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序

红卫兵运动始末

序

    一、红卫兵之谜

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究竟真相如何？对绝大多数世人来说，目前依然是个谜。关于红卫兵运动的描述，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著作或文章，但是，我认为，这些著作和文章多数与事实真相有一定的差距，相互矛盾和扑朔迷离之处颇多。

中国古时候有个寓言叫《瞎子摸象》，说的是有四个瞎子去摸一头大象，其中一个瞎子刚好摸到了大象的腿，于是说，大象象一根柱子；另一个瞎子刚好摸到了大象的尾巴，于是说，大象象一根绳子；还有一个瞎子摸到了大象的耳朵，于是说，大象象一把扇子；最后一个瞎子摸到了大象的牙齿，于是说，大象象一根大萝卜。目前国内外有关红卫兵运动的文字性论述多数与“瞎子摸象”的情况差不多。

例如，现存的关于红卫兵的回忆文字中，数量最多的是部分知识份子回忆其在文革中如何遭受迫害的文章，在这部分人的记忆中，留存得最多、最刻骨铭心的是这么一种红卫兵形象：臂戴红袖章，手持皮带或各种打人工具，每天凶神恶煞地对他们进行训斥、辱骂乃至殴打；实际上，这部分知识份子中的很多人当时在“牛棚”中受苦，对“牛棚”以外的社会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记忆中只有也只有“暴徒式”红卫兵这么一种形象。又例如，文革中的许多党政干部被“造”了“反”，他们也记得许多来造他们反的人胳膊上都戴着红袖章，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红卫兵＝造反派，因为他们当时都处在被批斗、被隔离的境地，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红卫兵是分不同派别的，除了造反派红卫兵以外，还有“保守派”红卫兵，而且，在红卫兵运动初起时，即1966年8、9、10三个月，“保守派”红卫兵占了绝对优势，当那些造反学生（最初并未形成红卫兵组织）冲击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方省委、市委时，保守派红卫兵们曾打着“誓死保卫××省委！”（或“××市委”）、“不许狗崽子翻天！”等大标语，为捍卫各级党政组织而战。也许有的人在文革中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市民，他可能亲眼看到过红卫兵在城市里破四旧、抄家、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或者亲眼看到过红卫兵在街头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表演文艺节目、张贴大标语，等等，但是，他可能并不知道红卫兵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在1966年8月份的全国各大城市里，在很多市民眼中，红卫兵仿佛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天将。所以，即使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未必对红卫兵运动有真实的、全面的了解。

目前更多的是并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他们或者是从上述形形色色关于红卫兵的回忆文字中认识红卫兵，或者是从文革时留下来的照片或影视资料中认识红卫兵，而在这些照片或影视资料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时，成百万的红卫兵手举红宝书狂热欢呼的埸面，于是，很多人据此认为，红卫兵是一群具有极度宗教式狂热的青少年，而这种极度宗教式狂热，恰恰可以表明这些青少年愚昧无知，易受某些人的操纵和利用。

以上这些关于红卫兵形象的描述是真实的吗？从具体某个局部来看，都是真实的，这就好比前面故事里讲的四个瞎子，每人摸到的大象的局部以及由此产生的感觉都是真实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就是大谬不然了，如果我们说：“大象象一根柱子”、“大象象一把蒲扇”，那肯定是非常荒谬的。现存的很多关于红卫兵运动的论著和文章，往往就是根据所得到的某些不全面的资料或所谓亲历者的记述，再加上自己的主观推断，然后在此基础上，作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结论。

现存的绝大多数有关红卫兵的记述文字还有一个缺陷，就是缺乏对红卫兵的行为基础和行为逻辑的分析。很多文章着力强调红卫兵的“暴虐”，也有很多文章强调红卫兵的“狂热”，但是，这种“暴虐”和“狂热”究竟从何而来？红卫兵的种种行为究竟是在何种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的支配下产生的。看了这些文字资料，只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红卫兵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只能用“疯子”这个词语来概括和说明。难怪目前很多年龄较轻的人看了有关文革红卫兵的记述文字后会感慨地说一声：“看不懂”或“不可理解”。似乎在四十多年前的某一段时期，我们国家整整的一代青少年全体都发了疯。实际上，作出相关记述的自己，也未必真正了解和理解红卫兵运动。

二、新中国的同龄人

为了更易于了解支配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各种行为的思想基础和行为逻辑，我先对文革开始时的一代青少年作个概要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10月成立的，而文革开始于196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说，假如有一个孩子正好在1949年10月出生，那末，在文革开始时他（她）的年龄是17周岁不到一点，按照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学入学年龄普遍为7周岁来推算，这个年龄的孩子在文革开始时大概是上高中一年级或初中三年级。由此可知，文革开始时，我国的中学在校学生（即所谓的“老三届”）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他们都可以被称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至于当时的大专院校在校生，可能要早出生几年，但到他们开始懂事时，也已经生活在新中国了。

在这些新中国的同龄人中，名字叫“建国”、“建华”、“建中”、“成华”、“立华”的特别多，也有不少人的名字叫“抗美”“援朝”、“卫国”，等等；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叫“南下”、“进沪”、“临杭”之类，能够想见，这些人的父母很可能是当年革命军队里的将领或随军干部，在解放大军南下或者占领上海、杭州等地时刚好生下了他（她）们。这些名字往往表明他（她）们的父母一辈对他（她）们以及对新中国的未来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那末，这一代与新中国同时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文革中这一代青少年的行为是有帮助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前半期，我国的在校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以外，还普遍受到三个方面的教育：

一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与新中国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几乎都是听着革命英雄故事长大的。全国刚解放不久，很多经历过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的革命英雄都健在。那个时候，各学校的校领导往往可以很方便地约请到某一位英雄来校给学生们讲其亲身经历过的战斗故事，而且，在当时这种做法很时兴，很多机关、团体、厂矿也经常邀请英雄人物去做报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全社会都洋溢着一种崇拜革命英雄的气氛。当时出版的小说、诗歌，上演或上映的戏剧、电影，许多是歌颂革命英雄的，而且很多小说的都自己亲身参加过革命战争，小说、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及其行为通常都是有现实中的真人真事为原型的。所以，对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少年来说，英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就在他们的身边。有不少青少年学生渴望成为英雄，常感叹自己出生太晚，没能赶上革命战争年代，没有了当英雄的机会。因此，当文革出现了可以让这些青少年显示其“英雄主义”的机会时，他们是不肯放过的。

二是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党的有关指示下，全国学校加强了对学生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多次在全国青少年学生中发起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大讨论，讨论的主要题目是：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什么样的青春值得歌颂？等等。由于原来的《少年先锋队队歌》作曲者马思聪出了问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已经非正式地成为少先队队歌。作为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雷锋是解放军中的一名普通的因工伤而死亡的战士，与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血与火中走过来的英雄人物相比，他并无什么惊人的事迹。当时之所以要把雷锋放到一个超越以往所有英雄的位置上去宣传，在全国开展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学雷锋”运动，其目的就是要突出“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雷锋精神，即共产主义精神。因为在1958年中国进行的那次失败的共产主义试验中，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可能是阻碍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大障碍。因此，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仍然将“斗私”放在“批修”的前面，要求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经常狠斗“私”字一闪念。

三是阶级斗争教育。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党中央在全党和全民中开展了深入持久的“阶级教育”活动，而当时的青少年在校学生是这埸“阶级教育”的重点。当时的全国各城市都举办了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每个学校都必须组织学生观看这类展览会。各学校经常组织召开“忆苦会”，邀请旧社会受过苦的老工人、贫下中农给学生讲他们在旧社会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之苦。六十年代上半期涌现了大批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其中，著名的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夺印》、《槐树庄》等，不仅编成话剧、搬上银幕，还被众多地方戏剧所移植。名列八个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海港》（移植于淮剧《海港的早晨》），也是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当时我国拍摄的电影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种类是“反特影片”，代表作如《羊城暗哨》、《古刹钟声》、《秘密图纸》等。在那个年代，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对青少年思想、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而所有描写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主题的文艺作品中出现的阶级敌人形象，都有共同特点：他们隐藏在善良人们的身边，表面看起来道貌岸然或慈眉善目，平时用一些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观念来拉拢腐蚀干部或青年人，企图以这种方式来达到他们的各种反革命目的。当时某地农村有一位名叫张高谦的少年，是个贫农的儿子，被本地一个蓄意进行阶级报复的地主杀害了，于是，张高谦的事迹被广为报导，绝大多数中学都组织学习张高谦与地主斗争的事迹，张高谦的事迹还被编成话剧和不少地方戏剧上演。当时的所有媒体都在不断地告诫青少年们：阶级敌人就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我们必须警钟长鸣，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我国一代青少年，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三、“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是文革悲剧的根源

文化大革命是一埸历史悲剧，而造成这埸悲剧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当时我国执政党在思想理论上进入了一个严重误区，这个误区就是“滥用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严重夸大。文革也是一埸失败的革命，因为这埸革命的结果与其发动者的初衷大相径庭，而文革之所以失败，其最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在当时的全党和党的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1．文革开始前我国是否存在阶级斗争

文革前我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斗争？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当时在巩固新政权与企图复僻旧政权的两大势力之间，仍存在着激烈的较量。国民党政府在撤往台湾时，将大批军、警、宪、特人员转入地下，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企图，不断地进行破坏、暗杀、窃取情报乃至发动武装暴乱等活动，经过十几年的较量，到六十年上半期，尽管绝大部分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被破获，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残留的敌特份子已经全部肃清。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后，时时不忘反攻大陆，仅六十年代初趁大陆三年严难经济困难时期，台湾派往大陆的经美国人特殊训练的武装特务即多达47批。在国际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全面的军事和经济封锁，美国的第七舰队就在台湾海峡巡弋，与中国处于准战争状态。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公开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所谓兄弟国家绝大多数追随苏联，中国不见容于美苏两大阵营，在国际上处于空前孤立地位，新政权的巩固受到严重考验。

其次，建国前后进行的全国农村土地改革，被划为地主或富农成份的人多年乃至多代形成的大量家产一夜之间全部或绝大部分被没收，分配给贫苦农民，本人及其家属更被责令在群众监督下强制劳动改造，这些人能不对新政权恨之入骨？在整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全国各地农村中，地富份子报复杀人、投毒、破坏生产之类的事件屡屡发生，很多地方发现了地富份子暗藏的“变天账”，详细记载在土改时被贫苦农民分去的田地、房产和其他财产，以备有朝一日国民党政府“光复”大陆时作为反攻倒算的凭据。建国后，虽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了“公私合营”的和平方式，大部分资本家虽然是自己敲锣打鼓地把企业献出来的，但他们在内心里真的都是那么心甘情愿？

再次，虽然当时建国时间不长，但干部队伍里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已经开始抬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警觉。毛泽东也敏锐地认识到，一些共产党人在登上领导岗位后，有可能不再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是会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某个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从而导致政权性质的改变。尤其是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毛泽东从苏联的事例上更加坚定了这一观点。

2．“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表现形式

文革前我国社会仍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回事；但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则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是一种完全错误并可能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后果的思维方式。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并非文革特有的现象，甚至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如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发生的对党内进行的大规模清洗等，也是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内，在红军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曾发生过对党内或革命队伍内的清洗运动；建国后，这类运动发生得更频繁、规模更大，如五十年代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57年的反右斗争、反彭德怀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六十年代前期的社教运动等，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把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推到了极致。

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表现形式如下：

（1）怀疑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阶级敌人”。毛泽东就曾怀疑自己的身边睡着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初期，“怀疑一切”的思潮非常流行，当时有一位位居要职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接见造反群众代表时称，除了毛主席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和炮轰（这位领导人后来自己在文革中被整死了）。在文革前期，绝大多数有点实权的单位领导人被怀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绝大多数稍有点名气的知识份子或工程技术人员被怀疑为“反动学术权威”，绝大多数文艺界人士被怀疑为宣扬封、资、修思想毒素的“黑帮份子”，绝大多数学校的中年以上的教师被怀疑为“牛鬼蛇神”，只是到了文革中后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经过严格的审查后，才陆续得到“解放”，而另一些人则在整个文革期间始终没有“解放”。此外，文革初，绝大多数文艺作品被怀疑为“大毒草”，除了八个样板戏以外，几乎所有的文革前的戏剧、电影、小说、诗歌等都被禁止了，直到文革中后期，才陆续有一些文艺作品，如浩然的《艳阳天》等被允许出版，而一些文革前拍的经审查认为是比较好的电影、现代剧，如电影《青松岭》、京剧《六号门》等，则是经过重拍或改编后，才被批准上映、上演。

（2）随意给个人贴“阶级”标签，即试图确定每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凡被确认为属于敌对阶级的人，即被视为“阶级敌人”。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标准极其混乱，态度极其草率。确认一个人是否有罪，是否属于新政权的敌人，不是从主观上的是否故意、行为上的是否证据确凿、后果上的是否对社会、国家和他人造成严重危害等方面作全面的考查，而是仅仅根据他（她）的少量言论、行为和所谓历史问题，进行捕风捉影、穿凿附会、扩展引申的所谓分析，通过无限上纲的方式加以罪名。尤其是建国后以言论定罪的做法的盛行，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其结果是将大量朋友和自己人，即新政权的顺从者、拥护者，乃至新政权的功臣，都错划成了新政权的“敌人”。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将判定一个人是否右派的权力交给了各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因此，一个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很轻易地给一个向其提过意见的人戴上右派帽子；而在文革中，更将判定一个人是否阶级敌人的权力交给了“群众”，致使各种有机会操纵利用群众组织的人执掌了随意入人于罪的权力，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后果。

（3）一旦将一个人判定为“阶级敌人”，即剥夺了他（她）的一切基本的公民权利甚至最起码的人身权利。“阶级敌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些“阶级敌人”进行任意地殴打、辱骂以及其他侵害行为而不必为之承担法律责任，相反，同情“阶级敌人”不幸遭遇者，倒是有可能被扣上“阶级立埸不稳”的帽子，受到与“阶级敌人”相同的待遇。由此而造成了文革运动中数度出现的较普遍的并且很严重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人身虐待和人身污辱行为，其中有的人被直接虐杀，有的人因忍受不了虐待和污辱而自杀。实际上，即使是真正的新政权的敌人，只要他（她）已经不再存在对社会、国家和他人的实际危险，也应该给予起码的人道待遇，但在文革中，在“理解群众阶级感情”的名义下，纵容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的极不人道的虐待和污辱。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在这儿所说的“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主张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其实，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正面作用，而且，在对一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斗争的宏观分析中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工具，但“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就不同了，它是一种把阶级斗争理论简单化、庸俗化的错误思想表现。

3．毛泽东应对“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承担首要责任

文革开始前，“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已经在中共党内和党外的相当一部分靠近党的群众中（尤其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这一点，作为当时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应负首要责任。一方面，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开始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僻的危险性，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后来还被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不管毛泽东当时的这些论述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或出发点，也不管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存在多少合理的和正确的成份，但实际上对全党进入“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思想误区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推进作用。

4．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滥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的分歧

在“滥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确有分歧，但分歧是否在于刘少奇反对“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呢？答曰：否。实际上，刘少奇是一位“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积极份子，在很多情况下，刘少奇往往表现得比毛泽东更激进。例如，在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主持制订的《后十条》与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前十条》相比，在对我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估计上，后者要比前者更夸大得多。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亲自带队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宕开展“四清运动”，并总结出“桃园经验”，经当时的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推广，该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等等，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桃园经验实际上是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当成了敌占区来对待了，从工作队一进村，就将农村基层干部当成了假想敌。在文革初期，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向全国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在学生和青年教师中抓右派，也整了不少学生和青年教师，只是因为工作组在学校的时间短，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总之，在将无辜者整成“阶级敌人”，或者对“阶级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时，刘少奇并不手软。

那末，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在哪里呢？分歧在于，毛泽东主张将阶级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复僻的危险主要来自党的高层领导者中的“走资派”，而刘少奇则主张将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下层的“阶级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已经被中央定性的“黑帮份子”、农村的“四不清”干部、学校教师中的“牛鬼蛇神”、“右派学生”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一分歧其实在1964年底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已经出现，而在文革初期至刘失去权力前，这一分歧变得严重了。毛泽东的大字报中指责刘少奇制造“白色恐怖”，就是反对刘少奇的矛头向下。1966年红卫兵运动中的两派对抗，以及两派红卫兵对“造反”的不同理解，分歧就在于，将造反的主要矛头始终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指向社会下层的各种“牛鬼蛇神”，红卫兵运动中的这一分歧，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滥用阶级斗争理论”上的分歧是密切相关的。

5．整人者常被整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用在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盛行时代，特别确切。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想打倒他（她），就总能从他（她）的历史和现实言行中找出一些“罪状”来的。即使是美人儿的“冰肌玉肤”，如果拿显微镜去仔细照，也能发现沾着细菌和污物；即使是诗人眼中清泠皎洁的月亮，如果拿高倍望远镜去照，也能发现坑坑洼洼的阴影。文革期间有关中央报刊就曾公开提倡用“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分析和发现阶级敌人的蛛丝马迹。一个人一辈子说过无数的话，做过无数的事，哪能连一点点灰尘都找不出来？所以，一旦被盯上，很少有人能幸免。

这就又引出了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盛行时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整人者常被整。因为当一些人在整另一些人时，这些整人的人本身并不干净，也不可能干净，所以，一旦情况有变，别人整起他（她）们来也毫不费力。五七年反右运动时一些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专给别人戴右派帽子，但在文革中，他们又成了挨批斗的走资派；1966年的“红八月”中一些高干子女红卫兵凶残地殴打所谓的“牛鬼蛇神”，而在不久以后，他（她）们的父母成了走资派，他（她）们中的一些人也因对抗中央文革而被抓入狱；一些在运动前期曾积极造反的“老造反派”，在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因“反三红”的罪名遭到镇压；文革时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其成员大部分在文革过程中的各次事件中就垮了台，被判了政治死刑，侥幸留下的少数几个，在1976年被作为“四人帮”一灼烩了。如果我们能够把相关的原始文件和资料都找出来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在他（她）们整别人时和别人整他（她）们时，所使用的手法非常相似，甚至他（她）们批判别人时和别人批判他（她）们时所使用的思维逻辑，乃至所使用的词语也非常相似，诸如主观臆断、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之类也都成为常用的手法。

所以，我赞成对文革作科学的研究，在阐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作实事求是的不带任何偏见的思考，以吸取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和经验。我发现，至少有一些在文革中挨整的人，他（她）们自己在文革中或者文革前（如五七年反右时）也曾经整过别人，正因为如此，在叙述文革经历时，他（她）们总是说一半留一半，不敢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

（待续）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