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议文革（续三）：说一说红卫兵与造反派

泛议文革（续三）：说一说红卫兵与造反派。

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不说到红卫兵与造反派。集子里有一篇专门论说红卫兵的，而其余各篇也有涉及的。正如某些文艺作品、某派人士的文中口中所咒骂的一样，凶神恶煞，十恶不赦，一概而论的，也有，只是比较少了。毕竟是研究文章，已经能够比较理智地面对了，给以一定的理性分析。能说出红卫兵与造反派不是一个概念，而红卫兵也不是一个统一体，就很不错了。

红卫兵最早成立于五月二十九日，是清华附中的，此后是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队。都在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下达、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问世以后。不是正在批“三家村”么，文艺界教育界首当其冲，大中学校最热闹。揪、批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有的也考虑更深层次的目标。这些学校的学生干部子弟多，得风气之先，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还有优越性，都强，动作快。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主席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受冲击的批判的是所谓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也涉及学校领导。因此，初起的红卫兵的成份比较单一，干部子弟，红五类。红卫兵人数少，标准高，比共青团高。多数学生望洋兴叹，尤其是出身不怎么好的，更是可望不可即。但广大学生参加运动的权力是一样的，积极性也很高涨。那时，红卫兵从人数或作用仍没成为主流。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公布，大中学校就热闹了一阵，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令大中学校停课半年（一九六六年十月又下令停课一年），以便让学生参加“文革”运动。这实际上鼓励了大、中学校学生的行动。“红卫兵”组织成员坚信自己会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学校党政领导既不敢引火烧身，又不支持学生的行动。大中学校的领导很快就被学生冲“哗啦”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让他们“相机处理”，他们就派了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取代单位的党支部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大中学校党政班子那么快就垮了，工作组来了，领导运动。工作组是上边派来的，对学校工作不了解。且不说如何领导（指导也行啊）运动，先替他们想一想：他们该如何避免原党政班子的命运？刘邓作为力主派工作组、在一线直接指导工作组工作的领导者，给工作组的要求、主意是什么呢？工作组为什么几乎无一例外地又站到了刚刚倒台的原党政领导班子一边、站到学生的对立面了呢？你要了解工作组为什么犯错误、做坏事，这是一把钥匙。陈伯达后来怎样，先撇开不提。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月率工作组奉党中央之命进驻《人民日报》，他们并没有犯其他工作组犯的错误。

此时，由于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站在学校原党支部领导一边，仍然对学生的激进行动采取压制态度，所以“红卫兵”组织被工作组看成是“搞地下活动，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法的革命活动”，“红卫兵”组织与工作组发生了摩擦。工作组接上级指示组织左派队伍，从校领导与教职工队伍里揪出右派，批斗右派。而反对学校党支部、工作组的学生（俗谓“老造反”，如清华蒯大富……）就被镇压了，成了右派学生。那时的红卫兵，保护校领导、支持工作组的也不多。同工作组不合作以至对着干的，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队在工作组中进校后就被当成非法组织取缔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解导同志的意图，是不同意学生在共青团的体制外成立另外的学生组织的。工作组按中央指示要“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劝红卫兵自动解散，回班级活动。

但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却支持了石大附中的红卫兵。这种例子极少。

在六七月间，红卫兵流传一副血统论的对联，充分体现了早期红卫兵天然接班人的优越感和特权意识，工作组也不赞成（江青知道后也不赞成，讲话，还帮助修改了对联。）。工作组对学生的行动基本态度是压制，定了条条框框，所谓内外有别、不准接触、不准串联之类。学校停课了，可运动冷冷清清。七月底，毛主席回到北京，了解到现状，开了会，生了气，发了火，说：让学生停了课放了假了，又把学生关起来，学校冷冷清清。甚至说了：谁压制镇压学生？蒋介石！北洋军阀！于声决定了撤出工作组。

工作组一撤，红卫兵，更有广大的学生，围绕工作组的错误，还有这个对联，展开辩论，很激烈。红卫兵因此得以发展、扩大。红卫兵活动已经迅速形成了运动，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在学校广为流布。他们又在7月28号写信给毛泽东，请江青转交，结果出人意料地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于8月1日写信给这些“红卫兵”，在信中用了4个“热烈的支持”这样难得的表态。此信还被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毛主席的这一政治姿态实质上是在向全党全国宣布，对“红卫兵”组织及其行动只能支持，不能打击。这封信也很快传到社会上，红卫兵就完全公开了，理直气壮了。

这时的红卫兵，矛头指向是北京市委、教育文化界及社会上的“黑帮”、牛鬼蛇神。与后起的革命造反派（也不一定叫红卫兵，但毛主席戴了“红卫兵”袖章，学生的革命造反组织叫红卫兵的多，但“红卫兵”三个字前边冠以单位或别的名称，同老红卫兵以示区别。如“反到底”“千钧棒”“造反有理”“毛泽东主义”“延安”“鲁迅”，等等）专门揪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相同。出身不好的，被校方、工作组整过的，是运动中的一种动力，因红卫兵的“清一色”的排斥异己的阶级路线，仍然没有资格入围。红卫兵的行动仍在校内，学校之间的串联交流也有，比较少。这时的红卫兵一般称之为红五类红卫兵，老红卫兵。

红卫兵开始走向社会破“四旧”，老红卫兵，红五类红卫兵自然是主力。

“老造反”在毛主席下令从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之后，被放了出来，革命造反派开始抬头。抓了许多学生，关了一些人。特别是后来的革命造反红卫兵领袖们，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也掌握了不少。领导人多次在万人大会上亲自点名支持，宣布“解放”！周总理等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到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可以说心连心，感情深。消息传到全国，学生一片欢腾！革命师生、红卫兵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天津等地的受压制的大中学校学生上访，要求平反，也来到北京。这还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后。大串联也开始了。后来北京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传授经验；各地学生赴京、走向全国。毛主席、党中央也是大力支持的。坐车免费，食宿也免费。全国上下设立许许多多红卫兵接待站，安排红卫兵吃住活动。

毛主席曾说过：一个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都是始料不及的，一下子走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起来了。这些事物，十一中全会前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是一概加以限制、排斥以至坚决予以取缔的。现在怎样贬斥批判都是现在的事情，都是根据了中央已作出的决议---完全否定文革这个大前提。但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如何对待青年学生，如何对待学生运动，毛主席的革命家的风范、眼力与魄力，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八月十八日，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红卫兵亮相，报纸报道了，说红卫兵是学生的革命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尖兵，特别是毛主席穿一身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挥手的大幅照片上了报，红卫兵一下子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出现。红卫兵公开了合法了名正言顺了！

这时的老红卫兵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仍然集中精力破“四旧”。其他红卫兵（仍然以学校为单位。仍然没有派别色彩。）他们的行动也得到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支持，《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发表了社论，赞扬“好得很”。一些党委、政府积极支持红卫兵破“四旧”，“公安部门、街道办事处、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向红卫兵提供牛鬼蛇神的名单。”据2005年最新一期《老照片》披露：1966年8月22日，重庆市党政领导部署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由公安机关配合首先将一批专政对象施行抄家、封门、体罚、殴打，辅以戴高帽、挂黑牌、游街。不到半年时间，红卫兵用同样的方式将重庆市党政领导批斗。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不仅有当时仍大权在握的党政领导的支持引导，也得到了社会上不少人的赞同。这时期的红卫兵中有一部分相当粗暴、残酷、无人道，破坏性极大。后来一些人提起红卫兵个个凶神恶煞的印象，大多由此时得来。但促成这一切的政治及社会的原因是深刻复杂的，仅仅咒骂红卫兵的所谓野蛮、不人道，是违背当时的事实的，是不公平的，太简单了。把这些行为加到后起的革命造反派头上，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老红卫兵在血统高贵观念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严格的等级划分被打破，垄断革命的局面被冲决开了！以老造反为骨干的红卫兵新的力量产生，并不断壮大。

一些文革前受压制、文革之初被校方或工作组镇压的学生，还有响应号召的学生，出身不好的学生，起来造反，矛头直指已撤走的工作组及当权派，要求平反，要揪工作组回校作检查，要揭批本单位、本系统以至更高一级的当权派。他们破“四旧”、斗权威、斗牛鬼蛇神的事也干，但已退居次要位置。他们的口号是：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而且运动开始一直处于受冲击的“牛鬼蛇神”，此时也没人过问了。当初只看着学生革命造反的教职工也起来造反了。这让一直沉醉于优越感之中的老红卫兵十分不快。老红卫兵是绝对不许黑六类的“狗崽子”造反的！他们的口号多了，无不打上血统论的烙印。文革之初，红卫兵走红，咸与红卫；造反时兴，咸与造反。看一看《阿Q正传》里“革命”一节，未庄得风气之先、最早起来造反的是赵秀才与假洋鬼子，盘上辮子，挂上“银挑子”，又去静修庵“破四旧”---砸了“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给了老尼姑一阵“栗凿”，抢走了“宣德炉”，扬长而去。

其次才是阿Q ，真吧假吧，胆大胆小，到底受过压、日子过得很不滋润，王胡、小D也是。不造反更待何时？可信息不灵，祖上遗训“造反是杀头的罪”，长毛、义和团被“嚓！嚓！嚓！”杀了多少？殷鉴未远，不可轻举妄动！可到底有一肚子委屈，想学学样。阿Q到静修庵后得知赵秀才、假洋鬼子已来过，心里该是多么失衡落寞啊！可阿Q还是不许小D们造反！阿Q做造反成真的梦里还要役使小D呢。真的穿白盔白甲的造反者来打砸抢未庄的首富---赵秀才家，阿Q只是远远地看，没得着实惠又添了一肚子的“妈妈的”，那些抢东西不喊一声自个儿、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的造反派真是太目中无人了，他们居然连秀才媳妇的宁式床也抬走了，咒他们犯了“杀头的罪”，甚至毒毒地发下狠：一下子“嚓”了他们的头去！

红卫兵、造反派后来打派仗也如此。结局呢，很清楚。末庄的“高干子弟”最早搞“打砸抢”，不仅没问罪，而且他们家中被一群坏的也是真的造反派抢了，一要惩凶，二要追賍。追赃不成，到底还是惩了凶、出了气---把阿Q杀了完事！他们依然是未庄的上层人物，优哉游哉！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红卫兵走向分化、老红卫兵中的一部分开始“清醒”，对中央上层人事变动，矛头指向更高级的当权派、革他们的老子的命想不开，不干了。老子受冲击，靠边站，子女脸上无光，昔日优越无比、风风光光的自来红，而今也成了黑帮子弟、狗崽子！保险箱也不保险了！这一个跟头栽得好疼！疼得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炮轰火烧何时了？”靠边站了！小革命也遭到了沉重的一击！北工大一位高干子弟、谭姓大学生（教师？）挺身而出，为血统论对联辩护，充当老红卫兵的代言人。他雄辩滔滔，演讲具有极大的煽动性。演讲稿风靡全国。更多的人被血统论所迷惑，只有少数人从中听出了反十一中全会的弦外之音、醉翁之意。

但中央文革不同意这个对联，更担心这一思潮把学生引向邪路，干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方向。中央文革也不愿得罪这么多很有能量很有影响的干部子弟。革老子的命，又不是革小子的命。于是打击、教育相结合了。老红卫兵不是对手。眼见老干部也受冲击，被抄家，他们成立了纠察队，对红卫兵破“四旧”的过火行为试图加以约束防范，也保护老干部。但他们有包打天下的雄心，却没有这个力量。“东纠”、“西纠”也威风了一阵，但他们的作为不是更野蛮？很快把自己搞臭了，小圈子主义也脱离红卫兵的大多数，自我孤立。后来，六六年底，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目标更单一，和中央文革较上了劲儿，也就是走向解体，归于沉寂---沉思了！

曾经风靡一时的老红卫兵是以信息最多最灵最快著称的，后来信息还多还灵，可惜没了有效载体，散兵游勇，布不成阵了。

不少研究者认为老红卫兵有功有过，过么，就是破“四旧”，功么，保护了老干部。破四旧，他们是主力，确实够凶的。但未必全是过。保护老干部，也就是保护老子保护特权保护世袭地位，说成功劳，太勉强了吧。一篇文章是这样评价老红卫兵的：老红卫兵思潮直接承袭文革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来自“地主、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小撮走资派。老红卫兵的斗争矛头偏重党外，偏重“阶级敌人”、“反动文人”。老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就是血统论。文革进入揪斗走资派，老红卫兵由“革命”转向“保守”。反特权的口号一提，原来追随老红卫兵的工农子弟就放弃了老红卫兵思潮。老红卫兵骨干是党政军中级以上干部子女，内部组织也等级森严。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红色江山永固，老子拥有的政治、社会特权，而且代代相传，打江山坐江山。他们搞阶级斗争，就是接老子的班，继续斗地主。对党内斗争，路线斗争，不感兴趣，甚至反感。

毛主席对学生寄予了很大希望，这是毛主席关爱青年一代的一贯思想。“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那一时的最强音，工农商学兵，哪一个不是他老人家的臣民？但谁又能与红卫兵争宠？红卫兵中有造有革也有保，造反派也不全叫红卫兵。红卫兵一开始仅限于初中，后扩大到大学，仅限于学生。学校的教工如同后起的工人、农民及文艺系统的职工中的群众组织，已是称为“战斗队”一类了。中央文革更看重的红卫兵是以反工作组、坚持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学生，应该称之为老造反红卫兵。红卫兵名称千千万万，这一部分称之为造反派红卫兵才名符其实。中央文革、毛主席是后台，红卫兵的力量所在。中央文革是红卫兵造反派的信息来源，做什么，不做什么，这一部分红卫兵大致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手眼通天----与中央文革、周总理保持比较密切也比较经常的联系。中央文革又通过他们影响全国的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成了红卫兵的主流，与之抗衡的是保守派红卫兵，还有老红卫兵。

造反派红卫兵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主力军。从六六年八九月份起，他们逐渐得势，在中国大地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中，充分表演了两年时间。他们发挥了带头羊的作用。煽风点火、指点迷津。教工、工人、党政机关干部、文艺界职工、农民，也先后站出来，自成系统，自立门户，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下联合起来。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他们（岂止他们！全国人民都有！）拥有了结社（成立政治性团体）、游行、示威、出版小报等大民主的权利，是真正史无前例的。后来这种权利虽然写进了宪法，但基本上没有了行使这种权利的环境。全国大串联也见了世面。组织队伍，策划行动，分析掌握动态形势，制造舆论，学习与思考，联合外部力量。内部分化，势不两立，也开展了武斗，动了真刀真枪。曲曲折折，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

收场不在预期之中，也并不光采，说是被赶下去的也不为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被毛主席召见训话，同年九月十五日江青在北京的一次会上表扬红卫兵的历史功绩并要求给予保护，红卫兵此后风光不在。除省地县三级革委会结合了几个红卫兵头头（任副主任、常委、委员。未必都是造反起家的。）外，毕业生被分配，在校生分期分批上山下乡，县以下中学连续三届毕业生干脆就一纸文凭打发回了家。他们风流云散，学校一时空空荡荡。到一九六八年底，逐步走向沉寂，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舞台。

真正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的老三届造反红卫兵，从天上掉到地下，从理想来到现实。他们学会了思考。他们也不得不思考。他们的两年表演已经给他们安排了厄运。他们一生的命运，大都与这两年的经历相关。

有的文章对造反派红卫兵的评价是：他们的理念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派，阶级路线是反对“血统论”“自来红”。目标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追求平等的政治、社会地位，消除特权。造反派红卫兵或者说造反派的骨干、头头大都有文革前或文革初期受压制、打击的经历。

这个评价也符合事实，比较中肯。文革十年，造反二三年，幸运一二年，能幸运更长久的就少而又少了，幸运十年的只有上海等少数几个地方的……

林立果搞了个“五七一”工程纪要，里边说了“红卫兵是替罪的羔羊，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样的话，乍一听很有道理，仔细分析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林立果的小舰队是指望成事之后公开这么纲领，借此进行挑拨笼络人心、搞臭毛主席。他们一伙也是动了脑子的，因为他们的说法也并非是空穴来风、没有一点社会基础。当时的老红卫兵中认同“替罪羔羊”的就不少。林立果一伙属于特权阶层，与老红卫兵呼吸相通。因为老子一时连累了他们，他们就把毛主席与中央文革怪罪上了。这宦海沉浮累及家人，何朝何代没有呢？就他们感受更深？而干部子女逃避上山下乡的更多。所谓“变相劳改”的体验从何而来？摆什么悲天闵人的臭脸孔呢？政策错了，你们的老子一个个都脱不了干系，为什么要诿过于毛主席？！

至于对待红卫兵态度、政策与做法，这属于研究分析的范围。不少研究文章持与此差不多的观点，有的说林立果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有的说“毛泽东成功地塑造、调用、随后放弃了红卫兵，而红卫兵对毛主席的部署所知甚少，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好像红卫兵成了一件工具，毛主席不过是玩弄红卫兵于股掌之中。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违背文革历史的。

首先，毛主席对学生运动，对青年，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作用、地位的整体评价是一贯的、尽人皆知的。利用以至玩弄的说法是诬蔑。

其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大都公开发布，意图明确，全国人民都知道，红卫兵能不明白？恰恰是红卫兵明白了、知道了，却因为各种因素制约而没有去原汁原味执行，以至干扰了毛主席的部署。六八年“七.二七”深夜毛主席紧急召见红卫兵领导人，正是因为他们囿于小局、不明大势、不听招呼所致。

再次，红卫兵的作用就是文革初期的冲杀、点火及开创局面。在大的环境气氛之下，红卫兵的行动是自觉自发的。在他们遭受打击一度受压最为困难的时候，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人们发现了他们、支持了他们，使他们得以生存发展。

请看五大领袖之一的蒯大富的有关回忆：

田炳信：工作组把你树起来了，当时念大几？

蒯大富：大三，当时我已经准备着要被送劳改了，可做梦也想不到在外地的毛泽东突然就回北京了，刘少奇还以为毛是来支持他的，可毛回京后却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风向变了，谁也想不到，刘少奇于是赶快把我给放了。

田炳信：当时把你关起来了？

蒯大富：隔离审查，关禁闭，像现在的“双规”。几天后的7月29日，毛泽东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这事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告诉我的，他跟刘少奇女儿刘涛两人都是清华“保皇派”红卫兵的头。当时我连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啊，兴奋得不行，后来就去了人民大会堂，见到毛主席就表示不是反革命了。

田炳信：会堂里有多少人？

蒯大富：三层楼，一万五千人哪。

田炳信：当时哭了没？

蒯大富：没有。七月三十日，贺鹏飞又通知说，今晚吃完饭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最高级的一个小院子，当时唯一有沙发的地方，专门接待外宾。我问干嘛？他没说。晚上七点我就去了，一直没动静，我坐着也困了，大约十点钟就倚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呼噜。大约是三十日的凌晨二点，贺鹏飞把我推醒了说：“找你说话的人来了。”我揉揉眼睛赶快坐起来，只听门口一辆小汽车经过，跟着轻轻的脚步声就到了门口。一推门，我给吓坏了。

田炳信：谁来了？

蒯大富：周恩来。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时候周总理来了，我还没平反呢，而且是凌晨2点。我说：“总理，您怎么来了？”周总理问你是蒯大富？我说是，他说你坐。可我哪敢坐嘛。

田炳信：你就站在那？哆嗦？

蒯大富：真哆嗦，草民啊，没见过大人物。

周总理说“请坐，请坐”，我还是不敢坐。他的秘书孙岳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我只好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田炳信：哎呀，现在下级见上级都那样，原来都是跟你学的。

蒯大富：反正就是那个感觉。坐下后，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这是总理第一次向我保证啊。

田炳信：你很紧张吧？

蒯大富：简直不知所以。后来我镇静一下说：“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然后就开始讲。孙岳会速记，一字不落地全部记下来，刚讲了两三分钟，周总理也拿起个本子来记，他有时会打断我一下，说“这个再重复一下”。从凌晨二点到五点，我汇报了三个小时，太阳都出来了。周总理就说：“我下面还有个会，今天咱们先说到这，我知道你还没说完，今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说，我派车来接你。”

田炳信：你当晚又去了？

蒯大富：晚上7点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坐下一刻钟不到，周总理领着两个五十多岁的人来了，说：“这位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这位是你们省的省委书记，我带他们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敢反对吗？然后我就继续告工作组的状，从七点讲到十点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说：“总理，我讲完了，我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总理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谢谢你了。我今晚还有个会，没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点夜宵，马上送来，再见。”然后和我握了下手就走了。你们注意啊，这天是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五日，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就出来了，给刘少奇以致命的打击。

红卫兵能解决学校内的一些问题，能到社会上冲杀一阵，扇风点火，但是工厂企业机关等部门、系统的问题，要靠那里的人起来才能解决。小鱼在浅水区，在水表面，也就闹腾个水花；大鱼在深水里，轻易不动，时机到了，一翻腾就是大浪。工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农民等起来了，红卫兵的作用降低，主力军地位自然让位于别的组织与力量。“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这一段话正是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底讲的。更早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更提出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知识青年发展前进的唯一正确的途径。而六八年八九月份，“全国山河一片红”，红卫兵的使命主要限制在学校搞斗批改。而且学校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停课不能无限期，老三届要离去，一届又一届，一茬又一茬，还不是也离去了。某些红卫兵的失落来自于“包打天下”的幻想及中央文革的溺爱不明、恩宠有加。一九六八年“七二七”，韩爱品还讲：我们担心中央文革不要我们了。江青的回答是：如果你们不听话，我们也爱莫能助。

第四，红卫兵有自己的不足。在文革中，毛主席对红卫兵的重视爱护一直含有批评以至不满在里边，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三分不足---“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即是对包括红卫兵在内的一些打派仗的人的批评。

红卫兵退出舞台，必然性与偶然性都有。顺了，留在革委会，当接班人，但毕竟是极少数头头。而红卫兵的学生身分也不可能长期保留。学校内的斗批改也需靠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完成。任务完成了，不需要了，自然而然归于消失：分配工作，上学，上山下乡。如果红卫兵领导人能够更成熟一点，更深一点了解毛主席和中央的部署，红卫兵不至于突然消失。后来的结局似乎是不欢而散，也是红卫兵头头的错，陷入狭隘，判断失误，迟迟不愿结束自己的造反使命，迟迟不肯实行历史大转变：坐下来搞斗批改。

毕竟是研究文章啦，像电影小说那样肆意丑化红卫兵的，不多。不过也是指斥红卫兵对毛泽东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对领袖、对中央政策的盲目愚昧的服从，非人道的野蛮行为等等。红卫兵产生的大致过程，成份，分类，动机与方略，已经有了概述。无须争辩。但有的人将这些又归咎于“‘文革’前十年思想教育的失误”，就让人不可理解了。据说文革前十年思想教育“压抑青年的个性发展，排斥人道、人性以及古代和外来人类进步文明”，这种教育魔力之大，“己经以压倒一切的势头掌握了青年一代。”既然如此，那么文中所说的“当时青年思想中积极的因素，如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政治热情，英雄主义气慨，助人为乐等等”诸多优秀品质又从何得来？深揭猛批“四人帮”时，有人一再论证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是一条红线，照此说法，又“红”在何处？至于所谓青年的狂热、盲从、愚昧，也许正是青年的高度单纯热情及不顾利害的一往直前的执着。倒是如今，在抛弃了我党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武器之后，追星族、金钱拜物教的信徒，不分老少的在发疯变狂、昏天暗地、纸醉金迷、愚昧透顶。个性大释放，私欲大发泄。从他们的行为上，你能看出哪怕一点点不狂热、不愚昧、不盲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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