如此尊崇的地位。毛主席的个人威望使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迅速发动，亿万群众拥护，很快形成轰轰烈烈的局面。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又无疑推动加强了毛主席的尊崇地位。

但是，一个历史大事件，个人的因素（威望、素养、个性等等）也并非完全不重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的印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社会原因很复杂，但没有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是我们经历的那个样子。同时，毛泽东的驾驭万物的能力也不是无往而不胜的，第一次文革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事出突然久拖不决，也证明了这一点。文革发动，非毛莫属，并世无第二人。有人深恐再来一次文革，把心放肚子里吧！许多条件，许多因素，必然的，偶然的，万事俱备，还须东风。毛主席才是一个时代呼风唤雨的人！有人闹事？天天有人闹，只是大闹小闹、闹一阵还是闹个没完没了。一场革命？也不是一点没有可能，革命总是不期而至。想不到的实在太多了！按常规思考就更不行。但66年那样的文革，是不会有了！历史不是照搬、模仿、循环、复制出来的。想也没用，怕也不必。怕乱，也看谁怕，乱谁。有些事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越怕越有鬼。

而当时的社会矛盾，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存在。生活比较优裕的一些人，同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如同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如干群矛盾一直有，特权，官僚，压制，不公正，也存在。更为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指导观念是工农当家做主、平等公平公正，人们认理不认命，主观上有强烈的建设平等社会的诉求。我们党与政府明确而坚定地站在工农及广大普通劳动者一边。

杨绛回忆说：“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与“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年轻人”，在收入住处待遇相差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但是，这些矛盾还没有尖锐到引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一发动起来，平时的社会问题带到运动中来，不同阶层人群的不同利益、诉求反映出来，无疑加剧了运动的激烈程度。

揪斗走资派，所谓“三反”罪行已是激起阶级义愤，而走资派的特权、官僚架子，尤其是奢侈排场（江苏省委书记的书记楼一度成了参观点，如同当今展示现今福建赖昌星的红楼，某省书记厕所里放苹果驱除异味，专程到某地吃狗肉，跳舞，打麻将……未必真实，即便真实，也未必就是腐败。但当时的群众很清苦，而“三高”人群的真实生活，许多人一无所知！一旦传开，很容易激火。），更让一般群众感觉不公平不应该不平衡而怒火中烧。斗权威、斗“三名三高”，斗得惨，下手狠，更是着眼于他们的物质享受、养尊处优。

毛主席一九六七年有一次谈话分析，很中肯。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了不得，弄得他们很狼狈。

“五十天的文革”，矛头指向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就加剧了社会矛盾（先是一批教职工被斗，后又抓青年学生中的右派）。此前的斗争背靠背、“空对空”，没有结下个人恩怨。五十多天里，大中学校的批判斗争就是面对面了。尽管仍停留在思想上政治上，但火力猛、手段辣，有发泄出格的行为，除了一般的阶级仇民族恨外，明显带有平时的矛盾冲突或是个人恩怨。应该说，这是文革中第一次群众斗争群众，群众之间因此冲突、积怨。导演就是工作组。

毛主席对刘、邓的认识，从五十多天里得出一个结论：党内还有一个司令部，和他对立，另搞一套，因此有“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其实是用铅笔写在多少日子以前的一张《北京日报》上的小字报。认识判断有个过程，有个触发点。“五十多天”触发了毛泽东对刘邓认识的“升华”。中央一二线的领导同志，在一九六六年六七两个月的文革指导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冲突，被认为发生了质的变化。毛主席有了更高的警觉。据《周恩来传》记载，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中央常委，也是当初议程上没有的。周看了毛写的大字报，毛主席给他谈了话，他产生了这种感觉，不久成为现实。

  5，文革的“反修防修”说是比较普遍的，得到多方面认同。应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在此。

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讲话中提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毛主席当然是这么个思路，而中央决议从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主席的动机上也没有去否定这一点。

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渊源就长久了。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毛主席与黄炎培谈到的历史上政权更迭周期论，追溯到苏共二十大。毛主席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他对这个事业的执着和急切，他力图保持这个发展方向不致逆转，确实是费尽心机的。国际风云变幻，国内运动一个接一个，无非是为了政权的巩固、队伍的纯洁、方向不致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他和他的一些同事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而党永不变色变修，关键在上层。《毛泽东传》（1271）记载：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如何反修防修，立于不败之地，毛主席与他的同事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三年困难时期，如何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上层提出并采取的某些政策上，后来在指导“四清”运动上，分歧就有了。而在搞不搞“四清”运动上，分歧很小。如何搞四清，又表现为对当时社会矛盾、主要危险的认识上。分歧在于解决人的问题：重点是搞党外还是党内，是下层还是上层；是仅仅打倒几个人一批人，还是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接受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与教育。毛不赞成只搞党外，尤其不赞成只搞下层，他后来批评党内上层坚持这么干的领导人是“当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而高高在上拥有特权、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大官们”确实存在。毛也不滿意于由一级级党组织领导下的政治运动这种所谓体制内的方式，他在探索新的方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体制内演变到体制外的一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运动。

有人因此说“文革”是“不要党的领导”，“天下大乱，乱了自己”。不知这些人是否认为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党中央的文件精神还算不算党的领导？作为一级党组织、作为一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运动初期违背“五.一六”通知精神，压制学生，批斗了一些学生及文教战线的群众，甚至把文教宣传部门的一些负责人抛出来，搞“丢车保帅”。在群众运动、群众冲击面前，不是大胆地站出来，走到群众中去，诚恳地检讨认错，而是怕，是躲，东躲西藏，不敢与群众见面。这还不算，还要暗中挑拨，挑动群众斗群众，让工人以“保卫共产党”的名义反击红卫兵，让农民进城围攻红卫兵。总之是借用工农力量继续镇压学生运动。后来又推行经济主义腐蚀革命群众。以停工停产示威，压制革命。凡是这样做的领导，不管后来是真正改正了的，还是口服心不服的，他们当时的错误做法，还能代表党、代表人民吗？

毛主席也并没有把他们全部打倒的意思，不过是经受群众运动冲一冲，烧一烧，别烧糊了。毛主席一再重申：各级干部要高抬贵手，要“正确对待”文革、群众与自己。这也说明：毛主席对干部队伍的分析判断及采取的运动方式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问题确实是一个人大官当久了，保自己，保大官，保持权，与广大人民群众尖锐对立。有的人在五十多天里指导文革，不说是得心应手，也是轻车熟路。因为斗别人、革别人的命，一辈子都干这个。一到斗争运动的矛头指向自己，很快就发表了“你们问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还发出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感慨。这样意思的话，在五十多天里为什么一次也没有讲过？那些日子，指导运动的人一点也不犯糊涂。倒是学生们被弄糊涂了：中央下令停课闹革命了，连课都不上了，却关起门来斗老师，斗学生！其实，这是老斗别人、老革别人的命的“老革命”，遇到了革自己的命的“新问题”。不仅态度是不诚恳的，而且也迷惑人心。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由国际到国内，也是顺理成章的。党和人民都参与反修防修，大演习，毛泽东思想大普及，触及人们灵魂，队伍更纯一些，江山永固，为后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铺就轨道。是在寻找一种方式，不是解决个别人的问题。过去多次以解决个别人的问题为目标的运动，如同割韭菜，割一茬，又长一茬。按下葫芦起来瓢，不能除根。动员组织群众广泛参与，受教育，将来警惕、反对可能产生的修正主义。苏欧剧变、中国的“六.四”风波证明：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搞和平演变，是很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也有一点成功与积极的影响呢。

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刘邓都曾是公开支持的。“五.一六”通知得以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的；此后五十多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邓在京主持中央工作具体指导的。一线二线的分歧如前所述。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毛主席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是按刘邓的方式，或搞“四清”，或搞“五十天文革”式文革，一场斗争也是势不可免。从社会矛盾到党内斗争，会不会更加剧烈呢？最终导致什么结局呢？从中央到地方打倒一批宣传文教方面的领导人，文化教育部门打一大批反动权威、反革命，比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的斗争面更大……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可以接受的了？这也是可以研究的，应该研究的。

如果这些斗争都被否定，正如今天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则免提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党内斗争一样，局面会是怎样，现在可以说已是洞若观火了。至少犯罪分子从人数上是翻了几番了。这当然还不包括一直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早已超过了百分之五！

6，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理想的社会，还是空想、乌托邦？

这里不得不提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因为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建立更理想更纯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公正、民主、生活水平大致相同。对此，这本集子中既有专题论述，又有零星议论。这些议论虽然没有否定毛主席是在努力探索，而且探索也有合理、有益的东西，但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一言以蔽之：空想。

这些人集中分析批判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批判毛主席关于反对特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因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只是设想、建议，毛主席并没有强行推广。这些批判也只能是“空对空”。有人认为办人民公社就是毛主席的试验，人民公社是农村政社合一的组织，还没有涉及城市。何况人民公社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大有前途。强行取消了，并不等于失败了。毛主席理想的社会形态，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不能说不能实现。以色列及世界上许多组织多年来也在搞一种实验，人们大致过着平等生活的“公社”也存在着。

毛主席的设想是从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社会实际出发的，农民对未来社会的期盼，富裕并不是第一位的。公正平等平安才是第一位。有穷有富，穷的吃不上饭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了老，富的高墙大院，养狗养小老婆。他们没见识过吗？不是因他们的积极参与而被一场革命打倒推翻埋葬了吗？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种新的生活，与千百年来少数人占统治地位、掌握绝大部分劳动财富的社会所完全不同的生活。毛主席开创的探索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不是空想。如果五亿小农经济的农民大都这么想的话，那就不可能是空想。何况人类历史上多少被认为是空想的，后来也变形了现实。赫鲁晓夫还说中国人民“喝大锅清水汤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离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搞出原子弹呢！美英苏三家条约就是搞核俱乐部、核垄断，要把中国看死。可中国的原子牌、氢弹爆炸成功，卫星也上了天！“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昔日的牛马，今天的主人”，就被认为是空想、做梦。“劳工神圣”的口号一喊出，地主资本家没有不说是“发昏！”“发疯！”“反了”“还想翻天？”一场革命，这些都变成了现实！

毛主席的设想、探索，受到人民的拥护与欢呼，却被养尊处优的文人所嘲弄所否定。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左派及进步人士们中间引起强烈而持久的共鸣（改革开放后，世界上的左翼人士对中国否定毛泽东的理想化社会的探索很不满---“表示了失望和愤懑”。第183页。），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水平够高、经济够发达，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多多，成为死症、绝症。资本主义没有前途，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也在探索。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就是搞他们的社会主义。无宁说，在工人运动冲击下，在殖民地人民的反对浪潮中，在绝望中，他们从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吸取对资主义的生存发展有益的东西。可悲的是，我们今天名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则大量照搬西方的东西，社会主义的成份大幅度减少，社会问题比西方发达国家还多。而且至今仍一厢情愿的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存在是经济落后造成的，是什么转型期必不可避免的、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解决，云云。而今少数人暴富、生活奢华无度，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社会不公正日益严重（养宠物狗仅北京一市近50万只，每只花费上万元！全国有多少？那花费足够解决几千万人的温饱有余！），更不要说，公款吃喝娱乐、出国、公车几项耗费近万亿人民币，用于义务教育，医保，城市低保，绰绰有余。腐败难以控制，黄赌毒泛滥，是必然还是失误？如说必然，你的选择就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语）！就是走回头路、否定革命。如果说可以避免，那为什么没有避免或者限制在一个广大人民能容忍的程度、或者有足够大的决心、卓有成效的手段严加防范，让人民看到光明看到希望？那就是严重失误、一误再误！是无能，更是容忍姑息！是从思想观念上妥协退让！信仰、理想被物质特权取代。特权待遇成了“凝聚”干部队伍的诱饵。这个失误持续多少年了、还要再失误多少年？失误到底有多么严重？如何衡量、评价？二十多年了，应该给一个总结，还人民一个明白。

7，战争年代的经验过对了吗？这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有关系的问题。有的文章提到，毛主席一直十分重视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军事共产主义是行得通的，官兵关系、干群关系也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成功的，人们的精神风貌、社会风气是受到世界瞩目的，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几乎没有办不到的。这些经验从多年的革命战争或局部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实践中得来，当时行之有效，当然应该足够重视与珍惜。在建设时期，在今天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当然不能照搬，更不应该抛弃，借鉴还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我们也在建设中借鉴过，也富有成效。我们搞革命、搞建没不能照搬照抄自己的，也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更不能在革命成功之后，照搬旧中国的、西方的方式搞建设。共产党没有新意，就是乏味，也庸俗化。什么都和别人一样，搞不出点新东西，你还叫什么共产党、革什么命？就为了把权夺到手？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是大手笔。毛主席的理想社会的探索不完全成功，也是一种积极的负责任的有益的探索，完全否定是错误的。

泛议文革（续二）：关于工作组的功过是非

按毛主席的说法，按文革时期流行的说法，派工作组是错误路线，工作组镇压学生、阻碍运动，搞了白色恐怖，起了很坏的作用，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支持一部分学生压制打击了另一部学生、教师及权威，保护了当权派。）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这种说法因文革被否定也被否定了。

按否定文革决议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这种说法是很委婉（没有直接下“对或错”的结论），有弹性，进退自如。如果你说派工作组“对”，那些在“五十多天”里受打击的人不会接受。你如果说派工作组“错”，我说这是党的传统的一贯做法，要错都错，早就错了，不是文革才错。要算账就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党的错，不能算到文革初期主持工作的领导人身上。

收入这个集子的议及工作组的文章，仍然是意见最不一致的。但调子又大致和决议一致：派工作组是传统做法，派工作组不是路线错误，工作组的错误是毛主席的错误理论指引下犯的。至于传统做法究竟对不对、中央有了专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为什么还要因循传统的做法、为什么传统的做法不灵光、就批不得，没有文章作进一步的说明。不同呢，有的说派工作组刘邓请示了毛、毛“回复同意”（严家其），穆欣也说毛泽东同意，王年一批驳严家其的文章却引了三个例证（刘、周、邓三人讲话、王光美的发言及刘平平的文章）证明毛并没有“回复同意”，只对刘邓说“相机处理”。

但是，有一个时期，也就是八一年中央决定公布前后，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毛主席不仅同意派工作组，而且第一个工作组就是毛主席派的。似乎毛主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不可捉摸，而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够专制霸道的。至于毛主席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社）是否执行了当时中央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精神、是否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与刘邓派出并指导下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同，就没有人提及。如果毛同意派工作组，毛主席有没有指示工作组去镇压学生？这当然也没有人讲一讲这个理了。因此，派工作组这个问题，仍然是最为模棱两可、不可不必不能深究的问题。明摆着的，不可回避的，又讳莫如深。

我们还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是那么不容易实事求是。有错就是毛泽东的，有罪就是“四人帮”的。派工作组、支持工作组的领导人是完全无辜的。干了许许多多的坏事的工作组也是无辜。这不公平。这无益于讲清真相。这不能使后来人吸取什么有益的教训。

以该不该派不派工作组，掩盖了工作组究竟做了什么，是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所以，有的文章干脆认为：问题不在于派不派工作组，而在于执行了什么路线。我赞成后一种说法。文革之中，周总理、中央文革都向各地派了一些联络员，只听不表态。派工作组现在也用。不在形式，而在立场，而在干了什么，而在实质。

有的认为工作组制止文革初期学校内的动乱，有功，有的认为有功有过。有的认为，如果工作组有过，也主要由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造成的。当然，有的也说了与刘邓当时的指导有关。

集子中印红标的《红卫兵运动述评》的文章是这样叙述的：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坚持通过工作组实行党对运动的领导，努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但对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下决心排除干扰。6月2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文革”报告时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批示要求，“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一些学校工作组贯彻这一批示，给一部分怀着不同动机起来造反或轰赶工作组、指责工作组的青年学生加上或准备加上“假左派，真右派”、“右派学生”、“反党分子”的政治罪名。信任工作组的学生更多的滥用政治帽子。这就重犯了类似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错误。被批斗的学生压而不服，矛盾激化。

这是我所见到的公开出版的研究“文革”的文章关于工作组的工作程序、方式、错误及其根源的最为直接的也是最客观的叙述，当然，主调还是维护刘邓，客气，轻描淡写。还远不是更客观更真实的。

而印红标这一段叙述，让我这个当时正是高三学生、而且确实被校方整理过材料上报到地委的过来人，读后仍然不寒而栗。“镇压学生、搞白色恐怖、冷冷清清”的说法，更接近实际。

刘少奇之女刘平平，邓小平之女邓蓉等人当年“反戈一击”揭露刘邓直接参与的一些过程、会议、人物、指示、恶果等，更能说明问题。上纲不对，批判也许更不对，叙述过程应该还是客观的。某某附中、女附中的文革主任，第一线上亲历亲闻么。

多少大中学校的学生被打成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并不是无据可查，当然更不是一个小数目。严家其等著的《文革十年史》就有一个数字：数以万计。王年一反驳说：远没这么多。到底多少，没定案，没有上报，更没有批准。王年一也没有说出具体数目。蒯大富说：清华打了八百多个反革命，我是头，第一号，叫“蒯派”。而两位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都通过自己的女儿（一个高二，一个初三）直接指导两所中学（北师大一附中、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在中学生中抓批右派，打了多少右派，多少班主任、普通任课教师挨斗，比例大的惊人！有人说是工作组制止了动乱，制止了吗？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表面上冷冷清清，平静了，事情真的能够到此为止吗？不是已经制造了并埋下了乱的祸根么？毛主席还没批评工作组的时候，工作组一进校门，不是就遭到反对而且反对愈来愈激烈吗？在这种进退两难情况下，在上层有人建议撤出工作组的时候，两位领导人仍然坚持支持工作组而不惜压制学生！他们谁也没表示过“不知道怎么办”，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工作组压制打击批斗老师与学生！

以派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压制学生为主要内容的五十多天的文革，导致了党内斗争的激化、公开化。有人明显抵触、违背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精神，中央下大决心，作出了停课半年的决定让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参加运动，工作组居然站到学校对立面，或者支持一部分学生，压制打击另一部分学生，学校运动冷冷清清。毛主席关于党内存在另一个司令部、改组中央常委班子的念头产生了。工作组在五十多天的斗老师斗学生也必然引起反弹，为更为激烈复杂以至更残酷的斗争埋下了祸根！全国大中专学校揪工作组，炮轰当权派，在十六条公布之后，很快出现高潮，一时呈现尖锐对立激烈复杂的局面。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失控”。毛主席也始料不及。工作组压制学生的恶果、恶劣影响，是不能忽略不计的，估计不足也是不客观的，不对的。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