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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运动始末·一司与三司的对抗(二)

江寒 · 2008-04-24 · 来源:
文革回忆作品系列 收藏( 评论() 字体: / /
 

红卫兵运动始末

第三阶段  一司与三司的对抗(续)

4.红一司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立埸

要谈红一司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立埸。得先从一副著名的对联谈起。

早在7月底,北京的某些中学里就出现了这么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披是“基本如此”。关于这副对联的“著作权”,据有关资料,最初是出自北大附中彭小蒙等人的“红旗战斗组”的某一名成员之手,一开始时的横披是“代代相传”,后来传播过程中被改成“基本如此”。当时与北大附中红卫兵争这副对联的“著作权”的还有北航附中红卫兵和清华附中红卫兵。

从对联的内容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出自高干子女的手笔,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能够被称为“英雄”的“老子”只能是指为打下红色江山建立过赫赫功勋的革命前辈们,别说那些中间阶层家庭的子女和“黑八类”子女没有胆量敢称自己的“老子”为“英雄”,就算是跻身于“红五类”的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他们的“老子”解放前给资本家做工,给地主当长工或佃户,当牛做马,也算不得什么“英雄”。

此副对联一出,群情大哗,那些一下子全体被打入“混蛋”行列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女所感到的委屈和不平自不必说,那些中间阶层家庭的子女也感到很大的精神压力,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些中间阶层家庭的成员很容易被混淆到敌对阶级中去,例如,资本家、黑帮(运动初期被打倒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中高层知识分子或工程技术人员)等原来不属于“黑五类”人员,在这一时期都被划到了敌对阶级中,以至“黑五类”的范围不断扩充,各地方出现了“黑六类”、“黑七类”、“黑八类”的名称。而且,当时的很多界限也比较模糊,例如,“小业主”(相当于现在的个体工商户)与“资本家”按什么标准来划分?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各单位的技术骨干或业务骨干与“反动学术权威”又如何区别?所以,这副对联使很多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感到了威胁和危机。即使在“红五类”子女,尤其是在“红五类”中的工农子女中,也有许多人不赞成这副对联,认为这样未免打击面太宽了,而且也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所以,这副对联贴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围绕赞成和否定这副对联展开的大辩论。这副对联的反对者和批判者认为,它体现了封建主义的“血统论”思想。

狂热追捧这副对联的是高干子女。尽管高干子女在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原因,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一些重点学校里,高干子女在这一时期的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领导机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这副对联在北京和各大城市的学校中迅速传播开来,并且被贴到了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司令部(或总部)的门框上,不仅如此,这副对联还被谱成歌曲,进行传唱,歌曲的结尾部分还伴以呐喊:“要革命,你就站过来!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那些狂热的高干子女们还将这副对联取名曰“鬼见愁”。

当时北京工业大学有一位学生叫谭力夫,时任该校文革筹委会副主任,其父亲是已经故世的高干(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位谭力夫与该校文革筹委会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刘京于8月12日合作写了一篇文章,热烈支持上述对联。在8月20日该校的一次辩论大会上,谭力夫又作了长篇讲话。谭力夫此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支持和论证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二是支持原北京工业大学以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他骂对立派“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谭力夫此人相当有才华,他的讲话言辞犀利、激情洋溢、雄辩滔滔,很多高干子女认为说出了他们想说的心里话,所以,该次辩论会后,《谭力夫讲话》的记录稿就被迅速传抄、张贴到北京所有校园,继而向全国校园扩散,而对联所代表的“血统论”组织路线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谭力夫路线”。

谭力夫路线或上述对联所代表的“血统论”也就是红一司的组织路线。当时各学校的红一司所属组织在吸收红卫兵时都采用了以家庭出身为标准划线的办法,原则上只吸收“红五类”子女,只有很少数被认为政治表现好的“中间阶层”子女被批准加入了红卫兵,而“黑八类”子女则一律不准加入。事情还不止如此,很快地,一司红卫兵就宣布剥夺“黑八类”子女参加“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即勒令“黑八类”子女们不得写大字报,不得参加大辩论,以及不得参加学校的其他许多活动。有些学校的红卫兵没收“黑八类”子女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理由是这些人学“毛著”会越学越反动),各学校都出现将“黑八类”子女从教室、从校园撵出去的情况,“狗崽子”成为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流行称呼,而一些红卫兵对“狗崽子”们拳打脚踢也成了家常便饭。

在少数学校(主要是中学)里,对“黑八类”子女的迫害更加严重。如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中学红卫兵对该校“黑五类”子女下达了五条禁令:(1)不许学毛著和毛主席语录;(2)交出自行车和手表;(3)降低工资到最低水平(12元以下),能活命就行;(4)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菜;(5)禁闭劳动;又如北农大附中的“8·26事件”,红卫兵将该校100多名“狗崽子”所带的《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全部抢走,并对他们施以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剪阴阳头,侮辱女同学等,一边打一边说:“叫你们这些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个别学校,将“黑八类”子女象奴隶一样押往郊区农村劳动;个别学校,将“黑八类”子女关入私设的“劳改所”,进行残酷折磨;还有个别学校,甚至发生将出身不好的同学活活殴打致死的事件。

实际上,参加了一司红卫兵的“红五类”子女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所谓“红五类”,包括了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类家庭。但是,前三类家庭出身的子女与后两类家庭出身的子女原来在学校里相处得就不和谐。在文革前的学校里,前三类家庭出身的子女是学生中的贵族,他(她)们往往有自己的小圈子,平时便目空一切,很少与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往来;而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却通常是学校里的贫困一族,在衣着用品、生活习惯、行为举止、思想方式等方面与前三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平时倒是与“中间阶层”出身的学生走得比较近。在红一司内部,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处于掌权地位,而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则往往被前三类家庭的子女看不起,处于被压制和被排挤的地位。在红一司内部,曾经出现过一个叫作“贫下中农协会”的组织,就是因为某些大学的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不堪忍受压抑而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有部分狂热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主张抛开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而成立更具“革命性”的“红三类”子女红卫兵组织,当时北京曾出现过一个叫作“首都帅将校军人子女红卫兵司令部”的组织,宣称加入该组织的红卫兵其父母的军衔最低必须在少校以上。红一司内部不同家庭出身的成员之间存在的矛盾,终于导致了10月份以后大批工农子女反出红一司。至12月份,红一司组织事实上处于土崩瓦解之势,留在红一司的剩余死硬派高干子女红卫兵这才不得不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个组织已经完全抛开了工农子女,公开亮出了纯高干子女组织的旗号,在“联动”所发通告后面的署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市委部分革命干部子弟  联合行动委员会”,可见,“联动”成员均由父母职务级别很高的高干子女组成。

“鬼见愁”对联所代表的“血统论”不仅体现为红一司的组织路线,也与红一司的政治立埸密切相关。红一司的政治立埸,简单地说,那就是:什么都可以反,就是不能反“老子”。原因很清楚,“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之所以敢称自己为“好汉”的唯一凭据,是因为其“老子”是“英雄”,如果“老子”被打倒了,依照上述对联的逻辑,“儿子”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混蛋”。正因为这个原因,一司红卫兵也被三司红卫兵讥称为“保爹保妈派”。

一司红卫兵在文革中被红三司的人骂为“保守派”,致使很多后来的文革史研究者望文生义,误以为这派红卫兵的特点是“思想保守”,其实是大错特错的。一司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女,因为能够得到大量一般老百姓无法知晓的来自中央高层的内部信息,因为根深蒂固的“自来红”思想且认为革命接班人非我莫属,因为平时养尊处优、有恃无恐、目空一切,往往敢说许多普通平民子女不敢说的话,敢做许多普通平民子女不敢做的事,所以,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当他们认为这次运动是整别人,压根儿想不到会整到自己父母及自己头上来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得特别积极、特别激进。最早喊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的是一司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是一司红卫兵的中坚,其重要成员后来也成为“联动”成员),创作《造反歌》并将其传唱到全国的是一司红卫兵,最早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在城市里游行的也是一司红卫兵。一司红卫兵最初的大字报往往充满着火药味,甚至显得杀气腾腾,大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概。他们什么都可以反,可以造“四旧”的反,可以造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的反,可以造学校里的校领导和教师的反,可以造运动初期被揪出的“黑帮”分子的反(运动初期最早被打倒的“黑帮”分子大多数是一些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可以造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旧知识分子的反,可以造苏联大使馆和英国办事处的反,等等,但唯独在对待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问题上,他们却站在了“保”的立埸。

当造反派学生组织冲击党政领导机构时,各学校的一司红卫兵组织便纷纷站出来发表“严正声明”,认为,有关中央部委或北京市委或各地省市委的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而且,通常会有大批一司红卫兵赶到现埸,为被冲击的党政机关“护驾”,从而引发两派的激烈冲突。笔者曾在杭州看到过一张文革时留下来的照片,照片上是几个一司的女红卫兵高举一面大横幅,上面写着“誓死保卫省委!”。对于各地造反派学生组织中击党政领导机构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是“狗崽子”企图翻天。

10月份以后,这些最早喊出“造反有理”口号的一司红卫兵便绝口不谈“造反”二字,因为这一时期,“造反”二字已经有了明确的含义,那就是“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随着一批党政高级领导干部被运动冲击、被点名批判,一司红卫兵便开始厌恶和憎恨“造反”。以至后来在“联动”纲领中宣称:要“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在冲击各级党政干部的问题上无疑也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但是,一司红卫兵当时力保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主要是出于维护高干子女这一特殊群体利益的需要,与他们在对待社会下层“牛鬼蛇神”心毒手狠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文革以后,某些原一司红卫兵吹嘘自己在文革中坚持了维护革命老干部的正确立埸,把自己说成是“反文革”的斗士,某些所谓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也对其这方面作了肯定的评价,实属无耻,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对待平民百姓时,完全是另一副面孔。

现在再来说说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待“鬼见愁”对联的态度。

据说在7月26日北展剧埸的一次中央文革成员接见学生文革积极分子(疑当时尚未普遍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大会上,彭小蒙在演讲中引用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当时在埸的江青随口接了一句“基本如此嘛”,据说,这也是该对联的横披从原来的“代代相传”改为“基本如此”的原因。

另一位中央文革主要成员陈伯达在8月2日接见围绕对联进行辩论的双方代表时指出,这副对联的意思是“不全面”的,认为“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陈伯达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理应如此”。

在8月6日天桥剧埸召开的围绕对联的辩论会上,江青却明确表态反对这副对联,并一再重复强调经陈伯达修改后的对联:“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又气又失望的对联拥护者会后找到了江青,拿出7月26日会上的录音带放给江青听,江青却矢口否认,说:“这不是我的声音。”并没收了录音带。

对于上述资料,我的看法是:

首先,这副对联的精神肯定是与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和方针背道而驰的。毛泽东早已明确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这副对联中所谓的“老子英雄”,谁都看得出来,是指当时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党政领导干部,狂热支持这副对联的又是一帮高干子女,而且,对联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出身不好的学生,甚至把中间阶层家庭出身的学生也排斥到革命队伍之外——有人比之于假洋鬼子对阿Q的“不准革命”,与毛泽东充分发动群众的意图相悖,明摆着是干扰斗争大方向。所以,作为文革前期忠实执行毛泽东意图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不可能站在支持对联立埸上的。某些研究文革史的所谓学者认为陈伯达和江青是文革中宣扬“血统论”的罪魁祸首,简直是无稽之谈。

其次,关于7月26日会上,江青在彭小蒙念对联时是否接口说过“基本如此嘛”这句话,现已无证据,但即使这件事确是真的,也只能算是失言,只能说明江青在第一次听到这副对联时,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尚未意识到支持还是否定对联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一个人在头脑发热时说错话也是常有的。到后来8月6日的辩论会上,此时的江青早已知道自己必须明确站在反对对联的立埸上。至于对自己已经说过的话矢口否认,也只是属于不够光明磊落的问题。

再次,陈伯达改对联这件事,也说明中央文革当时的矛盾处境,因为这副对联的狂热拥护者们当时是中央文革热烈支持的对象。对联的创——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等人——由于是反北大工作组的,尤其得到中央文革的青睐,江青甚至称彭小蒙等人为“小太阳”,对联的狂热拥护者中还包括了清华附中红卫兵,而当时正是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的时候,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也提到了彭小蒙和她的红旗战斗小组,其实,支持和扶持这批“小将”,也是毛泽东当时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所以,当时的中央文革既不能表态支持这副对联,又必须要保护这些“小将”们的积极性,不能对其有丝毫伤害。这才由素有“才子”之称的陈伯达委婉地对对联进行修改,以求化解这一矛盾。

但是,对联的狂热拥护者不肯体察陈伯达等人的苦心。就在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以后,对联的拥护者在这副对联的基础上,派生出了其他更多的把“血统论”推向更极端化的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至此,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中央文革企图通过改对联来化解矛盾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这副对联并不是少数学生思想认识上偏差的产物,它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某一个青少年群体的特权意识和政治利益,这个青少年群体就是“高干子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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