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
第一阶段 文革初起
一、从批海瑞、三家村黑帮到批校领导、教师
文革最初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才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埸运动之所以被称为“文化革命”，是因为运动的发起者的初衷是要搞一埸意识形态里的大革命，对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来一埸大扫除，全面清除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以及一般人的思想领域中残留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观念，以达到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目的。同时，运动的发动者认为，资本主义复僻的危险主要来自共产党内部高层领导人物中的“走资派”，因此，早在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就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革中，他继续坚持将此作为运动的重点。
文革运动是从批判各种文艺作品中的“大毒草”开始的。自毛泽东从六十年代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开始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后，就不断地有一些影响广泛的文艺作品在报刊上被宣布为“大毒草”，并遭到批判（自然也就遭了殃）。这里所谓的“大毒草”，就是指被认为包含有大量“封、资、修”思想的文艺作品，例如，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
对于文革开始前夕的在校大中学校师生们来说，报刊上三天两头地出现批判某某大毒草的重头文章已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当然，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些文章出台的背景和意图。他们只是知道，很多文艺作品他们以前都看过，而且还看得津津有味，谁也没有看出其中的“反动”之处来，直到将这些作品批判为“大毒草”的文章出来后，才恍然大悟，只能怪自己的觉悟和水平太低，把毒草当成了香花。当一部电影被定为“大毒草”以后，为了推动批判运动，电影院通常要放专埸，各学校都要组织学生集体观看，电影的放映过程中会不断地插入“画外音”，随时对影片中的情节、台词、镜头中的“反动”之处加以批判，看完影片回校后，学校要组织召开批判会，要布置学生人人撰写批判文章，在批判会上发言。对被定为“大毒草”的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的批判活动也大致差不多。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在师生中开展的这类批判活动成为不久将要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战前练兵”，正是在这类批判“大毒草”的活动中，学生们学会了如何写批判文章，如何运用“显微镜和望远镜”去逐字逐句地、吹毛求疵地查找别人作品或言论中的“问题”，再加以穿凿附会的引申和上纲上线，最后给作品和判处死刑。学生批判文章中常用的惯用语、套话，大多源自报刊上的那些有背景或来头的重头批判文章，这些惯用语和套话成为以后文革运动中的大字报上的常用语。一部又一部原来受到师生们欢迎的文艺作品都被判定为大毒草的事实，也使学生们体会到了什么叫“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逐步养成了他们以怀疑、审视的眼光去看待人和事的思维习惯。“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渗透到了大多数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中。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á海瑞罢官ñ》一文。人们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篇大有来头的文章，是毛泽东亲自布置的，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讯号。1966年4月，全国报刊又开始大批邓拓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扎记》，来势很猛，邓、吴、廖三人迅速成为全国皆知的“三家村黑帮”，其中，邓拓和吴晗不仅是著名学者，也是政界要人，邓拓当时是北京市委书记，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与此同时，以彭真为首的原“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被撤销，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改组（当时的一般群众尚不知道《五·一六通知》）。
1966年的上半年，全国各高等、中等学校都接到上级指示：组织学生批判《海瑞罢官》（后来又加上了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当时各学校处于紧张的复习迎考时期，尤其是各中学的高、初中毕业班，更处于升学考试的强大压力下，因此，多数校长内心深处都不情愿让学生牺牲宝贵的复习时间去搞批判，但上级又强调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校长们不得不敷衍一番，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限定参加批判活动的学生的人数和时间，希望走走过埸，摆摆样子；更有些脑袋瓜“聪明”的校领导，试图将“批判”与“学术讨论”结合起来，例如，在批《海瑞罢官》时组织教师和学生讨论“如何看待封建时代的清官?”等问题，这样做，既能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又能增进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其他方面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举两得。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埸“批判”的严重政治背景；他们更不知道，他们那些颇为沾沾自喜的“小聪明”，以后将成为他们在运动初期压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罪状（后来在批彭真等搞的《二月提纲》时，也提到彭真等人企图将批《海瑞罢官》引向“学术化讨论”的罪行）。
但是，校领导们限制学生参加运动或将运动引向学术讨论方向的企图落空了，一些学生不顾校领导的软硬兼施的劝说和制止，在校园内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这种形式最早出现于五十年代的“整风”和“反右”时期，文革时最早贴出“大字报”的学生是谁？他们怎么想起来贴“大字报”的？这个问题目前无从考证了。可以肯定的是，大字报这种当时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还颇为新鲜的玩艺儿一旦出现在校园，立刻受到群起仿效，很短的时间内，所有学校校园里的大字报都有铺天盖地之势。对此失控局面手足无措的校长们纷纷向上级教育局领导、向各地方省、市委领导紧急请示，但得到的答复大多是对学生们的积极性“不可压制”，要尽可能地“引导”运动走向有序化的方向，同时，也要求“内外有别”、“大字报不得上街”、“注意保密”，等等，其目的是企图防止各学校校园里烧起来的这把火引向社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些后来都成为校长们、教育局领导们、省市领导们的“罪状”）。
大字报最初的内容仍然是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黑帮”或者某些已被报刊上点名的“黑帮份子”，可是很快地学生们就不满足了，因为批来批去就是哪几个谁也没见过的黑帮份子，以及那一出戏和两本书，肯定会感到厌倦的。于是，不知有谁带头，开始“联系实际”，运用在此前各种批判活动中学到的思想武器，揭批起本学校的“资产阶级白专路线”来了，把矛头开始指向了学校领导乃至部分教师。
二、一埸全国性的打倒校长运动
文革初，已经有内部消息传出，说是毛泽东认为，我国建国后十七年来的教育领域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后来毛泽东的这段话被正式公开：“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既然毛主席都认为教育领域的问题很严重，学生们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本学校的表现，自然也是理直气壮的了。开始的时候大字报的语气还是比较温和的，大多数于给校领导或老师们“提意见”性质，但很快地，随着问题越揭越多，问题的性质越来越“严重”，大字报的语气也就越来越严厉，给校领导和部分老师扣的帽子也就越来越升级了。
这段时期在学生（也包括部分青年教师）大字报上揭出的各学校存在的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
例如，一些重点学校的校领导在招生工作中只重考试分数而不重阶级成分，把若干升学考试中成绩优秀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优先招进了学校，自然，相应地就把那些成绩较差的工农子女关在了学校大门外。又例如，大凡当老师的都有个臭毛病，喜欢学习成绩好、举止文明的学生，而不喜欢那些学习成绩差、上课调皮捣蛋、三天两头缺课逃学的学生，所以，在选拔学生会干部或班干部、评三好学生等方面，总是有意无意地偏向前一类学生而排斥后一类学生，还有的老师或校领导公开号召大家向前一类学生学习，而对后一类学生往往经常给予训斥、歧视，个别老师甚至有体罚后一类学生的行为。直到这类事情在文革中被上了大字报，很多老师和校领导才大吃一惊地知道或注意到，原来他们一贯喜欢的那些学生有很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他们不喜欢的甚至惩罚过的那些学生，原来有很多是工农家庭出身的。这就被上纲上线到了“阶级感情”的高度，这些校领导和老师们爱什么人？恨什么人？他们要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他们希望哪个阶级的子女学好文化知识以便将来骑在哪个阶级子女的头上？等等。
2．在引导学生走“又红又专”道路还是走“白专道路”方面的问题
例如，大字报揭出大量校领导和老师的言行，证明这些人在教学中只强调学习好而不努力突出政治，树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白专典型”为学生们学习的榜样，在课堂上公开宣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白专思想，以文化学习冲击政治活动，等等。这类问题也被提升到了企图让学生从共产主义接班人变成修正主义接班人的高度。
3．在课堂上宣扬“封、资、修”毒素方面的问题
由于当时学校的中年以上教师基本上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份子，在讲课时或平时与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接触中说话不注意，难免说出一些带有封建思想色彩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色彩的言论，这些言论都被大字报揭发了出来。由于个别教师平时说话特别不注意，此类言论特别多，学生们还将大字报所揭露的个别教师的此类言论搜集汇总起来，编辑成“×××反动言论集”，加以公布。也有的教师，如语文课教师或历史课教师，在讲课中称颂了中国古代的某些帝王将相，也被上了大字报，大字报曰：皇帝是什么人？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最大头子！
4．破坏文化大革命方面的问题
即在文革开始批判《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时，有意限制学生参加批判活动，或有意将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学术化讨论”的方向。关于某些党的高级领导人企图将政治批判学术化的问题，当时报纸上已经公开批判了。
5．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的遗留问题
大字报揭发，某些教师五七年积极参加“神仙会”，发表攻击党的右派言论，但后来，在校领导的多方保护下，才侥幸未被戴上右派帽子。于是，这些被揭发的教师被称为“漏网右派”，而相关校领导也被加上了“包庇右派”的罪责。
6．教师和校领导的“个人历史问题”
文革开始的1966年距1949年全国解放不到17年，因此，除了当时20几岁的青年教师外，35岁以上的教师都属于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份子，40岁以上的教师还经历过日本人占领时的年代乃至更早的年代。在那些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一方面，一个人要想读书读到大学毕业，其家庭经济条件必然比较富裕，一般的劳动者家庭是不可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的；另一方面，由于时局混乱，变幻不定，影响到这些旧知识份子的个人经历也大多数相当复杂，一些人为了谋生而从事过不少职业，迁居过不少地方，而这些复杂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历史问题”。例如，有的人在上学期间参加过“童子军”或“三青团”；有的人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公务员，并且在当公务员期间为了保住饭碗而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有的人在解放前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还加入过共产党的地下党或外围组织，但由于逃难、迁居、家人劝说（当时参加地下党活动是要杀头坐牢的）、党组织被破坏等原因而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了组织，主动或被动地停止了参加地下党活动；有的人在解放前当过报刊编辑或记者，而在文革中被学生查出其在解放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有歌颂“蒋委员长”的语句，或“值此勘乱建国时期”、“共匪”之类字样，等等。
至于文革开始时的各学校的校领导中，有许多在解放前是地下党成员。但由于解放前国统区斗争环境险恶，不少城市的地下党被多次破坏又多次重建，而地下党成员又通常处于秘密的单线联系的状况，这就给不少地下党成员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些说不清、道不白、无人可以作证的“问题”或“疑点”。由于当时的地下党经常有重要人员被捕牺牲，经常有人叛变，党组织的重要资料经常被遗失或销毁，组织内部人员关系也比较混乱，例如，文革时某重点学校的一位很有名的校长，他自填的履历表上写着他是1949年人党的，还填写了他的入党介绍人的名字，但经学生一调查，他的那位介绍人却是1951年入党的，原来解放军入城后那位校长到党组织进行党员登记时，那位介绍他参加地下党活动的人自己还只是一个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成员。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少。
因此，当这类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被大字报揭露出来时，相关的教师便一个接一个地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脱党份子”或“逃兵”、“反动文人”、“叛徒嫌疑”、“假党员”等帽子。而当这类被揭发出来的所谓“隐藏在教师队伍里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时，人们就越来越感到触目惊心。于是，有人就在大字报上写下了这样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也有人画出了本校的“百鬼图”。至于教师队伍中何以有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原因被归结为是学校领导“长期招降纳叛”的结果，如果学校领导者本人也有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那就结论呼之欲出：该校领导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长期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企图在学校实行资产阶级统治。
上面所说的那些所谓“问题”，在文革前的各大、中学校里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没有那个学校在这些“问题”上是干净的、无懈可击的，因此，当批判的矛头指向揭批本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当每个学校的几百名、几千名学生和部分教师被动员起来，人人都搜索枯肠地、绞尽脑汁地来回忆、调查和揭发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的上述问题时，每个学校领导的“罪行”都几乎会罄竹难书，没有一个学校的领导人是可以全身而退的。运动发展到这一步，几乎每个学校都发出了打倒校领导的呼声，演变成了一埸全国性的打倒校长运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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