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
第二阶段 工作组时期
1．工作组跑步进校
当全国各城市的大、中学校的校党组织及其负责人普遍受到学生大字报的猛烈抨击、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工作秩序大乱时，这些情况自然纷纷被反映到各地的市委、省委以及各中央主管部委处，再进一步被反映到当时处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那里。这些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人普遍表现得十分焦虑、紧张、不安，大多主张尽快向各学校派遣工作组，以控制局面，掌握运动的主动权。
派遣工作组本是文革前处理基层单位领导班子问题时的一种常用方法。当某个基层单位党政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出了严重问题，被认为不宜再担任该基层单位领导工作或被认为需要对其进行调查处理时，该基层单位的上级党组织往往会派出工作组，一方面，暂时接管该基层单位的领导工作；另一方面，对原领导班子成员的问题进行调查，向上级党组织提出处理意见。据笔者了解到的情况，实际上，在文革初期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前，已经有不少学校的反校领导的学生上访教育主管部门、市委、省委或中央部委，提交他们所汇编整理的本学校校领导的“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材料，强烈要求上级党组织派工作组来本校，对本校领导所犯“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对于当时全国学校中出现的混乱局面，毛泽东是处之坦然的，他认为，“乱就乱它一阵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于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派遣工作组的急切要求，毛泽东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但是，当后来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派遣工作组的决议并电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还是答复同意了。据此，许多文革史研究者为刘少奇抱屈，指责毛泽东耍阴谋，他们说：派工作组明明是经毛泽东同意的嘛，为什么要归罪于刘少奇？但是，这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派不派工作组其实只是个方法问题，关键在于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去，究竟是想干什么？达到什么目的？
从社教运动到文革前期，毛泽东的思路实际上已经明晰：最危险的敌人在上面，因此需要放手发动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清洗党内的“走资派”，当时的情况下，群众（学生）的积极性刚刚起来，远未达到毛泽东希望的程度（即能够解决党内“走资派”的程度），岂可轻易将学生们的积极性打下去？刘少奇则认为阶级敌人主要在下面，坚持通过工作组的形式来实现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当发现有人敢于向工作组以及站在工作组背后的上级党组织挑战，并且这把火有可能烧出校园，烧向各级党政系统时，他认为，这些敢于向党组织挑战的人就是阶级敌人，必须进行无情的打击或镇压。如果说，文革前期存在着所谓“两条路线”的分歧的话，这一分歧即在于此。
所以，即使派遣工作组一事当时确曾得到过毛泽东批准，毛泽东也绝不会同意让工作组到各学校去“灭火”，去抓“右派学生”的，而这些恰恰是刘少奇派工作组的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派遣工作组是刘少奇在文革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失策，也许是他这一辈子的最大失策。
从6月3日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起，至6月底，除极少数以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向各大学和中学派遣了工作组（少数未派工作组的学校则派遣了驻校联络员）。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通知：全国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以便学生们集中精力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一通知精神与工作组“灭火”的使命是相悖的，因为这一通知等于向全国昭告中央绝没有在短时间内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如果说，这个通知下发以前，各学校的校园里还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学生躲在某个“阴暗角落”里偷偷复习功课的话，那末，通知下发以后，学生们就对参加高考彻底死心（不仅是高考，所有大学和中学的期末考试统统取消了），全副身心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而工作组离完成“灭火”任务的使命也就更加遥远了。
2．工作组进校起初被视为反校领导学生的胜利
起初，反校领导的学生们对工作组进校是热烈欢迎的。首先，按照传统惯例，工作组一进学校，便宣布接管学校的党政大权，而原先的校领导事实上就处在了“靠边站”、接受审查的地位，这不能不被视为反校领导的学生们的重大胜利。其次，在中央和地方党政组织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同时，也对少数在前一阶段的“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中被证明是“罪行”严重，且“民愤”很大的某些校领导作出了组织处理决定，其中，著名的有原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等，被停职反省或撤销一切职务，北京和地方各省、市，都有一些大、中学校的校领导被上级正式下达文件停职或撤职，而这些组织处理决定通常是由进校后的工作组宣布的，这对反校领导的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鼓舞。因此，工作组进校后，在全国校园中普遍又掀起一轮新的批判校领导的高潮。
据了解，文革中最早的对学校领导和部分老师进行开大会批斗或戴高帽子游街（当时只限在校园内）的事件发生在工作组进学校之后，这是文革中最早出现的暴力和人身污辱行为。这些行为绝大多数属于少数激进学生的自发行为，主要责任不在工作组。文革期间的工作组一般倾向于恢复和维持学校正常秩序，其中，如6月18日发生于北京大学的对校领导的批斗和游街，北大工作组采取了制止并向立即上级报告的做法；但也有资料说，6月23日发生于师大女附中的对包括卞仲耘（文革中第一个活活被打死的老师）在内的校领导的批斗活动中，工作组则至少是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3．工作组的矛盾处境
工作组一进校就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十分矛盾尴尬的境地中。这种矛盾处境的根源来自派出工作组的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方省委（含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下相同，不另行说明）、市委领导人，归根结蒂来自于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人。
矛盾首先表现在他们在任何公开的埸合都必须表明自己是热烈地、无条件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是支持革命师生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使命是来“灭火”的。在决定派出工作组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象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
当时的各级党政领导人以及受命于各级党政领导人的工作组成员，绝大多数都对这埸运动心中无数，不知道发动这埸运动的意图和运动发展的方向，不知道这埸运动到底该怎么搞，甚至对这埸运动本能地有一种恐慌（当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提出“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个概念时，这些搞党政工作的人不可能一个个都麻木到无动于衷）。后来在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就派工作组问题作检讨时，说了句大实话：“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所以，刘少奇等赋予工作组“灭火”的使命是容易理解的。即使不能将全国校园里燃起的这把烧向党政组织的大火灭掉，也至少应将其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在决定派出工作组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还对运动作出了“八项指示”：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要打人和侮辱人；防止敌人破坏等，但偏偏这些“指示”只是上级口头传达下来，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的文件。
更重要的矛盾表现在对谁是阶级敌人的认定上，究竟是绝大多数校领导，还是那些反校领导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从工作组进校后的种种表现上来看，很显然，工作组以及站在工作组背后的各级党政组织领导人选择了后者。6月2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文革”报告时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批示要求，“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前述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派出的全国第一个工作组是6月3日进驻北京大学的，清华大学工作组的进校时间是6月9日，北京地质学院工作组的进校时间是6月15日，外省市的工作组进校时间应该比北京更晚一点。但是，6月23日，中共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抓学生中“牛鬼蛇神”的请示报告就已经送到了刘少奇的办公桌上，刘少奇也当即作出了批示，与工作组进校时间的间隔之短，甚至短到舍不得给“牛鬼蛇神”们哪怕多一点“表演”的时间和机会。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在决定派出工作组时，各级党政领导人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基本立埸：工作组不是去帮助学生们整校领导的，而主要地是去对付反校领导的学生的。其实这很好理解，没有一个党政负责人希望在自己领导的范围内绝大多数学校的校领导都是坏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这个党政负责人将置于何地？同样，也没有一个党政负责人不企图极力维护党政组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反对党组织就是反党”这是当时很多党组织成员以及围绕在党组织周围的群众积极份子的共识。
接着也就容易理解工作组进校后的一些反常现象（至少在当时的反校领导的学生中被认为是反常的）：这些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人，一方面口口声声支持师生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却对学校里的揭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各种活动丝毫不感兴趣，多方给学生设置禁令，把运动引向冷冷清清，道理很简单，一揭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势必要联系本校实际，一联系本校实际，就势必会增添校领导们的“罪状”和助长反校领导学生们的气焰；工作组一方面责令原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检查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一方面又背地里与原校领导“勾勾搭搭”（学生大字报语），而一些原校领导也从原来的垂头丧气而变得神气起来，对反校领导的学生摆出一副等待“秋后算账”的架势。渐渐地，学生们发现情况越来越不对，工作组开始在师生中“摸底”，对师生进行“左、中、右”排队分类，秘密召集所谓“左派”学生开会，或指派“左派”学生悄悄搜集其他师生的言行材料，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学生们的怀疑和不安。终于在部分学校引发了一埸“驱逐工作组”运动。
文革期间的工作组的形象很丑陋。据后来学生的大字报揭露，不少工作组负责人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甚至有的工作组成员行动鬼鬼祟祟，其实工作组成员的这些表现是由于其“公开说的事不是要做的，要做的事不能公开说”这个矛盾处境所致，与他们的个人品质无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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