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两面性说

文化大革命的两面性说

唐昌黎

前　　言

　　文化大革命为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经验说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是个长期过程，往往要经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有个全面的正确的解释，在几年内仓促下的结论，多是浮浅的乃至错误的。其原因在于，凡重大历史事件，其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有必然因素也有多种偶然因素的巧合。重大事件的影响甚为深远，近期效应和远期效应并不一致，有些是短期有害而长期有利，有些则相反。再者，评价历史事件的人，都有个思维惯性，特别是和事件有利害关系的人难免有倾向性，由于以上三种原因，认识重大历史事件就很复杂而艰难，在短短几年内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现举两个例子。上世纪30年代开始了一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一起重大历史事件，当时的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人，都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资本主义就要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行将最终胜利。西方的学界政界人士则感到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有巨大优越性，主张放弃市场经济，改行计划经济，如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力主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美国总统罗斯福宣称美国要搞“计划资本主义”。当时信奉市场经济的只有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孤军奋战。过了40年，到1970年代，计划经济由盛而衰，市场经济败而后兴，人们的认识来个180度大转弯。进入21世纪，号称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在拉美和俄国受到重创，计划经济又以国家主义（宏观调控、国家干预）面貌出现。经过70多年的实践和思考，终于弄清经济运行有两类人（公务人和私家人）用两只手在控制，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国家主义在轮流坐庄，对此笔者在《经济学的千年论战》（载《理论学刊》2004年9期）一文中有详细论述。30年代危机事件说明，在几年内人们的认识多是浮浅的，乃至错误的，过了70年才得到较为全面的认识。另一个事例，是1991年发生的苏联剧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一时间国际反共势力气焰嚣张，说马克思主义死亡了，社会主义崩溃了，福山匆忙地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宣称历史已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取得最终胜利。与此同时，全世界共产党人也认为，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经过16年的演变，现在可以初步判定，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根本错误的，苏联复辟说也未必正确。上述两件事例说明，对重大历史事件仓促作出的结论，都是肤浅而不正确的，有些是根本错误的。同时可以看出，经济危机事件是个单纯经济问题，判断的难度较小，但也用了40—70年时间才搞清楚。苏联剧变带有总体性，判断起来更为复杂困难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可说是最难判断，是20世纪最难的理论问题。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辞世前3个月（1976年6月13日）召见华国锋，说自己一生中作了两件事，一是领导中国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可以判定两件事都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毛公辞世，当时的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核心是肯定文化大革命。1978年进行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否定“两个凡是”。1982年中央通过决议文件，在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又提出“两个否定”，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领导人又提出不搞争论，“两个否定”成了不可争论的真理，以致国内没人研究“文革”。国外有人研究，并出现了一门文革学，如英国人罗德思克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资料之丰富令人惊叹。进入21世纪，人们特别是基层民众，怀念毛主席的情感日浓，由此开始对“两个否定”的置疑。知识界有人在网上著文，肯定文化大革命，呼唤再来几次。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中国革命，苏联剧变等，都有大批人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外国有一批人在研究，在中国只是党史中涉及到，多限于收集资料，可说是有史无论。“文革”已过去30多年，已成为历史，应开始作一番学术解读。现在有关资料出版很多，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和思考，初步提出两面性说：“文革”具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或者说有正面和负面，下边分四点来讲。

一、高扬民主和破坏法制

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以后，中国在向着民主法制的目标前进，1957年进行的反右派运动，在民主道路上发生了大倒退，对于给领导提意见的人，视作向党进攻，加以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人士不敢讲话了。1959年反右倾以后，党内人士也不敢讲话了，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可称之为家长专制。各级政府，各个单位，书记就是家长，一人说了算。1957反右到“文革”是最缺少民主最沉闷的9年，言路堵塞，万马齐喑。在反右以前，报刊有一些批评文章，起到舆论监督作用，之后舆论监督完全失效。其他监督机关也起不到作用。从一个典型事件可见当时的政治状况。据原河南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1993年3月的讲述，信阳地区在1958年和1959年成倍虚报产量，国家成倍争购，农村粮荒严重，有几十万人饿死，干部和知识界谁讲真话就遭批斗。农民向北京写信反映情况，当时地委书记路宪文下令扣压的信件达1.2万封。毛泽东得知后，称这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补民主革命的课。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民众起来批斗领导干部，把家长专制打得落花流水，可说是补了民主革命的课，故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在“文革”前夕，毛泽东认为，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形成庞大的势力集团，谋取私利，压制群众，共产党有腐败变质的危险，他对官员腐败深恶痛绝，决心要清除腐败官员，按当时语境，称之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防止和清除腐败称作防修反修，不能依靠党的官员，而是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批评和监督官员，实质上是推行一种直接民主，他称之为大民主。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部分成功，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了长达9年的家长专制，大大推进了民主。原先人们不能给领导提出一点意见，都是唯唯诺诺，唯上是从，“文革”唤起群众起来造反，打破了这种政治沉闷局面，敢于公开批判领导者。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大学，1957年时学生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到了1966年，学生给领导提意见，工作组仍按照1957年的老办法加以压制打击。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称学生的行为是革命行动。二是打破了身份枷锁。自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改造以来，中国社会即存在一大批政治边缘人，其中包括出身于地主资本家阶级的，有历史问题的，直系亲属有被杀被关的，社会关系中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有海外关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挨过整的，这类边缘人在入党、参军、提拔、上大学方面都受到歧视，在摸底排队中打入零册，每发生一件坏事就首先列为怀疑对象，运动一来就成为挨整对象。边缘人受到歧视，带有一副身份枷锁，而且枷锁日益加重，到“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时达到顶峰。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党的领导干部，称作走资派，将地富反坏右列为走资派的阶级基础，除两类人以外的都视作革命群众。当了10多年边缘人的群体，打破了身份枷锁，划入到革命群众的行列。综上所述，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一场大民主运动，集中体现为打破了存在十年之久的家长专制、一言堂，在平等、自由方面是一大进步。由于“文革”所倡导的民主是以群众运动为中心，是一种卢梭式民主，现代称之为广场民主或体制外民主，毛泽东称之为大民主，这种民主形式抛开法制，会导致社会混乱，造成严重恶果。在肯定“文革”进步一面的同时，也要揭示其消极倒退的一面。解放后，各级党和政府还是注重法制建设的，一般称之为政策界限，如肃反运动中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军队中连长以上，一贯道中点传师以上，且有罪行的，可认定为反革命分子，而且要由肃反五人小组批准。“文革”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当权派指党的领导干部，而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则没有界定标准。从法理上说，政府官员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违反宪法的，应当按照一定的程序，由人大弹劾，宪法法院审判。“文革”运动完全抛弃法制，由群众认定谁是走资派，结果把所有领导干部统统定为走资派，并进行夺权。夺权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而是一种非法行为。同时也破坏政治规范。“文革”前中国初步建立一套政治规范，1954年制定宪法，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明确了一系列的政治规范。到了5月，开始了反右派运动，开始破坏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党和知识界的关系，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破坏党内高层内部的关系，但这仍然限于局部范围，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全面破坏了政治规范，全面夺权，打倒一切，造成政治大混乱，出现无政府状态，不得不由军队接管政权和各个单位。我们认为“文革”是一场大民主运动，其正面是发扬了民主，反面是破坏社会秩序。当前国内外人士多认为“文革”不是民主运动，是一种破坏，是一场浩劫。其原因在于，对民主理想化，将几百年的民主历程，压缩到几年，一看到不合现代民主的东西，就不认为是民主。近代民主，起于英国13世纪建立的议会制，至今有700年了。现代民主起于2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英美法等国的议会民主制，经过200年的演变，才有今天的样子，一人一票的选举制，直到20世纪下半期才实现。中国北洋政府时期，已经有了政党制、国会、内阁和选举制等民主制度的要素，同现代民主制相比，人们不承认北洋政府是民主制，但同清朝君主制相比，确系民主制。与此类似，人们之所以不承认“文革”是一种民主运动，是和现在相比，同“文革”前的家长专制相比，确是一场民主运动。

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倡导的民主，同西方现在通行的议会民主大相径庭，因而不被承认是民主。议会民主历经200年，确有大的进步，在100年前，工人和妇女以及有色人种都没有选举权，现在实行一人一票制，向平等目标迈进了一大步，而被选举权则不平等，因为选举活动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劳动者为生计奔忙，既无钱也无时间，没有当选的条件。同时应当看到，西方国家在社会层面实行的是民主制，而在企业内部则是一种独裁制，这样一来，受雇佣的人工作时间生活在独裁制下，业余时间生活在民主制下。因此共产党人称议会民主是假民主、形式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毛泽东当然不会有所借鉴，而是要另搞一套，这就是大民主，从而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二、理想与现实脱节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整肃党内腐败分子。当时的语境和今天大不相同，作一切事都称作干革命，参加工作称参加革命，清除腐败分子称作大革命，又因为起于文化领域，称作文化大革命，腐败分子则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修正主义。当时的腐败现象远远没有现在严重。但毛泽东的理想太远大，对干部要求极其严格，就对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他已年过七旬，希图在有生之年解决干部问题，从而采用激进手段，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历史经验证明，思想家都是理想远大，与现实脱节。如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过70个国君，没人采纳他的政治主张，弟子颜回对孔子说：“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焉。”意为孔子的理想极其远大，同现实脱节，天下国君不能采用。孔子从不认为理想错了，而是天下人全错了。在他去世前七天，作出最终结论：“天下无道，莫能宗予。”毛泽东是掌握最大权力的政治家，他要用权力推行其思想家的远大理想。我在《一代思想家毛泽东》（载《探索》2006年6期）一文中讲过，毛泽东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平等主义，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就是平等社会。他领导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目标是争取平等，执政时仍以追求平等为目标。要实现平等就要铲除特权阶层。1963年中共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关注“和平演变”。在1964年12月21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有的常委提出，农村的富裕农民是特权阶层，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样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人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在1965年初发布的“四清”运动23条中，首次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概念。1965年初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农是两个对立的阶级。”（逢先知编《毛泽东传》2003年版1368页）1965年他几次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毛泽东传》1390页）在“文革”前夕，毛泽东已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看法，中国存在一个特权阶层，即今天讲的特权腐败分子，按当时的语境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修正主义，这些人要复辟资本主义，使劳动人民再受苦受难，发动“文革”就是清除官僚主义者阶级，阻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的理想是追求平等，消灭一切不平等，除了阶级不平等以外，还要消灭因职业分工产生的不平等，1974年12月对周恩来发表谈话：“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果一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传》1714页）可见，毛泽东的理想极其远大，几百年时间才能实现，要在几年实现，就脱离了现实。

毛泽东按照理想发动文化大革命，又按照理想来发动人，培养人，他所设想的也是理想人。他认为群众是革命的，同革命干部结合起来，同走资派斗争，并在斗争中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什么时候出现修正主义，就有革命力量与之斗争，从而保证共产党永不变色。毛公所设想的人都是按照他的理想而活动的人，是一种理想人，同现实人是脱节的。群众是个人的组合，人并非都是只有革命性的一面。我曾著文讲过，人具有求生向上的本性，所谓向上就是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状态，包括得到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地位、更大的名声，实现更高的理想，革命者为理想而奋斗，也体现人向上的本性。人人都追求向上，就需要有公平的制度，所谓公平就是贡献与所得对等，或者说付出与所得对等。在“文革”前，革命有功或政绩突出的，在经济建设或科学文化建设上贡献大的，得到较高的地位和收入，人们感到公平，并激励人向上。以往革命者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多是为理想而奋斗。“文革”时所说的革命造反，既不冒什么风险，又不用付出艰辛的劳动，却可以得到权利，权利成了“文革”的最大推动力，一号召夺权，人人都来争权夺利。被夺权的领导干部也不会甘心，会支持某一派，以图东山再起。群众组织也会拥立某一领导干部，以便得到回报。其结果是长期陷入派性斗争，以致无法收场。“文革”的理想是崇高的，100年内也不能实现。“文革”设想的是单一化的革命群众，现实中参与的人是多样化的。开始时，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为理想目标而投身于“文革”，也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功利目的而参加“文革”，进展的结果是发生了逆淘汰，那些有理想的人一个个因失望而淘汰出局，那些为权利目的而参加“文革”的人日益增多，上自中央文革小组，下至各个群众组织，都被这些人把持，不择手段地掠取权利。由卑劣的人去完成崇高理想，理想与现实脱节，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三、顺社会运行轨道和逆社会运行轨道

判断历史重大事件有个最终的标准，即是否符合社会运行轨道，或者说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这里要辨明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社会运行轨道；第二，文化大革命是否符合社会运行轨道。

我在《从二元选择论看社会制度变革》（载《人文杂志》2002年6期）一文中讲过，社会运行沿着两条轨道前进，一是发展轨道。所谓发展，特指生产力发展，或者说经济发展。从人类历史看，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轨道，以劳动资料为坐标，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力时代、电子原子时代，除了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时期以外，各国经济都在或慢或快的发展，人的生产实践推动社会沿发展轨道前进。发展轨道简单易明，勿需多谈。二是平公轨道，需多谈一些。

平公轨道是平等公正轨道。平等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同性，指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相同性。如公有制是平等的，私有制是不平等的。一人一票是平等的，性别、种族歧视就不平等。公正、公平、公道是一个意思，指一定阶段、一定范围的平等，如人们多认为起点平等和过程平等（机会均等）是公正，这就是一定阶段的平等。一人一票的政治规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一定范围的平等，经济领域的等价交换，也是一定范围的平等。按劳分配是贡献与所得对等，是公正，不是平等。按需分配是平等，在现阶段不能实现。可见，公正是平等的初级阶段，平等涵盖公正，平公轨道也可称平等轨道。社会运行沿着平公轨道前进，是由人的政治实践推动的，所谓政治实践包括三种：一是革命，革命就是反抗阶级的、民族种族的剥削压迫，就是争取平等。二是民主，民主就是民众争取平等和公正的运动。三是改革，过度的不平等不公正，引起群众反抗乃至发生动乱，危及到政权稳定，执政者也会加以改革，推动社会沿着较为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三种实践活动推动社会沿平等公正轨道前进。至此可以发现，有两类人在推动社会运行，一是私家人，指以谋生为职业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群，主要有劳动者和经营者，私家人推动社会沿发展轨道运行。同时劳动者又是革命和民主运动的主体，其活动目的是为了反抗不平等不公正，具有公共性质，故劳动者人群又具有公务人身份。政府官员是公务人，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秩序，出于维护政权的目的，就要纠正过度不平等的状况。这样一来，公务人在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正是两类人的实践活动，推动社会沿两条轨道运行，对此，我在《两类人假说》（载《经济学家》2007年2期）一文中作过论述。人类社会沿着发展轨道和平等轨道前进，是以历史时间来观察的，以百年为计量单位。古代社会发展缓慢，但在几百年时间内，比以往在两条轨道上前进了。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生产力更加发展，也更加平等公正。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就在于生产力能达到更高水平，更加平等公正。而在一个短的时期，以十年为计量单位，两条轨道有时相悖，过度平等会阻碍生产力发展，不平等有适当差距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所谓适当差距，就是根据贡献与所得对等的公正原则所形成的差距，由权力垄断或者说由腐败所形成的差距，会阻碍发展。执政者时常面临到在平等与发展之间的两难选择。

毛泽东是革命家，革命就是反抗不平等。他又是一位平等主义思想家，作为主政的政治家，自然是优先选择平等轨道，兼顾发展乃至不顾发展，典型事例是对农村包产到户的态度。1961年至1962年有些地区试验搞包产到户，证明可以增产。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到广东安徽考察，回来报告说，包产到户可以增产。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力主包产到户，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毛公力排众议，反对包产到户，他于1962年8月在一次谈话中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毛泽东传》1238页）。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毛公要消除一切不平等，首先是消除党内特权阶层，力主领导（官）与群众（民）平等，并进一步消除职业不平等，采取一些举措，包括知识青年到农村，办五七干校，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半工半读，半供给制，等等。从这一系列论点和举措看来，毛泽东倾向平等轨道，主张平等优先，刘少奇等人倾向发展轨道，主张发展优先，这是两种执政方略的分歧，分歧的扩大，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有不少人将“文革”视作个人权力之争，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平等主义，他一生中追求平等，反对一切不平等，文化大革命是平等主义的大爆发，他在去世前夕，将发动“文革”视作一生中所作的两件事之一，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人类社会沿两条轨道运行，一是发展轨道，一是平等轨道。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这就顺应了社会运行轨道，或者说顺应历史潮流，具有正义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文革”以来的三四十年，世界不少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颇快，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官员腐败甚是严重，社会冲突日甚，从实践上证明，脱离平等轨道的危害性，也证实了毛公高扬平等的正确性。在肯定“文革”顺应社会平等轨道的同时，也要看到逆社会发展轨道的一面。由于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的趋向平等，在一定的时期，只能达到初级的平等，即一定阶段、一定范围的平等，“文革”是将长期历史过程压缩成短的时期，超越历史阶段，这就会脱离发展轨道。由此出发，“文革”倡导的平等有平均主义色彩，挫伤了人的积极性，社会秩序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对经济发展甚是不利，导致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而此十年正是世界上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使得中国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人类社会有一种调节机制，当社会过度倾向某一轨道而远离另一条轨道时，就会出现一种力量加以纠正。一般说来，当社会过度倾向发展轨道而远离平等轨道时，便会通过革命或民主运动，也可通过改革，以纠正过度不平等的状况。当社会过度倾向平等轨道而远离发展轨道时，便会通过改革以纠正发展停滞的状况。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过度倾向平等，而远离发展轨道，这就迫切需要改革，改革的阻力小，进展顺利。苏联情况和中国不同，赫鲁晓夫从1956年即尝试改革，几易领导，改革收效甚微。其原因之一，在于苏联未发生过大的混乱，原有制度和行为未暴露出大的弊端，改革动力弱。中国十年“文革”大混乱，为以后的改革提供了强大动力，这是任何人都未想到的。这正应了老子的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有所提高，这的确是福。改革倾向于发展轨道，偏离平等轨道，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特权腐败丛生，潜伏着巨大危机，这就要居安思危，牢牢记着老子的另一句名言：“福兮，祸之所伏。”对此，我在《执政中道定理》（载《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1期）一文中有详细论述。

四、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的分裂

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拥有财富的社会集团不占主导地位，拥有权力的社会集团占居主导地位，控制住权力和财富，这个权力集团走什么道路，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列宁和斯大林都未发现这个问题，毛泽东首次发现并提出当权派问题。“文革”过后3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当权派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苏联的倾覆，正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当权派造成的，当前中国的特权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也是当权派问题。根据多种调查资料证实，今天俄罗斯的亿万富翁，有90%是昔日苏联的高级干部。今天中国的亿万富翁，有90%是高干亲属。而早在40年以前，毛公高瞻远瞩，洞察未来，首次提出了当权派问题。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正确的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毛公提出当权派就是正确的提出问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其视野之远大，目光之深邃，是继任者望尘莫及的。当时特权腐败现象刚露端倪，现实意义不大，在30年之后，特权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当权派问题就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从长远观点看，文化大革命是有正面效应的，时间越长，正面效应越显现。毛公发现了当权派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依靠民主法制建设，而是搞名曰大民主的群众运动，起到破坏作用，导致十年动乱，其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文革”中受打击的人群（政界和学界精英）手中，也就只看到负面，而看不到正面。再过20多年，掌握话语权的会转移到与“文革”无关的人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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