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
第一阶段 文革初起（续）
3．校领导等着抓右派
当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把大字报批判的矛头越来越多地指向各大、中学校校领导的时候，当时的校领导们都作何反应呢？许多校领导经验主义地认为：这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重演。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斗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党员和已经参加“革命队伍”的人的心目中，把党组织看得非常神圣，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说一声“这是组织的决定”，都会无条件地去执行，甚至为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党组织就等于党，反对党组织就是反党。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因为在那埸运动里，许多人就是因为给本单位党组织或党组织的负责人提意见而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
文革初的很多校领导（以及后来的很多党政领导干部）怎么也想不通的是，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怎么可以容忍那些人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的一级基层组织（党委、党总支、党支部），这不是想翻天吗？所以他们坚信，他们所在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不可能被打倒，要不了多久，那些给校领导、校党组织写大字报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将被定性为右派份子，他们等这一天的来临。
和校领导一样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在文革初起时把这埸运动看作是1957年反右运动重演的，还有许多年纪稍大的教师。1957年至1966年相距不到9年，很多教师对前一次运动记忆犹新。有的教师自认为已经接受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深刻教训，下决心在1966年的文革运动中，不管发生何种情况，都坚决站在学校党组织这一边；有的教师甚至还希望自己在新的反右运动中立功，争取能够火线入党之类；也有的教师出于好心，多次跑到学生和青年教师那里，苦口婆心地劝告：你们太年轻了，你们太不懂得厉害了，你们这样做是要吃大亏的。
根据运动后来的大字报揭发，当时某中学的一位教导主任，在看学生大字报时，一边看一边口中不停地念叨：右派，右派，都是右派！同样根据后来的大字报揭发，某些学校的校领导已经悄悄地召集“左派”开会，布置了搜集学生和青年教师“右派言行”的任务，于是，有人借故混到学生和青年教师群中偷听谈话，有人半夜里打着手电筒偷偷抄录学生大字报，等等。
实际上，运动到了这一步，已经开始有了你死我活的味道。如果运动按照校领导们的意愿发展，势必成为1957年反右运动重演，那就有大量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要遭殃，而且，很可能这一次抓右派的规模和人数要比1957年那次大得多；如果运动朝着部分学生和青年教师认为的方向发展，那就意味着大多数学校的校领导被打倒。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师生关系历来是被视为情同父子关系的，而文革一开始，就使他们站到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对立位置。
4．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震动全国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中央电台和人民日报的这一举措直接出于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产生了强大的震憾力。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的三位主要负责人：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该大字报列举的三位领导人的“问题”有：（1）认为文革运动“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2）声称“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领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3）在开展运动的方式上，认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4）“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针对上述“问题”，大字报的认为，“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原文详见水陆洲先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连载九）
文革后，有一些资料认为，当初聂元梓等人写这张大字报是有重大背景的，是在中央的某些要人的事先策划、指使下写的，关于这一点，聂元梓本人坚决否认，被指认参与其事的曹轶欧也予以否认，因此，在没有更直接的证据的情况下，我倾向于相信聂元梓和曹轶欧的话。而且，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否出于事先周密策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向全国播发的，只要确认这一点就足够了。因为向全国播发这件事的意义要比这张大字报本身的意义更重大得多。
毛泽东为什么要向全国播发这张大字报？我的看法是，因为这张大字报解决了毛泽东当时心中的一个难题。早在文革前，毛泽东就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复僻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观点，因此，在社教运动中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里就已经提出将运动的重点放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在文革开始时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也已明确了这一意思。但是，怎样来清洗这些走资派呢？这是一个大难题。在通常情况下，最高执政者的各种意图只能通过各级党政系统层层下达，方能得到贯彻执行，而贯彻执行后的信息反馈，也只能通过各级党政系统层层上传，才能到达最高执政者那里。而这些正常的程序，对于清洗“走资派”这件事来说，是完全无效的，因为走资派既然是“当权派”，那就意味着其把持着某一级别、或某一领域、或某一地区、或某一单位的领导大权，清洗“走资派”的意图肯定是不能通过这些“走资派”自己来层层下达和贯彻执行的。而且，毛泽东想得可能更深、更广，即他不仅想要清除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还想要铲除产生这些“新生资产阶级份子”的土壤。因此，他决定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充分发动群众，对各级党政官员来一次全面的鉴别和清查。但是，毛泽东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作为最高执政者，他的行动极不自由，他几乎无法越过各级党政干部而直接与群众接触，唯一能够不经过各级党政班子而将他的意图直接传达到群众中去的就是中央直属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之类的媒体，因此，这些媒体在文革中始终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除了最高执政者的政治意图能够直达广大群众的有效途径问题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参加对各级党政干部的鉴别和清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恰好就符合了这一需要，因为这是一张将斗争矛头直指一级党政领导班子负责人的大字报，通过支持这张大字报，即可传达相关的意图和信息。
当然，毛泽东不可能认为各级党政干部统统都是坏人，他心目中的走资派始终只能是“一小撮”，到文革运动的中后期时，他就一再向造反派强调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但在运动刚开始时，首先要解决如何发动群众、如何让群众敢于起来批判党政领导干部这个问题，就不能给群众加框框了。所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一播发，全国大多数大、中学校的校领导都立即遭到了炮轰。
对于在文革初期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来说，聂元梓等的大字报的播发，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反对校党委或校党支部的负责人不等于反党。如果在此以前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们尚有点不自信、犹豫、惴惴不安的话，现在则完全相信自己在前一阶段的所作所为是对的，从而更加无顾忌地投入对本校领导的揭批斗争中去。而且，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中所批判的北大校领导在文革初期的那些所谓“罪状”，很有普遍性，当时大多数大、中学校的校领导在运动初期都有过类似言行，学生们完全可以将这张大字报上所批判的北大校领导的“罪状”与本校领导的类似言行加以对照，用这张大字报上同样的批判语言和罪名来加诸于本校领导。
对于各学校的校领导们来说，则处于完全的手足无措之中。反对党组织就等于反党，这是他们多年来养成的信念，也是使他们确信运动的最后将以他们的胜利而结束的精神支柱，当这一条被否定后，他们的思想防线就基本处于瓦解状态。所以，在6月1日以后，面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又一轮更猛烈的大字报浪潮，他们基本上已无还手之力，各学校的领导班子开始出现瘫痪现象。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生开始到上级主管部门、市委、省委等反映学校情况，将汇编整理的本校领导的“罪行”材料送呈上级主管部门、市委、省委，强烈要求派工作组到本校来查处本校领导者的“严重问题”。
5．清华附中出了个“红卫兵”
文革初起时，学生和教师们写大字报都是签署真实姓名的，但很快地开始流行起签“笔名”来了，这些“笔名”的含义都是很革命的，如“红旗”、“卫东”、“红心向党”、“千钧棒”、“愚公”，等等。渐渐又地出现了一种“集体笔名”，即几个观点立埸相同的人共用同一个笔名，即当这几个人或单独、或合作发表大字报的时候，都签署同一个笔名，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签署这个笔名的大字报显得很多，给人以实力很强的印象，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容易出名。当然，数人使用同一个笔名的前提是观点立埸相同，并且会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和沟通，但这样的数人往往只是一个松散的个人之间的联盟，不具备最起码的组织形态。我在这里所说的“不具备最起码的组织形态”是指：没有明确的负责人、没有起码的内部制度和组织纪律、加入或退出时不需要履行起码的组织手续。
“红卫兵”这三个字，最初就是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卜大华、骆小海、王铭、张承志等七、八个学生共用的一个集体笔名。据有关资料，这几位学生在1965年9月就曾因高中各班改选班委会时“不贯彻阶级路线”而贴过小字报；在文革初起时，卜大华等人因指责校方不积极引导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和讨论，与校团委书记和校领导发生过冲突，曾一度搞得气氛很紧张。1966年5月29日，这几位学生在圆明园旧址聚会，一致同意在再写大字报或小字报时均以“红卫兵”为签名。6月2日，贴出了以“红卫兵”名义发表的首张大字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首张红卫兵大字报的内容空洞无物，除了空喊一顿口号以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也许是当时校园里的那种热烈的气氛所致，也许是“红卫兵”这个名字相当有吸引力，这张大字报吸引了不少读者，也有很多人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表示支持，在这些签名中，还不乏“××中学红卫兵”的字样，但这类签名只能看作是签名者对“红卫兵”这个名称很感兴趣，所以在自己的名字前也冠以“红卫兵”字样，并不能作为当时不少学校也已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证据。
在文革的初起阶段，在全国（农村和少数僻远地区除外）的大多数大专院校和中学里，形成了校领导（包括站在拥护校领导立埸的师生）与反校领导的学生（包括部分青年教师）之间的对抗。
在这一时期末尾出现的“红卫兵”，起初仅仅是北京清华附中几位学生写大字报时所用的一个“集体笔名”，而这几位学生，当时是站在反校领导立埸的。
当时站在反校领导立埸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呢？目前无从考证。但根据我的分析，至少有两类学生不会反校领导，一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即后来所说的“黑五类子女”），在那个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作为“黑五类子女”，他们自然处处谨言慎行，既不敢更不允许他们去反对当时被视为神圣的学校党委（党支部）；二是那些一心一意死读书、做学问而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他们被视为“资产阶级白专路线”的产物，被反校领导的学生当作批判的靶子，自然也不会站到校领导的对立面。那末，反校领导的学生是否都是些不肯好好读书的呢？也不一定。尤其是反校领导学生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很可能也是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他们的文章中显示出来的才华至今令我惊叹不已（清华附中的那几位最早的红卫兵中，后来有人成为著名作家），这些学生的特点是：非常关心政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敢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但是，由于从六十年代起，我国所有的学校都把“阶级教育”列为重要的教育任务、教育内容，加上所有报刊媒体的持续宣传，这些学生都已经习惯于“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所特有的那种思维方式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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