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议文革（续四）：文革为什么延续十年之久
十年文革，文革十年，十年内乱，十年浩劫，已是不少人、尤其是对文革深恶痛绝的人们提到文革时的常用语了。但也有不少人说文革只进行了三年，到“九大”一召开，文革也就结束了。人民网强国论坛上的网友数学一再发表此类看法。很有道理。毕竟“天下大乱”，从无序到有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到“九大”就基本结束了。毕业、分配、上山下乡之后，红卫兵已实质上不复存在，大串联早已停止，各行各业的各种“战斗队”已经解散归队，回原单位，参加原单位有领导有组织的斗批改活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是没宣布结束的“结束”。此后就是何时宣布结束的问题了。中央决议也将十年文革划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到“九大”为止。
自然如此，文革搞到召开“九大”是不是文革的预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主席没有这样说。但毛主席总是有个预期，有个目标。“拿时间来讲，原来他希望半年，以后说一年总可以结束。”（邓力群：《介绍与答问》）“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王年一：《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毛泽东多次计划结束文化大革命。1967年7月在武汉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与两位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就说过：“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 。此后他又多次作过类似表示。比如，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
［文革到“九大”就告结束啦。许多人持这一观点。现在又有了新证据：
江青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给毛泽东写信，发了点牢骚，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个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在信中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自“九大”以后赋闲，或者说是“研究国内动态”！研究而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能有什么戏？！
而况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的讲话中已向红卫兵的历史功绩致敬过了。
而况直接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在“九大”以后已不复存在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轰轰烈烈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运动，到“九大”之前，已经基本结束了。-------2008年3月15日。］
后来文革为什么没有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后宣布结束，竟至迁延十年之久？集子中没有专门文章研究，但议论到的还是不少。不少文章，还有民间议论，以前以为主要是失控，毛主席亦有心无力。笔者本人也曾在一些议及文革的帖子里举什么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的寓言故事试图解说这一点。这显然太简单化肤浅化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1、文革初期的无序确实存在，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联，步行串联，没有一个是预期的，是上边指示安排的。要说无序，这也是无序。但是，毛主席发现后，给以了很及时的很热情的支持、很高的评价，引导得法。无序并没有失控。坐车串联给交通的压力弄得国务院也没了办法。但徒步串联出来了，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些从群众中来、得到上级认可、又回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既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与智慧、无限的创造性，又显示了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既密切了上下关系，又推而广之，很好地解决了实际问题。有人说，运动，运动，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考察一下运动中的实际状况就可以弄明白：什么叫群众运动，而“运动群众”的说法是多么空调乏味。
如果发生的无序正是运动所需要的，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所期待所掌握之中的，无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毛主席说：“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林彪讲了句话很精彩：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乱就乱吧。乱几天就乱几天吧。想打就打一阵子吧。要动枪就放几枪吧。也很久没听到枪声了。能这么想，这么说，这么放手，就一定不是无奈，不是无限放纵。如果不是胸有成竹，也一定是有一定的把握，更作了利害得失的权衡。
也确有失控的时候。
毛主席也认为1967年7、8、9三个月“天下大乱”，一时失控。
他对外国友人讲，“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极左分子干的”。
“要文斗，不要武斗”，写进“十六条”，发表了社论，可以说家喻户晓，可还是动了手脚，武斗还是发生了，而且规模很大，“全面内战”。中央为此又专门发通告严禁。
红卫兵冲杀到社会，也不大听招呼，也是易放难收。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份，中央下达了停止串联、军训、整风、以班级为主大联合、复课……还不是一道又一道金牌？基本上一样也没有真正落实。文革大搏斗的高潮在六七年中又出现了。中央到六七年底又下命令，才多少见了效。我们那里高三（也许有高二）的学生就是奉命于一九六七年底离校的。
北京市五大领袖也是一度各行其是。到一九六八年，“七.二七”紧急召见才算刹住了北京一些大学武斗的车。
这种现象有，毕竟是短暂的、少量的。最终还是毛主席、中央的指示发挥了作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一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最起决定性的因素。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容忽视的一个特征。文化大革命功过是非，都与这一特征有关。
另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无序也好，失控也罢，这不也正是它的一个特点？或者扩大一下看一看古往今来的农起义造反、工人罢工、中国的革命与抗日战争、二战、抗美援朝、越南人民的反美……又有多少是一切都计划好了、始终被人牢牢控制而又完全有序、径情直遂的呢？万里长征当初也是盲目的无奈之举。“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毛主席在文革中说过这样的话。传说毛主席还引用过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幅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第63页。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也许以后再发生的文化革命或其它政治的社会的革命能从中吸取教益。
2，文革发展不平衡，中心地带的北京的文革运动与各省会城市就有先有后，北京运动发动早，成立革命委员会并不早（六七年四月）。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上海是六七年一月，最迟的新疆、西藏是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各大城市与地县的区别更大。仅以运动的激烈程度评判，各地差别就大了。如清理阶级队伍，当年革命老区似平就平缓简单些，而解放较晚的地区就复杂多变如四川、西南。而武斗，边远落后地区反而更原始更激烈。有人谓之“民主革命不彻底”、“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太多太集中”等等，也有道理。不平衡就不能步调一致，统一收束也就困难。
3、有一些因素也在变：文革的一个直接目标是清理上层，调整中央领导机构，让刘少奇的路线及影响在党内不能发挥作用。八届十一中全会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以后就是大批判（六七年上半年进行，），让大家都知道。后来又审查出所谓“叛徒、内奸、工贼”问题，明显复杂化了。“九大”延期了。而林彪事件更突然，不在预期，对全党全国人民、文革本身、对毛主席本人打击很大。有人因之埋怨毛主席，是过火的斗争激化了矛盾，所以才出了刘少奇、林彪。这不客观。
毛要搞刘少奇，搞到什么程度？连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下决心进行常委调整、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往后置，据周总理讲，还不是大会的既定议程。刘在八月、十月两次检查，毛主席还为他说情么。邓小平的检查，毛主席改了又改，字斟句酌，好像不是邓小平作检讨而是毛主席自己在写检讨。《毛泽东传》（1449页）记载：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到一九六七年二月，毛刘最后一次见面，刘的表态（辞职，下乡当农民，赶快停止运动，挽救老干部云云）已从前两次检查大大后退，当然不会让毛放心滿意。
林是私欲膨胀，患得患失，沉不住气、闹意气的。拟“九大”报告，主旨成了发展生产力［林与陈伯达合作的政治报告至今仍见不到全文，有人以为“五七一”工程纪要都公布了，政治报告也应该而且可以公布。不公布就是对毛主席不利。我以为：正相反。毛认为不过又是如何发展生产生活，不提阶级斗争那一套，没什么新鲜东西。毛主席去世三十年了，至今还不公布，林的报告也许只有“一个中心”了吧。生产生活，谁在台上也要搞，十年八年不搞，也不等于永远不搞。问题在于目标与手段。］，与毛主席的意图明显背离。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与召开四届人大的“国计民生”无关，与他的名正言顺地接班有关。罔顾大局，突然袭击。挨批后一蹶不振，请不动，庆“五.一”晚会一言不发，提前离会。这里面包含的所谓“刺激”，太明显了。但是，你一定要分清究竟是“谁刺激了谁”。在党内斗争中，毛主席一贯是后发制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狂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
4、毛主席的年龄因素。毛主席作为开创、缔造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总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一点新社会的新景象；而且把党和革命队伍搞好，铺就一条轨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但江山在不在、稳固不稳固是前提。这种心态可以说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有。毛主席更甚。操之过急就可能犯错误。
（陈晋：《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253）
五八年大跃进之后，毛主席对李富春等人说，现在我们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定指标的时候千万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计算时间。这句话很了不起，他是痛定思痛。
《毛泽东传》（1362）写道：
一九六四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每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总容易想把建设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这好像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时毛泽东比较冷静，针对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提出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丕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
但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有个急于有个交待的心态。（林立果搞的“五七一纪要”就攻击毛主席“急于安排后事”）毛主席也是一阵清醒一阵糊涂。在文革中又有了表现。在我们常人看来本该结束文革的时候，如“九大”开后、林彪事件之后、“十大”召开后、“四届”人大后，却徘徊迟疑，去意不决，似乎又节外生枝，搞什么“评儒反法”、“批林批孔”、“评《水浒》”，玄而又玄，几乎把人民也弄腻歪了惹烦了。这也不能排除毛主席的晚年心态：尽可能排除不利因素，尽最大努力在理论问题上弄个明白。
5、毛主席并不是不想收束，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收束。在67年初最明显（第708页），68年7月也有。经毛主席批示同意的通知、通告很多。但一边收束，另一面就出现反弹，文革与反文革，两种倾向，党内党外，彼消此长。收束进行不下去，又放开。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二月逆流”的发生前后。六七年初，文革轰轰烈烈，也出现了“打倒一切”倾向，毛主席有收束的意思。毛主席及中央给学生下了一道又一道命令，并且在中央会议上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老帅们 “借我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毛泽东语。第808页），闹了怀仁堂。
当然，事情远不止在会议上发泄抗争这么简单。他们当时都还是大权在握的，有言亦有行。造反派在夺权中遇到了以支左为名介入运动的军队，遭到镇压，群众组织被取缔，头头被抓，对立面---当权派、保守组织反击。有一段时间，警笛乱鸣，腥风血雨呀，抓了多少人？还开枪了么！文革又一次偏离了毛主席的轨道。中央文革下令反击所谓“二月逆流”。“这一‘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很快蔓延到全国，刚刚开始收敛的红卫兵运动反弹惊人，再度膨胀起来，同年7、8、9月达到高潮。”（第709页。印红标：《红卫兵运动述评》）
如此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文革也就无了时。打倒罢官，手中无权，于是说文革几句好话，得到谅解，亮相结合，又大权在握。有了权力，一下子又变脸，不再高喊维护文革，还说过头话。于是，此后还出现了所谓“黑风”、“回潮”、“复旧”“右倾翻案风”，都是反文革的反弹，今天统统称之为抵制、反抗。大家都明白，毛主席是勇于迎接挑战的，遭遇抵制与反对，也决不会善罢甘休。毛主席在垂暮之年，来日无多之时，以抱病之躯，又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所在。当然，邓小平“绵里藏针”，这一次一点也没示弱，不检讨，不接受毛主席亲自提议让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评价文革的要求，敢于说“不！”，邓一反文革中的“韬晦”常态，敢于如此，不惜触犯“逆鳞”，不是更让人深思？他有他的“预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发生发展历经十年之久、在毛主席去世后终于不无遗憾地结束了。原因复杂，而且因果互变。仅以“无政府主义”“完全失控”是解释不了文革为什么迁延十年之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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